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權利話語與權力技術之間—中國司法的新思考》



誰為主體 如何正義——對司法之主體性理念的論證

人的行動，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時候都同樣看作目的，永遠不能只看作是手段。

——康 德

在這樣的現象后面，正在發生一般民眾從司法作用的客體向主體轉化，并積極動員審判來實現對一般政治過程進行參加的意識革命。

——棚瀨孝雄

司法制度為誰存在，訴訟制度緣何改革?在司法理論中，這無疑是根本之根本。然而，受制于司法權威神圣觀，此一問題并未得到全面審思。有鑒于此，本文將在考察法治國家司法運作理念和制度的同時，從政治哲學角度重新檢視。希望我們提出并闡發的賦予和保障公民主體性地位、服務公民的司法理念有助于司法面目的轉變。

一、何謂司法之主體性理念

司法之主體性理念，是指在司法制度①的構建與運作中，尊重公民和當事人的意愿、保障其權利和自由，維護其尊嚴，讓其發揮決定、支配和主導作用，避免淪為客體的司法價值觀。
司法之主體性理念的基本要求有以下方面：(1)公民決定司法制度的構建，主導司法改革的方向和進展；(2)司法制度之設計和改革應當便利公民、不辜負民眾的期待；(3)在司法程序中，以公民和當事人為中心主體；(4)司法機關開展活動應當以“為當事人服務”為宗旨。
首先，公民決定司法制度的構建，主導司法改革的方向。它包括兩個層面：其一，依民主政治的要求，主權在民，司法權的運作亦應由公民決定和行使。因此，司法制度的建構、司法程序的內容，當由公民以表決等直接或間接方式最終決定。同時，公民有權直接或間接參與司法活動，行使司法權。其二，由公民主導司法改革的方向和進展。這就要求司法改革方案的確定和實施以公民的意志而不是以司法機關的意愿為轉移。同時，對于司法改革的評價，亦應當以公民的標準為標準。相應的，應當將司法機關和法官的行為而不是公民的行為作為變革對象。②
其次，司法體制設置以及相關制度的建構應便利公民。所謂便利公民，一方面是指便利公民接近司法，即賦予和保障公民的訴訟權，使其首先能夠快速、有效的進入司法軌道。另一方面則是指便利公民參與司法，這就要使公民在司法程序中能低投入、高效率地行使權利。因此，司法機關和法官的行為應當具有經濟性；司法體制和司法程序應當簡易和流暢；司法規則和司法語言應當明白易曉，以免當事人在訴訟中恍若置身迷宮，不明就里。
再次，在訴訟中，以公民和當事人為中心主體。這可從兩個層面把握，第一個層面，公民和當事人不是司法之客體或手段而是主體，不能將公民和當事人置于被處置，被壓迫甚至被凌辱，任由宰割的地位。更進一個層面，公民和當事人是第一位的主體、中心主體或者說最主要的主體。也就是說，僅僅使公民和當事人在司法中不成為客體是不夠的，更要使其成為司法主體中的主體、第一位的主體。因此，當事人應成為訴訟活動的實質參與者和主要支配者，整個程序都尊重當事人的意志和尊嚴，保障其行為自由。誠如有學者所言：“作為裁判者的法官如果承認和尊重被告人，被害人的訴訟主體地位，就會給予他們獲得公正聽審的機會，使他們充分有效地參與到裁判制作過程中來，成為自身實體權益乃至自身命運的決定者和控制者。……被告人、被害人及其他社會成員也會對這一審判過程的公正性和合法性產生信任和尊重”。①
最后，在訴訟中，司法機關和法官應當貫徹為公民和當事人服務的宗旨。即從第二位主體、服務性主體的定位出發，將工作重心放在為公民和當事人提供司法服務上。以他們服務質量高低作為評價其行為的標準。這意味著清除司法權神圣觀，彰顯其公共服務性質。為此，司法機關和法官不僅應支持和促進當事人的意志與行為，最終使公民和當事人的權利得到救濟，而且還要使公民和當事人受到體面和尊嚴的對待。故法官的角色和行為型態不僅要恪守中立性、消極性，更要有親和性，這樣才會使當事人感受到在一個公正，透明的“法的空間”受到了應有尊重，提高裁判的正當性和信任度，避免司法游離民眾意愿。
就訴訟領域看，主體性理念對刑、民訴訟均有要求。在民事訴訟中，主體性理念既要求應由當事人提出訴訟請求，提供證據資料，平等對抗主導訴訟發展方向，也要求賦予當事人決定各項事務的處分權，最終形成裁判結論的辯論權。即“對于關涉其權益、地位之審判，均應受尊重為程序之主體，享有程序主體權，并應被賦予參與該審判程序為充分攻擊防御、陳述事實上和法律辯論等機會，藉以影響裁判內容之形成，而避免受對造所突襲及防止發生來自法院之突襲性裁判，使不致在程序上被處分為受支配為客體。①由此便有英美法系的對抗式辯論、大陸法程序“當事入主導”之制度設置。歸根到底，主體性理念在民事訴訟中要求賦予當事人而不是法官從事主要訴訟行為的權利。
主體性理念同樣適用于刑事訴訟。黑格爾指出，刑事審判“不是把罪犯看成是單純的客體，即司法的奴隸，而是把罪犯提高到一個自由的、自我決定的地位。”②但注意，刑事訴訟的要求有別于民事訴訟。雖然它也要求保障刑事程序中的當事人程序主體權，但主體性理念更多體現在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實行無罪推定、維護其尊嚴方面。因此，在刑事訴訟中，主體性理念要求建立以人權保障為核心、尊重“人的尊嚴”的制度和技術規范：諸如沉默權制度，抑制口供效力原則、強制措施的令狀主義、公訴人承擔舉證責任原則，被告人辯護權保障、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禁止雙重追訴等等。

二、主體性理念的確立：歷史、政治與社會之分析

司法之主體性理念的確立絕非偶然，有著十分深刻的原因，在此試從以下方面論述：
(一)從歷史的角度分析
在某種程度上，司法之主體性理念與人的主體性的弘揚密不可分。人的主體性之確立過程就是司法之主體性理念的型塑過程。人的主體性之確立有一個發展過程。它經歷了一個由理念存在到實然享有、由少數人為主體到多數人為主體、由主體性不充分到主體性充分、由適用的領域有限到廣闊這樣一個歷史過程。正是在這種歷史發展機制的強力推動下，近代以來特別是在現代社會，主體性理念落腳成為諸多國家的司法指導理念。
哲學意義上的“主體”概念①是基于人對自身認識的逐漸清晰而產生的，它折射著“人在宇宙中的地位”②以及人與人關系的變化。在蒙昧時代，人在相當程度上缺乏主客觀區分的意識。隨著歷史的演進，在人類思維意識和實踐中，開始區分主體、客體，但在實踐層面，由于等級制與專制的存在，大部分人被視作客體，羅馬發達的奴隸交易市場即為例證。
毋庸置疑，這種狀態隨著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的興起而有了變化，并在啟蒙時代發生質變。有學者甚至斷言：“啟蒙時代是主體性意識大大得到了弘揚的時代，也是個性意識大發展的時代，人類幾千年歷史幾乎找不到哪一個時代像啟蒙時代的人一樣主體意識這樣強烈”，①在這一時期，理性的思維促使著人的自主性和積極性在宗教、法律、文學、政治事務等領域全面復蘇：自由、民主和科學思想逐漸成為主流意識；新教信仰者宣稱每個人可以自己的方式閱讀和理解《圣經》，每個人都可直接與上帝對話，每個人都是一個可能世界，都可能是耶穌的化身；在政治領域，啟蒙思想家們則反對世俗專斷和教會獨裁，以社會契約論為知識手段，鮮明地提出了“天賦人權”、“主權在民”、“三權分立”的政治主張，他們要求建立民主政體，以使人的權利和主體性地位在制度上，實踐上得到確立和保障；相應，在法律領域，羅馬法全面復興，私法體系全面建立，摧毀專斷司法，實行文明和公開的審判成為強烈呼聲。逐漸地，這些要求與主張都在相當程度為相關國家所接受，并外化為各種政治、經濟與法律制度。
必須指出，從思想性的角度看，笛卡爾與康德對主體性理念的理論論證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笛卡爾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將“我”作為理性的主體、視為理解整個世界出發點的觀點，是對主體性理念的有力論證。
至于康德，可以說是歷史上最早地全面闡釋人之主體性的一
位思想家。他第一次對主體性理念進行了詳盡論證。他從理性出發解釋自由、論證人的主體性：在區分主體與客體的二元論的前提下，斷言人是雙重存在物。一方面作為感性存在物，生活于感性世界，服從自然因果律；另一方面作為理性存在物，生活于精神世界，遵循自由道德律。因此，目的性和自由就成為人的本質特征。他說，“人的行動，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時候都同樣看作目的，永遠不能只看作是手段。①他還論證了人擁有源自理性和人性的天賦人權，認為每個人都是權利的主體②。這樣，人依憑理性而為主體的思想清晰可見③。
進入現代以后，思想家們繼續宣揚著主體性理念。其中，麥克塔格特甚至說：“個人才是目的，社會不過是手段”，國家“只有作為一種手段才有價值可言”，如果賦予國家終極價值，那就是“偶像崇拜”、“就像崇拜一根下水管道一樣”。④由于現代社會工業化和科層化的擴張和發達，個人往往如被壓抑與操縱之機器，因此，不管自由主義者，還是新馬克思主義者或是無政府主義者，都承認個人自主，強烈地抨擊著這種本末倒置的社會現象。主體性理念以不同形式得到了強調和呼吁。柏林對積極自由的定義是，“我希望成為一個主體而不是客體；我希望由我自己的理性和我自己的自覺意志來推動，而不愿受強加給我的外部力量的驅使”。①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弗洛姆在《健全的社會》中都認為人在社會中被物化了，成為市場上的交易物，因此極力主張恢復人們正在迅速喪失的自主。②哈貝馬斯則非常重視作為交往行為之一的語言行為對于主體性以及互主體性的促進作用③。
盡管不斷地有人尤其是后現代學者們對現代思想家們有關主體的觀點進行了批評，④但是對于后現代論斷應有一個清醒認識，實際上，“后現代或是由于指出現代性的諸多缺點，誘使直面現實的現代性學者去尋找解決的方法，或者是為在現代性中找不到根據的理論提供依據，誘使一些現代性的學者傾心相向”⑤。就他們對主體性的看法而言，綜其要義，無外乎批評現代社會并沒有真正地使人占據主體的位置，因此應當使人真正成為主體。在我們看來，他們實際上與現代思想家們的觀點如出一轍，并不是不提倡人的主體性。其中，后現代的建構派實際上擴展了傳統的主體。
(二)政治分析
確立司法主體性理念同樣有著深刻的政治方面的原因。我們這里著重從以下層面分析。
1．自民主政體角度分析
自民主政治的發展來看，贊同和宣揚民主政體的學者們如早期的洛克，盂德斯鳩，盧梭、聯邦黨人，他們關注的焦點始終是在人一物(自然或自然狀態)、人一人(公民)、人一國家這樣一個方向上延伸著，平等、自由、“主權在民”等理念和口號正是對這一系列核心問題追問后的產物。他們以契約論為武器，論證著人與共同體、公民與國家的應然關系。由于他們始終對古希臘和羅馬的民主政體無法忘懷，認定可行的國家體制是民主政體。因此，從民主政體提出的初衷看，它本身即是為維護、保障人的主體地位。
自民主政體的要求和內涵分析，民主政體是“主權在民”的國家制度，它要求以人民為社會和國家的主人，直接或間接行使政治權力，管理國家。相應地，在民主社會及民主政體中，國家的諸項權力都得維護和體現人民的利益。為公民服務、惟公民之意志是瞻。司法權乃國家權力之分支，自然不能與上述要求悖離。①所以，其一，應當由公民決定司法權的機制和程序并且直接或間接行使司法權力。“只有人民才可以審判他們自己，通過那些由人民在自由選擇下選舉出來的公民，代表他去審判，甚至專門任命他們去處理每一個司法程序或案件”。②要建立陪審參審、治安法官審理等平民司法制度或建立公民直接選舉法官或通過民意代表間接選舉法官的制度。其二，與之相應，司法權應當為公民服務。其三，司法的運作過程亦應是民主化的，審判的公開化，決策兼聽各方意見、決策根據及決策理由的評析闡釋等等都是司法民主的應有之義。
顯然，民主政體的司法制度體現了公民的主體性與國家權力的相對性。
2．依人權觀念檢視
近現代意義上的人權觀念發端于啟蒙運動。16—17世紀，人權更成為銳利的思想武器，打擊著專制和奴役。自此以后，人權觀念持久地影響著各國政治和法治建設，尤其對刑事司法的進步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
人權即人之為人的權利，人權保障的核心與目的無外乎仍是人的價值和尊嚴。所以，人權理念亦是奉人為主體。聯合國1993年維也納第二次世界人權大會所通過的<維也納宣言和行動綱領)明確指出，“一切人權都緣于人類固有的尊嚴和價值，人是人權和自由的中心主體，因而是實現這些權利和自由的主要受益者……”。顯然，依據人權理念，我們輕易便可推出人的主體性理念。既然人的權利如此重要，成為文明與野蠻的分野，成為一切現代社會與國家的立足根據，那么在包括司法內的各種國家活動、社會活動中以人為中心主體便是天經地義的。甚或可以說，主體性理念本身便是人權的一種具體表述角度與方式。
僅就刑事司法而言，如果觀察確立與保障人權的各項程序，我們便可發現它型塑了一個以人為主體的刑事司法體制。正因為此，有人總結到“現行各國的刑事訴訟制度普遍確立了被告人的訴訟主體地位，并通過不斷進行的刑事司法改革使這種訴訟主體地位得到鞏固、提高和加強。在某種程度上，刑事訴訟的發展史實際就是被告人人權保障不斷得到加強的歷史，也是被告人訴訟主體地位不斷提高的歷史。”①這就將人權保障與公民的主體性地位緊密的聯系在二起。盡管在刑事程序中國家刑罰權行使的要求使刑事司法頗具剛性色彩，但是主體性理念與人權保障互為表里，相互論證。如果我們要建立一個現代、文明的刑事司法程序就不能不以主體性理念為指導。德肖微茨認為，越是在危險的時候，越能顯示出一個社會的人權保障水平②。我們認為，只有一個國家的刑事程序賦予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主體性地位，才能說這個國家的司法是文明的、保護人權的。
3．公共服務的分析
從一定的角度看，國家乃是為社會與個人提供公共服務的主體。在國內已有人指出現代行政的方法更新之一即是從控制到服務，“控制是民主主義時代以前被貫徹的基本理念，無論是利益集團之間，還是民族之間、國家之間，都希望用征服、控制的方式實現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治理方式完全以服務替代了控制。”③同樣，將審判權和審判結果視為一種服務或產品，尋求糾紛解決的當事人也可視為司法之消費者。顯然，作為一種服務與被服務的交換關系，兩者地位平等，而且服務提供者必須提高服務的水平，滿足消費者的需要方可吸引服務的享用者。
在日本當下的第三次司法改革浪潮中，提出了“司法(法曹)在國民生活中應當發揮其作為醫生的作用”，①“以公民的社會生活上的醫生”為標準來確保法律家的的數量和質量②，就折射了這一觀點。日本學者小島武司鮮明地指出：“法院所面臨的任務是適用法律，而此舉的終極目的則在于針對其顧客——訴訟當事人的需求而提供其所需的服務。法院若忽視其向當事人提供合乎需求的服務而自我地從形式上去限定案件處理，則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③當然，其他學者如羅斯科·龐德在1920年代所著《普通法精神》中早已強調了司法的公共服務角色，他說“若不過分偏執并全面地理解17、18世紀的自然法理論，我們可以發現法律至上原則完全符合這樣一個觀念，即公共服務理論。公共服務，無論它是來自鐵路公司、市政公司或是國家，它都只是手段，而非目的。”④在我們看來，將審判視為一種產品或服務，將公民和當事人視為消費主體，法院和法官為服務者⑤實際上蘊含了“公民為司法主體”這樣一種深層理念。
總而言之，就主體性理念與上述種種支撐理念而言，其關系是相輔相成的，一方面主體性理念實際上是這些上述種種范疇的核心內容、公因式或交匯點。另一方面，司法之主體性理念是將民主，平等、自由、人權等公理向司法制度的引入和鞏固。更為重要的是，司法的主體性并不單純是人們對上述司法指導價值觀的邏輯整理，而是人們對理想司法的態度和意向之明確表達和弘揚——要求司法“以人為本”、服務公民。

三、司法之主體性理念的發展進程與現代實踐

在近代社會，受近代思想家的影響，主體性理念的含義和內容以不同方式得到表達與實踐，如近代民事訴訟立法奠基之作法國 1806年民事訴訟法典①以及以其為樣本制定的1865年意大利民事訴訟法典均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司法的主體性理念。就近代刑事訴訟而言，無罪推定、禁止刑訊逼供、沉默權原則和規定在各國的相繼確立和實施，亦是主體性理念的表現。“在十九世紀控訴式程序被歐洲大陸國家普遍采行后，被告人在程序法才開始有獨立的法律地位，成為一種訴訟主體(subject)。②
主體性理念真正作為司法實踐和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標而確立并大力推廣，則發生于當代社會，如自本世紀70年代持續至今的在世界范圍內掀起的便利公民、使訴訟朝向低廉有效的“接近正義”運動，便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主體性理念。其中，日本、英國正在推行和倡導的司法改革很典型。就訴訟領域而言，在這一過程中，又以民事訴訟的理論和實踐最為直接、明確。棚瀨孝雄就這一歷史進程曾這樣評價到：“司法的存在理由完全在于向國民提供服務這一似乎是理所當然的思想，因為包含著與近代司法的理念不相容的成分，所以一直未得到強調。但是在當代社會的條件下，這種思想開始了擴大再生產的過程。如果稍稍夸張一點，那么可以說，在這樣的現象后面，正在發生一般民眾從司法作用的客體向主體轉化，并積極動員審判來實現對一般政治過程進行參加的意識革命。”①
在此，我們重點對主體性理念在現代民事訴訟發展史中的表現進行論述，并以當前的日本和英國之司法改革作為樣本進行考察。
(一)主體性理念在民事訴訟理論中的發展
主體性理念在民事訴訟理論中的發展首先體現于傳統的英美程序中的對抗式庭審理論和大陸法系的“當事人主導”理論。及至當代，學者們為維護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的主體性地位，避免將當事人作為審判客體來看待，提出了衡量民事審判是否正當的依據不僅在于判決內容是否具有正當性，還在于民事程序本身能否保證當事人參與的觀點。換言之，他們以“保證當事人雙方作為對等的訴訟主體平等地參與程序，并在程序中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論據和證據”②這樣一個程序保障的程度作為衡量審判公正、正當與否之標準。在我們看來，民事訴訟中的程序保障實際上可以看做是與主體性理念相適應的民事訴訟制度結構與技術規則之總和，它的發展與鞏固也就是主體性理念的發展和壯大。
程序保障理論在日本和中國臺灣等產生了深刻影響。在日本，近來的動向是，井上治典教授“提出了以程序保障為民事訴訟目的主張，強調恢復當事人自治地位，重視糾紛解決過程中當事人的自律性”①這樣一個新當事人主義的思想，掀起了“程序保障的第三次浪潮”②。持有此點的訴訟法學者“把對當事人主體性，自律性的尊重置于最優先地位的角度，提出了重新全面估價現行民事訴訟制度的程序結構這一主張，并得到了法哲學，法社會學領域的一部分學者呼應。”③在中國臺灣，程序保障自80年代的防止突襲裁判理論“終于推演成為民事程序法的核心論題”，④據我們觀察，可以說，盡管其內容有一定變化，但其根本特點和宗旨——保障當事人程序中主體地位，卻一以貫之。
另外，中國臺灣學者邱聯恭在分析民事訴訟諸問題時，處處以“人為法的主體”⑤的法意識為基點，并進一步論述司法的建構和運行必須以尊重人的尊嚴為指導原理，指出：“國民是抉擇如何組成、運作司法制度的主體”⑥。可以預見，隨著主體性理念影響下的程序保障論之發展，民事訴訟將被逐漸地改造為更有利于當事人行使主體性權利的法律機制。
民事訴訟學者們還用主體性理念設想和構造著新的民事審判模式。棚瀨孝雄提出的具有反思性質的“意思自治的審判模式”便是代表。“意思自治”的審判模式是為保障當事人的主體地位，對傳統的“契約自由”和“意思自治”理念改造并引入訴訟內外，以解決糾紛的審判模式。它是以哈貝馬斯提出的“交往合理性”、通過交往以達互主體性理論為指導的。它的內在理路是：訴訟不僅僅意味著當事人與法官在垂直方向上的信息交換，“訴訟同時也是當事者之間在水平方向上進行信息交換的過程。”①因此，應構建區別于法官主導的，以當事人為程序主體的，以當事人雙方之向相互“交涉”和“對論”形成合意為中心的審判模式。在棚瀨看來，這種模式能夠統合自由(可以理解為當事人的純粹自由權利，引者注)與連帶(可以理解為當事人之間在審判中的相互制約，引者注)，既尊重了當事人的意思和主體性權利，又能引起參加“交涉的主體”之反思，甚至能創造法律規范，最終提高審判的正當性和親和力。
實際上，棚瀨提出的另一審判模式——“參加模式”，也是賦予當事者主體性地位、保障其平等對話的審判模式。其實質與“意思自治”模式相似之處甚多。它們均是為了打破舊的“嚴格適用法律模式”帶來的司法與民眾的隔離。即“回答當代社會對審判功能的要求，使司法制度獲得活力，有必要以強調當事者主體性和保障通過平等公正的對話來解決復雜問題的程序為核心的參加模式來代替原來的嚴格適用法律模式。”①因此，這兩種理想型的審判模式是響應司法主體性理念的審判模式。季衛東曾經對棚潛孝雄法學觀點作出的評價可作為印證，“在日本法制現代化的長期實踐中，被變革的對象實際上是民眾的行為方式，而不是國家的權威結構；這種事實一直得到大多數法學家的默認。現在，棚瀨孝雄提出了相反的法學主張：把民眾的行為擺到主體位置，把國家的權威結構作為變革的對象。”②
(二)主體性理念在當代司法實踐中的考察：以日本和英國為樣本
必須指出，主體性理念直接指導和影響著當今多國的司法改革，尤以日本，英國為甚。如日本自1999年7月開始的第三次司法制度改革便鮮明地提出了：“使國民從司法的客體地位中擺脫出來成為統治的主體”的目標③。同樣，以保守著稱的英國在1996年至1999年在“以人為本”的理念指導下對民事訴訟制度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也十分具有代表性。
1．日本
日本在二戰后就已進行了三次司法改革。戰后為第一次。進入60年代后，進行了第二次，并一直在持續進行。其中，1996年修改了民事訴訟法，以為國民提供更為平易、便于進入的民事司法為目的①。但日本的司法現狀卻依然不理想：法院和法官不堪重負；訴訟遲延、成本過高，導致國民不滿；法曹人員少，不能滿足需求；解決途徑滯后于新型的社會矛盾和糾紛”②。
1999年7月，日本在內閣專設了排除法官和檢察官參加的“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會”，開始第三次司法改革。“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會”經過長期的調研、討論，于2001年6月12日提交了最終報告——《司法改革審議會意見》，它是本次司法改革的綱領。它的力度和廣度前所未有，是與政治、經濟改革相關連的“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復雜作業。在日本，有人將其稱為繼明治維新時的法制現代化，戰后的法制民主化后的第三次法律革命。③
“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會”確定的本次經濟、政治及司法改革基本方向為：實現“大司法”和“方便市民利用的司法”。在《司法改革審議會意見》中，明確提出改革的目標之一即是“從公民為統治客體的意識轉變到公民為統治主體的意識。”④并且在此改革綱領中對公民主體性意識的構筑與保障進行了具體論述：“使每個國民都從統治客體意識中擺脫出來，作為自律的、擔負其社會責任的統治主體，互相協助投身自由公正社會的構筑，有志于在這個國家中發揮出自己豐富的創造性和巨大能量”。⑤
為此，他們進行的與之相適應的司法改革內容主要有：建構能滿足公民需求的司法制度、以“公民的社會生活上的醫生”為標準來確保法律家的數量和質量、引入陪審參審制確保公民的司法參與①，進行一個涉及司法體制、訴訟程序和司法研修、法學教育，法律援助，多元化糾紛解決制度等諸方面的全方位、多層次的深入的民主化法律革命。
2．英國
為消除民眾的積冤，1994年，英國上訴法官沃爾夫勛爵受法律大臣委任，著手對其民事訴訟進行調查和改革②。沃爾夫于 1995年6月發表了題為“接近正義”(Access to justice)的中期報告。1996年7月，發表了最終報告及相關訴訟規則草案，并提出了300多項改革的建議。③二年后，《民事訴訟規則》于1999年4月 26日生效。④有人將其稱為“對民事訴訟制度的洗心革面，即使不能稱之為徹底變革，至少也可以稱為民事訴訟制度的大轉折。”⑤
英國本次司法改革的目標在于：“為保障當事人平等、簡化訴訟程序、提高訴訟效率、減少拖延、降低成本、考慮法院的資源配置、增加訴訟的確定性，促進法院公正合理地解決糾紛，保障社會公眾對司法的接近。這一目標既體現為沃夫勛爵《接近司法》報告之標題，也直接規定為《民事訴訟規則》開篇第1．1條‘基本目標”，①。
為達上述目的，英國做了如下改革：(1)實行案件進展管理制度，并輔以程序分流，使訴訟經濟進行。程序被分為小額請求程序 (Small claims track)、快捷程序(the fast track)多軌審理程序(the multi-track)，以供選擇。案件管理則是根據案件的金額、復雜程度分流適用上述相應程序，并由法官進行適當的管理。(2)簡化訴訟程序。對改革前的《最高法院規則》和《郡法院規則》并用的矛盾狀態進行統一，以免當事人甚至律師無所適從。這種簡化還表現在對法律術語、令狀、司法文書進行改革等等。(3)改革訴訟和律師收費，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性，以減少當事人的負擔。(4)促進法院與當事人、當事人與當事人間的合作，弱化對抗制訴訟模式。 (5)重視審前和訴外糾紛解決機制的建構。
由此觀之，英國民事訴訟改革在相當程度也是圍繞著便利公民的司法理念而進行的，它重在保障公民接近正義、利用司法。例如，程序分流和法官對案件進展的管理，最終的落腳點還是為了公民、當事人便利、有效的接近司法。②同樣，訴訟費用的改革、法律援助的強化，程序和規則的簡潔以及訴前和訴外機制的建立，莫不如此。

四、中國司法制度之問題與改革——以主體性理念為指導

(一)問題
以主體性理念為標準進行透視，中國司法制度存在之問題與病癥相當多，首要問題便是價值追求上未確立“以人為本”、服務公民的主體性理念。實際上，司法在一定程度上公開地或潛在地被其他觀念引導著：諸如加強司法權威觀念、司法權神圣觀念、法律和司法教化觀念、司法為政府服務和“保駕護航”觀念等等。①
與上相應，中國司法制度存在的第二層面的問題是事關主體性保障的制度和規則或匱乏或乏力。當前中國的司法改革可謂如火如荼，但路在那里，已走的路對不對，已有的制度建構有沒有重大缺陷?如果方向不明確，只有對司法改革進行再改革。例如，既往的司法改革都將精力集中于司法程序上，而對與司法相關的引路制度的建構與改革卻缺乏足夠關注，中國現階段依然缺乏公民訴訟權保障的制度與規則措建。這樣便利公民的宗旨和目的就缺乏實現的前提條件。①依司法主體性理念，這些具體制度問題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在公民決定司法以及司法改革方面，缺乏相應的制度規范。公民借以參加和行使司法權的陪審制等或虛置或空白。同樣，司法改革基本上是由法官和檢察官來討論、決定和主導，廣大公民基本無發言權，處于被動等待狀態。因此，不能說是以公民的意愿和標準進行著司法改革。或許這是現階段司法改革中某些問題一直得不到突破的重要因素所在。
其次，司法不能便利公民接近。正如上文所言，首先是在司法便利公民接近方面存有嚴重的制度建構和設計缺陷。波寧哥在評述拉丁美洲司法改革時曾指出：“妨礙人民求助于司法機關的原因也許是因為人口的某些部分與司法機關、法院、法官的地理與文化距離較遠，因為過高的訴訟費用，不合時宜程序所制造的耽擱與積壓，甚至在某些方面徹底的腐敗。”①同樣，在我國，現階段這方面的問題有：其一，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的可訴范圍有限，起訴條件較為嚴格。其二，訴訟費用和相關費用過高抑制了公民訴訟權的行使。其三，法律援助制度未得到充分落實，經費來源有限。其四，律師制度和律師行業逐利傾向嚴重，未能以幫助公民接近正義為宗旨。其五，法院的專業法庭(如小額請求法庭、消費者法庭、勞工法庭)設置薄弱、派出法庭數量過少，不能使公民便利、快捷地享用司法制度。
再次，司法不能便利公民參與其中。當事人即便得以進入司法程序，仍然要面臨許多制度和實際障礙，不能方便有效的得到權利之救濟，這方面的問題主要有：其一，司法程序缺乏經濟性，不僅訴訟費而且其他費用過高，增加了當事人的訴訟投入，一旦卷入訴訟往往耗費民財。其二，司法程序和規則在簡易、透明方面還存有缺陷，不便于公民理解。其三，訴訟遲延嚴重，審判經常久拖不決，使當事人對司法的期望度和信任度大打折扣。其四，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如調解、仲裁等建構還需完善，深入社區中的糾紛解決服務機構尚屬空白。這些都使司法在滿足公民和當事人于司法中的自主性、主體性方面差強人意。
又次，在司法程序中，公民地位低下，權利無充分保障，訴訟活動的自由亦有限。就民事訴訟而言，當事人的地位雖然在審判方式改革進行中有了改觀，但還是未盡如人意，遑論成為第一位的主體地位，即便最基本的尊嚴也難以保障。這樣問題還在其次，關鍵是當事人訴訟主張的提出，相關證據的提出以及辯論意見的表達受到了抑制，判決結果不能充分反映其意愿和訴訟行為。當事人的撤訴權、反訴權、和解權常被侵襲，更不要說主導和影響訴訟結局。而在刑事程序中，犯罪嫌疑人和被告更存在著客體化趨勢，茲不贅述。
最后，司法程序中司法官活動過于積極，損害了當事人和被告入主體地位。與上述第一方面的問題相對照，法官卻地位隆顯、職權行使充分而積極，對當事人的訴訟主張、證據和意見直至法律適用都存有突襲現象。民事審判中，職權調查活動過度、缺席審判、任意追加被告甚至原告等情形屢見不鮮。刑事審判中，公檢法三機關長于配合，程序一旦啟動往往就被一種慣性力量推動，直至完畢，所以冤案、錯案在所難免，也難以得到糾正。就法官的親和性和服務性來講，未得到遵從和貫徹，甚至不能得到認同，人們描述的法院“門難進、話難聽、事難辦”之情形絕不夸張。高效優質服務觀念的落實還需要長期努力。
(二)改革
1．理念確立與價值觀重整
在司法觀念變革方面，應當鮮明地將司法之主體性理念作為司法制度設計和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應當保障公民和當事人的決定，支配和主導地位，維護它們的自主性，使司法便利、民主，使公民可對其寄以厚望。這要求我們：(1)消解司法神圣權威的觀點，確立司法和訴訟民主觀念①；(2)認清司法因公民而產生，司法為公民而存在，訴訟制度為公民而改革這一基本立場；(3)確立以公民意愿實施和評價司法制度和司法改革之標準；(4)在司法改革中將司法的權威結構而不是民眾的行為作為變革對象①；(5)確立司法和審判活動如律師、醫生之服務一樣是公共服務和產品之觀念；(6)將維護人之尊嚴觀念在司法程序尤其是刑事訴訟中加以貫徹。總而言之，人為目的、“以人為本”應成為司法實踐，改革和司法理論研究的哲學觀②。
上述主體性理念的確立對中國司法改革的觀念變革和價值觀調整方面可以發揮下述三個層面的作用：第一層面，解除人們對司法改革進路的困惑，對改革方案的取舍達成共識。例如，英美等國加強了案件管理，進行了訴訟的控制，于是在我國有人對改革主張——建立當事人主義模式，產生了困惑。但依主體性理念檢視，當事人主義模式是有著滿足當事人自主、自立權之功效的，它更有利于公民在司法中的主體地位的保障和鞏固。并且在我國長期缺乏市民社會觀念，漠視私權、強化司法權威卻由來已久。因此，需要提升的是公民的主體性地位，而不是隆顯法官本就積極主動的職權。如果因為英美國家的上述舉措就否認主體性理念和程序保障的指導作用，我們的司法就不可能文明與進步，換來的必是冷漠、麻木的司法機器對公民和當事人飛身輾過，何去何從，昭然若揭。第二個層面，深化認識司法改革中已有的正確舉措之使命與意義。確立了“司法為公民而存在”這樣一個主體性理念，就會堅定我們對公民訴訟權的保障、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辯論原則，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制度與技術建立與深化的信心。第三個層面，反思既有的某些司法改革觀點。“公民為司法主體”的主體性理念會促使我們審思時下的諸如加強法院權威、強化法官的職權、司法教化、司法為政府服務等觀念。
2．制度規范的建構和改革
首先，完善公民決定和行使司法權、主導司法改革的制度規范。這就要求建立公民通過選舉、媒體監督成立由普遍民眾為主要成員的司法改革咨詢機構等方式決定司法權和司法制度搭建的具體規則；加強對陪審制落實的力度；考慮和論證借鑒治安法官制等公民參與行使司法權制度的可能性。
其次，司法應當便利公民接近。除要求對法院，法庭設置體制和審判程序進行便利、通暢化改革外，更要求加強法律援助制度、律師制度之改革；亦要求我們對司法的可訴范圍制度、法院受理和立案制度、收費制度進行改革，例如放寬起訴條件、取消立案制度而行登記辦法。
再次，在司法應當便利公民參與方面，需要對司法程序進行經濟、透明和簡易化的改造，避免訴訟遲延；審級和管轄不應構成享受司法服務的障礙；應當設置專門法院、基層法庭，使司法之服務便利公民享用；法官、律師、公證員、仲裁員、法學研究者等“主體性法律家”①群體數量能夠滿足公民的需要；完善和增加社區中的晝夜司法服務機構；構建訴前和訴外的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等等
又次，在保障公民和當事人的主體地位方面，司法程序應當以當事人為中心主體，尊重意志行為自由的權利，對當事人的主動權和法官的訴訟主導權進行合理的動態平衡。就當事人權利保障而言，應完善處分權，辯論權、舉證權、撤訴權、上訴權保障，使其支配和主導訴訟活動，成為訴訟的實質參與者。在刑事程序中要特別注意沉默權制度、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維護被告人尊嚴的制度確立。當然，從宏觀上看，無論是在民事訴訟還是刑事訴訟中均應當確立當事人主義的基本構架。
最后，就司法程序中法官為當事人服務宗旨貫徹而言，法官的基本立場、行為方式應當是服務性的，應具有消極性、中立性、親和性等等。法官的訴訟指揮權和查證，取證職權的行使應受到抑制、限制在必要的范圍之內。

五、余論

最后要說的是，我們提出“公民是司法的主體”并不是為了對司法制度和訴訟運作進行嚴格的事實特征描述與刻劃。我們不否認司法機關和法官、公民和當事人都不可避免地要在司法制度和程序中發揮一定的作用，他們是互動的，但這里更主要是將“公民是司法的主體”視為一種理念和價值觀，作為出發點和歸宿進行宣揚。“自由主義者并非不懂這一道理(指個人的許多屬性都是社會的產物、環境的產物，引者注)，自由主義者侈談所謂單子式的個人，其宗旨并非在于描述個人與社會的現實關系，否定個人身上社會影響的烙印，而在于抽象地構建理想社會的基礎……是為了探究合法政府的淵源與形式……”。①同樣，在司法問題上，我們提出“公民是司法之主體”是為了探究有利于推動司法改革和進步的應然角色與定位。我們深信，對公民與司法制度的關系以及當事人和法官在訴訟程序中的地位設定這一根本性的問題，從應然層面上進行闡述和渲染方顯積極意義。因此，有人提出的所謂當事人和法官是一種平等地位之觀點或許看上去不偏不倚、較合常識，但實際上卻是中庸而無功效。
對與主體性理念相關的程序保障理論，人們意想不到谷口安平教授會這樣說：“對于程序保障的談論本身并不解決任何問題。程序保障是一個難以精確定義的模糊概念。這是一個情景概念，因為我們需要依據問題所處的具體情形確定它的含義。”①同樣，主體性理念作為一種理念和價值觀，它的意義在于指導訴訟的進行，而不在于成為解決一切具體技術問題的利刃。
一言以蔽之，我們認為，確立司法之主體性價值觀很大程度上關乎著中國司法和訴訟制度的現代化。惟有以主體性理念為指導對司法進行建構和改革，才能使其更加便利有效、“溫暖而富人性”②，最終使司法不辱使命。

(本文系與朱桐輝合著)


① 這里“司法制度”主要指法院制度。
② 在日本的第三次司法改革中，它的改革領導機構“司法改革審議會”排除了現任法官和檢察官的參加，就是鑒于在此之前的兩次司法改革中，由于法官和檢察官的加入使其始終未見顯著效果。
① 陳瑞華：《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頁。
① 邱聯恭：《程序保障論之新開展》，載中國臺灣《月旦法學雜志》1996年第19期，第6頁。
② 轉引自易延友：《沉默的自由》，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46頁。
① 在本體論上，“主體”指的是運動、變化和發展的物質，即世界本原和基礎；而自認識論的角度，指的是與客體相對應的認知者；在歷史觀中，“主體”則是指推動和構成社會發展的人。相應地，“主體性”則指的是占據主導地位、起著決定和支配作用的狀態和屬性，是主體所特有的性質和特征，“主體具有童識性、自覺能動性和社會歷史性等基本特征，意識、思維是主體的機能和最重要的特征。”(《辭海》第3143頁)在本文中，我們是在認識論和歷史觀上使用“主體”和“主體性”范疇的。
② 借用基督教思想家馬克斯·舍勒(1874—1928)之著作《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書名。其核心思想內容參見其著作《人在宇宙中的地位》，李伯杰譯，貴州人民出版社， 1989年版，第77--82頁。
① 陳剛：《西方精神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457頁。
① [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轉引自陳興良；《刑法的啟蒙》，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第127頁。
② 朱正高，《康德的自然法學》中有關康德天賦的權利之論述，載鄭水流編《法哲學與法社會學論叢(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頁。
③ 實際上，康德的思想是發展的，到了后期他認為人為目的是先驗的，不需論證的公理。繼康德之后，費希特在對康德的二元論進行修正的基礎上，將人的自由和主體性地位建立在了主客體同一的基礎上，將“絕對自我”作為最高出發點，進一步弘揚人的自我意識．可參見曹義孫在《費希特〈以知識學為原則的自然法權基礎〉述評》中的論述，載鄭水流《法哲學與法社會學論叢(二)》，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 306、307頁。黑格爾與馬克思對主體性亦有進一步論證，在此，不再贅言。
④ 轉引自[英]史蒂文·盧克斯：《個人主義》，閻克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頁。
① 柏林實際上是批評積極自由的，認為它會導致專利。但正如史蒂文·盧克斯指出的：“這種可怕的轉變在邏輯上并不可信，而且實質上與個人自主觀念無關。因為所有觀念都可能為邪惡勢力所利用”(見其著作《個人主義》，閻克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52頁)。
② [英]史蒂文·盧克斯：《個人主義》，閻克文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52、53頁相關論述。
③ 可參見艾四林：《哈貝馬斯》，湖南教育出版杜，1999年版，第82--103、163— 165頁。
④ 可見謝鴻飛相關介紹．《現代民法中的“人”》，載《北大法律評論》第3卷，第2輯，第149、151頁。
⑤ 陳小文：《誘惑與迷惑》，載《讀書》2001年，第9期，第24頁。
① 馬克思在談到民主政體時，就人與法律的關系分析到：“在民主制中，不是人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為人而存在；在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國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卻是法律規定的存在。民主制的基本特點就是這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79頁。)
② [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學原理——權利的科學》，沈叔平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45頁。
① 樊祟義編：《刑事訴訟法學》1999年修訂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 83頁。
② [美]艾倫·德肖薇茨：《最好的辯護》，唐交東譯，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59頁。
③ 程杞國：《從管理到治理：觀念、邏輯、方法》，《新華文摘》，2001年第12期，第7頁。
① 見日本“司法改革審議會”《中間報告》。轉引自張衛平：《事實探知：絕對化傾向及其消解》，載《法學研究》，2001年版，第23卷，第4期。
② 見日本“司法改革審議會”2000年6月12日提交的最終報告《司法改革審議會意見書》。
③ [日]小島武司；《訴訟制度的改革與法理實證》，汪祖興譯，法律出版社2001版，第156頁。
④ [美)羅斯科·龐德：《普通法的精神》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55頁。另外，中國國內學者已有相似觀點，劉榮軍不久前曾在分析了1996年沃爾夫勛爵提交的《接近正義》報告后指出：“不僅律師領域要倡導法律服務，即使在法院，也需如此。因此，應該在改革審判方式的同時，多為當事人提出各種便利，使當事人更好地利用法院，更信任法院。”(見劉榮軍：《程序保障的理論視角》，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66頁)
⑤ 可參見蔣惠嶺：《為“司法消費者”而改革》，載《人民法院報》2001年9月14日。
① 有學者對其評價到：“這些觀念(平等、自由)要求給予當事人在民事訴訟中相當的自主地位，使當事人的主體地位能夠充分地得以體現。資產階級民法對個人財產權自由處分的肯定和保障，也要求當事人把這種自由處分權帶進民事訴訟領域，否則，這種財產權利就不是完全和充分的。在民事訴訟這種解決私法酉域糾紛的訴訟程序中，也要求法官不干預。”(見張衛平、陳剛；《法國民事訴訟法導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31--32頁)
② 陳瑞華：《刑事審判原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21頁。
① [日]棚懶孝雄：《糾紛的解決和審判制度》，王亞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4年版，第255頁。
② 這是劉榮軍對“程序保障”含義的解釋，見劉榮軍：《程序保障的理論視角》，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44頁。
① 劉榮軍：《程序保障的理論視角》，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86頁。
② 在日本民事訴訟法學界，“程序保障的第一次浪潮”指的是山木戶克己教授的“當事人權”理論。“第二次浪潮”強調訴訟法理論是“為了當事人的理論“，以新堂幸司教授為代表。“第三次浪潮”理論則力求在以當事人為主體的程序合成中發現訴訟的普遍價值，是“當事人主導的訴訟”，以井上治典教授為代表。
③ 王亞新：《民事訴訟中的依法審判原則和程序保障》，載梁冶平編《法律解釋問題》，見該書第158頁，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④邱聯恭：《程序保障論之新開展》，載中國臺灣《月旦法學雜志》1996年第19期，第12頁。
⑤ 邱聯恭：《司法之現代化與律師之任務》，中國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第9頁。
⑥ 邱聯恭：《司法之現代化與律師之任務》，中國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第19頁。
① [日]棚瀨孝雄：《糾紛的解決和審判制度》，王亞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4年版，第135頁。
① [日]棚瀨孝雄：《糾紛的解決和審判制度》，王亞新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4年版， 265頁。
② 季衛東：《當事人在法院內外的地位和作用》．見棚獺孝雄《糾紛的解決和審判制度》中譯本之代譯序．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0頁。
③ 這是我們對《司法改革審議會意見》關于本次司法改革目的與目標的總結與概括，其具體表述參見下文。
① 齊樹潔、王建源：《民事司法改革：一個比較法的考察》，潘劍鋒、楊素媚：《日本司法制度改革之評價》，均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6期，第661、706．707頁。
② 潘劍鋒、楊素媚文，《日本司法制度改革之評價》，均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6期，第707--709頁。
③ 季衛東：世紀之交日本司法改革的述評，為作者提交給2001年8月“中國司法改革的回顧與前瞻”研討會的論文。
④ 另一目標是，“從過度的事先限制調整型的社會轉變到事后監視救濟的社會”。同上引季衛東文。
⑤ 見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會”《司法改革審議會意見》。
① 日本“司法制度改革審議會”《司法改革審議會意見》。
② 英國法制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保守性、形式理性、判例法概括。但英國對民事司法的改革卻可謂堅忍不拔、大刀闊斧。這恐怕與英國法律形式主義積弊過重密切相關：權利依賴于令狀和程序而存在；訴訟規則復雜而嚴格、布滿了陷阱，權利往往因程序的細小瑕疵而喪失殆盡；訴訟結果不確定；費用高昂、程序復雜，這就使社會大眾一直不滿。
③ 齊樹潔、冷根源：《英國〈民事訴訟規則〉(1998)述評》，載《法學家》2001年第 2期，第112頁。
④ 齊樹潔、冷根源：《英國〈民事訴訟規則〉(1998)述評》，載《法學家》2001年第 2期，第113頁。
⑤ 徐昕：《英國民事訴訟規則》中譯本導言第16頁，徐昕譯，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1年。
① 徐昕：<英國民事司法改革之借鑒——以英國民事訴訟基本目標及其貫徹作為考察主線)，載(法學)2001年第5期，第41頁。
② 對于美國和英國等國家加強法官訴訟指揮權或設置案件進展管理委員會等諸如此類的舉措應做何解釋。我們認為，這并不意味著對當事入主體性地位的削弱，其實質仍是為使司法制度便利公民快捷、經濟、有效的使用，與主體地位的理念是一致的。雖然這些舉措縮短了當事人的參與、辯論時間，但它仍要保障當事人實質意義上的辯論權的——尊重當事人的主張、證據、法律意見。英國的本次改革，“雖然案件管理制度的設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當事人的訴訟程序的主動權，但當事人主義的模式卻未改變，律師仍然在訴訟中扮演‘抗辯’的角色”(見齊樹潔、冷根源：《英國〈民事訴訟規則〉(1998)述評》，載《法學家》2001年第2期)。同時應看到，這種舉措與前資本主義社會司法中為了保障國家統治和司法的正統性、權威性、警示性而將公民置于被支配、被凌辱和宰割的客體地位有著本質區別。
不可忘記的是，這些國家“正當程序”、“對抗辯論”傳統使公民和法官長達若干世紀的浸淫在這種理念中。正如耶魯大學法學教授杰弗里·c·哈澤德所言：“為了解明案件的內容，在對抗制條件下，不能完全信賴于法官，而應當將信賴交給代理當事人進行訴訟的律師的努力，這是美國人根深蒂固的觀念”(可見小島武司編：《司法制度的歷史與未來》，汪祖興譯，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3頁)。因此，這種舉措并不意味著當事人主體地位的削弱。
① 需要指出，司法教化觀念和司法工具觀念是受傳境思想影響而形成，自應大力改造，但是對于司法權威擴張觀念，應有正確認識。實際上，司法權威觀念不單是傳統因素造成的，其實是還受著絕對化了的司法獨立觀念的影響。但從法理上看，司法獨立并不意味著司法權威。因為，一方面，司法獨立是自主于行政和政治團體，其權威應是針對政府和長官意志的，而不是針對民眾的。另一方面，司法判決結果應當是權威的并不意味著司法過程中司法機關和法官要張拓權威，在司法的過程是要保障公民的主體性、為公民和當事人服務的。不能受上述兩方面的影響不加區分。換言之，鑒于司法獨立與司法民主內在理路是一致的，司法獨立并不能轉變為司法施威于民，它也不能違背司法中的主體性理念要求。
① 可參見左衛民、朱桐輝：《公民訴訟權：憲法與司法保障研究》，《法學》，2001年，第4期，第1頁。馬克思曾痛陳專制司法對公民起訴權的限制：“應當承認，不承認私人在他的私事方面有起訴權的法律．也就破壞了市民社會的最起碼的根本法。起訴權由獨立的私人的理所當然的權利變成了國家通過它的司法官員所賦予的特權。在每次法律爭論中，國家就站在私人和把它當作自己私產的法庭的門之間，并隨心所能地把門打開或關上”(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696— 697頁。)如果說我們的司法是文明和現代的，區別于專制的，那么就不應該輕視此問題或無所作為。
① 波寧哥：《拉丁美洲民主的前景和挑戰》，黃正杰譯，載劉軍寧：《民主與民主化》，商務印書館，2000年版，第254頁。
① 這種消解不僅在民事訴訟中有其可能性和意義——縮短審判期限、轉換司法機關和法官的角色與地位。
① 說的通俗的一點，應當修改或重做的是司法制度這只鞋子，而不是鞋子的主人、主體——足。因此，我們以往的通過司法對民眾進行法制教育，實際上在一定程度是一種為適舊履而削足之行為。
② 2002年1月對英國和善國法院的考察，深切地感受到了法治國家在當今司法理念上的變化。在德國某地方法院，我們看到法院中無國旗、中徽，法官坐席比其他席位稍高一點，法院中絕無戒備森嚴的警衛和安檢設施。在與德中法官的訪談中得知，這正是為了消解民眾對法院和法官的敬畏。縮短民眾與司法的心理距離，在使民眾愿意便利有效地行使司法權。在我們看來，這充分地折射和反映了上述司法理念之變化。另外，蔣惠嶺對英國法庭的描述亦可印證(參見蔣惠嶺：《為“司法消費者”而改革》，載《人民法院報》2001年9月14日)。
① 借用邱聯恭所言的“主體性法律家”。邱聯恭：《司法之現代化與律師之任務》，中國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第3頁。
① 李強：《自由主義》，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7頁。
① [日]谷口安平：《程序正義與訴訟》，王亞新、劉榮軍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96年版，第3頁。
② 邱聯恭：《司法之現代化與律師之任務》，中國臺灣五南圖書出版公司，第1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