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終結

　　清王朝在其統治的最后十年間，持續推行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程度最深的全面改革運動，起初是“新政”，緊接著轉入“仿行立憲”，進而接連頒布了原本可能將國家逐漸導向正常的《欽定憲法大綱》和《重大信條十九條》。如此，有清最后十年，同時也成了政治改革的“黃金十年”(這在歷代的末世現象中不能不說是奇特的一幕)。然而，無論統治者如何變法，中央與地方如何博弈，一紙憲法還是挽救不了這個王朝的命運。

　　庚子(1900年)以后，中國社會的總危機達到空前的程度。握有實權的督撫、敗落的維新派人士以及正在崛起的地方士紳階層紛紛要求變法圖存，西方列強也不能接受一個繼續頑固排外的老大帝國。作為清廷最高統治者的慈禧太后急需一場改革來刷新政府形象，完成統治合法性的修復。在傳統政治資源幾已用盡仍不見奏效的情況下，中國必須引進西方的制度和觀念來改變現狀。清廷下決心仿行立憲，最初的意圖，是打算以有限地出讓部分權力的方式來換取(漢族)立憲派的支持，并且通過政治改革來刷新自身在國內和國際上衰弱無能的形象。清政府是在采用政治現代化的方式來守住一個傳統社會，因為它的統治，必須以傳統社會的存在為前提。然而，清廷可以領導一場政治改革，但它卻無法享受改革的結果。因為立憲政體，本質上就是要限制皇權，防范任何形式的專制，這對于本來就已經贏弱不堪，亟欲集權的清政府無疑是一種“引狼入室”的做法。由此，隨著新制度的引入，新機構的設立，清廷在立憲改革中常常出現走三步、退兩步的反復。說到底，是它“不愿促成更長遠的可以確保廣泛階層參與政治秩序的變革”，它的中心政策仍然是“以強調現存的社會結構為特征”。[20]

　　然而，一步步的改良與新質因素的添加，一層層蛻除了王朝的許多基本特征，新的制度最終撐破了傳統社會的母體；同時，現有的社會土壤實在太過貧瘠，提供不了新制度生長所需的足夠營養，于是，“舊制度”的約束力被解除，而“新秩序”又遲遲不能建立，最終導致了《憲綱》與清廷一死兩命的悲劇。

　　憲政改革的重要目標，是要教育民眾成為有理性的人(因為民眾既已自覺，政黨便無機可乘)，使政治成為免予暴力，深思熟慮的選擇。然彼時的中國社會，是一個被小農與手工業相結合的農業經濟和中央集權化政治所塑造的，“小頭大身子”的社會，數量龐大的底層民眾雖然永遠也不能成為這個社會的領導，但他們卻是決定社會最終去向的主導力量。清政府花了十年時間進行政治制度改良，其間雖然也提出要“提高國民程度”，但是，這場自上而下的“立憲”沖擊波，卻始終局限在中國社會的中上層，下層民眾依然是一塊“沉默的大陸”，基本沒有被觸及。君主權威對于政治的穩定一直是在起作用的，盡管一個異族皇帝，他的正統性已經被革命黨人用民族主義和排滿宣傳“妖魔化”了，但是，大多數民眾，或者出于傳統的慣性，或者出于政治的冷漠，依舊不問王朝的是非功過，繼續著他們對皇帝的效忠和認同。《憲綱》也罷，《十九信條》也罷，無論其條款如何規定，這些從舊政權中衍生出來的新綱常無法從現有的社會機體中尋找到可供生根的土壤。斯賓塞爾之言日：“民之可化，至于無窮，惟不可期之以驟”。1這樣一個“小頭大身子”的社會，要想轉過身來，使政治走上現代化的正軌，其道路何其漫長。

　　但是革命黨人卻是等不得的!他們急不可待要“驅除韃虜”、“建立民國”，仿佛滿清一倒，共和就可大功告成。1911年辛亥革命竟然在一夜之間終結了帝制，而一個共和國竟然在名義上取代了它。這樣的共和國，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學者牟復禮先生(F．w．Mote)的話來講，“與其說是一個真實的現象，不如說是一個神奇的假象”。帝制輸給了共和，一個近世中國歷史上“真實的假象”。在當時大多數民眾的心目中，新上臺的“大總統”，不過是換了個說法的漢人皇帝罷了。所謂“共和”的勝利，也實在是極其有限，它僅僅值得立憲派、革命黨以及已經武裝起來的各省督撫彈冠相慶。辛亥革命，充其量就是一場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場經濟革命，更談不上所謂社會革命。革命以后，只有清王朝和皇朝政治制度被拋棄了，社會制度和先前一樣依然如故。

　　不過，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共和”觀念，終于終結了循環使用了兩千多年的“天命”觀，傳統政治的正統性來源不再具有任何生命力與吸引力了。從這個意義上講，“天命”真的被“革命”革掉了。社會觀念被政治革命強行拖向前進。

　　其后的中國，現代化轉型陷人了一輪復一輪的暴力革命，政治的憲政化失去了合乎邏輯的、循序漸進的轉化機會。一百年前的末世，清廷第一次進行了憲政改革的嘗試；一百年后的盛世，中國仍在繼續這樣的嘗試。無論末世還是盛世，政治的正常化都是我們這個社會最需要實現的目標。這個目標一日不能實現，則社會變化一日不能停止。

　　摘自：王人博著《中國近代憲政史上的關鍵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