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遺囑制度研究的成就與不足

(一)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遺囑制度研究的成就

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遺囑制度研究經歷了起步、發展和拓展深入三個階段。在不同階段，學界對遺囑制度研究的熱點、難點有所不同，得出的結論也有差異。值得欣喜的是，有關遺囑制度的研究逐漸深入、全面和系統，形成了遺囑制度研究持續發展的態勢，為我國繼承立法的完善與科學積累了經驗，提供了藍本。

1．研究方法的創新。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遺囑制度的研究方法經歷了由注釋、評介法律規范向關注司法實踐、關注遺囑理論創新方向發展的階段。在遺囑制度研究的起步階段，學界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注釋法學，側重于對《繼承法》中的遺囑規范進行注釋和評介，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了宣傳遺囑法律規范的作用。在遺囑制度研究的發展階段，學界采用的研究方法開始多元化，即從過去局限于法學自身領域的研究方法向法社會學、法倫理學、法史學的研究方法靠近，形成了關注實際問題、關注外國立法例的相關研究成果。其中，比較法成為這一時期的基本研究方法。在遺囑制度研究的拓展深入階段，學界采用的研究方法更加多維化。既有歸納注釋法、比較法，又有調查法、社會性別分析法，從而將遺囑制度納入了一個多學科、多角度的研究視角，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例如，陳葦、宋豫主編的《中國大陸與港、澳、臺繼承法比較研究》，系統分析、比較了中國大陸(內地)與港、澳、臺地區遺囑制度的異同，為解決中國區際遺囑繼承沖突和法律適用提供了思考，也為我國遺囑繼承制度的完善提供了立法模式選擇。由陳葦主持進行的《當代中國民眾繼承習慣調查實證研究》，通過實證調查、社會性別分析，探討了我國當代民眾的遺囑繼承習慣，實現了研究方法上的創新和某些研究結論的突破。金錦萍撰寫的《當贈與(遺贈)遭遇婚外同居的時候：公序良俗與制度協調》一文，則成為遺囑制度研究領域中理論與實踐、繼承法和婚姻法、民法基本原則與遺囑有效條件有機結合的研究成果。上述研究成果的相繼出版及發表，展現了我國遺囑制度研究方法的更新與豐富，推動了我國遺囑制度研究的發展。

2．研究視野的擴大。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遺囑制度研究的視野不斷擴大。從研究內容上看，從《繼承法》中基本遺囑制度的架構摸索、介紹闡釋，發展到對遺囑、遺贈、遺贈扶養協議等制度的系統探討和理論研究，并就繼承立法中的難點問題——共同遺囑、特留份制度、繼承合同、遺囑信托等進行理論研討和立法設計，形成了較為系統的研究結論。從研究范圍上看，已從局限于我國遺囑制度的研究，開始向我國港、澳、臺地區和國外的遺囑制度延伸。通過比較研究，評價了遺囑立法設計的優劣，摸索了我國遺囑立法的模式選擇。

3．研究成果的豐富。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遺囑制度的研究成果日益豐富，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均有長足的進步。具體研究成果有三類：一是有關遺囑制度研究的論文日益增多，其理論水平日益深化，研究方法更趨多元，研究內容更加豐富。二是有關遺囑制度研究的專著更具特色。既有理論研究的著作，又有比較研究和實證研究的著作。這些著作探討了遺囑制度的基本原理、遺囑立法的完善以及民間的遺囑習慣等。三是有關遺囑制度闡釋的教材和著作相繼問世，傳播了遺囑繼承理念，普及了遺囑繼承法律規范，矯正了民眾的遺囑繼承習慣，維護了遺囑繼承秩序。上述研究成果在內容上涉及遺囑繼承原理、遺贈制度及其限制、遺贈扶養協議規范及立法選擇、繼承合同及遺囑信托等內容。

4．研究成果的應用。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有關遺囑制度研究成果的應用，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司法指導階段。在20世紀80年代末至20世紀末，圍繞《繼承法意見》的實施，法學研究工作者撰寫了大量的論文并出版了相關著述，從理論上論述了《繼承法》施行的必要性，闡釋了遺囑制度的基本原理及法律效力，為司法實踐中科學、準確地適用相關遺囑制度提供了有益建議，推進了《繼承法》的宣傳進程和實施進程。二是遺囑立法參與階段。進入21世紀后，伴隨《中國民法典·繼承編》的制定，學者經過潛心研究，形成了數個繼承法立法建議稿。這些立法建議稿的出版，引發了學界、立法界的深層思考，有利于繼承立法的科學化，為繼承立法提供了藍本。

(二)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遺囑制度研究的不足

1．對遺囑制度基礎理論的研究還不夠深入。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專家學者對遺囑制度的研究，一直都關注于繼承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側重于應用型研究，但對遺囑制度基礎理論的研究還不夠深入。目前我國學者對于遺囑制度性質與功能、遺囑制度的發展方向、立法宗旨與立法原則等基礎理論進行研究的不多。翻閱學者的著述，我們會發現，在很多具體制度的設計上，學者存在很大差異，對某一制度既有大力倡導者，也有積極反對者，立法應當如何選擇①，無疑是一實際問題。而結合中國實際對遺囑制度的基礎理論進行深入的研究并得出客觀的結論以服務立法，應為務實的選擇。此外，從學術成果來看，我們還沒有發現專門論述遺囑制度的專著，對于遺囑制度的研究還是和繼承法制的其他制度雜糅于一體進行研究的，這也就難以實現對遺囑制度進行細致入微的分析論證。只有側重于基礎理論的研究，才能深入研究遺囑繼承制度。

2．對遺囑繼承習慣實證調查較少。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專家學者運用實證調查的方法對遺囑制度進行研究的還比較少；現有的實證調查，調查的范圍涉及面還不廣，尤其是全國性的調查更少。這無疑會制約我國遺囑制度研究的結論。遺囑制度與國民的生活環境、教育背景、民族傳統等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如何構建科學的遺囑制度，無疑需要實證調查。只有通過真實有效的數據調查，才能為法律的制定及制度的設計提供最有效的參照。

3．對遺囑制度的可操作性研究關注不夠。改革開放三十年來，我國遺囑制度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于對遺囑制度的理論建構，借以彌補立法的缺陷和疏漏，但對所建構的理論制度的可操作性以及此制度與彼制度之間的銜接與配套研究的還不夠。遺囑制度雖需充分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但法律也要為其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設計。由于現行《繼承法》立法之初的局限性及民事立法事實上存在的“宜粗不宜細”的指導思想，導致《繼承法》立法過于原則化，故《繼承法》有關遺囑制度設計欠缺可操作性。例如，錄音遺囑制度不完善；必留份難以確定；遺囑執行人制度不健全；等等。今后的研究應該把如何使制度具有可操作性作為重要課題。

4．對國外的遺囑理論和立法進行翻譯和評介的著述較少。查閱文獻資料我們會發現，雖然羅馬法早已對遺囑制度做出很精細的規定，但我國學者欠缺對這些制度的立法背景進行細致的學理分析，其研究還停留在宏觀理解上；我們對國外遺囑制度的認識也還僅僅停留在對民法典或民事法律規范的翻譯上，至于對這些法律規范所蘊涵的文化背景、制度背景、經濟背景知之較少。借鑒國外的相關立法例，讓我國現有的遺囑制度更加科學完善，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

　　摘自：陳葦著《家事法研究.2009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