脅迫規則之比較

　　在大陸法系，錯誤、欺詐之后的第三種“意思瑕疵”是脅迫。從法律上說，脅迫不包括根本沒有意思表示時的身體上的強迫，它僅指心理上的壓力。

　　大陸法系對脅迫和乘人之危作了明顯的區分，而在英美法系中則沒有這樣的區分。這是因為，普通法是從狹義上來理解脅迫概念的，僅把那些身體上受到暴力和拘禁的威脅下作出允諾的情況當作脅迫對待。后來，衡平法院逐漸發展了“不公正的影響”(undue influence)這個概念，用來指代大陸法系民法典中的脅迫。從事這一領域比較研究的學者也必須研究“不公正的影響”這個概念。這個概念主要用于職務特殊信托關系的情況，如父母和子女之間、監護人和被監護人之間、律師和委托人之間、病人和醫生之間、神父和懺悔者之間。不公平地利用一個人的困境，在德國法中被稱做“利用”(wueher)，[1]而在英美法中，則被稱做“不正當影響”。就問題的嚴重程度而言，不正當影響較脅迫為輕。

　　就像欺詐一樣，所有大的法系，在脅迫的主觀和客觀的構成要件上都沒有什么不同意見。【2]當然，人們不要被蒙蔽，似乎有些法系強調被其他法系所明顯忽視的問題。例如，德國法學家能舉出大量的例子，如果威脅者以其權利能力所產生的惡果相威脅，就是脅迫；如果僅指出一個真實的或即將到來的不幸，就不是脅迫。原因在于，很早以前德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一個判例強調了事情的這個方面，而后來的法官總愿意看到案件用這種方法解決。普通法系中無疑也有這樣的原則，只是不常用這樣的表述而已。

　　如果合同當事人受到非法的暴力或其他方法的威脅的影響而締結合同，那么，合同可以撤銷。但是，一方當事人如果知道對方陷于經濟困境，除了簽訂合同外別無選擇，在這種情況下存不存在脅迫呢?對方是否能以“經濟脅迫”為理由撤銷合同呢?美國有些判例認為可以撤銷合同。[3]美國《第二次合同法重述》(1981)第176條提出了相同效果的規則。美國法院常常以此作為判定合同為“不道德”的依據。英國上議院基本上接受了美國的立場，同時也強調查明原告的愿望被強迫和受損以致他締結合同不是真正自愿的行為的重要性0[1]而英國學者阿蒂亞(Atiyah)對這一規則持反對意見o[2]丹寧大法官(L0rd Denning)曾嘗試作了一個著名的綜合性分析。他指出，在英國，如果一個人因為自己的需求或愿望，或他的失誤或缺陷，同時受到不公正的影響，或者別人為了自己的利益而對其強加壓力，致使他的議價能力明顯地削弱，而不得不締結合同。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法是予以救濟的D[3]但上議院卻不同意這種意見。【4]斯卡曼(Scarman)大法官曾說：“我懷疑是否需要在現代法律中確立一條針對不公平議價能力的救濟規則。”而在universe"trankships v．Im'1．Transp．Workers Fed'n一案【5]中，迪普洛克(I)iplock)大法官在談到經濟脅迫時認為，其理論基礎是，一方當事人表面上的同意，是由對方對其實施的非法的壓力造成的。這種壓力的結果，在法律上認為，合同可撤銷，除非同意是在非法的壓力已經停止作用于被脅迫的人以后明示或暗示地作出的。這與以職務名義，或者在不公平的影響下，或者由于暴力威脅，要求撤銷合同、返還錢財的情況，有相同的理論根據。

　　由第三人實施的脅迫也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德國法的觀點是，被脅迫的人比被欺詐的人有更大的解除合同的自由，因此，即使對抗善意的合同當事人，被脅迫的一方當事人也可以解除合同。這一觀點被羅馬法傳統的國家所共同接受，如《法國民法典》第11ll條規定：“對訂立契約承擔義務的人進行脅迫構成無效的原因，即使脅迫由為其利益訂立契約人以外的第三人所為時，亦同。”《意大利民法典》第1434條則規定，脅迫是契約得被撤銷的原因，盡管它是由第三人實施的。

　　另一方面，在奧地利法和普通法中，欺詐和脅迫在是否導致解除合同這一點上是相似的，即只有在對方知情的情況下，被脅迫的人才能要求解除合同。【2]根據奧地利《普通民法典》第875條的規定，如果對方明顯地知道存在脅迫，即構成解除合同的充分條件。美國《第二次合同法重述》(1981)第175條第2款也作了相同的規定。在英國，顯然也是以對方知情為合同撤銷的前提的。

　　斯堪的納維亞法的規定則有所不同。它規定，如果某人遭受了嚴重的能夠立即產生惡果的威脅，即使對抗善意合同當事人，也可以要求撤銷合同。如果威脅沒有那么嚴重，則如同英美法規定的一樣，(4]只有在合同對方當事人非善意的情況下，才可以撤銷合同。

　　瑞士法的規定是很有創見的，且具有前瞻性。根據瑞士《債務法》第29條第2款的規定，某人如果因受第三人脅迫而締結合同，即使對方締約人是善意的，他也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但是，如果根據公平原則，他必須賠償合同對方的損失，那么他應該賠償對方的信賴利益之損失。這也是從事外國法和國際私法研究的馬普所(：Max-Planck—Institute)建議國際貨物買賣合同真實有效性統一立法采用的方案。(5]

　　《國際商事合同通則》第3．9條(題為“脅迫”)規定：“一方當事人可宣告合同無效，如果其合同的訂立是因另一方當事人的不正當之脅迫，而且在考慮到在各種情況下，該脅迫如此急迫、嚴重到足以使該方當事人無其他合理選擇。尤其是當使一方當事人受到脅迫的行為或不行為本身屬非法，或者以其作為手段來獲取合同的訂立屬非法時，均為不正當的脅迫。”由此可見，《國際商事合同通則》是允許合同因脅迫而無效的，但脅迫必須符合兩個條件，即(1)脅迫必須是急迫的和嚴重的，以致受脅迫人除了按對方所提出的條款簽訂合同外，再無其他合理的選擇；(2)脅迫必須是非法的。何謂非法呢?這又包括兩種情況：一是合同當事人受到的脅迫行為或不行為本身屬錯誤的，如人身攻擊；二是合同當事人受到的脅迫行為或不行為本身是合法的，但所要達到的目的是錯誤的，如僅為迫使對方按擬定條款訂立合同而揭露其不法行為或提起訴訟。

　　我國《民法通則》第58條第3項規定，以脅迫手段和乘人之危使對方違背真實意思而進行的法律行為無效。我國《合同法》則未吸收這一原則規定。根據《合同法》第52條的規定，一方以脅迫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的，合同無效。該法第54條則規定，一方以脅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訂立的合同，受損害方有權請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變更或撤銷。這表明，我國立法特別注重保護國家利益，凡以脅迫手段訂立合同，損害國家利益的，合同無效；而其他情況下，則可要求變更或撤銷，不要求變更或撤銷的，則合同有效。這一規定較為靈活，既有利于保護受害方當事人的利益，又有利于減少合同糾紛和維護社會交往秩序。按照我國有關的學理解釋，脅迫的手段可以是肉體的，也可以是精神方面的，還可以是財產上的。如同欺詐的情況一樣，合同無效或撤銷后，因該合同取得的財產，應當予以返還；不能返還或
者沒有必要返還的，應當折價補償。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因此所受到的損失，雙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
　　
　　摘自：李先波著《債法專論(法學學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