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借貸中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
--上訴人楊A劍與被上訴人胡B軍、周C紅民間借貸糾紛上訴案

【裁判提示】

1．對民間借貸債務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按內部關系與外部關系兩條思路處理。夫妻雙方離婚就債務是否為共同債務，這屬于內部法律關系，按《婚姻法》第41條①規定處理；對債權人起訴夫妻的，這屬于外部法律關系，按《最高法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規定認定并處理。
2．債權人就婚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并且債權人也知道該約定的，則除外。
3．債權人以夫妻一方為被告起訴的債務糾紛案件中，對于案涉債務是否屬于共同債務，應當按照《最高法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規定認定。但如果舉債人的配偶一方能舉證證明所借債務并非用于共同生活的，則其不承擔償還責任。

【一審案情】

1．當事人
原告：楊A劍
被告：胡B軍、周C紅
2．原告訴求
原告楊A劍請求：一、判令被告胡B軍、周C紅償還借款29萬元并支付自出借之日起按月利率1. 5%的標準計算至2013年10月20日止的利息24355元及2013年10月21日起按月利率1. 5%的標準計算至判決確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二、兩被告支付給原告律師代理費用15500元。
3．認定事實
一審認定，被告胡B軍分別于2013年3月11日、2013年4月27日、2013年5月9日、2013年6月6日向原告楊A劍借款2萬元、2萬元、23萬元、2萬元，共計29萬元，并由被告胡B軍出具借條四份，均約定借款月利率1.5% ，逾期歸還借款則應承擔原告為此支付的律師代理費用。原告因本案花費了律師代理費用15500元。
另查明，被告胡B軍、周C紅于2012年5月28日辦理結婚登記手續，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歸各自所有，登記結婚后的債權債
務由雙方各自享有和承擔。2013年9月16日兩被告辦理了離婚登記手續。
4．一審裁判
一審認為，原告楊A劍與被告胡B軍之間形成的民間借貸關系，系雙方自愿、內容合法，依法應認定有效。雙方對借款沒有約定期限，原告可以要求被告胡B軍在合理期限內支付借款本息，經原告催討后被告胡B軍仍未支付的，應當按照合同約定支付給原告為此花費的律師代理費用。本案原、被告雙方存在爭執的是被告周C紅對被告胡B軍的借款是否應承擔共同償還責任。本案兩被告均系再婚，再婚時年齡四五十歲，各自有子女，經濟獨立，且以書面的形式對婚后的財產、債權債務進行了明確約定。被告胡B軍向原告的借款數額較大，借款已明顯超出日常生活所需，被告胡B軍對此也承認借款并未用于家庭
生活及被告周C紅并不知曉借款，結合雙方婚姻關系存續時間較短的實際情況，該院認定本案借款不屬于兩被告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共同債務，故原告要
求被告周C紅承擔共同償還責任，不予支持。被告胡B軍辯稱以車抵債及現金支付了1萬元，缺乏依據，不予采納。綜上，原告訴訟請求的合理部分，予以支持。該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二百零五條、第二百零六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胡B軍在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內支付給原告楊A劍借款29萬元、截至2013年10月20日的利息24355元及自2013年10月21日起按月利率1. 5%的標準計算至判決確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二、被告胡B軍在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內支付給原告楊A劍律師代理費用15500元；
三、駁回原告楊A劍的其他訴訟請求。

【二審案情】

上訴人（一審原告）楊A劍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二審查明的事實與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一致。
二審認為，合法的民間借貸關系應受國家法律保護。被上訴人胡B軍向上訴人楊A劍借款290000元，有借條為證，雙方間形成借貸關系事實清楚。上訴
人楊A劍要求胡B軍歸還借款本息，合法有據。本案的爭議焦點為該借款系胡B軍的個人債務還是胡B軍與周C紅的夫妻共同債務。本案借款發生在胡B
軍與周C紅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根據《最高法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的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而胡B軍、周C紅又不能舉證證明本案借款存在婚姻法司法解釋所規定的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除外情形（即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出借人與借款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夫妻對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約定歸各自所有且出借人知道該約定的），故本案借款應當認定為胡B軍和周C紅的夫妻共同債務。上訴人楊A劍的上訴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原審判決認定本案債務為胡B軍個人債務，并判決周C紅不承擔共同償還責任，于法無據。原判決實體處理不當，本院予以糾正。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二百零五條、第二百零六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四十四條、第一百七十四條、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浙江省溫嶺市人民法院( 2013)臺溫商初字第1848號民事判決；
二、被上訴人胡B軍、周C紅在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內支付給上訴人楊A劍借款29萬元、截至2013年10月20日的利息24355元及自2013年10月21日起按月利率1.5 010的標準計算至判決確定履行之日止的利息；
三、被上訴人胡B軍、周C紅在本判決發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內支付給上訴人楊A劍律師代理費用15500元。
【案例評析】
本案是一件典型的一審、二審對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所借的債務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作出完全不同裁判的民間借貸案。
一、夫妻共同債務中的內部關系與外部關系
對民間借貸債務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按內部關系與外部關系兩條思路處理。夫妻雙方離婚就債務是否共同債務，這屬于內部法律關系，按《婚姻法》第41條規定處理。即由債務人舉證證明所借債務是否基于夫妻雙方的合意或者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舉證不足，則舉債人承擔清償責任。對債權人起訴夫妻的，這屬于外部法律關系，原則上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即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入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債權人知曉該夫妻實行各自財產所有制的除外。但這里的“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有不同的理解，一種意見認為，借條所寫借款人與出借人，就是明確約定借款人的個人借款；另一種意見認為，除了約定借款人與出借人外，還須寫明諸如“屬個人借款”“由個人清償”等字樣，才能屬于“明確約定”。現主流意見或司法裁判意見是按后一種意見理解和處理。
本案中，胡B軍、周C紅夫婦約定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得的財產以及婚前，財產歸各自所有，并約定登記結婚后的債權債務由雙方各自享有和承擔。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胡B軍在三個月內四次向楊A劍借款共29萬元。該借款系胡B軍的個人債務還是胡B軍、周C紅的夫妻共同債務？一審認為，胡B軍、周C
紅系再婚，且以書面的形式對婚后的財產、債權債務進行了明確約定。胡B軍向楊A劍借款的數額較大，借款已明顯超出日常生活所需，胡B軍對此也承認
借款并未用于家庭生活及周C紅并不知曉借款，結合雙方婚姻關系存續時間較短的實際情況，故認定本案借款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二審認為，借款發生在胡B軍、周C紅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現胡B軍、周C紅不能舉證證明本案借款存在婚姻法司法解釋所規定的夫妻共同債務認定的除外情形，借款應當認定為
胡B軍、周C紅夫妻共同債務，故對原審予以改判。
二、夫妻共同債務的法律推定與法官的自由心證
《最高法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①規定情形的除外。”司法實務中，很少有配偶一方對此“除外”情形抗辯成功。作為法律的推定，幾乎是“一刀切”地判定夫妻債務的共同承擔問題。即使法官自由心證認定屬于夫或妻個人債務，也不能否定法律的推定效力。
本案訴訟中，被告周C紅辯稱：“兩被告均系再婚，婚姻存續期間只有一年，兩被告的經濟相互獨立。被告周C紅對被告胡B軍的借款不知情，也沒有用過被告胡B軍借的款，該債務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故要求駁回對被告周C紅的訴訟請求。”并舉證離婚協議、離婚證、租房協議書、土地證、房產證、財產協議書等，用以證明兩被告于2012年5月28日辦理結婚登記手續，2013年9月16日辦理離婚登記手續，兩被告經濟獨立且被告周C紅有經濟來源的事實，認為被告胡B軍的借款與被告周C紅無關。法院認定周C紅提供的證據能夠證明被告周C紅婚前有房產，兩被告訂立婚前協議等事實。
本案一審法官的自由心證，除了判決書認定的事實外，還應包括以下幾點：
一是兩被告均系再婚，再婚時年齡四五十歲，各自有子女，經濟獨立；二是兩被告夫妻以書面的形式對婚后的財產、債權債務進行了明確約定；三是胡B軍向原告楊A劍的借款數額較大，借款已明顯超出日常生活所需，被告胡B軍對此也承認借款并未用于家庭生活及被告周C紅并不知曉借款。盡管一審法官確信本案借款不屬于兩被告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的共同債務，但該“良心發現”不能對抗法律的推定。這是二審改判的根本原因。
三、民間借貸糾紛中債務人的舉證責任與債權人舉證責任
民間借貸糾紛債務人配偶一方，在法律推定承擔責任的情況下，對其抗辯主張自然具有舉證責任，盡管其是消極主張一方的當事人。從理論上講，如果債權人對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提供初步證據后，舉證證明責任就應轉化為舉債人的夫妻方，舉債人配偶一方可對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的抗辯承擔舉證證明責任。如果舉債人配偶一方舉證證明舉債人所借債務屬于《最高法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規定的兩種例外情形之一的，則舉證證明責任就相應地轉回到債權人一方。不過，以筆者數年審判實踐與觀察，鮮有發現舉債人配偶一方能舉證抗辯成功的例子。家庭財務管理使用本身具有私密性，是否用于共同生活，或夫妻的財產各自所有制約定為債權人所知曉，這是極難用證據證明的。
本案中，原告的訴訟明顯是沖著有房地產的被告周C紅去的。被告周C紅辯稱其兩被告均系再婚，婚姻存續期間只有一年，兩被告的經濟相互獨立，對被告胡B軍的借款不知情，也沒有用過被告胡B軍借的款，其自己有房地產。但被告周C紅抗辯及舉證不能證明所借債務并非用于共同生活，也不能否定其承擔共同清償責任。至于舉債人胡B軍辯稱以車抵債23萬元及現金支付了1萬元，但其缺乏明確證據證明，自然作為其配偶的周C紅更加難有證據證明了。

【裁判路徑】

夫妻債務承擔問題是當前社會最為關注的司法問題，幾乎影響社會每個家庭每個人。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中的夫妻共同債務處理是審判實務中的難點，備受爭議。
一、民間借貸糾紛處理中的再思考
民間借貸糾紛應是商事糾紛中是較為特殊的一種。早前的民間借貸主要還是限于家庭鄰里和親戚朋友之間，而且借貸的數額也是很有限的，它體現的
是中華民族人與人之間的親情和友情，體現了一人有難眾人幫的樸素情懷。1981年《婚姻法》第41條規定，“離婚時，原為夫妻共同生活所負的債務，應當共同償還。共同財產不足清償的，或財產歸各自所有的，由雙方協議清償；協議不成時，由人民法院判決”。2004年《最高法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①規定情形的除外。”司法實務中，夫妻存續期間一方對外債務，不論債務人的配偶是否知道，也不論是否用于家庭，除了借貸雙方明確約定屬于個人債務，或者債權人明知債務人夫妻實行財產個人制的情形以外，原則上都推定為夫妻共同債務。司法裁判的結果是凡此類案件絕大部分判決由夫妻承擔共同清償責任。
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由于投資的趨利性，民間借貸也隨之迅猛發展，甚至有人借貸銀行資金投向民間借貸，有的地方達到了瘋狂的地步，此時的民間借貸已完全變味。在經濟發達地區，一些民間借貸所涉及的資金相較于家庭日常使用量已達天文數字，這些資金明顯是非家庭日常使用。由于民間借貸的不規范性，期間夾雜著投資性、經營性，甚至虛假性，訴訟案件量也是突飛猛進，現多地出現該類案件就超過全部民商事案件量五分之一以上的過熱現象。該些新問題是早前民間借貸糾紛所根本不可能出現的，由此也表明原來關于民間借貸的立法與司法解釋已遠遠滯后于當前民間金融的發展。
為應對金融危機中出現的民間借貸糾紛案件多且復雜等問題，各地法院就民間借貸案件裁判思路和方法都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和探索。以較有代表性
的浙江為例，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當時根據《最高法婚姻法解釋三（征求意見稿）》中關于夫妻共同債務處理的初步意見，按商事審判思維，及時提出了全新的處理思路，并于2009年出臺《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指導意見》），其中第19條對民間借貸中的夫妻共同債務問題的處理意見為：“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負的債務，應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日常生活需要是指夫妻雙方及其共同生活的未成年子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必要事項，包括日用品購買、醫療服務、子女教育、日常文化消費等。夫妻一方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范圍負債的，應認定為個人債務，但下列情形除外：（一）出借人能夠證明負債所得的財產用于家庭共同生活、經營所需的；（二）夫妻另一方事后對債務予以追認的。不屬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負債的，出借人可以援引合同法第四十九條關于表見代理的規定，要求夫妻共同承擔債務清償責任。援引表見代理規則要求夫妻共同承擔債務清償責任的出借人，應對表見代理的構成要件承擔證明責任。”這個指導意見》是對《最高法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的進一步細化，即對民間借貸是否夫妻共同債務根據具體案情分三種情況處理：一是對小額的日常生活所用的，均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二是對超出日常生活所用的，原則上認定為個人債務，除非是能證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經營的；三是對不屬于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負債的，如果能構成表見代理（家事代理），則可以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浙江的思路是原則上按普通的商事合同的處理方案即按合同相對性確定，但對小額的日常生活用的債務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這個《指導意見》就較好地解決了當時困擾法院的難題：一是較好地解決了夫妻共同債務中的認定矛盾，相對地保護了舉債人配偶的合法權益，有利于穩定婚姻家庭；二是較好地解決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處理難題，能按合同的相對性原則快速地處理糾紛；三是有利于從源頭上規范了夫妻對外借貸問題，促使民間借貸從合意開始就確定最終的債務是個人債務還是夫妻共同債務。
根據浙江按該《指導意見》處理民間借貸中夫妻共同債務問題的司法探索情況看，可以講是平穩的，也取得了很好的社會效果。因其平衡了各方當事人的利益，對債權人來說，其借貸本來就是借貸雙方合意；對債務人的配偶來說，其對日常生活需要的借貸未超出其預期的債務范圍和履行能力，家事代理的債務是其責任范圍之內之事。這個按普通商事合同糾紛處理并適當考慮家事債務的特殊情況的裁判方案，應當說對法院和債權人以及婚姻家庭產生多贏的局面。
后來正式出臺的《最高法婚姻法解釋三》，以及《最高法民間借貸規定》中，人們最為期待的民間借貸夫妻共同債務處理的新突破均未出現。隨著《最高法婚姻法解釋三》的實施，原一些對民間借貸糾紛處理進行探索的法院也統一到《最高法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規定上來。但我們注意到，最高法民一庭庭長程新文在2015年年底的第八次全國法院民事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講話中，以及在該會議紀要的征求意見稿中指出，“債權人以夫妻一方為被告起訴的債務糾紛案件中，對于案涉債務是否屬于共同債務，應當按照《最高法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規定認定。如果舉債人的配偶證明所借債務并非用于共同生活，則其不承擔償還責任”。顯然，這個意見（即舉債人的配偶如能自證“清白”則脫責）比一概按《最高法婚姻法解釋二》第24條規定處理有新進步，也說明浙江等地的探索引起了廣泛的共鳴和共識。但是，在正式對外發布的《第八次全國法院民事商事審判工作會議（民事部分）紀要》中卻刪除了該內容，可見對夫妻共同債務的處理問題確實復雜且頗具爭議，立法的路還很長。
民間借貸中的夫妻共同債務問題，最終的解決無非是兩種思路：一是納入合同法中去規定，從宏觀上將民間金融納入國家金融政策的一個問題考慮，司法上將民間借貸糾紛作為普通的商事糾紛來進行處理，總體上與金融借款合同糾紛、買賣合同糾紛等商事合同糾紛處理適用相同規則和法律標準；二是繼續將之放在婚姻法司法解釋中規定并處理，將夫妻共同債務問題作為婚姻家庭中的問題之一，作為特殊的債務進行處理和對待。如此則要繼續加大相關的立法，至少要在此后的婚姻法解釋中對夫妻共同債務問題的處理做進一步調整和細化。
當前，在司法實務中，民間借貸糾紛的訴訟案件之多，司法投入力量之巨，可以講是民商事訴訟中的絕對大戶。但筆者認為，這個現象應是特殊歷史時期的一種特殊社會現象。民間借貸糾紛中夫妻共同債務問題，涉及婚姻家庭等一系列復雜問題，要徹底解決這個困擾司法的問題，需社會各方的共同努力。
作為司法人員也應思考，為何每年全國“兩會”都有一定數量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的建議、提案是針對此問題提出的？為何民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則在民間借貸糾紛的處理中就變味？為何金融借款、買賣、租賃類案件就從沒有過為是否屬于夫妻共同債務出現如此巨大的爭議？為何浙江多年試行的調整民間借貸糾紛案件裁判思路的司法實踐取得了不俗的社會效果？是否“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的處理方案更為有效？相信隨著社會信用建設和執行立法的推進，拒不履行和轉移財產的現象將會大幅度減少發生，是否夫妻共同債務問題也將會迎刃而解。
二、民事審判思維與商事審判思維的差異
不可諱言，隨著審判專業化的發展，民事審判與商事審判其兩者的審判思路與理念既有融合也有差異之處。對此，筆者曾于2006年在《人民法院報》上發表過《獨特的商事審判價值觀》①一文，就提倡商事審判需要有獨特的審判思維和價值觀。該文認為，當今的商事司法已經突破了傳統經濟審判和民事審判的思維，體現和符合現代社會經濟規律的作用愈加突出。一是注重商事裁判價值取向。審理商事案件在適用法律上是商法優先適用。如股權轉讓糾紛，首先要適用公司章程里的特別規定，沒有規定的再適用公司法的規定，如公司法也沒有規定的，則最后適用合同法的規定。商事裁判要有鼓勵交易的意識，對商事合同的無效、撤銷要從嚴控制。二是重視對交易主體相對人的保護。要側重保護相對于商主體的一般交易主體——消費者（老百姓）。“利益大的風險也要大”，在此類糾紛中，商人承受能力強，就要承擔更大的責任。三是注意商事裁判適用法律程序的特殊要求。商事裁判更注重司法效率，需在司法程序上體現效率的特色，同時可采用更為寬容的證據規則。四是要有正確的法律缺失觀念。在法律適用上由于商法固有的發展性與變動性，成文商事立法不可能完全滿足其調整商事交易的需要，應根據商法的一般規定而作出創造性商事裁判，并便利其在一定程度上產生判例性效力。
此后的近十年來，商事審判發展很快，不僅在案件數量上已超過傳統民事案件量，而且在審判方式、審判思維和司法理念上與傳統民事審判也大相徑庭。商事裁判思維從提出到發展并形成較成熟的理論，與這幾年中國經濟以及商事審判的高速發展具有密切的關系。對此，最高人民法院審判第一庭庭長程新文在第八次全國法院民事商事審判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也提到“對于房屋買賣、民間借貸等糾紛，要以引領規則為出發點，注意商事審判思維的運用”。①很顯然，民間借貸應納入商事法律中去規范，民間借貸糾紛作為商事案件，恐怕不僅僅是簡單運用些商事審判思維就能解決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講過，“家庭是社會的基本細胞”。民間借貸糾紛中的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就涉及這個“社會的基本細胞”的穩定問題。民間借貸是國家金融的組成部分，其糾紛處理的司法導向影響到國家金融發展的大局。將民間借貸部分行為放到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釋中去調整，囿于考慮在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上增加諸多細化標準，則也只會將爭議延續或擴大，難有助于問題的根本性解決。
三、當前民間借貸有關夫妻共同債務問題的處理思路
司法裁判中，民間借貸糾紛關于夫妻共同債務問題的處理須保持與最高法的裁判規則和思路高度一致。當前首先要統一到最高法2015年年底第八次全
國法院民事商事審判工作會議的精神上。最高法的民一庭庭長程新文在該次會議上講話時講到關于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問題：
“夫妻一方舉債的情形在現實生活中非常復雜，不僅存在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舉債給其配偶造成損害的情況；也存在夫妻合謀以離婚為手段，將共同財產分配給一方，而將債務分配給另一方，借以達到逃避債務、損害債權人利益目的的情形。從我們了解的情況看，各地法院對這個問題爭議也非常大，包括共同債務除借款外是否還包括侵權等其他債務；在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上，除‘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標準外，是否要考慮增加‘為了家庭共同利益’的標準；在舉債人配偶一方舉證證明舉債人所借債務明顯超出日常生活及生產經營所需，或者舉債人具有賭博、吸毒等不良嗜好的，舉證證明責任能否轉移等問題。這些問題目前爭議都非常大，我們也正在研究中。總體意見是，處理這類糾紛一定要兼顧債權人信賴利益的保護和婦女兒童權益的維護兩個方面。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性質的考量，應區分規制不同的法律關系，分別適用婚姻法第四十一條和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予以解決。在涉及夫妻債務的內部法律關系時，應按照婚姻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進行認定，即在夫妻離婚時，由債務人舉證證明所借債務是否基于夫妻雙方合意或者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如舉證不足，配偶一方不承擔償還責任。在涉及夫妻債務的外部法律關系時，應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釋（二）第二十四條的規定進行認定。但是，在該條‘但書’規定的兩種情形外，可以考慮增加一種情形，即如果配偶一方舉證證明所借債務沒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配偶一方也不承擔償還責任。對于舉證證明責任問題，我重點強調一下，切忌僵化機械理解舉證證明責任，要注意根據不同案件事實，區分爭議點是配偶雙方內部關系還是與債權人之間的外部關系，合理分配舉證證明責任，同時注意舉證責任的轉化。如果債權人對債務為夫妻共同債務提供初步證據后，舉證證明責任就應轉化為舉債人的配偶一方，由舉債人配偶一方對不屬于夫妻共同債務的抗辯承擔舉證證明責任，當然如果舉債人配偶一方舉證證明舉債人所借債務明顯超出日常生活及生產經營所需，或者舉債人具有賭博、吸毒等不良嗜好，或者所借債務發生在雙方分居期間等情形的，舉證證明責任就相應地轉回到債權人一方。”

摘自：《民商案件常見改判問題及裁判路徑》，法律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內容簡介：從近三年內發生的大量改判案例的案件中擷取50個議題，來分析民商事裁判中存在的典型問題，涉及訴訟程序、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等方面。通過這些鮮活的案例來剖析和總結審判的經驗、教訓，成功與失誤，期望能給從事民商審判工作的法官們提供些許可資借鑒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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