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叉詢問：訴訟技能與制度的最佳結合



“交叉詢問”這一源自英美法系的專有術語，在國內訴訟法學研究及訴訟法律實務界已廣泛使用，但它的確切涵義是什么，它在英美法系訴訟制度中的地位怎樣、作用如何，客觀地說，我們的認識既不充分也不到位，甚至還有偏差。吳宏耀主持翻譯的《對方證人》一書，對我們正確認識交叉詢問，無疑具有重要的幫助。

《對方證人》是由芝加哥律師協會組織編寫的一本專門介紹、交流在訴訟活動中如何掌握、運用交叉詢問的專業書籍。它的作者是一批在法庭戰場上身經百戰，充滿傳奇經歷、富有豐富經驗的執業律師。他們把自己從業幾十年來掌握運用交叉詢問———“這一出庭律師最高藝術形式”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所成所敗，以一個個小故事的方式，生動、形象、深入淺出地呈現給作者，使大家身臨其境地感受和體驗交叉詢問的美妙之處，分享他們的快樂與智慧，讀來饒有興趣，手不釋卷。

交叉詢問雖然是控辯雙方向對方證人發問、質疑的雙方權利，但“檢察官并非交叉詢問的專家，與辯方律師相比，他們進行交叉詢問的機會少之又少”。這是因為在訴訟中特別是在刑事訴訟中控方要承擔證明被告人有罪的舉證責任，檢控方必須保證控方證人包括偵查人員能出庭作證，不僅通過自己的主詢問把指控事實經證人之口呈現在法庭上，而且還要接受辯方律師的交叉詢問，經受他們對證人所作的證言內容提出質疑，進行揭露，以動搖、甚至否定其客觀真實性，使裁判者(主要是陪審團)不相信控方證人的作證。相反，辯方在訴訟中不承擔舉證責任，獲取證據的能力又有限，所以，向法庭提供的證人比控方少得多，就造成檢察官進行交叉詢問的機會少之又少。

交叉詢問對于辯方律師的機會多，并不等于交叉詢問容易做到或容易做好，更不等于會給辯方帶來更多更大的勝訴機會。相反，對辯方律師是很大的挑戰。因為，作為辯方律師交叉詢問對象的是控方的證人，他們出庭作證前已經站在控方立場上了，在感情上不可能、也不愿意與辯方律師合作。

同時，在法庭上交叉詢問要受到諸多詢問規則的約束，辯方律師并不能為所欲為。在此情形下，辯方律師要想利用交叉詢問獲得辯護空間，扭轉不利局面，贏得勝訴結果，就必須在交叉詢問的技能和技巧上訓練有素，在出庭辯護的準備上全面細致，還要在法庭辯護中機智善變，在案件結束后不斷總結交流。這一切我們從《對方證人》一書中都深切感受到了:

——一位律師說，每次出庭前他總是要在妻子面前進行交叉詢問的演練，否則，就不出庭。不僅如此，他還帶上妻子出庭，讓妻子觀察自己的出庭表現，發現問題，找出不足，以便今后改進、完善。

——有的律師講:出庭辯護進行交叉詢問前，“務必要了解案件全部事實細節，尤其對方關于案件事實的表述，為此往往需要親臨犯罪現場。”正因為有了這樣充分的準備，一位辯方律師在出庭時才能發現并揭露控方目擊證人關于其在某一并不存在的兩條路的交叉口看見犯罪過程的虛假證言。

——許多律師在書中不斷總結交流進行交叉詢問的心得體會、經驗教訓。有的人指出:交叉詢問不是為了向證人獲取信息，而是為了向法庭提供信息，是為了迫使證人認可律師的問話。所以，盡量不問開放式問題，而要問引導式問題，以控制證人，引導陪審團。

如此等等，從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出書中的律師們是多么重視交叉詢問，而且還看到交叉詢問是那么的充滿智慧和多變，似乎是他們克敵制勝的法寶，使他們贏得了一場又一場的勝訴!

通過《對方證人》我們還悟出，交叉詢問作為一門訴訟技能，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英美法系對抗制訴訟模式的組成部分，它必須與整個刑事訴訟制度相配套、相協調才能真正發揮出“發現案件真相的最偉大的法律裝置”的作用。為此，它要求至少應當提供以下訴訟制度上的配套與保障:

其一，要有良好的律師制度，能夠培養、產生一批訓練有素、經驗豐富、技術精湛、盡職盡責的刑事辯護律師。

其二，要有一個功能完備的程序分流機制，把簡單與復雜、輕微與嚴重、被告人認罪與不認罪的案件經過它進行分流，只把少數那些復雜、嚴重、被告人不認罪的案件導入所謂嚴格的正當程序之中進行正式審判。

其三，要有一個能夠保證和保障證人出庭特別是控方證人出庭作證的制度，其中包括強制證人出庭的制度、保護出庭證人的制度、補償出庭證人的制度等。

其四，要有一個符合現代訴訟結構的審判制度，即控審分離、控辯平等、審判中立與獨立。

可以斷言，沒有這樣一些制度的配套和保障，再好的交叉詢問技能，再偉大的“發現案件真相的法律裝置”也不可能真正發揮作用!因此，交叉詢問又是一項訴訟制度，是對抗制訴訟模式的重要組成部分。

當然，《對方證人》畢竟是一本講“故事”的小書，我們從中獲取的關于交叉詢問的知識和信息肯定是有局限性的。更重要的是，不能過分抬高、夸大交叉詢問的功能，似乎它能起到防止冤錯案件的神奇作用。今年4月上旬，我應邀赴美國辛辛那提大學法學院參加了一個名為“拯救無辜者”的國際會議。在這次會上，光是來自美國、已經被證實并獲得糾正的冤錯案件的受害者就達百余人。他們中大部分人都是陪審團審判定罪的，在審判過程中經歷了交叉詢問的檢驗，但是仍然鑄成了冤錯案件。其中有一位研究者針對目擊證人辨認錯誤是造成冤錯案件原因之一的觀點指出:“交叉詢問是質疑證人說謊的有力武器，但對誠實證人的錯誤辨認是無效的�！笨梢�，交叉詢問也并非萬能。

盡管如此，不能認為交叉詢問對于我們就沒有參考價值。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與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律制度一樣，還處在初級階段，距離我們所追求的公正、正義目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僅就訴訟制度的技術層面來講，交叉詢問對我們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我們應當通過完善程序分流機制，建立證人出庭作證制度，對少部分復雜、重大、被告人不認罪的刑事案件實行嚴格的公正審判，其中包括建立完備的、真正意義上的交叉詢問制度。與此相適應，我們要對檢察機關公訴隊伍和刑事辯護律師進行系統、全面的交叉詢問技能、技巧的培訓，使之真正能在訴訟中熟練掌握和運用交叉詢問的專業技能，提升訴訟能力，提高審判質量。

作為曾經有過10年刑事辯護律師執業經歷的一位刑事訴訟法學研究者，我深信《對方證人》一書的翻譯、出版，對我們的檢察官和律師了解并掌握交叉詢問有著不可忽視的參考價值。

(本文為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副院長、教授顧永忠為《對方證人》一書作的序，刊發時略有刪節)



摘自：(美)莫羅 等主編 《對方證人:芝加哥著名刑辯律師論交叉詢問與人生的經驗教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