《刑事審判前程序研究》



第一章 刑事審判前程序的形成與發展

“審判前程序”這一術語在使用上有不同的理解。有時，人們將其用來表示法院受理案件到正式開庭審判之前的程序。例如，民事訴訟中的審判前程序，即是在該意義上使用的。在有些國家，基于審判中心主義，“刑事審判前程序”這一術語特指起訴之后法庭對案件進行審理之前的準備程序。有時，人們將其用來表示案件系屬法院之前的訴訟階段，如刑事程序中的偵查、起訴階段。本書考慮刑事訴訟的特點，主要在后種意義上，即訴訟階段的意義上使用這一術語。
從縱向上看，現代刑事訴訟活動表現為一系列首尾銜接、依次排列的訴訟階段。不過在有些國家，由于法官在起訴或決定將案件交付何種程序審理的過程中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有時其審判前程序與準備程序的界限相對模糊。刑事審判前程序是這一系列具體訴訟階段中的一部分，具體包括刑事程序的開啟、偵查、起訴等訴訟階段。

一、刑事審判前程序的形成

刑事審判前程序是刑事追訴活動發展到一定歷史時期的產物。在訴訟發展史上，初期的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沒有明顯的界分，其主要內容，像現代民事訴訟一樣，是法庭對案件的審判過程。后來，基于刑事追訴活動自身的特點，以及由此決定的訴訟職能的不斷分化，法庭審理之前開始逐漸延伸出一些專門的調查活動，作為規范這些審前調查活動的刑事審判前程序也開始相應地慢慢發展了起來。在刑事訴訟的發展史上，刑事審判前程序的凸現，與下列兩個因素密切相關：
其一，是國家權力對追訴活動的積極介入。國家權力對追訴活動的積極介入是形成刑事審判前程序的事實條件。從歷史上看，在人類社會初期，國家權力對訴訟的參與僅限于法庭審判。就刑事訴訟而言，案件交付審判之前，對犯罪事實的調查、犯罪證據的搜集、犯罪行為責任人的追查抓捕，國家權力一概不予參與。以傳喚被告人出庭應訴為例，在奴隸社會的刑事訴訟中，傳喚被告完全是原告方的責任，國家權力對此不會提供任何幫助。原告欲對被告起訴，應親自向被告傳喚。 《十二銅表法》規定，原告一般可于公共場所，用法定語言通知被告在訴訟日到法官前進行訴訟，被告應即遵從原告的要求；如果被告拒絕，原告得請第三人作證，牽之同往。若被告企圖逃避，原告有權施以強力，扭之前往。但如被告因年老或有病不能行走的，原告應備車馬，供其乘騎。但是，由于被告的住所具有不可侵犯性，原告不得踐越被告的門檻人內強制被告到庭，所以，在古羅馬初期，如果被告深匿家中，拒不出門，原告即無法對其進行訴訟。對此，最初法律并無救濟的辦法。后來，法官允許原告暫時占有被告的財產，以作為強制被告應訴的手段，但國家權力對被告強行進行傳喚，則是公元3世紀末以后帝政時期的事了。[1]因而，在原始的彈劾式訴訟模式下，由于國家權力沒有延伸到審前階段，刑事程序實際上僅限于法庭審判，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刑事審判前程序。
刑事審判前程序是國家權力積極介入追訴活動的產物，這一點在現代刑事訴訟程序中也可以從另一個方面得以證明。在現代刑事訴訟制度中，對于自訴案件而言，盡管在案件交付審判前，被害人也可能進行搜集證據的種種活動，在法律上卻并不存在獨立、明確的刑事審判前程序。這從另一個方面說明，刑事審判前程序的產生是以國家權力積極參與審判階段之前的追訴活動為前提條件的。可以說，國家權力對審前活動的積極介入是刑事審判前程序產生的必要條件。如果審前活動沒有國家權力的介人，法庭審判之前沒有延伸出獨立的審前追訴活動，也就沒有必要在立法上設置規范追訴活動的刑事審判前程序。
其二，是立法者對權力濫用的警惕，以及由此而生的規范審前調查權的要求。這是立法規定刑事審判前程序的決定性條件。國家權力對審前調查活動的積極介入雖然有其客觀必然的一面，但同時也為國家追訴權力干預公民的生活提供了可乘之機。尤其是在追訴犯罪、維護社會公眾利益的神圣外衣下，追訴人員更容易擴張地行使其手中的權力。因而，隨著審前調查權日益廣泛的運用，公民的日常生活越來越多地受到國家權力以追訴犯罪為名的干預和侵犯。為了維護社會正常生活的安寧和秩序，防止國家追訴權力的肆意擴張和濫用，立法者開始逐漸有意識地設置一定的程序來規范這些審前調查活動，從而促使了刑事審判前程序的萌生和發展。可以說，刑事審判前程序的最終形成，是以下兩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產物：一方面是國家權力對審前活動介入的領域越來越廣，介入程度越來越深，國家權力對公民權利逐漸形成了實實在在的威脅；一方面是社會公眾已經意識到審前活動中國家權力被濫用的可能，以及由此而生的規范追訴權力的要求。在訴訟發展史上，糾問式訴訟模式中，法官集偵查、起訴、審判權力于一身，不但主持著案件的法庭審理，還負責積極、主動地追查犯罪。該種訴訟模式中，在法庭審判之前實際上已經存在有一系列的調查活動，這些調查活動以收集指控證據為目的，在性質上明顯區別于法庭審判活動。不過，此時的訴訟程序并沒有審判程序和刑事審判前程序的明確區分，相反，法官的追訴活動被視為審判活動的一部分而不構成獨立的訴訟活動。[1]然而，恰恰是這一段黑暗、殘酷的歷史，促使了大陸法系國家較早地認識到規范審前調查活動的必要性。法國在大革命后，率先在立法上區分了法庭審理活動和審前調查活動，通過成文法典構建了區別于法庭審判程序的審前調查程序。[2]可以說，刑事審判前程序的最終形成是與“防止權力濫用”的現代法精神密不可分的。現代刑事訴訟程序為了防止國家權力的濫用，借鑒國家政治制度中分權以制衡的理念，將追訴權與審判權明確區分開來，并分別賦予不同的訴訟主體，從而促使審前調查活動在法律上具有了區別于庭審活動的獨立性，與此相對應，規范、調整審前追訴活動的程序也逐漸系統地發展了起來。
總之，一方面，社會客觀條件的發展變化決定了追訴犯罪必須借助國家權力對審前調查活動積極介入；另一方面，“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這一屢經歷史驗證的規律又客觀上要求必須規范國家追訴權力，以防止國家追訴權力的濫用。這兩種社會客觀需求的矛盾發展，促使了刑事審判前程序的萌生，并不斷地推動著刑事審判前程序規則的發展與完善。

二、刑事審判前程序的發展

兩大法系法律規定的刑事審判前程序在縱向調整范圍上曾一度存在著較大差異。在大陸法系國家，自法國1808年《重罪審理法典》以來，刑事審判前程序就一直是刑事訴訟法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內容上包括從發現犯罪消息開始，至將案件交付法院審判的所有追訴活動。而在英美法系國家，傳統上的刑事審判前程序卻只包括起訴等與法庭審判密切相關的訴訟活動；警察機關進行的偵查活動被視為行政行為， “在刑事訴訟立法和理論上，一般不把警察的偵查活動納入訴訟程序之中”。[1]然而，由于刑事訴訟內在規律的作用，兩大法系刑事審判前程序呈現出某些相互吸收與融合的趨勢。
在英美法系國家，隨著訴訟實踐的發展，自20世紀中后期開始，逐漸將警察偵查活動納入刑事訴訟的研究范圍，并加強了對警察偵查活動的程序控制。在英國，強調審前活動的主要原因，是基于規范警察權力和減少誤判(WrongfulConviction)的現實考慮。[2]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隨著英國上訴法院對70年代的一系列刑事誤判案件的重新審理和糾正，刑事司法制度成為社會各界議論和批評的焦點。人們一方面譴責刑事司法制度容易導致無辜者蒙受冤獄，不能真正保證公民，尤其是貧窮被告人的基本訴訟權利；另一方面，也發現這一制度并不能有效地懲罰犯罪，在洶涌的犯罪浪潮特別是恐怖主義犯罪活動面前，簡直有袒護放縱犯罪之嫌。為此，英國議會通過了一系列的重要法律，試圖對一些訴訟程序進行較大改革。其中，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內容之一就是刑事審判前程序。刑事審判前程序的宏觀變革主要以《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和《1985年犯罪起訴法》為標志。《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及據此制定的《實踐法典》，第一次為警察權力和犯罪嫌疑人權利提供了一個詳細的法律框架；《1985年犯罪起訴法》則改變了英國長期由警察負責刑事案件起訴工作的傳統。根據《1985年犯罪起訴法》的規定，警察在刑事案件偵查終結后，如果認為需要起訴的，應當將該案件的全部案卷和終結材料移送獨立設置的檢察機關，由后者決定是否向法院起訴。隨著英國偵查職能與起訴職能的分化，英國刑事審判前程序開始明顯區分為以下階段：警察偵查階段；檢察官復查(Review)并決定是否起訴階段；治安法官預審階段。
在美國，調整警察偵查活動的刑事審判前程序規則，主要是聯邦最高法院因強調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憲法性權利，而通過判例逐漸確立起來的。美國60年代司法革命之前，警察——尤其是承擔著絕大多數案件偵查工作的各州警察——的偵查活動，基本上不受訴訟法律的調整。1949年，聯邦最高法院在Wolfv．Colorado一案中曾試圖將第四修正案適用于各州，以要求各州政府在偵查活動中不得使用非法方法搜查和扣押，[1]但由于違法搜查、扣押所獲得的證據在法庭上仍然可以使用，因而該判例對各州警察的執法情況并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進入60年代后，在民權運動的推動下，基于保障公民平等享有憲法權利的客觀需要，聯邦最高法院通過mappv．Ohio(1961)一案，[2]正式確立了非法搜查、扣押所得的證據不得采納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從而以排除非法搜查、扣押的證據這一懲罰性手段，強行要求各州偵查活動遵守憲法第四修正案。緊隨其后，憲法第五、第六修正案也相繼對各州的刑事訴訟活動產生了影響。[1]1966年Miranda V. Arizona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進一步對警察訊問犯罪嫌疑人及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所享有的憲法性權利作出了明確性的規定。此后的25年中，聯邦最高法院以每年20-30個案件的速度，共作出了150件事關刑事訴訟程序的判例。其中，僅在1985年至1990年期間，有關第四修正案的判例就達43件。[2]這些判例借助證據排除規則的壓力，強行構筑了美國刑事審前活動所必須遵守的最低標準。隨著有關警察偵查活動之憲法判例的不斷發展，規范警察偵查活動的程序規則也逐漸成為刑事訴訟程序密不可分的組成部分，并日益受到美國學者的重視。總統執法與司法委員會于1967年公布的報告——《自由社會中的犯罪挑戰》中提出的“一體化”(System)理論，將警察偵查活動納入了刑事司法研究的視野，并對后來的刑事訴訟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3]美國學者杰姆斯·B．杰克伯認為，刑事訴訟程序包括三方面的內容：(1)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權利；(2)對警察的行為和其他刑事官員調查和控訴犯罪行為的限制；(3)刑事訴訟程序的構造和步驟。“在美國法律用語中，刑事訴訟程序既包括憲法、制定法和行政法對警察調查權(搜身、對物及地方的搜查、扣押和訊問)的限制，也包括刑事訴訟程序的正式步驟”。[4]
英美法系國家刑事審判前程序的形成，固然與其傳統上長期忽視警察偵查活動有關，但更根本的原因則在于，現代刑事訴訟中，審前活動對刑事案件的處理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首先，隨著犯罪活動的“現代化”，犯罪的隱秘性更強，偵破的難度相應增大，刑事案件的處理不得不更多地依賴警察的偵查活動。其次，由于警察偵查活動的好壞直接決定著程序的進展和案件的實體性處理，立法不得不賦予警察相應的偵查權限，以保證能夠及時、準確地偵破案件，并為以后的訴訟程序提供充分的證據材料。而警察偵查權限的擴大，則產生了規范警察偵查權的客觀需求。最后，犯罪數量的急劇增長，將所有案件都訴諸審判既不現實也非必要，因而，審前活動中對案件予以分流處理已經成為不得不面對的現實。
同樣是基于上述原因，大陸法系國家的刑事審判前程序也在原有基礎上發生著結構性的變化。大陸法系國家刑事審判前程序的變化，包含著兩個相輔相成的方面：一是由于預審制度的弱化或廢止所引發的刑事審判前程序構成要素的變化，即伴隨著預審程序的弱化或取消，檢察官在審前調查活動中的重要性開始凸現出來；二是隨著犯罪數量的激增，追訴難度的增大，警察偵查在刑事審判前程序中的地位和作用明顯增強。
在大陸法系國家，追訴權是從糾問式訴訟中法官的權力中分離出來的。大陸法系的第一部刑事訴訟法典——法國1908年《重罪審理法典》，將原糾問式法官的權力分成兩部分，并分別賦予預審法官和庭審法官，前者負責案件的正式偵查，后者負責案件的法庭審理，并對由此形成的不同程序階段實行不同的訴訟原則：在法庭審判之前的整個訴訟階段采取糾問式訴訟制度，在法庭審理中則采取控訴式訴訟程序。法國刑事訴訟法典對其他大陸法系國家影響至深，在刑事審判前程序上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其一是，開始將審判之前的追訴活動納入刑事訴訟法的調整范圍，而不是局限于法庭審判階段；其二是，實行職權分開原則，追訴職權原則上屬于檢察機關，預審職權由預審法官行使，審判職權則屬于審判法庭。根據該原則，除追訴現行犯外，檢察官、司法警察等偵查機關不享有強制偵查的權力。強制偵查權專屬于預審法官，而且由預審法官進行預審是某些案件的必經程序，只有經過預審法官預審確認有足夠證據的案件，才能夠提起公訴。因此，可以說，預審制度是大陸法系國家刑事訴訟程序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隨著檢察官和司法警察的職業化程度越來越高，以及強調裁判者應當處于中立和公正的立場的理念，傳統意義上的預審法官制度逐漸發生了變化，有些國家甚至廢止了預審法官制度。在法國，預審程序的適用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與拿破侖《重罪審理法典》相比，現行刑事訴訟法典規定的必須預審的案件范圍已經有了很大縮減。根據《重罪審理法典》第47條規定，對所有重罪和輕罪案件，預審都是一種正常的程序。而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典，只有重罪案件才必須進行預審，輕罪案件，除法定情形外，檢察官有權決定是否進行預審。在司法實踐中，實際進行預審的案件數量只占檢察官提起追訴案件的10％。[1]在日本，明治年間在法國學者巴索納德博士幫助下制定的1808年刑事訴訟法，模仿拿破侖《重罪審理法典》引入了預審制度。該法對重罪、輕罪采取不同的原則，重罪案件必須經過預審，輕罪案件則由檢察官根據案件“輕重難易”選擇是否實行預審。時至1922年大正刑事訴訟法，預審制度已經有所萎縮。該法典取消了必須進行預審的硬性規定，而將是否進行預審的決定權賦予檢察官，由檢察官根據案件的性質，依照其合理裁量，自由選擇預審程序或者省略預審程序直接進入公審程序。二戰后，日本參照美國法制對刑事訴訟制度進行改革時，完全廢止了預審制度。繼日本之后，德國于1975年、意大利于1988年分別廢除了傳統意義上的預審制度。
與預審制度日漸式微形成鮮明對照，在大陸法系國家，警察偵查在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變得越來越重要。對此，法國學者認為，“要想在實踐中避免警察展開初步調查，除非大量增加預審法官的人數，這樣作顯然毫無益處”。[1]在德國，檢察官是刑事訴訟法上的偵查權主體，司法警察只不過是檢察官的輔助偵查機關。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63條“只授予了警察機構采取初步措施的權利和義務。這意味著，每一調查程序必須毫無延遲地提交給州檢察局，接著由州檢察局接任調查程序的指揮權。實際上，由于警察機構具有必要的經驗，它一般獨立地進行調查直至提起指控”。[2]日本明治中期，受德國法的影響，檢察官是法律上的偵查主體，檢察官與警察是上令下從的關系。二戰以后，受美國的影響，開始承認警察為第一偵查機關，并限制檢察官的一般偵查指示權，警察與檢察官是一種協作關系。警察具有獨立的犯罪偵查權，負責刑事案件的第一次偵查。”[1]
警察偵查的日益重要是一種不容否認的現實，但警察偵查活動的實際擴大也具有消極的一面。法國學者在承認警察調查確有存在必要的同時，已清醒地認識到了初步偵查的危險性。即“正是因為初步調查替代了預審，并且因此剝奪了預審程序中所安排的對犯罪嫌疑人提供的保證，所以，當初步調查的范圍擴大到性質上屬于預審行為的那些行為時，對個人自由來說，初步調查是有危險的。這種初步調查對社會利益也是有危險的。因為，即使在《刑事訴訟法典》作出改革，使初步調查具有原來并沒有的強制性效果之后，這種調查仍然不受某些有益于查明事實真相的手續的約束，例如，證人不需要在此時進行宣誓。[2] 法國學者所指出的這些危險性，在其他國家同樣存在。應當說，警察偵查在追訴犯罪活動的地位、作用越強，就更應當注意警察偵查對公民自由，尤其是已受到追訴的犯罪嫌疑人的自由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以及通過影響證據的真實性而對案件實體處理的不公正影響。因而，如何規范、控制警察的偵查權，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訴訟法課題。
總之，作為刑事訴訟程序的有機組成部分，兩大法系的刑事審判前程序呈現出相互吸收和融合的一般趨勢。表現在縱向構成上，兩大法系國家的刑事審判前程序都呈現一種階段化的趨勢。 在傳統上，偵查活動一般被視為起訴活動的準備，刑事審判前程序并沒有偵查、起訴的明顯區分。但是，經過近年來的改革，兩大法系的刑事審判前程序在縱向上日益分離為兩大階段，偵查活動主要負責案件的偵破和證據的收集，而起訴活動則重在對案件進行審查、分流。

三、刑事審判前程序的功能

在現代刑事訴訟中，隨著國家權力介入審前活動的深度、廣度不斷增強，審前活動對案件處理結果的影響力不斷增大，審判前程序在刑事訴訟中的作用也日益顯得重要起來。
首先，由于刑事審判前程序承擔著為法庭審判準備審判對象和裁判依據的重要功能，立法關于刑事審判前程序的設計，尤其是關于偵查權的配置，直接決定著一個國家追訴犯罪的實際能力；而刑事審判前程序中過濾機制的配置，則直接影響著普通國民不受濫訴權利的實現。
從法理上看，由于控訴和審判兩種職能的分離以及不告不理原則的貫徹，法官不得主動追究犯罪；沒有控訴，就沒有審判，法官不得自行啟動刑事審判程序，也不得超出控訴范圍進行審判。因此，盡管審判程序對于確定一個人是否犯罪具有決定性作用，但審判程序只能在刑事審判前程序的基礎上發揮作用。刑事審判前程序在時序上的優先地位，決定了如果刑事審判前程序沒有發現真正的犯罪人，審判程序就根本無法發揮其懲罰犯罪的功能。美國學者波斯納在談到起訴的準確性對無辜者的影響時曾經涉及到這一問題。他認為，“是否有許多無辜的人被判定有罪則可能取決檢察官對他們案件的甄別程度和細心。如果檢察官從來就沒有起訴過那些事實上無罪的人的話，那么即使證據標準可能如同人們所希望的那樣低，仍然不會有無辜者被判定有罪。相反，如果檢察官不進行甄別，而是對任何被指控的人都提出起訴的話，無辜者被判有罪的比例也許就很大，因為陪審團只需要合乎情理地肯定被告有罪就可判定他有罪”。[1]退一步講，即使刑事審判前程序將真正的犯罪人推人了庭審的視野，決定犯罪人是否受到懲罰的仍然不是法庭審理而是審前活動。因為從訴訟證明的角度看，在證明被告人有罪方面，“對訴訟結果起決定作用的所有實質性證據都是靠偵查程序收集的，而在偵查程序中犯的錯誤是根本不能在公開審理階段得到順利修正的，其結果便是，對被告人的賭注完全被下在了偵查階段而非公開審理階段。因此，我早就談到過，公開審理早已不是刑事程序真正的判斷中樞了，它無非指望著花了費用走個過場對偵查程序中產生的結果再加渲染而已，用沃爾德的說法，‘偵查程序是刑事訴訟的核心和頂點階段”’。[2] 可以說，刑事審判前程序所具有的發現犯罪事實、查獲犯罪責任人的能力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審判的對象、實體內容和最終結果，從而直接影響著一個國家追懲犯罪的實際能力。——“整個刑事訴訟程序猶如一座大廈，而偵查程序則如同這座大廈的地基。如果地基的構造不合理，不堅固，那么整個大廈就有可能發生傾覆。同樣，如果偵查程序的構造不合理，不堅固，那么整個刑事訴訟程序就有可能發生偏差，甚至導致出入人罪。中外刑事訴訟的歷史已經反復證明，錯誤的審判之惡果從來都是結在錯誤的偵查之病枝上的”。[3]
從實踐上看，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與犯罪人是否具有同一性是解決被告人刑事責任問題的關鍵。在傳統社會，個人的活動范圍和活動能力相對狹小，人與人之間的社會交往活動也比較固定，犯罪案件發生后，確定犯罪人的難度通常不會太大。與此相應，一般情況下，為了確定被告人刑事責任所必須進行的審前調查活動并不復雜。而現代社會則與此顯著不同。現代社會最大特征之一即在于“公社性和世襲性集團的普遍瓦解，通過這種瓦解在社會中造成更大的個人社會流動和更加多樣化的個人活動領域”，[1]即社會人員之間的流動性不斷增強和個人成員活動空間的不斷擴大。在這種社會條件下，人與人的關系十分復雜，每個人的活動空間都很大且很不固定，而犯罪又往往是在這龐大的個體生活空間中隨機發生的，具有明顯的偶然性特征，因而，意圖準確地確定行為責任人的難度必然成倍地增加；與此同時，刑事責任人的確定已經不再限定于親身實施具體的禁止性行為，所以，意圖懲罰所有的犯罪責任人就更是難上加難。而另一方面，隨著現代科技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已經滲透到普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成為現代生活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現代科技給人們帶來便利的同時，客觀上也為犯罪活動的實施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方便，并導致了“犯罪的現代化”。“犯罪的現代化”不僅僅表現在犯罪手段、工具的現代化，而且意味著犯罪主體能力的現代化，即犯罪主體的思維方式、犯罪能力、反偵查能力等多方面的現代化。這些變化大大增加了偵破犯罪的難度。從這一角度講，在現代社會里，能否揭露犯罪、懲罰犯罪，揭露、懲罰得是否準確，在很大程度取決于審前的調查活動而非法庭的審理活動。換句話說，一個國家刑事訴訟程序追懲犯罪能力的高低，越來越依賴于其刑事審判前程序的程序設計是否能夠保證審前活動積極、有效地進行。
其次，就保障人權[1]而言，審判前程序的構造及其主體間權利義務關系鮮明地體現了一個國家對個體人權的尊重程度，并對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具有決定性意義。英國學者斯蒂戊認為，“刑事訴訟體制具有某種憲法意義：該體制的實際運作，為檢驗一個社會內部的公正程度和個人與國家之間關系的公正程度提供了標準”。“刑事訴訟程序不僅僅事關當事人之間的公正——它還是法律不僅約束著個人，而且也約束著國家這一‘法治’理想的直接體現”。[2] 這種憲法意義在審前活動中表現的尤其明顯。在審前活動，尤其是偵查活動中，程序的進行直接關系著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權、財產權等諸多憲法性權利，特別是犯罪嫌疑人的憲法性權利。[3] 因而，從宏觀上看，立法允許國家權力為了追訴犯罪對公民憲法性權利干預的深度和廣度，以及國家權力侵犯公民憲法性權利后的實際處理方式，直接表征了一個國家是否尊重個體權利及其尊重的程度；從微觀上看，在大多數案件中，被追訴人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公民，不可能像法學家那樣嚴格地將刑事訴訟活動區分為審判階段和審前階段，訴訟活動中的不公正處遇，無論是發生在審前階段還是發生在審判階段，對他主觀感受的影響都是一樣的，都屬于訴訟不公正。即使從訴訟法學者的視角出發，如果刑事審判前程序已經使被追訴人的合法權益損害殆盡，審判程序設計得再精致，也只能是一種事后的救濟。“訴訟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的觀念決定了刑事審判前程序在保障人權問題上必然具有與審判程序同等的重要性，而刑事審判前程序所處的時序地位，則決定了刑事審判前程序的人權保障比法庭審理具有更為重要的地位。由于刑事審判前程序在時序上處于審判階段之前，經歷刑事審判前程序處理的案件數量遠遠大于進入審判程序的案件，從實際效果上看，審判程序的公正只能為相對少數的人所感受，而對于未進人審判程序的案件而言，刑事審判前程序的公正與否卻是一種真實的感受；另一方面，在個案中，刑事審判前程序所收集的證據總是會以這樣那樣的方式對案件的最終處理結果造成直接、間接的影響，刑事審判前程序的公正性還通過證據這一載體，直接影響著審判程序的公正程度。因而，在某種程度上，刑事審判前程序對人權保障的程度比審判程序更能鮮明地表征一個國家刑事訴訟程序保障人權的價值取向和實際能力。
其三，隨著犯罪數量的激增，審前活動不得不越來越多地擔負起減緩審判壓力的功能，刑事審判前程序必須對此作出必要的回應。在西方國家，犯罪數量的不斷激增已經先后成為各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沉重負擔。根據英國內政部統計，英國警方1993年登錄的犯罪總數是5 317100件，1980年為2 520600件，1970年為1 568 400件，1960年和1950年則分別只有800 300件和 479400f~。不難看出，英國犯罪數量幾乎是以每十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長著。其中，僅在1983—1993年，強奸犯罪的增長率即為13．2％，毒品犯罪的增長率為11．5％，嚴重的暴力犯罪的增長率為10．4％，搶劫犯罪的增長率為10．1％。[1]在德國，犯罪數量一直都處于持續上升的趨勢，自80年代初期以來，刑事犯罪的增長勢頭變得更加迅猛，十年間，犯罪數量激增200多萬。根據德國警方的犯罪統計，1986年只有4 367 124件，而1996年的犯罪案件總數為6 647 598件。[2] 此外，在犯罪數量激增的同時，犯罪的式樣也在發生著質的變化。有組織犯罪、跨國犯罪、毒品犯罪、經濟犯罪等犯罪案件在刑事案件中所占比重越來越大。這些犯罪案件偵破難度大，調查取證困難，法庭審理所需要的人力、財力也相對較多。
犯罪數量、式樣的變化，給各國刑事訴訟制度帶來了沉重的壓力。為了減輕對法庭審判的壓力，各國紛紛設計新的案件處理方式，以求分流部分案件。因為如果根據傳統的訴訟正義觀將所有的案件不加區分地交付審判，其結果可能造成刑事審判制度的癱瘓。在美國“辯訴交易”的爭論中，主張將辯訴交易合法化的學者最有力的理由即在于此。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71年圣特貝爾訴紐約一案的判決中指出：“如果每一項刑事指控均要經受完整的司法審判，那么州政府和聯邦政府需要將其法官的數量和法院設施增加不知多少倍。”[1] 聯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倫·伯格說的更為具體，“即使將使用辯訴交易的案件比例從目前的 90％降低到80％，用于正式審判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等司法資源投入也要增加一倍，這既包括對法官、書記官、法警、陪審員數量的要求，也包括對法庭審判場所設施的要求”。[2]
在法國，立法通過確立“追訴適當制度”，賦予了檢察官對刑事案件是否進一步推進追訴的決定權。《法國刑事訴訟法典》第40條規定，共和國檢察官受理告訴與控告，并審查、確定應當作出的適當處理。盡管檢察官在作出推進追訴的決定后不得再行變更，但在其作出該項決定前，“原則上，……可以自由選擇這一或那一決定”，[3]即自由地選擇不予立案決定、進行調解的決定或追訴決定。在德國，面對犯罪數量激增的客觀現實，如何既能縮短刑事訴訟程序、減輕司法壓力，又能解決犯罪案件，成為德國司法領域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在學者提出的解決辦法中，最重要也是最現實的解決途徑之一就是賦予檢察官一定的起訴裁量權，以求在審前階段分流、消化掉多數的犯罪案件。[4]意大利1988年刑事訴訟法典確立了一系列簡易程序，希望借此實現分流案件、減緩庭審壓力的目的。在五種簡易程序中，其中有三種是不經過正式的法庭審理而在刑事審判前程序中予以解決的。以最為重要的簡易審判程序為例，根據意大利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該程序的適用范圍極其廣泛，[1]且適用方式簡單，即經公訴人同意，被告人可以要求在初步庭審中結束訴訟。也就是說，只要公訴人和被告人一致同意，刑事案件可以在偵查終結移送審查以決定是否交付審判的訴訟階段，不經過正式的法庭審理而由主持初步庭審的法官作出與正式庭審同等效力的正規書面裁判。
審前分流機制的確立，在很大程度上已經改變了刑事審判前程序的傳統角色。在傳統意義上，刑事審判前程序只具有程序意義，即對于應予追懲的案件，只是為案件的實體處理準備判斷的材料和裁判的對象。而審前分流機制確立后，刑事審判前程序已經不再僅僅具有程序上的法律價值，而是直接決定著部分應予追訴案件的實體處理結果。如果著眼于案件的數量，刑事審判前程序已經不再是審判程序的配角，而是具有自己的舞臺并對實體公正發揮著直接影響的重要階段。


[1]周木丹：《羅馬法原論》，商務印書館1996年版，第865頁，第889頁，第920頁。
[1] 陳光中教授在《中國古代司法制度》一書中指出，“中國古代的司法，沒有設立專門的偵查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在審判之前，沒有專門的偵查程序，基本上是偵審不分。”第47頁。
[2] 參見(法)卡斯東·斯特法尼等著、羅結珍譯：《法國刑事訴訟法精義》(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頁。
[1] 陳光中主編：《外國刑事訴訟程序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頁。
[2] AndrewSanders&RichantYotmg：CriminalJustice，Butterwoflhs(1994)，P·1．
[1] 338U．S．25(1949)．
[2] 367U．S．643(1961)．
[1] ES．Malloy v．Hogan，378 U．S．1(1964)；Duncan v．Louisima，391 U．S．145 (1968)．
[2] CraigM．Bradley，The Failure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Revolution (1993)，p．49．
[3] Sarauel Walker，Popular Justi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231．
[4] James B．Jacob：Criminal Law，CriminalProcedure，and Criminal justice，in Alan B． Morrison ed．Fundamental of American Law (1996)．
[1] (法)卡斯東·斯特法尼等著、羅結珍譯：《法國刑事訴訟法精義》(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18頁。另外，理論界關于是否應當廢除預審制度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爭議。在1993年1月4日的法律中，一度廢除了預審制度，但1993年8月24日的法律又予以恢復。
[1] (法)卡斯東·斯特法尼等著、羅結珍譯：《法國刑事訴訟法精義》(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頁。
[2] 宋冰編：《讀本：美國與德國的司法制度及司法程序》，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71頁；(德)約阿希姆·赫爾曼、李昌珂譯：“《德國刑事訴訟法典》中譯本引言”，《德國刑事訴訟法典》(中譯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頁。另外，鑒于刑事案件偵查的實際情況，1978年德國司法內政部長會議所屬的聯合委員會曾向議會提議，主張重新調整檢察官與警察的法律關系，賦予警察獨立偵查的決定權，廢止檢察官對于警察的直接指揮權，廢止警察于調查終結后應及時將案件移送檢察官的義務等。這一議案雖被否決，卻說明了德國警察的偵查活動在追訴犯罪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的現實。參見(日)田和俊輔：《一九七八年以降西德檢察官的地位與刑事警察關系考證》，《刑法雜志》第26卷第3、4號，第429—430頁。
[1] (日)平場安治等著：《注釋刑事訴訟法》(中)，青林書院發行，平成元年全訂新版三刷·東京，第8-23頁。
[2] (法)卡斯東·斯特法尼等著、羅結珍譯：《法國刑事訴訟法精義》(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頁。
[1] (美)波斯納：《法理學問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274頁。
[2] (德)勃朗特·舒乃曼：《警察機關在現代刑事程序中的地位》，《研究生法學》2000年第2期。
[3] 李心鑒：《刑事訴訟構造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頁。
[1] 1960年在日本箱根舉行的“現代日本”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與會代表為社會現代化確立了八項基本標準。其中之一就是“更大的個人社會流動和更加多樣化的個人活動領域”。參見C'E布賴克：《比較現代化》，自由出版社1976年版，第148-149頁。
[1] 對于保障人權的具體內涵，我國與西方國家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在西方國家，保障人權主要指的是保障被迫訴人的人權。我國訴訟法理論一般認為，在刑事訴訟中，人權保障的內涵大體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保護一般公民的合法權益。第二，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第三，保障所有訴訟參與人，特別是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訴訟權利得到充分行使。第四，使有罪的人受到公正的懲罰，即做到程序合法、事實可靠、量刑適當。參見陳光中、嚴端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與論證》，中國方正出版社1995年版，第82—83頁。本書中，保障人權一般是在保障被迫訴人人權的含義上使用的。
[2] SteveUglow，CAminalJustice，Sweet&MaxwellLimited 1995，pp．25—27．
[3] 在此，需要強調的是，盡管事實上的犯罪人更有可能成為犯罪嫌疑人，甚至從經驗上看，犯罪人成為犯罪嫌疑人的概率極大，但在具體案件中，根據這種高概率卻無法預先確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是事實上的犯罪人。因此，必須牢牢記住一點，在法律上，犯罪嫌疑人僅僅是一種法律角色，代表著一定的法律地位，而在實踐中，被指控為犯罪嫌疑人的人則是從普通國民中產生的，而且往往是被強制性地納入訴訟軌道而作為犯罪嫌疑人出現的。
[1] Steve Uglow，Criminal Justice，Sweet&Maxwell Limited l995，pp．60～61．
[2] 德國警方1997年統計圖表。參見徐久生著：《德語國家的犯罪學研究》，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頁。
[1] SantobelloV．NewYork，404，U．S．251，260(1971)．
[2] JeffreyJ．Miller，“Plea Bargaining and Its Analoguesunder the Italtalian Criminal Peocedure Code and in the United States"，22N．Y．U．J．Int’LL&P01．215(1990)．
[3] (法)卡斯東·斯特法尼等著、羅結珍譯：《法國刑事訴訟法精義》(下)，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03頁。
[4] 德國從1964年開始賦予檢察官起訴裁量權以來，檢察官的起訴裁量權越來越大，并逐步擺脫了來自法院的控制。根據德國1997年的統計資料，在檢察機關處理的案件中，提起公訴的案件僅占全部案件數的12．3％，其他案件或者以證據不足撤銷的案件占26．7％，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53條A作出附條件不起訴的占5．7％，其他原因作出不起訴的占21．3％，申請處罰令的占15．6％。
[1] 立法者甚至希望將可能判處無期徒刑的案件也納入其適用范圍，但由于意大利憲法法院裁定該項規定違憲，現在，該程序適用于除了終身監禁以外的任何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