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終，布蘭克、凱莉和其他幾個同學不得不起訴紐約幾家最大的律所，爭取她們應得的機會。1971年，布蘭克起訴了蘇利文和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Sullivan and Cromwell），還有一個名叫瑪格麗特·科恩( Margaret Kohn)的女生起訴了羅亞爾、凱戈爾和威爾斯律師事務所（Royall，Koegel and Wells）。1977年，蘇利文和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與
戴安娜·布蘭克達成和解，同時拒絕讓布蘭克查閱律所招聘女性方面的數據。這對于律所而言本應是一次教訓。但7年以后，當奧康納大法官考慮有關蘇利文和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招聘的案件時，該律所的75名合伙人中仍然只有一位女性。實際上自1970年以來，大批女畢業生走出法學院，但不知何故，她們幾乎從未被晉升為合伙人。
這位從未當過合伙人——或者說甚至在1983年未能成為一名律師——的女法官，正在審視這一現實問題。金&斯伯丁律師事務所( King& Spalding)是亞特蘭大一家實力雄厚的律所——也是吉米·卡特的前司法部長格里芬·貝爾( Griffin Bell)的老東家，它拒絕一位年輕的哥倫比亞大學女畢業生伊麗莎白·安德森·海尚( ElizabethAndersonHishon)成為合伙人。金&斯伯丁律所合伙人中從未有過女性。他們在幾年前剛剛提拔了第一位猶太裔合伙人。令他們大跌眼鏡的是，貝西·海尚( Betsy Hishon)，這個大家眼中從不惹麻煩、按部就班的乖乖女，竟然提起了訴訟。她指控，律所在招聘中對她存有性別歧視，違反了《民權法案》。與蘇利文和克倫威爾律師事務所及其他律所不同的是，金&斯伯丁律所并不否認他們對女性的歧視，而且不愿和解。與此相反，他們堅稱：根據《民權法案》，律師事務所是合伙關系，不是雇主，因此在決定由誰作為合伙人時，律所并不是在招聘，而是在選擇合伙人。他們可以無所忌憚地進行歧視。事實上，金&斯伯丁律所也向法庭表示，美國政治中最強大的自由驅動力，即憲法第一修正案，賦予他們選擇與任何人結交——或不結交——為合伙人的權利。如果他們決定不接納女性，那么也是基于他們的憲法權利。
事實上，拒絕貝西·海尚之時，金&斯伯丁律所也有少數女性員工。據《華爾街日報》稱，在海尚一案上訴至最高法院之前，該律所其中一位女員工是有著“引人遐想的好身材”的獲獎的暑期實習生。其他女員工參加了泳裝大賽（律所策劃舉行“濕T恤大賽”，不過一定有人告誡過他們，在訴訟未決的情況下，此舉非常不明智）。泳裝、濕T恤讓報道海尚訴金·斯伯丁律所一案的媒體簡直欣喜若狂。
在最高法院，沒有人想要作出支持金&斯伯丁律所的判決。奧康納的書記官斯圖爾特·施瓦布( Stewart Schwab)，曾就是否受理該案撰寫備忘錄，并認為金&斯伯丁律所主張合伙制不受《民權法案》規制，而受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觀點是錯誤的。他建議先靜待，直至下級法院就此作出不同的裁決，這一情況用最高法院的話來形容就是“巡回法院中的
分歧”。所有那些被律所拒絕的女性求職者也可以等到下級法院之間出現分歧意見之時。意料之中的是，奧康納大法官不認為這些年輕女性應該等待；三十多年間她申請的每一家律所都拒絕了她。她認為最高法院應當審理此案。后來最高法院以四票通過的最低要求受理此案。該案中的法律問題是一個技術問題。與雇主和雇員之間的關系不同，合伙人在風險承擔和控制管理上是平等的，并且從《民權法案》立法歷史沿革看，招聘中的禁止種族和性別歧視規定是否適用于更加靈活和平等的關系，答案并不明確。律所不能拒絕聘用女律師，不過或許他們自己可以拒絕成為女性的合伙人。
律師事務所可以豁免《民權法案》中的義務嗎？在口頭辯論環節，奧康納一反常態，對金&斯伯丁律所的律師極具攻擊性：“國會十分清楚如何在《民權法案》中設置豁免，”她說，“他們規定了三種情形（小企業、宗教組織以及州和地方政府），而現在你們要求我們創造一項關于律師的抽象概念的豁免。如果國會本就打算設置這項豁免，那為何沒有這么做？”回答她的時候，金&斯伯丁律所的律師查爾斯·摩根( CharlesMorgan)徹底憤怒了，他是傳說中的種族民權運動斗士。或許，盡管可以用第一修正案為自己辯護，但承認律所可以合法地拒絕招聘女性——或黑人職員，還是讓他十分尷尬。當然這也是摩根第一次不得不面對有巨大權力的女性法律人，回答律所為何不接納女性的問題。
最終，以將案件的關注點轉移至海尚遭遇的方式，最高法院回避了《民權法案》如何適用于律師事務所的問題。海尚被招聘為律師后，基本的假設是，在律師試用期結束時，律所會對她的表現予以公正的裁量，以決定她是否能夠成為一名合伙人。不同于合伙人，律師毫無疑義就是律所的雇員。在司法部出具的支持性意見和理由的幫助下，法院判 決：是否將一名作為雇員的律師晉升為合伙人，涵蓋在《民權法案》所 調整的雇傭關系項下（而不被第一修正案所保護，他們毫不猶豫地得出 結論）。
該案也引起了最高法院愛好者的興趣。檔案顯示，沃倫·伯格有時會做出令同事抓狂的舉動，但這些舉動往往也不容易被發現。在對案件作初步裁決時，他在案件會議上與多數人意見一致。隨后，作為多數意見中的一員，他可以行使自己作為首席大法官的特權，指定某位大法官來撰寫意見。然后他會自命撰寫意見，然后在字里行間表明他并不真正支持多數意見，以避免讓其他大法官撰寫他不同意的意見，也不會因其表露真實態度后脫離多數派陣營。因此，在全體無異議的海尚案中，他向眾人傳閱意見初稿，指出海尚案系基于兩者之間關于公平對待海尚的合同義務，而非基于《民權法案》中作為雇主的律師事務所應當公平對待所有雇員的要求。如果他能成功地為其意見爭取到大多數同意票，則判決結果對于貝西·海尚而言尚可接受，但由于權利范圍過窄，對于女性平等事業而言則無甚用處。律所也只會在他們的雇傭合同中增加一個條款，明確對律師的聘用并不意味著會考慮晉升其為合伙人。
很快，自由派大法官布倫南駁斥了伯格的觀點。“結果是正確的，”他說，“不過，那并不是法律。我想我必須提出不同意見。”史蒂文斯大法官也加入了論戰，在備忘錄中添加的意見一針見血：伯格的理論甚至無法論證該案由聯邦法院審理的正當性。（普通的合同糾紛由州法院審理，僅有涉及聯邦《民權法案》的訴訟才會由聯邦法院審理。）
即使其他大法官都紛紛發表了意見，奧康納也覺得不太好意思告訴首席大法官，她也不認可他。“我還是認為，裁決意見應當基于《民權法案》第七章判決賠償，而不是僅僅根據合同理論。”意識到自己太過分，伯格退卻了，就律所的晉升決定寫出了適用《民權法案》的意見。
唯一一位認可首席大法官第一次意見的是鮑威爾大法官。他曾經非常激進地質問海尚的律師，如果每次晉升合伙人的決定都受制于《民權法案》，那么律所還如何運營。鮑威爾并不認為，在已經文明和進步的1984年，律師事務所存在性別歧視問題：“時至今日，可以確信歧視已經不可能發生——因為這與律所的最佳利益相悖”，他在自己的日常備忘錄中寫道。“律師事務所的未來，就如同足球隊未來一樣，取決于選擇合伙人時的智慧和審慎。在現今的律師事務所中，性別或種族都不再是負面因素。”①他提交了一份單獨的協同意見，以強調合伙人選任決定的限度。律師事務所不得歧視其律師或雇員。但一旦該律師或雇員成為合伙人，該公民權利即告消滅，鮑威爾大法官反復重申。慶幸的是，女性合伙人并不需要這種幫助。
或者她們也需要。海尚案作出判決的4年后，新成立的美國律師協會職業女性委員會②決定就該事宜舉行聽證。首任女主席——希拉里·羅德姆·克林頓( Hillary Rodham Clinton) -曾懷疑這種聽證會是否有效。她預言，只有失敗者會到場。事實恰恰相反，美國律師協會的領軍人物——華盛頓特區巡回法院中唯一的女性帕特-沃爾德( Pat Wald)，以及《斯坦福法律評論》的首位女主編、華盛頓知名律所阿諾德和波特( Arnoldand Porter)的合伙人布魯克斯利·波恩(Brooksley Bom) -不僅到場，還分享了女性如果想在律所立足，可能遭遇的問題。她們能拿到的案子都不是那些利潤豐厚的大案子，無從施展能力；她們做的都是低端工作，比如核查文件。律所默許客戶提出不準女性辦理他們案件的要求，律所也不邀請她們參與重要的社交活動。于是，她們被認為無法拓展新業務。報告結論是：人們以“女性能力不足的假設”來看待她們所從事的工作。
海尚案在伯格時代最高法院浩如煙海的文獻中無跡可尋。伯格、布萊克門、鮑威爾、布倫南、史蒂文斯甚至奧康納的最高法院傳記中，包括了對數百起案例的分析，涵蓋了從人身保護令領域的窮盡救濟原則，到露天采礦的聯邦權力等各種事項。然而，那里面從不包括這位本來非常傳統的年輕女性律師的抗爭。對于最高法院的編史者來說，這個案件無足輕重。但對于那些想在金&斯伯丁律所一樣的律師事務所中努力謀求成功的年輕女性來說，那里沒有足夠的女性合伙人，卻充斥著太多“濕T恤大賽”，貝西·海尚的勝利猶如一根救命稻草。
從海尚勝訴中受益的也不僅是年輕女性律師。社會學家芭芭拉·哈里斯（Barbara Harris）對19世紀的職業女性進行研究，通過對比她們進入法律和醫療行業所遇到的困難，發現女性在律師協會中遭遇了最大的阻礙……法律顯然是一個全男性領域，并且最為接近權力中心，不接納女性也不會被女性改變。①因而，法律制度中關于女性問題的進步會對女性的方方面面產生影響。
奧康納完全清楚海尚案裁決的重要性。次年，紐約州律師協會邀請她為介紹女性在法律職業中所獲成就的叢書作序，①她以海尚案的裁決開篇：“1983年開庭期內作出的海尚訴金&斯伯丁案判決對女性律師有特殊意義，該判決確認《民權法案》第七章不僅適用于事務所的招聘和晉升，也適用于晉升合伙人。”
正如這篇序言所說，自從1982年那次會議的失誤之后，三年來奧康納法官在處理“女性事宜”方面學到了很多。在為女性任職司法系統和律所合伙人人數過少而惋惜的同時，她很快察覺“頑固的社會和文化障礙”使得女性更難獲得發展，并且認識到由女性律師團體共同抗爭，以消除“人為障礙”所帶來的益處。這一次，她沒有勸誡她的讀者要始終把家庭放在首位；相反，她深知，要求女性承擔絕大部分的家庭責任，是阻礙她們事業發展的一項重要原因。她甚至向紐約的先鋒女性公開致敬，其中包括時任“美國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的魯斯·巴德·金斯伯格。
摘自：《溫柔的正義: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奧康納和金斯伯格如何改變世界》P189-195頁，法制出版社2018年2月出版。內容簡介：琳達.赫什曼寫的這本合傳講述了她們是如何在男性占主導地位的職業較量中為得到認可而奮斗，并最終惠澤全美女性的故事。赫什曼還厘清了兩位大法官在解決就業歧視、墮胎、平權行動、性騷擾，以及其他對女性生活至關重要的爭議中，如何通過創設先例來塑造現代女權主義的法律框架。《溫柔的正義》把溫情的個人敘事與具體的法律問題結合在一起，讓我們前所未有地了解這兩位非凡女性。細致入微地研究，引人入勝地講述，這是一本關于如何改變美國法律和文化的權威著作，也是一個關于偉大友誼的動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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