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藥衛生與社會生活息息相關，因為每個人都面臨生老病死，關注身體、生命和健康，是現代人的重要理念和現代生活的基本組成部分。但是，腐敗犯罪作為世界通病，毫不例外地困擾醫藥衛生事業的健康發展。據“透明國際”2006年度全球腐敗報告指出，④在全球每年近3萬億美元的醫療衛生服務行業中，存在著大量的賄賂和欺詐，從暗地里的偷偷摸摸，到明目張膽地敲詐勒索，再到賄賂官員，以名正言順的理由來扭曲公共健康政策，貪贓自肥，等等。我國醫藥衛生領域腐敗犯罪也早已有之，隨著專門機關懲治力度的加大和新聞媒體的不斷曝光，醫藥衛生領域腐敗犯罪不斷暴露于世人面前，越來越引起社會的深切關注。浙江省檢察院一份調查報告顯示，②從2001年以來，浙江省醫療行業立案查處貪污賄賂案件95起，涉案106人，其中有14名院長、16名副院長落馬，涉及醫療行業的立案數占到了檢察院立案總數的43％。湖北省曾從1999年8月開始在全省糾正醫藥購銷不正之風的專項治理工作，清查出醫藥購銷違紀違規金額1．7億元，其中高額“回扣”達8000萬元，涉案人員111人；受理群眾舉報和自查發現的案件線索共936件，涉案人員905人，查處違紀金額(包括用實物折扣)合計3．9億元，沒收非法所得690．31萬元，有272人受到黨紀政紀處分，39人被判刑；查出違反藥品價格政策、虛高定價行為512起，違紀金額6554萬元。①兩年來，湖北省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醫藥衛生領域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等職務犯罪101件，涉嫌犯罪總金額1760余萬元，其中，2003年立案30件，比2002年上升20％；2004年前三季度立案71件，同比上升131％。②自2003年以來，湖北省檢察機關共立案查處發生在醫藥衛生領域的職務犯罪案250件，其中商業賄賂犯罪190件，案件發生率呈逐年上升趨勢。③ 據四川省檢察院透露，④從2004年至今四川省檢察機關共立案查辦的醫療系統職務犯罪89件115人。從2005年5月到2006年1月，四川全省醫療衛生系統在專項反商業賄賂行動中，包括全省各地的36名醫院院長、副院長在內的128人被依法查處，其中僅自貢市第一醫院涉案金額就達500多萬元。據介紹，從2004年12月到今年1月，南京市共查辦了衛生系統領導干部職務犯罪要案6起。其中最大的一起案值197萬元，其他案件案值一般在幾萬元到20萬元不等。⑤ 2005年7月，醫療器械司原司長郝某因涉嫌受賄被刑事拘留。郝某落馬之后，中國藥學會咨詢培訓部原主任劉某緊跟著“出事”。2006年1月，國家藥監局藥品注冊司原司長曹某，藥品注冊司原助理巡視員、注冊司化藥處原處長盧某，國家藥典委員會原秘書長、中國藥品生物制品檢定所原副所長王某及另外3位藥品注冊司的處級干部，都因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這一系列案件讓人真切地認識到醫藥衛生領域職務犯罪已經相當嚴重。
在年度報告中，“透明國際”對世界上一些國家和地區存在敲詐勒索，收受賄賂的現象作出歸納：⑥一些官員通過暗箱操作設備采購和藥品供應的方式，把醫院變成了貪贓自肥的財源。醫療衛生行業亂收費，索取紅包。在保加利亞，醫生每個月非法收受的好處費可以多達1100美元，而當地人均月收入僅為100美元。在菲律賓，醫護人員收受賄賂的案件每增長10％，有20％的貧困家庭兒童失去接種疫苗的機會。在柬埔寨，多年來國外在醫療衛生方面援助不斷，人民健康指數不升反降，因為這些援助款項都被部分不法官員變為私有；而在英國，由于加強監管，自1999年以來，減少了醫療行業的腐敗損失3億美元。在哥斯達黎加，一筆援建一個醫院的款項，其中高達40萬美元被貪官私分。我國醫藥衛生系統的腐敗主要涉及醫療機構，如醫院、衛生院、衛生所，這是直接為公眾提供醫療服務的機構，再就是行政主管部門如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從查處的職務犯罪案件來看，醫藥衛生領域職務犯罪主要具有以下特點，即醫療機構發案較多、受賄犯罪突出、涉案人員以領導干部較多、主要發案環節集中在醫藥流通環節和藥品審批環節、窩串案突出，等等。醫療衛生領域的職務犯罪很多是窩串案，有的是單位領導與設備、藥劑及采購人員合伙作案；有的是領導班子成員相互勾結合謀作案，有的是醫生與藥販內外勾結共同牟利。2001年發生在寧波的一個案例更是震驚全國，一位乘客不慎將裝有38，827．5元現金的42個信封遺留在出租車上，這42個信封上共寫有醫生個人名字35個，還涉及7個病區集體。④2004年武漢市武昌區檢察院在醫藥行業立案偵查藥品購銷中的賄賂犯罪窩串案9件、大案9件、要案7件，涉嫌犯罪總金額410余萬元。武漢大學中南醫院藥學部原副主任馬某不僅個人收受多家醫藥公司賄賂23萬余元，還以藥學部名義收取藥品回扣、贊助費、新藥推薦費等130余萬元。②2006年2月5日，四川自貢市第一醫院原副院長呂某因利用職務之便收受商業賄賂，被一審判處5年有期徒刑并處沒收個人財產及贓款。而在這樁訴訟之 前，包括該院院長鄧某和另外兩名副院長以及藥劑科科長、設備科科 長、總務處處長等領導干部在內的16名人員因收受商業賄賂被檢察 機關依法立案查處。①較為典型的串案是2002年初由浙江省查處 的藥品回扣案，該案涉及全省69家醫療單位的400多名醫生，他們 涉嫌接受了60多萬元巨額回扣。②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人民醫院 有醫生約200名，就有140多名陷入了“回扣陷阱”。③2005年至 2006年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查辦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系列 窩案，查處司長2名，處級干部5名。
從近年來查處的案件來看，醫藥衛生領域職務犯罪部位既包括 一些與其他行業相同的部位如基建、用人、財務管理，也有一此具有 仃業特點的部位如藥品注冊審批、醫療企業認證、醫藥購銷、醫藥器 械采購，等等。醫藥流通是醫藥衛生領域職務犯罪集中發生的一個 主要環節，以賄賂犯罪為主，是典型的商業賄賂。這個環節窩串案多，一經查處就是一連串的職務犯罪，形成了賄賂犯罪鏈，并具有網 絡化的特點。這是與流通環節的特點相一致的，其中主要的形式是醫藥“回扣”。從藥品定價到醫生開藥，藥廠、藥品批發商、醫藥代 表、醫院和醫生層層加碼，生產成本實際只占最終藥價的30％．醫 院、零售商的利潤占30％，其余40％都是流通成本，而其中30％以 上屬于“回扣”成本。 醫藥流通環節的腐敗與醫藥代表關系密切，醫藥代表的始作俑者是國內的外資和合資制藥企業，模式照搬西方制藥企業的醫療代表制。最初醫藥代表基本是純粹意義上的宣傳推廣，是沒有物質利益的純學術介紹，其本職是專門負責向醫院、醫生及藥店等推介藥品，解釋藥品成分和藥效。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我國出現醫藥代表，受聘于制藥企業，但是卻往往甩開中間環節，直接利用高額“回扣”推銷藥品，成為“點處方、送回扣”的業務員。所以，“醫藥代表”非常了解醫藥領域回扣的底細。要使一種藥品進入醫院并不容易，醫院一般都有一個由專家、教授和主管院長及有關部門負責人組成的藥事委員會，“醫藥代表”為了“批藥”，必須全部說服藥事委員會成員，批藥之后，還要經過藥械科進藥，藥房擺藥，最后是醫生開藥，以上各個環節都要通過。藥品進醫院后，一般需要給每位醫生藥價10％～20％的回扣，有時更多。一些醫生利用開處方的機會，或者小病大治，或者延長療程，并故意選擇貴重藥品，在提高藥品銷售額的同時接受“回扣”。給醫生折扣的多少根據藥房統計的藥方確定，每月還要一次性給統計處方的人員一定的費用。廣西桂林一家藥企的醫藥代表張某舉治療婦科疾病的藏藥二十五味鬼臼丸為例，“畫”出一張藥價上漲“流程圖”：①這種藥每盒從藥廠賣到一級代理商(全國總代理)的價錢為20元；全國總代理將其轉賣到各地二級代理商(多數為私人承包)的價錢為30元；二級代理商賣給醫藥公司的價錢搖身一變就成了80元，其中50元錢的差價包括給醫生的處方費25元至30元，藥房統計員的統方費2元至3元，還有給醫藥代表的提成3元至8元，其余10元左右為二級代理商自留利潤。醫藥公司賣給醫院的價錢為85元，其中5元為醫藥公司中介搭橋費用。而醫院最后賣給患者的價錢為98元。價錢較之成本已翻了兩番多。
概括而言，醫藥代表的“公關”包括五個環節：一是藥劑科登記。目的是給新藥一個初選人門的機會。藥劑科主任關心藥價，有權決定是否將新藥提交藥事委員會討論。二是臨床。臨床主任關心藥性，有權決定醫院有無使用新藥的必要，其意見對藥事委員會有極強的參考價值。三是藥事委員會。該委員會討論并決定是否同意或否決進藥，分管副院長、院長的意見最為重要。四是醫院采購部門、醫藥公司等商業中介公司人員，保證藥廠新藥及時到達患者手中，不被拖延。五是藥房和醫生。主要是為了保證開方、進藥和發藥。 在藥品集中招投標環節，職務犯罪也非常嚴重。例如，湖北省衛生管理中心主任李某、副主任陳某和湖北省成套設備招標有限公司招標三處處長孫某、副處長楊某等人，自2000年6月至2004年2月期間，多次利用負責全省醫院、醫療機構城鎮職工基本醫保目錄類藥品招標的便利收受投標企業和個人賄賂，為投標方中標提供幫助。其中李某于2002年1月至2004年1月，利用職務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13家投標單位24筆賄賂，共計人民幣8．6萬元；陳某于2002年8月至2004年1月，利用負責部、省屬醫療衛生機構藥品集中招標采購工作的便利，先后19次非法收受投標單位財物共計人民幣6.1萬元。① 醫療器械采購中的職務犯罪與醫藥采購中的賄賂犯罪同樣嚴重，主要包括醫療器械采購決定、定價、支付和采購審查等環節。例如，深圳市寶安區衛生局原副局長吳某在任寶安公明人民醫院院長期間，在采購進口CT機過程中，一次性收受供貨商40萬元人民幣。
醫藥衛生領域的行政審批環節是職務犯罪的重點。在醫藥衛生領域，審批權分散于衛生行政管理部門和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前者主要負責執業資格審批、新建機構以及化妝品、消毒產品生產企業衛生許可、生產消毒劑、消毒器械衛生許可、供水單位衛生許可、涉及飲用水衛生安全的產品衛生許可，等等。后者主要負責藥品注冊、保健品、藥品再評價、淘汰藥品的審核等。浙江省藥監局局長周某利用藥品監督、審批權斂財。在2000年4月省藥監局成立至周某案發的一年多里，周某就收受13家藥品生產企業負責人為通過GMP 認證所送人民幣10萬多元、美金5萬多元。這些企業約占浙江省已通過GMP認證的藥品生產企業的六分之一。①2003年4月至12月間，李某在任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市場監督處副處長及GSP認證 觀察員期間，在協助國家藥監局專家組進行GSP認證的初審活動 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先后收受ll家被審單位賄賂共計人民幣4．7萬元、美元1500元。② 醫藥衛生領域的其他一些環節也發生過一些典型的職務犯罪案件。2002年7月30日，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對原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住院處主任石某貪污案終審駁回石某上訴，維持一審法院的死刑判決。1996年1月至1999年12月期間，石某利用擔任中國醫學科學院腫瘤醫院住院處主任并負責出院結賬工作的職務便利，先后采取變造或偽造這家醫院患者住院醫療預交款退款書1081張．并與北京市無業人員陳某等人配合，假冒患者或患者家屬，騙領醫院退款，前后共侵吞公款人民幣920余萬元。案發后，陳某退出贓款人民幣24·17萬元，追繳石某所得贓款人民幣15萬元，其余贓款未能追回。此外，1999年7月至12月期間，石某還利用職務之便，以將醫院住院預收款外存獲取利息發獎金為名，采用收款不人賬、向醫院財務處瞞報收款數額方式，截留公款人民幣377．6萬元后挪用。被單位發現后，追回人民幣200萬元，尚有177．6萬余元她拒不說明去向。⑧ 醫藥衛生領域腐敗犯罪貫穿于藥品生產、銷售、使用，醫療器械的采購、使用，以及醫療衛生管理、醫藥的監督管理等諸多環節。認真分析之后可以發現，這存在多方面的原因，與醫藥生產、管理、流通體制，相關機制、產權制度和管理模式，以及管理人員和從業人員的道德、素質、監管、查處力度都有關系。
概括一下，醫藥衛生領域腐敗犯罪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現行醫療體制存在一定的弊端。一是“以藥養醫”政策導致醫院開出的藥品費用居高不下。醫院成本補償主要有三個來源，即政府投入、醫療服務收費和藥品加成收入。國家為彌補政府投入和醫療收費補償的不足，給予特殊政策，醫院藥品可以在批發價格的基礎上加價15％出售，醫院所得免稅，并全部留歸醫院使用。根據“以藥養醫”的政策，醫院購進的藥越貴，醫生開出的藥越多，15％的底數也就越大，醫院所得就越多。這種政策導致醫院“醫”、“藥”不分，醫院50％一70％的收入靠賣藥得來，結果醫院開出的醫藥費用居高不下。二是不合理的定價機制導致藥品價格虛高。目前藥品定價是政府定價、政府指導價和市場價并行的體系。中管藥、省管藥分別由中央和省級物價部門定價，其他藥品由企業定價。在實際操作中，藥廠虛列成本，將營銷費用、推廣費、開發費及醫院科室的相關費用都算到成本里，使得批發價往往高出藥品成本數倍、數十倍，導致藥品定價虛高。三是在醫藥采購中存在四個主要方面，即生產、經營、使用、中介，但是缺少患者的利益體現，他們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共同抬高了藥價和利潤。總之，以上因素制造了一個巨大的利益空間，也造就了一個極大的藥品“折扣空間”。一些企業為搶占市場，采取“回扣”等不正當手段競爭，藥品經銷商既給醫院“明扣”，又給醫務人員“暗扣”。于是，大量的醫藥代表穿梭其中，通過拉關系、給回扣等方式推動醫生開大方、醫療機構購買高價藥。醫療機構出于自身利益的追求，在“回扣”的強烈刺激下，積極配合，形成一種穩定和互動的利益鏈。
(2)審批權力缺乏有力的制約監督，導致審批腐敗。以國家藥監局為例，該局擁有集中的藥品審批權。新藥從準備申請審批到審批生產的全過程都要經國家藥監局注冊司的批準。已批準過的藥全部由國家藥監局注冊司審核，重新審核、決定是否有必要繼續生產，周期是5年1次。審批權存在過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存在變通程序，可靈活掌握的環節和較大的“活動”余地。由于控制不嚴，出現大量的“一藥多名”、商品名和通用名混淆的問題，出現了假文件、假材料的現象。在《新藥審批辦法》中規定更換劑型、改變給藥途徑的藥也算新藥，給仿制藥當做新藥審批以空間。這項規定在審批權被統一收歸國家藥監局之前就有，2002年修改規定后被保留下來。這不僅使企業有了空子可鉆，導致審報仿制藥成風，而且在加大管理力度的I司時擴大了審批監督范圍。藥品沒有獲得注冊批文就不能上市銷售，所以負責審批藥品的政府部門掌握了企業的“命根子”。按正常注冊收費，一、二類新藥從臨床試驗到生產許可審批，總費用是4．8萬元。一個新藥批文從研發到審評通過并投入市場，至少需要5年時間。新藥上報后國家批準的零售價遠遠高于老藥，所以很多藥廠為節省成本、追逐利益動腦筋，在老藥的基礎上更換包裝、劑型，使舊藥變新藥，身價倍增。醫藥企業為了獲得注冊批文，紛紛“圍攻”審批人員，通過行賄走“捷徑”。巨大的市場需求和暴利催生了地下批文黑市。近幾年來，醫藥市場涌現大量藥品報批公司或機構，不少是充當制藥企業與藥監部門之間的賄賂“掮客”。他們可以通過非法手段搞到的新藥批文，可以大大縮短審批時間，但是批文價格卻高得驚人。
(3)醫療資源相對緊缺，醫患供需矛盾突出，患者看病、治病競相送“紅包”。醫療資源尤其是優質醫療資源緊缺，有限的醫院、醫療設備、醫生不能解決群眾看病、就診問題，醫患之間供需矛盾突出。很多農村患者為了看病都要集中到城里，有特殊病癥的患者都要到有專門醫療設備和專家的醫院看病、就診。患者面對緊缺資源需要競爭才能獲取醫療服務，不得不并逐漸習慣于拉關系找醫院或就診。患者復雜的心理促使他們自愿、主動送“紅包”。有的擔心醫生不盡心、不積極，害怕受到怠慢；有的由于不愿按部就班排隊想搞特殊。一些醫生利用患者急于找醫生、找名醫的心理而收取“紅包”，久而久之收“紅包”成為了行內習慣。
(4)國立醫院內部存在管理不善的問題。一是內部管理制度存在一定漏洞，疏于監控，為腐敗犯罪提供了可乘之機。如石某案反映出中國醫科院腫瘤醫院對住院處的財務缺乏監督，住院處內部退款組與結賬組沒有相互制約，住院處財務電腦軟件設計存在漏洞，等等。二是忽視醫德教育，導致醫德降低。有的醫生背棄“救死扶傷”的職業道德和執業責任，濫用抗生素、亂檢查，有的片面追逐利潤最大化，利用開單提成、開大處方，或者重復檢查；有的對病人態度冷淡生硬，缺少同情心，等等。三是分配制度不合理。報酬無法與付出相符合，無法體現技術價值，從而造成心理不平衡。四是整個行業風氣不好，存在很多潛規則如收“紅包”、暗中拿“回扣”，助長了腐敗犯罪。
(5)政府監管存在錯位、缺位和不到位的問題。一是一些監管部門與被監督對象關系過分緊密，甚至站在被監管對象的立場上行使監管職責，失去作為監督機關所必須具備“超脫性”品格，導致部分監管職能錯位，難以抵擋被監管對象尤其是企業的金錢和利益誘惑。二是行政管理者進入市場，作為投資方或者間接經營者，影響監督管理職能的發揮。三是多個部門如藥監、物價、工商、紀檢監察、衛生，以及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門、醫師協會、藥品招標委員會共同參與醫療衛生領域監督管理的情況下，缺乏協調配合，造成部分監督職能“空當”或“脫節”。
(6)對醫療衛生領域腐敗監督與查處力度不夠，一定程度上放任了賄賂犯罪。一是對“回扣”和“紅包”的查處力度不夠。國家對醫藥“回扣”一直是禁止的，醫療衛生領域也開展過整治醫藥“回扣”和“紅包”的專項活動。但由于種種原因，真正追究責任的不多，追究刑事責任的則更少。二是對醫生收“紅包”問題的處理在法律上并不明確。由于主體限制，很多醫務人員身份不完全等同于國家工作人員，無法按照受賄罪追究刑事責任，而完全歸咎于行業風氣問題難以收到理想效果。另外，醫療行業專業性強，外行很難進行監督。有的醫院的主要醫務人員結成緊密的利益團伙，不易監督。而醫療收費過程不透明、不公開、信息不對稱，外部人無法知情，也妨礙了監督與查處。醫藥衛生腐敗直接影響公眾生活，破壞作為社會主義優越性之 一的公共醫療福利。福利醫療變了味道，成為公眾的奢侈品，成為少數人的專門資源。給“回扣”、亂開藥方，以致藥費奇高，藥價提升，直接造成吃藥難、看病難。實際上，所有的腐敗成本經過轉化之后加到了公眾的就醫成本之中。結果增大了公眾的經濟負擔，很多病人因經濟困難不敢看病，住不起醫院，非公費和沒有醫療保險的人員是如此，即使是公費或大病統籌的人員也承擔不起很多昂貴的白費藥 品。據《中國經濟時報》報道，貴州圣濟堂制藥廠生產的鹽酸二甲雙 胍片批發價只有5元錢，而西安各大醫院竟然能賣到46．8元，利潤率超過800％。物價局定的最高限價正是46．8元。實際情況是藥 品從制藥廠出來，在出廠價上加上15％到醫藥公司，醫藥公司再加 上20％～25％到醫院，醫院在零售時又會加價10％左右，而后再有 回扣從中作祟，這樣，消費者所買的100元的藥品中就可能有50％ 多的錢放進了“黑洞”。④ 醫藥衛生健康發展需要良好的秩序，但是由于腐敗犯罪醫藥 “回扣”弱化了競爭，扭曲公正，眾多醫藥企業只得進行回扣、讓利， 破壞醫藥市場秩序，造成醫藥市場混亂，并形成惡性循環。一些國有大中型藥廠也一再讓利推銷，有的甚至低限投料以降低成本。醫藥衛生腐敗犯罪影響醫藥質量，因為“回扣”使得假冒偽劣藥品有了市 場，促進了假藥“繁榮”，生產、銷售鏈所得收益使得假藥從生產源頭 直到消費者手中一路“暢通無阻”，堂而皇之進入國有醫療機構，直接威脅公眾用藥安全與身體健康。
醫藥衛生腐敗損害醫藥企業自主創新能力，結果只能在低水平的層次重復生產。一些國有醫院長期沿襲計劃經濟條件下的運營模式，以行政方式進行經營管理。主管部門和醫療機構利益糾纏一起，自我改革缺乏動力。藥品和醫療器械廠家以非市場手段和途徑向醫療機構推銷產品，“回扣”久禁不絕。藥商收買醫生，極力推薦藥品，醫生開出的高價處方往往不是患者所需的最佳治療用藥，形成錯誤的消費導向。某些藥品每年為醫藥公司、市場等帶來幾百億美元的豐厚利潤，但卻不是真正高質量、高水平的藥品，沒有人愿意投人大量的資金和人力去搞研發，研制和開發那些針對普通公眾的低價優質藥，使得藥廠的國際競爭力大大降低。我國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職工獲得基本醫療服務的一項基礎性保障。以前的公費、勞保醫療制度是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的，在當時解決了廣大職工看病就醫的一些基本問題。但是，公費醫療制度也日益顯示出弊端，醫療資源和藥品浪費日益嚴重，無病就診、小病大看，甚至出現一人看病全家吃藥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企事業單位負擔沉重，醫療經費缺乏穩定來源，拖欠職工醫療費等問題日趨嚴重，并逐步影響到社會的穩定。醫藥腐敗犯罪還敗壞了醫德。在腐敗的影響下，一些醫院以藥品作為創收的主要手段，甚至將藥品銷售量和醫務人員收入掛鉤。醫生注重經濟利益，而忽視自身技能，將醫療服務與藥品銷售混同，醫療費用與醫術脫鉤，醫療服務價值與藥品銷售利潤形成正比關系，片面追求經濟利益而忽視醫生道德導致一些醫務人員背棄“救死扶傷”的職業道德和執業責任，大大降低道德底線，為追逐小利不惜喪失醫德和人格，導致醫療事故和失職行為增多，有的甚至見死不救。有的醫生為片面追逐利潤最大化，吃“回扣”，昧著良心開大藥方，損害了醫、患之間的關系，加劇了醫、患之間的信任危機。結果，患者形成一種不正常的認識：如果不送禮，就可能找不到好醫生，如果不送禮，醫生就可能會對自己治療不利。這樣，不僅難以體現醫療服務的專業技術特點，難以體現醫務人員的勞動價值，妨害醫務、醫術的提高，而且降低了國有醫院競爭力。要從根本上解決醫藥行業腐敗問題，促進醫藥衛生事業健康發展，必須不斷加強醫務人員思想道德教育和職業道德教育，不斷加大打擊腐敗的力度，同時，必須深化改革，完善管理制度，從體制、機制和制度等方面人手開展預防，實行綜合治理。改革主要包括三項內容，即醫療保險制度改革、醫療衛生體制和藥品生產流通體制改革。醫療保險制度改革的核心是建立費用分擔機制，醫療衛生體制和藥品生產流通體制改革的核心是引入公平、公開、有序的競爭機制。改革醫療保險制度，也就是以用人單位為主并由用人單位與職工個人合理分擔醫療保險費，建立合理使用醫療資源的機制，保障職工享受基本醫療服務，解除因疾病帶來的經濟風險。改革醫療衛生體制主要是建立新的運行機制，引入競爭，降低成本，減輕患者經濟負擔，給患者提供及時、方便、放心、優質的醫療服務。
改革藥品生產流通體制，開展公平競爭，理順供求關系，嚴格規范購銷行為，強化藥品管理監督，為患者提供安全有效、價格合理的藥品。以上三項制度的改革互為條件、互相制約又互相促進，必須同步推進。實際上，按照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部署和要求，為加快醫療衛生體制和藥品生產流通體制改革步伐，我國已經采取了八項有力措施，①現在看來對預防腐敗犯罪仍然有很好的作用，簡要介紹如下：
一是打破壟斷，引入競爭機制。醫療保險機構在指定定點醫療機構時，要打破獨家壟斷的格局，確定多家醫療機構，讓患者就醫時能夠有所選擇。讓病人可以選擇醫生、選擇藥店，促進醫生之間、藥店之間的競爭。醫療機構可以在政府規定的指導價格范圍內自主確定服務價格，提供不同層次的服務，方便群眾就醫。醫院所需藥品等醫療用品可實行自主招標采購。政府對醫院的定項補助，也可以探索按競爭、招標的方法確定。醫療機構內部管理引入競爭機制，特別是要通過競爭上崗，增強生機與活力。經過藥監部門認證許可的藥品生產流通企業要積極參與平等的市場競爭。
二是有關政府部門要轉變職能。衛生部門要從“辦醫院”轉向“管醫院”，不當醫院的“總院長”，認真管好醫療機構、醫務人員的準人，對其服務行為進行監督和規范。藥品監管部門也要實行政企分開，與其所屬企業一律脫鉤，不當醫藥“總公司”的“總經理”，實行全行業宏觀管理；加強對藥品質量的管理，依法嚴格執行藥品生產企業準人條件，加速推行《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cMP)，堅決淘汰關閉不合格的藥品等醫療用品的生產企業，合理調控新增生產能力，切實加強對藥品市場的監管，保證進入市場和醫院的藥品等醫療用品嚴格符合質量要求。物價管理部門要搞好對藥品價格的有效宏觀調控和管理，引入市場機制，切實降低目前藥品的“虛高’’價格。隨著藥品市場公平競爭機制的建立和健全，逐步縮小由政府定最高限價藥品的管理范圍。
三是實行營利和非營利醫療機構分類管理，深化內部改革。實行醫療機構分類管理，對非營利性和營利性醫療機構實行不同的財政、稅收和價格政策。要做到責任、義務和利益的統一，使醫療機構真正成為依法自主管理的法人實體。完善醫院的管理制度，重視事前監管和規范化服務，減少醫療事故發生。以病人為中心，改進醫療服務態度，提供各種便民服務，方便患者就醫；要將醫院的一些規章制度有重點地向社會公布，廣泛接受社會監督。要加快醫療機構人事制度改革步伐，建立科學的業績評估和獎勵制度。在醫療費用總體控制的前提下，逐步提高醫療技術勞務收費，通過競爭上崗，病人選擇醫生，實行多勞多得，優勞優酬，拉開收入差距，使技術高明、醫德高尚、熱心服務的醫務人員得到更好的工資待遇。加強醫德醫風教育，提高醫務人員的職業道德水平。
四是從制度上解決醫療機構“以藥養醫”帶來的問題。必須切斷醫療和藥品營銷之間的直接經濟聯系，更不允許藥商直接給醫生個人回扣。一經發現，必須嚴肅處理。醫療機構要實行醫與藥分開核算、分別管理，對醫療機構的藥品收入實行“收支兩條線”管理。
五是規范醫療機構購藥行為。醫院或藥店采購藥品，可直接向藥品生產企業采購，經檢合格的藥品生產企業可以直接參與競標。要打破政府行業壟斷、地區壟斷。嚴厲打擊內外勾結銷售假劣藥品的違法犯罪行為，整治藥品購銷中的回扣問題。招標采購應盡量減輕企業負擔，要將藥品降價的好處大部分讓給患者。要通過實行藥品集中招標采購，減少藥品流通的中間環節，從源頭上治理藥品購銷中的不正之風。
六是優化衛生資源配置，大力發展社區衛生服務。打破行政區劃的條塊界限，對醫療資源進行科學合理的重組，逐步落實全行業管理，優化衛生資源配置和利用。中央和省級衛生行政部門不再直接主辦醫療機構，而是依據法律、法規和規章監督管理。社區衛生服務組織、綜合醫院和專科醫院要合理分工，建立規范的雙向轉診制度，做到“小病在社區，大病進醫院”。
七是調整醫療服務價格。依據醫療服務的社會平均成本，調整不合理的醫療服務價格，合理體現醫務人員的技術勞務價值，并逐步加以完善。探索更為合理的醫療服務收費方式，防止分解收費、層層加碼。
八是加強藥品管理和藥品價格調控。逐步減少政府定價的藥品種類和數量，在公平有序競爭的基礎上逐步建立合理的反應靈敏的藥品價格形成和管理機制。要嚴格實行生產經營許可證制度，大力整頓規范藥品流通秩序。破除地方和部門保護主義，積極倡導和推動藥品商業企業連鎖經營等現代經營方式，探索利用電子商務等現代信息網絡技術，降低藥品交易成本，保證藥品質量。藥品實行處方藥和非處方藥分類管理，患者持醫生處方可在醫院的藥房購藥，也可到定點藥店購藥；非處方藥可直接到藥店購買。實行市場調節價的藥品逐步做到外包裝上標明零售價格，增加透明度，接受社會監督。
摘自： 柳烯春著《職務犯罪的實證分析與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