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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事審判白皮書（1984—2014）（摘要）

http://www.ykdzzs.com　 2014-9-4 8:33:07　 來源：人民法院報

    今年是我國設立海事法院三十周年。三十年來，我國海事審判工作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順利實現了將我國建設成為亞太地區海事司法中心的目標。未來，海事審判工作將緊緊圍繞國家開放戰略和海洋強國戰略，努力打造具有廣泛國際影響力的海事司法品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歷史進程中發揮更大作用。

    一、完善海事審判制度體系，建設亞太地區海事司法中心

    （一）設立海事法院，形成專門化海事審判格局

    為適應海上運輸和對外貿易事業發展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原交通部（現交通運輸部）經請示中央政法委員會決定，于1984年6月1日成立上海、天津、青島、大連、廣州和武漢海事法院。1984年11月14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通過了《關于在沿海港口城市設立海事法院的決定》，正式在立法上規定了海事法院的設立、監督、管轄、審判人員任免等事項；各海事法院與所在地的中級人民法院同級。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工作需要，先后于1990年批準設立海口、廈門海事法院，于1992年批準設立寧波海事法院，于1999年批準設立北海海事法院。自1992年至今，全國海事法院在管轄區域內重要港口城市設立了39個派出法庭，分布于全國15個�。ㄖ陛犑�、自治區），就地收案辦案，輻射范圍涵蓋北起黑龍江，南至南海諸島（東沙、西沙、中沙、南沙、黃巖島等島嶼）等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的全部港口和水域。1999年6月，上海等首批設立的6個海事法院成建制地，由原組建部門交通部及其所屬港航單位移交給所在省、直轄市黨委和高級人民法院共同管理，正式納入國家司法體制，為海事審判工作的科學發展掃清了機制性障礙。海事法院——所在地的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原交通運輸審判庭，現民事審判第四庭具體負責監督指導），形成“三級法院二審終審制”的海事審判機構體系。

    （二）探索完善海事法律制度，為海事審判提供制度保障

    海事法院成立之初，我國并沒有專門的海事法律，海事審判在諸多方面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況。海事審判工作的全面開展，為海事法制的建設提供了充分的實踐依據，并產生了直接的推動作用。一是推動海事立法，確保海事審判有法可依。海商法于1992年頒布，標志著我國有了專門的海事審判實體法。為建立健全海事訴訟制度，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開始組織起草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于1999年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標志著我國海事法律制度體系基本形成。二是加強海事司法解釋，逐步完善和健全海事訴訟和海事法律適用制度。海事法院成立后，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司法實踐的需要，于1986年至1992年陸續制定了關于涉外海事訴訟管轄、訴前扣船、強制變賣被扣押船舶、海事法院收案范圍、涉外海上人身傷亡損害賠償等5個司法解釋，先行規范亟待解決的問題。海商法和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頒布后，最高人民法院于1994年至2013年二十年間，先后制定頒布了關于船舶碰撞和觸碰財產損害賠償、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的適用、海上保險、船舶碰撞、無正本提單交付貨物、海事賠償責任限制、船舶油污損害賠償、海上貨運代理糾紛等16個司法解釋，逐步實現了對常規性海事糾紛的“全覆蓋”，保障了法律的統一、規范適用。三是積極參加國際公約的談判和制定，努力構建公平合理的國際海運貿易新秩序。為有效應對國際海事法律統一化趨勢，最高人民法院不斷選派海事法官參與研究制訂《1999年扣押船舶國際公約》、《聯合國全程或者部分海上國際貨物運輸合同公約》（鹿特丹規則）、《關于外國船舶司法出售及承認的國際公約草案》（“北京草案”）等海事國際條約，積極反映我國法律立場，充分維護我國國家整體利益。

    （三）積極行使海事司法管轄權，提升海事審判國際地位

    全國10個海事法院實行跨行政區域管轄，從1984年至2013年12月底共受理各類海事案件225283件，審結執結215826件，結案標的額人民幣1460多億元，涉及亞洲、歐洲、非洲和南北美洲70多個國家和地區。三十年來，海事案件數量總體上逐年以約10%的幅度持續增長。

    目前，我國是世界上設立海事審判專門機構最多最齊全的國家，也是受理海事案件最多的國家，具備較為完善的海事法律制度。我國海事審判在取得長足進展的同時，還帶動和促進我國興起了一批海事律師、海商法教學科研、海事仲裁、海事評估鑒定等相關行業機構，共同形成與我國國際航運中心建設相適應的海事法治服務保障體系。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初在第十七屆全國法院工作會議上提出的在2010年之前將我國建設成為亞太地區海事司法中心的目標已經如期實現。

    二、發揮海事審判職能作用，保障對外開放和海洋經濟發展

    （一）依法審理海事案件，規范海運貿易秩序

    海事法院成立三十年來，我國經濟社會歷經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起步、90年代初期市場經濟體制開始逐步確立、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等重要發展階段，對外貿易和海運經濟出現一輪又一輪的快速發展，海事案件數量相應保持較快增長勢頭，案件構成比例不斷變化，各類法律適用問題層出不窮，全國海事審判隊伍緊扣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性歷史特征，有針對性地重點研究解決各時期的常規性海事案件，保障海運貿易健康發展。

    1.探索完善海事訴訟保全制度，保障海運貿易當事人及時主張權利。海事法院成立之初，我國民事訴訟法僅有訴訟中（財產）保全的規定，并無訴前保全的規定，亦無證據保全、行為保全的規定。1984年11月26日，上海海事法院于訴前裁定在上海港扣押希臘籍“阿加米能”輪，率先表明我國海事法院采納海事請求人可以在訴前申請扣押船舶（財產保全）的國際通例。1985年10月18日，上海海事法院依法拍賣了巴拿馬索達·格蘭特航運有限公司所屬的“帕莫娜”輪清償有關債務，開創了我國海事司法拍賣船舶（外輪）的先例。1992年12月，廈門海事法院根據收貨人福建省廈門特區錦江貿易公司的申請，于訴前裁定對“大豐”輪航海日志等相關證據予以保全，對后來案件審理認定承運人倒簽提單等基本事實發揮了重要作用。1992年8月，廣州海事法院應“卡西亞”輪所有人香港明華船務公司的請求，裁定責令托運人即時清關，以使船舶立即開航。海事法院的實踐探索，率先將保全時間從訴訟中拓展至起訴前，將保全對象從當事人的財產擴大到證據和當事人的行為，填補了民事訴訟法的空白，充分保障海事請求人行使訴訟權利。從1984年至2013年，全國海事法院共扣押船舶7744艘次（國輪6084艘次、外輪1660艘次），拍賣船舶633艘（國輪510艘、外輪123艘）。

    2.公正審理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貨運代理合同糾紛案件，維護國際貿易秩序。海運是國際貨物貿易的主要運輸方式，約占海陸空各種運輸總量的85％，公正審理國際海上貨物運輸合同糾紛案件，對保障國際貿易的正常開展具有重要意義。海事法院在成立之初，審理該類案件面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沒有專門法律規定，裁判缺乏明確依據；二是當時國家大批量進出口糧食、礦石等初級產品，易發生提單批注、托運人憑保函換取清潔提單、貨損貨差等糾紛，亟待公正處理，形成規則予以規范。各海事法院根據基本法律規定、法學理論并借鑒國際慣例，從承認提單具有貨物收據、運輸合同證明、物權憑證三大基本功能入手，根據意思自治原則認可提單背面首要條款的效力，按照提單約定準確適用海牙規則、維斯比規則，對于保障改革開放之初的國際貿易秩序發揮了根本性作用。海商法于1992年頒布后，國際海上貨物運輸領域又出現許多新的問題，突出表現：一是因集裝箱運輸快速發展，無正本提單交貨糾紛大量出現。二是由于海商法對契約托運人、實際托運人與承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沒有清晰的規定，導致實際托運人的識別及其訴權問題突出。三是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航運服務市場進一步開放，無船承運人與貨運代理人的識別及其相應的責任問題凸現。四是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部分貨主長期不能提取貨物甚至棄貨，承運人主張運費、集裝箱滯箱費困難。從事海事審判的各級法院根據海商法的立法本意和我國國際貿易的發展狀況，在海事審判中堅持依法判決承運人承擔不憑正本提單交付貨物的賠償責任，主要根據實際交貨行為識別實際托運人，并認定實際托運人有權直接要求承運人簽發提單，支持承運人在目的港無人提貨的情況下向托運人主張運輸費用，逐步總結識別無船承運人與貨運代理人的標準，并向有關行政主管部門發出處罰違法攬貨簽單等行為的司法建議，以規范整肅航運市場秩序。通過海事審判多年的規范，近十年來，航運市場主體的法治觀念明顯增強，國有和外資大中型航運企業基本上很少卷入無單放貨、非法扣單等常規性貨運糾紛中來，國際貿易和航運市場持續向好發展。

    3.公正審理船舶碰撞與觸碰損害賠償糾紛案件，維護海上交通安全秩序。船舶碰撞與觸碰損害賠償糾紛案件是最具有專業技術性的海事案件之一，重大敏感復雜，主要體現為四個方面：一是由于海上情況復雜多變，特別是夜間或者能見度不良情況下碰撞，一旦肇事船舶逃逸，案件審理缺乏直接證據，肇事船舶認定難。二是有關國際公約和海商法對船舶碰撞長期沿襲“對物訴訟”制度，船舶經營主體多元化增加了責任主體識別的難度。三是劃分碰撞責任比例技術性強，需要根據1972年《國際海上避碰規則》，運用航海技術，準確分析船舶碰撞前的格局及其各方過失。四是具體損失及賠償范圍不易確定。各海事法院及其上訴審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經過長期實踐探索，逐漸形成一系列成熟的規則和做法，包括：以有關司法解釋明確碰撞責任主體和具體細化損失認定標準；以典型案例明確了根據間接證據認定船舶碰撞事實的規則；充分發揮證據保全功能，形成船舶碰撞案件的證據保密和禁止翻供規則；委托專家，利用計算機多媒體等科學技術，采用三維動態演示模擬再現碰撞過程，幫助分析和判斷船舶碰撞原因及過失比例。

    4.公正審理海事賠償責任限制相關糾紛、海上保險糾紛案件，依法維護海運貿易的風險分擔機制。航海貿易早期被視為“海上冒險”事業，近現代各國海商法和海事國際公約系統確立了一套特殊的海上風險分擔機制。海事審判的重要職能之一是依法合理分配海上風險，促進海運和貿易事業健康有序發展。最高人民法院先后于2003年、2010年制定頒布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司法解釋和專門的海事賠償責任限制司法解釋，明確責任限制的抗辯權屬性并相應細化具體程序規則，正確解釋海商法從公約中舶來的 “特定場合”、“明知可能造成損失而輕率地作為或者不作為”等特定用語的含義，填補了海商法相關條款的疏漏，合理平衡相關利益方的權利義務關系。最高人民法院通過司法解釋、指導文件、相關案例先后明確了海上保險條款的解釋規則、“一切險”的理解、保險利益與貨物所有權及風險轉移的關系、如實告知的性質與范圍、代位求償權的行使程序等一系列重大問題，有效維護了海上保險的誠信機制，確保各方對風險分擔的穩定預期。

    （二）規范審理海洋環境污染案件，促進海洋生態文明建設

    通過司法手段保護海洋環境，是海事審判的重要職能之一。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往往會造成國家海洋資源和海洋生態損失，海事法院成立之初所適用的1982年海洋環境保護法并沒有規定相應的索賠制度。從事海事審判的各級法院積極探索，先后取得一系列突破性進展，為環境公益訴訟立法和生態損害賠償制度建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一是將海洋環境污染案件作為常規性海事案件成規模受理，率先解決環保案件訴訟難問題。青島海事法院于1985年即受理了“大慶232”輪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拉開了海事司法保護海洋環境的序幕。之后，全國海事法院至2013年年底共陸續受理各類海洋環境污染損害賠償糾紛案件達2017件。二是率先認定海洋環境公益訴訟的適格主體，即確認依法行使海洋環境監督管理權的機關可以代表國家索賠海洋資源損失。廣州海事法院、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理1997年“海成”輪油污案，一致認定了廣東省漁政海監檢查總隊湛江支隊索賠海洋漁業資源損失的主體資格。三是率先確立了在尊重專業判斷的前提下認定可科學量化的海洋資源損失的規則。上海海事法院在審理“海利”輪油污損害賠償糾紛案件中，通過就苯酚對海洋資源急性和亞急性毒性試驗，確定了該案中海洋環境污染損害程度，使判決有了科學依據。四是率先在判決中明確污染者不能以排污達標主張減免污染責任。天津海事法院、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于2002年審理河北樂亭孫有禮等18人訴遷安第一造紙廠等9企業近海水域污染損害賠償糾紛案，在全國法院中首次判決認定排污達標造成污染損害也應承擔污染損害賠償責任，豐富了環境污染歸責原則的內涵。五是正確適用船舶油污損害賠償的特殊規則。2007年3月，馬來西亞籍“山姆”輪在煙臺海域觸礁擱淺發生燃油泄漏污染，青島海事法院依照《1992年國際油污損害民事責任公約》環境損害賠償僅限于恢復措施的費用等判決“山姆”輪船舶所有人及其保賠協會賠償山東省海洋與漁業廳油污損失人民幣1431.09萬元及其利息。

    （三）妥善審理涉外涉港澳臺案件，服務國家開放戰略

    國家設立海事法院的初衷是保障海上運輸、對外貿易、改革開放事業的發展。廣大海事法官牢記歷史使命，嚴格按照沖突規范的指引，準確適用國內法、外國法、國際條約、國際慣例，平等保護中外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妥善裁判、調解了韓國籍“三湖藍寶石”輪、馬耳他籍“第一海洋”輪、越南籍“陽光”輪、我國“河北精神”輪等一批在國際國內有重大影響的海事案件，受到當事人、外國領事館的贊揚和國際社會的好評。海事審判隊伍公正高效審理和執行“中威”案、“天�！陛啺傅纫淮笈�具有重大國際影響的海事案件，進一步彰顯了中國司法權威。三十年來，各海事法院共審結執結涉外涉港澳臺海事案件64747件，結案標的額折合人民幣約800多億元。為解決域外法查明難、域外送達難、評估鑒定難等問題，山東、廣西、廣東、福建等地海事法院及其上訴審高級人民法院充分利用地緣優勢，針對涉韓、涉東盟、涉港澳、涉臺案件集中的特點，積極開展收集、匯編、翻譯相關域外法等基礎性、前瞻性工作；各級法院積極采取多種送達方式提高域外送達的有效性，注重發揮專業技術鑒定和專家的作用，內部自行確定合理審限（如一年），不斷挖掘審判潛力。我國海事審判質量和效率不斷提高，國際公信力也日益增強，與我國無直接聯系的國外當事人選擇來華訴訟的海事案件逐年增多。自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十五年來，至少有2000余件糾紛的外籍當事人有意選擇到我國海事法院申請扣船、起訴。例如巴哈馬籍巨輪“航海者”輪所有人在2002年初因拖欠抵押貸款等債務，美國、英國、利比里亞等8個國家的債權人一致選擇向廣州海事法院申請扣押、拍賣船舶并起訴，該院及時扣押、拍賣了該輪，并依據我國沖突規范的指引適用船籍國法即《巴哈馬商船法》審結了相關抵押貸款糾紛，債權人JP摩根大通銀行副總裁致信稱贊中國法院在審理該案中“公正嚴明，認真負責，反映了中國海事審判正在與國際接軌，以適應中國加入WTO后對海事司法的需要”。我國海事審判案例陸續被英國《勞氏法律報告》、《勞氏海運與商業法律季刊》等有國際影響的刊物刊載或者援用，成為國際航運界、國際海事司法界關注和研究亞太地區海事司法動態的一個重要參考。

    （四）實施海事審判精品戰略，持續抓好執法辦案第一要務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初提出實施海事審判精品戰略，強調海事審判以精取勝、以質取勝，注重品牌效應，以持續、穩定的精品案件，贏得社會和人民群眾的認可與信任。為此，著重抓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強調研指導，規范統一裁判尺度，包括：加強海事司法解釋工作；強化案例指導工作；全面推行案件評查工作；加強案件信息溝通和業務交流。最高人民法院在海事審判監督指導上形成了“三步走”司法解釋工作機制，依次形成調研報——指導意見——司法解釋工作鏈條，確保每年出臺1至2個海事司法解釋；近五年，共發布指導性海事案例、選編典型海事案例50多件，編輯出版船舶建造、海難救助等專題海事案例集，對相關法律適用問題進行具體指導；自2006年以來每年組織對4個海事法院或者上訴審高級人民法院的海事案件進行質量評查，及時反饋問題，進行整改；最高人民法院以個案審理情況反饋、定期案件質量分析通報、年度海事審判綜述等多種形式加強法院內部海事審判情況交流；10個海事法院之間形成每年輪流承辦全國海事審判研討會和執行工作研討會的機制，交流審判經驗，自覺規范裁判尺度和司法活動；各海事法院與其上訴審高級人民法院每年召開若干次海事案件分析會，以統一認識。二是加強審判管理，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從事海事審判的各級法院強化精品審判意識，確立了“二降三升四無”目標：上訴申訴率、發改率下降，審執結率、調撤率、服判息訴率上升，無超審限、無裁判差錯、無程序瑕疵、無涉訴信訪；相應制定了案件流程管理、案件審簽管理、庭審規范化管理、案件質量監督評查管理等內部規范文件，采取計劃結案、存案排查、量化公示、預警督辦、檢查整改等措施，加強監督管理，規范審判程序和裁判文書制作，確保均衡結案，杜絕超期結案，進一步縮短案件審理周期，提高審判質量。從2010年至2013年底，全國海事一審案件服判息訴率平均為90%；全國海事案件上訪率低于千分之一，大多數法院多年沒有發生海事案件上訪的情況。

    三、強化海事司法服務功能，保障改革發展穩定大局

    （一）發揮海事司法服務能動作用，促進經濟社會科學發展

    在改革開放各個歷史時期，各海事法院及其上訴審高級人民法院緊緊圍繞國家對外開放與海洋開發戰略、外貿與航運經濟發展、國際與地區航運中心建設、邊境貿易與區域經濟合作等經濟社會發展大局，研究制定海事司法服務保障大局的指導意見與配套措施。各海事法院將司法建議納入常規工作機制，加強類型案件的統計分析，創新和豐富司法建議的形式，采取發函、年報、白皮書等形式集中向社會反饋海事司法信息及相關建議，自2009年以來共發出司法建議函200余份，80%以上的建議得到及時采納，收到了良好的社會效果。例如，廈門海事法院2011年向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提出一項政策性漁工責任險的司法建議，促使該保險公司修改保險條款、提高保險金額數倍，惠及福建全省10萬投保漁工。大連海事法院于2013年向中國保監會發出一份海上貨運保險司法建議，中國保險行業協會及時與大連海事法院主辦了全國37家財產保險公司參加的專題研討會，研究解決了海上貨運保險中的法律難點，被遼寧省委評為省直機關“最佳實事”。

    （二）努力踐行司法為民宗旨，滿足社會司法需求

    一是強化派出法庭服務基層的功能。海事法院設立派出法庭，適應了海事法院管轄區域線長面廣的特點和港口建設、沿海沿江開發速度快的實際情況，方便了當事人訴訟。2013年，全國海事法院39個派出法庭共受理各類海事案件10936 件，結案10877件，約占海事法院同期全部收結案的51%，能夠將派出法庭收案中的92%左右的糾紛徹底化解在基層。二是不斷拓展海事司法服務的地域范圍。隨著物流業和集裝箱運輸業務的蓬勃發展，我國沿海港口群紛紛在東北、內蒙古、云貴等地籌建無水港，東北地區與俄羅斯，廣西、云南與東盟積極開展邊境航運貿易，海事糾紛的鏈條已經延伸到內地與邊境。為適應新形勢，大連海事法院在哈爾濱設立了派出法庭，天津海事法院到北京、河北、山西和內蒙古等地設立了16個巡回審判點和若干海事審判聯絡點，開展走訪、調研、海事法律培訓等上門服務活動百余次，受到內地外經貿單位的歡迎。三是大力推行司法便民利民措施。全國10個海事法院不斷完善立案信訪窗口建設，推廣郵寄立案、網上立案、電話預約立案，強化訴訟指引、訴前調解、判后答疑等職能，積極開展“進企業、到港區、上海島、下漁村”等法制宣傳、巡回審判活動，尊重漁區生產規律集中安排在休漁期開庭；依托巡回審判點、人民陪審員、司法聯絡員開展就地立案、就地調解、就地執行等一體化服務；推行視頻開庭，方便當事人、證人、鑒定人異地參與訴訟；研發案件電子查詢系統，建立電子檔案數據庫，便于當事人通過數據終端或者手機短信平臺查詢案件審理與執行進度、快捷查閱案卷。四是探索多元糾紛解決機制，維護社會和諧穩定。各海事法院通過與貨運代理協會、漁業協會、船東協會等行業協會，海事、漁政等行政機關，仲裁委員會、人民調解委員會、司法所等機構加強溝通協調，探索建立多元調解機制，實現“訴調對接”，邀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基層干部、港澳臺人士參與調解，充分調動社會各方力量促成約57%的一審海事案件順利調撤。廈門、寧波等海事法院還通過與基層組織共同打造“無訟漁區”、“無訟港區”、“無訟海域”，每年將百余起糾紛在訴前予以化解。各海事法院密切關注轄區內發生的重大海事事故、重大環境污染事故，妥善化解了一批可能影響社會穩定的群體性事件。

    （三）積極開展涉外海事司法援助，彰顯國際人道主義精神

    自上世紀末以來，國際航運市場競爭激烈，開始出現部分船東長期拖欠船員工資并停止船舶供應的經營困局，造成我國船員隨船滯留境外、外國船員隨船滯留我國境內等敏感問題。我國海事法院積極開展司法救助，在國際海事司法史上留下一段段動人佳話。例如，圣文森特籍“明昕”輪1999年因拖欠港口使用費被滯留韓國仁川港3個月，船東不出面處理，船上24名中國船員受困，青島海事法院接到船員求援后，采取有效措施，使“明昕”輪在韓國獲釋駛回青島港，之后，該院依法扣押、拍賣該輪，先行清償船員工資，受到國內外媒體一致贊揚。一批敘利亞船員在塞拉利昂籍“LEDOR”輪上服務被船東遺棄而嚴重缺乏基本生活保障，廈門海事法院為船員安排船舶供應、伙食、醫療、墊付工資、出境簽證等系列服務，使其分期分批遣返，敘利亞船員向廈門海事法院贈送了英文書寫的“人民法官為人民”錦旗。多年來，青島、上海、寧波、廣州、北海等海事法院依法妥善處理“堪察加”輪、“非洲勇士”輪、“密斯姆”輪、“雪曼斯”輪、“鷹之驕傲”輪、“賽杰風”輪等諸多外籍船舶船東欠薪停航事件，對300余名俄羅斯、土耳其、烏克蘭、阿塞拜疆、緬甸、巴基斯坦、越南等外籍船員給予司法救助和人道主義援助，為外籍船員向船東討回公道，保證他們順利遣返回國，多次受到船員所在國駐華使館和國際社會的一致好評。

    （四）全面落實司法公開，積極回應社會關切

    一是不斷深化司法公開。海事法院自成立以來，海事案件的立案、開庭、裁判結果均依法予以公開；從1995年前后重點以裁判文書改革為抓手深化司法公開，在裁判文書中全面客觀地反映審判全過程，特別闡明舉證、質證情況和法院對證據的認定及其理由，增強裁判文書的說理性。廣州海事法院于1999年開始探索在裁判文書中直接公開合議庭法官的不同裁判意見，被媒體譽為“透明的審判庭”、“揭開了案件評議的神秘面紗”、“打開了審判過程中的最后一道‘暗箱’”。二是大力加強網絡公開。海事審判是我國法院最早利用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推行司法公開的領域。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四庭依托廣州海事法院于2002年1月1日開通了“中國涉外商事海事審判網”，于2002年8月創建網站英文版，集中公開全國生效海事裁判文書和海事司法動態。各海事法院及其上訴審高級人民法院相繼開通了各自門戶網站、法院微博，有選擇性地進行網絡直播。北海海事法院于2013年開通政務網，重點突出以當事人為本位，設置便捷的審務、政務等查詢欄目，開展網上立案、送達、調解等部分訴訟活動。寧波海事法院建設網上拍賣平臺，2014年3月25日成功在網上拍賣一處房產，為競買人節約傭金6.1萬元。三是不斷創新拓展公開方式。各海事法院還采取聘請廉政監督員、邀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旁聽、舉辦“法院開放日”活動等多種方式加強司法公開；在2013年共選任 190 名人民陪審員參與 1252 件海事案件的審理，拓展了社會公眾了解認識海事司法的途徑，增強了當事人和社會對海事法院裁判的認同感與信任度。

    四、加強隊伍和基礎建設，保障海事審判科學發展

    各海事法院成立之初，從海事行政、港航企業、地方法院抽調在職人員并吸收少量法律、航海專業本專科生，人員知識結構和綜合素質亟待提高。各海事法院勵精圖治，逐步建立了一支政治堅定、業務過硬、作風優良、清正廉潔的海事法官隊伍。海事法院建院初期突出抓法官在職學歷教育和優化法官知識結構，培養熟悉法律、航海、貿易實務的高學歷法官隊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海事法官隊伍開始逐步實現由學歷教育向綜合業務能力培養的轉變，結合審判實際有針對性地開展各種業務培訓，選派海事法官到遠洋船舶和港航部門實習調研、組織海事法官出國學習交流，進一步豐富海事法官的普通民商法、海事法律、航運業務、外語外貿等知識，提高海事法官的綜合能力。三十年來，廣大海事審判隊伍調研蔚然成風，成果豐碩。全國海事法院及其上訴審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四庭共承辦刊物6種，編著出版專業書籍70余本，全國海事法官撰寫調研報告500余份，在國際國內刊物發表論文和案例評析2500余篇。海事法官發表的論文有25％以上獲得各種獎項，武漢海事法院4次獲得全國法院系統學術討論會一等獎。至2013年底，全國從事海事審判的法官共570人，其中90%以上具有碩士、博士學歷，先后有9人被評為全國審判業務專家。

    三十年來，海事法院的基礎建設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基本實現辦公現代化，正在努力邁向辦公智能化。海事法院成立之初，靠租用或者自建幾百平方米辦公用房開展工作，沒有辦公用車，干警乘公交車或者騎自行車外出辦案，辦公條件非常艱苦。海事法院艱苦創業，先后在當時的行政主管部門交通部、地方黨委和政府、上訴審高級人民法院的大力支持和協助下，逐步完成由租房到獨立辦公樓，再到現代化新辦公樓的二至三輪基礎建設，辦公條件得到很大改善，緊跟時代發展步伐，基本實現海事審判內部辦公無紙化、管理網絡化、庭審記錄數字化、卷宗檔案電子化。同時，海事法院大部分派出法庭購建了獨立的辦公用房，實現了與海事法院本部的網絡連接，可以進行網上辦公和電子遠程簽章。海事法院正在以全球視野、開放姿態，不斷展現我國司法現代文明的新形象。

    三十年來，我們實現了“將中國建成為亞太地區海事司法中心”的目標，在國際競爭舞臺上迅速崛起。展望未來，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中國海事審判將在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環境中更具影響力。這主要是基于以下兩個方面的判斷：一是中國航運貿易持續增長為海事審判提供更加廣闊的空間。目前，中國港口吞吐總量和集裝箱吞吐總量多年位居世界第一，有10個港口位列全球二十大集裝箱港口；中國多年穩居世界第一造船大國（2013年全國造船完工量4534萬載重噸，手持船舶訂單1.31億載重噸），船隊規模居世界前列（2013年中國船隊規模達17.26萬艘、24401.03萬載重噸），國際航運中心繼續向亞太地區轉移，中國作為全球航運中心的地位將日益鞏固，海事審判將肩負更加重要的司法保障任務。二是國家實施海洋強國戰略迫切需要加強海事審判工作。二十一世紀是海洋的世紀，維護海洋權益、開發和保護海洋日益成為全球競爭的熱點和焦點。黨的十八大及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海洋維護與利用重點提升到海洋戰略安全、海洋經濟發展、海洋生態文明三個層面來實施，需要海事審判進一步提高服務水平和保障能力。

日期：2014-9-4 8:33:07 | 關閉 |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