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0)
少年強則國強。當代中國少年兒童既是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的經歷者、見證者,更是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生力軍。
——習近平
目 錄
前 言 1
一、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情況分析
二、積極參與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
三、依法懲戒和精準幫教涉罪未成年人
四、打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保護救助未成年被害人
五、加快推進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
六、促進未成年人保護社會治理
七、加強未成年人法治宣傳教育
八、深化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化、規范化、社會化建設
結 語
全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大事記
前 言
2020年,是極不平凡的一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全國人民書寫了眾志成城的抗疫史詩,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性成就,奪取決戰脫貧攻堅的決定性勝利,實現“十三五”圓滿收官。2020年,也是未成年人保護發展史上濃墨重彩的一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未成年人法治體系更加健全完善。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確立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則,建立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協調機制,構建“家庭、學校、社會、網絡、政府、司法”六大保護體系,未成年人保護“小憲法”地位更加名副其實。新修訂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進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分級預防、教育矯治機制,更加有效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新頒布的民法典,既是一部涵蓋社會生活方方面面的百科全書,也是一部明確未成年人權利義務的護身寶典,凝聚保護未成年人力量的共同約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十一)》審議通過,更加突出“雙向保護”,一方面,個別調整未成年人刑事責任年齡,讓“熊孩子”懂得敬畏法律,另一方面,堅持零容忍態度,對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一律從重從嚴懲處。生動鮮活的檢察探索為完善未成年人法律制度提供了豐富的實踐經驗,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簡稱“兩法”)吸收了檢察機關探索創新的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等一系列制度機制,并確立了檢察機關對涉及未成年人的訴訟活動、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預防工作等開展法律監督的職責。
2020年,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和在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整個過程中負有重要職責的政法機關,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積極履行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檢察責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會議,出臺《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加強新時代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意見》,下發《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加快推進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工作的通知》,指明了新時代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基本思路、原則方向和目標任務,確立了“捕、訴、監、防、教”一體化工作模式,形成了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四大檢察”工作格局,明確了堅持督導而不替代的職能定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未成年人檢察制度基本形成。全國檢察機關在有關部門、社會各界大力支持下,齊心協力,開拓進取,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在新的一年取得新的進展。
為進一步準確把握未成年人保護的新形勢,深化對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發展狀況的認識,更加自覺承擔未成年人保護的檢察責任,主動接受社會監督,在總結去年經驗的基礎上,經梳理形成《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20)》。白皮書對“十三五”時期特別是2020年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情況進行了分析,指出未成年人犯罪數量有所下降,涉嫌罪名相對集中,嚴重暴力犯罪、毒品犯罪、校園欺凌和暴力犯罪情況持續好轉,少捕慎訴慎押政策進一步落實,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實現創新發展。與此同時,未成年人保護形勢不容樂觀,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害案件多發高發,重大惡性案件時有發生,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任重道遠。白皮書還對檢察機關參與“兩法”修訂工作,2020年未成年人檢察司法保護情況進行簡要總結,梳理對未成年人檢察及司法保護工作具有一定影響和意義的事件、典型做法、創新機制,以便社會公眾更加全面、直觀了解未成年人檢察工作。
在“六一”國際兒童節來臨和“兩法”修訂施行之際,現將白皮書予以發布,以期進一步準確把握未成年人保護和犯罪預防的新形勢新要求,增強貫徹落實“兩法”的責任感和主動性,凝聚未成年人保護合力,保護祖國的未來健康成長!
一、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情況分析
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共受理審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37681人,受理審查起訴54954人,經審查,批準逮捕22902人,不批準逮捕14709人,提起公訴33219人(含附條件不起訴[ 附條件不起訴,是指檢察機關依法對應當負刑事責任的犯罪嫌疑人,認為可以不立即追究刑事責任時,給其設立一定考察期,如其在考察期內積極履行相關社會義務,并完成與被害人及檢察機關約定的相關義務,足以證實其悔罪表現的,檢察機關將依法作出不起訴決定。]考驗期滿后起訴人數),不起訴16062人(含附條件不起訴考驗期滿后不起訴人數),不捕率[ 不捕率=不批準逮捕人數/(批準逮捕人數+不批準逮捕人數)。]、不訴率[ 不訴率=不起訴人數/(提起公訴人數+不起訴人數)。 ]分別為39.1%和32.59%。同時,共批準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38854人,提起公訴57295人。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未成年人犯罪數量下降,同時呈現新的趨勢和特點
1.未成年人犯罪數量下降幅度較大,升降態勢與疫情防控形勢關聯較大。繼2019年受理審查逮捕、審查起訴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同比上升7.51%、5.12%之后,2020年同比分別下降21.95%、10.35%,為五年來最低。從2020年各季度看,受理審查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數分別為5695人、7941人、12996人和11049人,前三季度同比分別下降42.09%、42.08%、7.16%,第四季度有所反彈,同比上升2.95%,與疫情形勢及防控要求緊密相關,即疫情防控嚴格,社會接觸時間、空間縮小,犯罪活動相應受到限制。
2.七類犯罪占比超八成。2020年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居前七位的分別是盜竊14405人、聚眾斗毆7406人、尋釁滋事5728人、強奸5160人、搶劫4968人、故意傷害4167人、詐騙4042人,七類犯罪嫌疑人數量占全部犯罪人數的84.03%,與2019年基本持平。
3.未成年人涉嫌嚴重暴力犯罪占比繼續下降。2016年至2020年,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涉嫌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等八種嚴重暴力犯罪(因統計口徑關系,將全部故意傷害、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犯罪均統計在內)分別為22028人、19954人、17936人、18172人、15736人,占全部犯罪人數的比例分別為37.29%、33.48%、30.76%、29.65%和28.63%,年均下降2.16%。
4.低齡未成年人犯罪占比有所回升。2016年至2020年受理審查起訴14至16周歲未成年人犯罪分別為5890人、5189人、4695人、5445人、5259人,占受理審查起訴全部未成年人的比例分別為9.97%、8.71%、8.05%、8.88%和9.57%,近兩年呈上升態勢。
5.未成年人毒品犯罪五連降。2016年至2020年,檢察機關受理審查逮捕未成年人涉嫌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犯罪人數分別為2047人、1476人、1108人、945人、686人,受理審查起訴分別為2810人、2003人、1504人、1201人、942人。自2016年首次下降后,呈連續下降趨勢,2020年較2016年受理審查逮捕、受理審查起訴人數均下降66.5%。
6.校園欺凌和暴力犯罪數量明顯下降。2017年以來,檢察機關批準逮捕校園欺凌和暴力犯罪人數分別為4157人、2785人、1667人、583人,同比分別下降33.00%、40.14%、65.03%,提起公訴人數分別為5926人、4590人、2914人、1341人,同比分別下降22.54%、36.51%、53.98%,經分析,未成年人在校時間減少、法治校園和安全校園建設力度加大是重要因素。
7.流動未成年人犯罪占比超一半。2020年,各地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非本縣13923人、非本市8729人、非本省5213人,占全部受理審查起訴人數的50.71%,反映出加強流動未成年人管理、教育工作非常重要和迫切。
8.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整體平穩。2016年至2020年,檢察機關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中曾受過刑事處罰的分別為2246人、1938人、2054人、2349人、2092人,分別占同期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總數的3.80%、3.25%、3.52%、3.83%、3.83%,保持在3%至4%之間,平均重新犯罪率為3.65%左右。
(二)未成年人特殊保護和司法政策落實較好
1.未成年人犯罪不捕率明顯上升。2016年至2020年,未成年人犯罪不捕率逐年上升,分別為31.66%、33.59%、34.13%、34.43%、39.1%,2020年上升幅度達4.7個百分點,未成年人少捕政策進一步落實。從不捕原因看,2016年以來,因無社會危險性不捕人數呈增多態勢,分別為8081人,8769人、9666人、10693人、10415人,占不捕人數的比例分別為59.48%、61.65%、63.57%、64.61%、70.81%,2020年同比上升6.2個百分點;因證據不足和不構成犯罪等原因不捕的比例進一步降低,反映司法理念和辦案質量進一步提升。
2.未成年人犯罪不訴率大幅上升。2016年至2020年,檢察機關分別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起訴8106人、10114人、11865人、13752人、16062人,不起訴率分別是15.01%、18.84%、22.99%、24.13%、32.59%,2020年同比上升8.46個百分點。從不起訴原因看,2020年法定不起訴292人,情節輕微不起訴9410人,證據不足不起訴507人,附條件不起訴考驗期滿后不起訴5853人,與2016年相比,法定不起訴和因證據不足不起訴占比均有所降低,司法理念進一步更新。
3.未成年人犯罪附條件不起訴率[ 附條件不起訴率=附條件不起訴人數/(起訴人數+不起訴人數+附條件不起訴人數)。]逐年上升。2016年至2020年,檢察機關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附條件不起訴依次為4455人、5681人、6624人、7463人、11376人,同期附條件不起訴率分別為8%、10.06%、12.15%、12.51%、20.87%。同時,附條件不起訴考驗期間因違反相關規定或者重新犯罪被提起公訴人數維持在較低水平,分別為141人、134人、183人、233人、286人,2020年被撤銷附條件不起訴提起公訴人數占附條件不起訴總數的2.51%,同比下降1.32個百分點,反映附條件不起訴制度適用人數逐步擴大,運行情況良好。
4.各地落實“少捕慎訴”政策有不同程度提升。2020年不捕率較高的分別是浙江60%、天津58.1%、江蘇57%、貴州55.4%、寧夏55%、甘肅54.7%;不訴率較高的分別是浙江63.8%、上海56.6%、天津54%、山東52.4%、江蘇50.7%、貴州49.9%;附條件不起訴率較高的是江蘇36.68%、山東36.48%、甘肅33.91%、上海32.83%、湖北29.96%、山西29.91%。同時,從整體上看,地區之間差異仍然較大。
5.被判處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占比較高。2020年,檢察機關提起公訴后,法院對未成年被告人作出生效判決31743人,其中無期徒刑50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416人,三年以上十年(含十年)以下有期徒刑3949人,三年有期徒刑1420人,二年至不滿三年有期徒刑4161人,一年至不滿二年有期徒刑9690人,不滿一年有期徒刑8688人,拘役2860人,管制79人,單處罰金227人,其他203人,判處不滿一年有期徒刑、拘役人數占36.38%。
6.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比例高。2020年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為50062人,適用率92.63%。同期未成年人檢察案件(包括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80437人,適用率82.7%,反映出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與未成年人司法理念高度契合,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適用情況更好,更有利于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7.確定刑量刑建議采納率高。2020年檢察機關針對未成年人犯罪提出量刑建議26056人,其中確定刑量刑建議15194人,幅度刑量刑建議10862人,分別占58.31%、41.69%。量刑建議采納23809人,采納率91.38%,其中確定刑、幅度刑量刑建議分別采納14318人、9671人,采納率分別為94.23%和89.35%,確定刑量刑建議采納率更高,效果更好。
(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數量下降,性侵害等問題突出
1.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數占未成年人檢察案件總數比例過半[ 因統計口徑關系,在此使用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與未成年人檢察案件相比,實際受理審查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數高于起訴數,因此實際比率高于此數。]。2020年檢察機關批準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38854人,提起公訴57295人,與2019年相比,分別下降18.31%、8.98%。2017年至2020年,檢察機關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分別為47466人、50705人、62948人、57295人,在未成年人檢察案件中所占比例分別為44.34%、46.51%、50.67%、51.04%,2019年以來已超過受理審查起訴未成年人犯罪數量。
2.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增幅放緩。2020年,檢察機關起訴強奸未成年人犯罪15365人、猥褻兒童犯罪5880人、強制猥褻、侮辱未成年人犯罪1461人,同比分別上升19%、14.75%和12.21%,增幅同比明顯降低。但在疫情防控背景下,該類犯罪依然上升,暴露出預防和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工作還存在諸多薄弱環節,特別是一些導致案件發生的普遍性問題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如有的旅館、賓館、酒店、營業性娛樂場所、酒吧、網吧等場所違法接待未成年人,有的監護人監護不力、網絡產品和服務提供者落實網絡安全責任義務不到位等。同時,需進一步加強對未成年人及家長的防護教育,強化強制報告和入職查詢制度落實,沒完沒了抓好“一號檢察建議”監督落實等,有效促進未成年人保護社會治理工作深入開展。
3.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類型更加集中。2020年,檢察機關對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提起公訴人數居前六位的罪名、人數分別是強奸罪15365人、猥褻兒童罪5880人、尋釁滋事罪5098人、搶劫罪3474人、盜竊罪3033人、交通肇事罪2920人,其他21525人。前六類犯罪占提起公訴總人數的62.43%,與2019年基本持平。值得注意的是,與2019年相比,交通肇事取代故意傷害犯罪居第6位,反映未成年人出行安全問題需引起高度重視。
4.侵害農村留守兒童犯罪數量持續下降。2017年至2020年,檢察機關批準逮捕侵害農村留守兒童犯罪分別為2513人、2259人、2072人、1845人,同比下降10.11%、8.28%、10.96%,起訴侵害農村留守兒童犯罪分別為3325人、2808人、2591、2521人,同比下降15.55%、7.73%、2.7%,反映農村留守兒童保護工作成效進一步提升。
5.監護侵害中虐待犯罪問題不容忽視。2017年至2020年,檢察機關以虐待罪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分別為16人、38人、40人、57人,以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起訴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分別為10人、57人、60人、62人,反映打擊力度加大、強制報告制度落實取得初步成效。
6.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犯罪問題較為突出。2017至2020年,檢察機關對組織未成年人進行違反治安管理活動犯罪提起公訴分別為4人、37人、98人、170人,增長較快,反映組織、拉攏未成年人進行違法犯罪問題越來越突出,亟需引起高度重視。
二、積極參與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
2020年10月17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了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以下簡稱未成年人保護法)。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了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下簡稱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中央關于加強未成年人保護、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工作的精神和要求,以憲法為根據,堅持從國情實際出發,強化問題導向,著力完善相關制度和工作機制,為更好保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提供了堅強的法治保障。
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和在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整個過程中負有重要職責的政法機關,充分履行未成年人保護法律監督職責,扎實推進未成年人全面綜合司法保護,未成年人檢察成為展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優越性和顯著成效的重要方面。最高人民檢察院作為未成年人保護法修改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單位,在參與法律修訂過程中,運用檢察機關的政治智慧、法治智慧和檢察智慧,貢獻了應有的檢察方案。
(一)檢察機關參與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情況
自修訂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列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起,最高人民檢察院對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工作組織了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期間,最高檢多次與最高法、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關工委等有關部門溝通協商、交換意見,廣泛征求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部分專家學者、律師、基層檢察人員等的意見和建議。向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下稱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提出修改法律的意見建議,參加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有關修改、審議法律具體條款的會議,列席、旁聽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第二十二次、第二十四次審議法律草案的會議。重慶、云南等地檢察機關還作為司法機關的代表,參加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的立法評估會議,結合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實踐,對修訂草案中主要制度規范的可行性、出臺時機、實施的社會效果和可能出現的問題等進行評估,提出意見建議。
(二)檢察機關探索創新的未成年人保護制度機制上升為法律規定
近年來,未成年人檢察專門機構建設穩步推進,各地在加強未成年人保護、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工作中進行了積極探索。最高人民檢察院針對未成年人保護工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陸續出臺一系列司法解釋或者規范性文件,各地也形成很多可復制的經驗、模式。修訂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將未成年人檢察工作中被實踐證明符合我國國情且行之有效的探索創新,如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人員入職查詢、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詢問救助、家庭教育指導、督促和支持起訴、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等機制制度寫入法律,體現了國家立法機關對新時代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高度重視和充分肯定。
(三)檢察機關未成年人保護法律監督職責在法律中得以明確和固定
當前,國家關于未成年人保護的法律體系日益健全,但也存在大量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問題,完善法律監督規定成當務之急。在修訂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過程中,不少代表委員、相關部門和地方建議,在法律中增加司法機關保護未成年人職責的規定,明確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職責。修訂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第105條規定,人民檢察院通過行使檢察權,對涉及未成年人的訴訟活動等依法進行監督。修訂后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60條規定,人民檢察院通過依法行使檢察權,對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預防工作等進行監督。除此之外,修訂后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第106條對檢察機關督促、支持起訴及未成年人保護公益訴訟工作,第114條對監督有關單位履行未成年人教育、管理、救助、看護等保護職責作出規定。據此,人民檢察院進行法律監督的內容并不限于訴訟活動和重新犯罪預防工作,對此之外涉及未成年人權益的,人民檢察院可以通過提出公益訴訟、檢察建議等方式行使檢察監督權。與通常訴訟活動監督的事后性不同,檢察機關對未成年人保護和預防犯罪監督工作的重點是促進各有關主體依法履職,并不以實際發生危害后果為必要條件,具有典型的預防性特征。“兩法”確定的未成年人檢察保護監督職責,是對檢察機關履職范圍和方式的不斷拓展,是對檢察機關法律監督體系的不斷完善,賦予了未成年人檢察在未成年人國家保護大格局中的特殊職責和更重任務。
三、依法懲戒和精準幫教涉罪未成年人
檢察機關嚴格貫徹“教育、感化、挽救”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堅持依法懲戒和精準幫教相結合,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涉罪未成年人。
(一)寬容不縱容,厚愛又嚴管
一是對主觀惡性不大、犯罪情節較輕,初犯、偶犯未成年人,堅持少捕慎訴少監禁,為其回歸社會預留通道。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共不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14709人,不起訴16062人,不捕、不訴率分別為39.1%和32.59%。同時,檢察機關積極履行主導責任,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應用盡用、規范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進一步提升教育挽救效果。
二是對涉嫌嚴重犯罪、社會危害性大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懲治,發揮警示教育作用。2020年,共批準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22902人,提起公訴33219人。上海市某區人民檢察院辦理的張某某等8人敲詐勒索案,該團伙有針對性地購買部分職業男性的個人信息,添加好友聊天引誘,后以裸聊拍攝的不雅視頻為要挾勒索錢財,涉案金額特別巨大。雖然該團伙中的張某某、陳某某、楊某某3人為未成年人,但積極參與犯罪,違法所得巨大,檢察機關依法對三人提起公訴。
(二)認真落實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別程序
一是穩步提升社會調查質效。加強與公安機關溝通配合,推動公安機關在偵查環節開展社會調查并隨卷移送社會調查報告,對沒有開展社會調查或者報告內容不完整、不全面的,督促公安機關補充開展社會調查,或者及時委托、自行開展補充社會調查。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針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在審查逮捕階段、審查起訴階段共開展社會調查72874次,其中,審查逮捕階段、審查起訴階段自行補充調查和委托調查分別占總調查數的50.04%和55.16%。
二是提升法律援助覆蓋面和專業化水平。各地檢察機關與司法行政機關共同建立健全工作機制,暢通法律援助渠道,積極推動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專業法律援助律師隊伍,及時為沒有委托辯護人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時,加強與辯護人的溝通,認真聽取辯護人的意見,共同做好涉罪未成年人的教育、感化、挽救工作。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審查起訴階段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落實法律援助35734人,同比上升31.6個百分點。
三是嚴格限制適用逮捕強制措施。結合未成年人涉嫌犯罪的事實、主觀惡性、認罪認罰等情況綜合評估社會危險性、犯罪危害性,堅持可捕可不捕的一律不捕。對于依法批準逮捕的未成年人,認真做好跟蹤幫教考察工作,進行羈押必要性審查,一旦發現不需要繼續羈押的,及時建議公安機關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此外,對于在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是否應當逮捕存在較大爭議的,舉行不公開聽證,全面聽取各方意見。
四是進一步提高法定代理人、合適成年人到場覆蓋率。嚴格落實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時法定代理人到場制度,不能到場的及時通知合適成年人到場,并聯合相關部門積極組建合適成年人隊伍,健全運行管理機制,開展相關培訓,充分發揮合適成年人在司法程序中溝通、撫慰、教育、見證、監督等方面的重要作用。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在審查逮捕階段、審查起訴階段訊問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時法定代理人、合適成年人到場20694次、40973次,分別比2019年提高12.46和54.36個百分點。
五是合理提升附條件不起訴適用率。準確把握附條件不起訴的意義和價值,對符合條件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依法積極適用附條件不起訴。特別是2020年以來,最高人民檢察院要求對附條件不起訴堅持依法應用盡用原則,各地積極適用,全年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決定附條件不起訴11376人,附條件不起訴適用率達20.87%。同時,各地檢察機關堅持對被附條件不起訴的未成年人制定個性化、針對性強的監督考察方案,依靠社會力量嚴格監督落實,確保監督考察實效。河南某地人民檢察院辦理的李某詐騙、傳授犯罪方法,牛某等人詐騙案,針對5人均系高中三年級學生的情況,檢察機關在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后,依托幫教平臺開展6個月的幫教考察并最終作出不起訴決定,5人全部考上大學,其中3人被一本專業錄取。對于被附條件不起訴人在考驗期內多次違反監督管理規定,或者實施新罪、發現漏罪的,依法撤銷附條件不起訴決定并提起公訴286人,占附條件不起訴人數的2.51%,整體教育挽救和監督考察效果良好。
六是切實提高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效果。2020年,全國檢察機關共落實犯罪記錄封存28163人,比2019年上升35.75個百分點。為解決刑事訴訟法“特別程序”對“犯罪記錄封存”規定較為原則的問題,在各地實踐的基礎上,最高人民檢察院在《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482條至第487條予以具體細化規范,進一步強化制度的可操作性。同時,各地檢察機關與公安、法院等相關單位建立配合銜接機制,有效解決各環節銜接不暢等問題。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檢察院聯合相關部門在《昆明市未成年人犯罪記錄封存實施辦法》中統一封存范圍(包括電子檔案)、“有關單位根據國家規定進行查詢的”范疇、檢察機關的監督權、違反封存規定應當承擔的責任等,并通過增設“獲取證實年齡的關鍵證據后及時開展預登記”、對接檢法確認封存節點,進一步推動解決犯罪記錄封存工作中存在的隱患和問題。
(三)著力提升幫教效果
一是持續推動幫教制度頂層設計。針對社會力量參與涉罪未成年人幫教缺少上位法支撐的問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增設可以借助社會力量開展幫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工作的規定,為未成年人檢察工作進一步凝聚社會力量提供了法律依據。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第116條明確規定“國家鼓勵和支持社會組織、社會工作者參與涉及未成年人案件中未成年人的心理干預、法律援助、社會調查、社會觀護、教育矯治、社區矯正等工作”;新修訂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總則中明確規定“國家鼓勵、支持和指導社會工作服務機構等社會組織參與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相關工作,并加強監督”,明確了各級人民政府、相關部門、團體、學校、家庭的責任,為幫教制度提供立法支撐。
二是實施精準動態幫教矯治。檢察機關根據未成年人罪錯行為特點和教育矯治規律,結合涉案未成年人具體情況,制定個性化幫教方案,實施有針對性的幫教工作。廣東深圳等地檢察機關積極探索推進精準幫教實踐,效果明顯。同時,對干預矯治的情形和再犯風險進行動態評估,必要時及時調整措施,通過縮短或延長幫教期限、心理疏導、司法訓誡、家庭教育指導等多種措施加大幫教力度,及時矯正涉案未成年人的行為認知偏差。浙江某市人民檢察院辦理的莊某等人敲詐勒索案,檢察機關不但根據每名未成年人的社會調查情況合理設置個性化幫教計劃,做到“對癥下藥”,同時,分階段評估幫教效果,發現問題及時調整幫教方式和措施,更換幫教人員,努力提升精準幫教實效。該省辦理的吳某某搶劫案,檢察機關根據涉罪學生后期升學就業等角色轉變和個性需求動態調整考驗期限和幫教內容,減少刑事訴訟對其學習、生活的影響,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
三是積極拓展幫教功能。在社會各界的支持下,檢察機關下大力氣拓展幫教功能,目前大部分省份可以為無法提供保證人且不能交納保證金的涉罪未成年人提供合適保證人、保證金,并提供人格甄別、心理疏導、法治教育、技能培訓、家庭教育指導、落實就學就業安置等支持;協助對不批準逮捕、附條件不起訴、不起訴的未成年人進行觀護幫教;協助社區矯正機構對判處非監禁刑的涉罪未成年人進行社區矯正等。
四、打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保護救助未成年被害人
檢察機關堅決依法懲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2020年共批準逮捕侵害未成年人犯罪38854人,起訴57295人,較2019年分別下降18.31%、8.98%。同時,不斷加強和完善未成年被害人保護救助工作,努力撫平未成年被害人身心創傷。
(一)依法懲治各類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一是嚴厲懲治性侵害、暴力傷害未成年人等犯罪。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公安部派出督導組指導辦理鮑某某涉嫌性侵養女案,全面查清案件事實,依法審慎處理,并及時向社會公布調查結果。完善重大敏感案件快速反應機制,對社會廣泛關注的廣西蒼梧縣某小學保安砍傷39名小學生案、黑龍江建三江虐童案等90余起重點案件跟蹤指導督辦。強化訴訟監督,對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有案不立、重罪輕判等問題及時監督糾正。各地檢察機關采取多種措施,大力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四川省人民檢察院開展打擊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專項行動,掛牌督辦重點案件10余件;江西省人民檢察院對省內15起重大疑難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掛牌督辦。
二是依法懲處危害校園安全、監護侵害等犯罪。對廣州某小學教師體罰學生案、網紅教師親吻男童視頻事件、江蘇某小學生跳樓事件等進行全面審查,依法妥善處理。對山西懷仁虐童案、遼寧撫順虐童案等家庭成員故意傷害、虐待未成年人犯罪,引導偵查機關及時補證固證,正確評判傷害后果,依法及時提起公訴,有力打擊犯罪。
三是從嚴從快辦理利用疫情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對于以疫情檢查為由性侵未成年人、利用“線上教學”漏洞實施網絡詐騙、借防疫物資短缺之機制售劣質兒童口罩等疫情期間多發的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檢察機關從嚴從快批捕起訴,并深入剖析犯罪特點,加強類案指導,明確重點打擊方向,切實防止疫情期間出現辦案“盲點”。黃某某以防控新冠疫情測量體溫為由對8歲幼童馬某某進行猥褻,案發后寧波市北侖區人民檢察院第一時間介入該案,迅速梳理固定案件證據,及時進行心理疏導,克服疫情帶來的各種不利因素,依法從快對該案提起公訴,黃某某最終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
四是堅決打擊黑惡勢力侵害未成年人、拉攏誘迫未成年人參與黑惡組織等犯罪活動。推動“兩高兩部”共同出臺《關于依法嚴懲利用未成年人實施黑惡勢力犯罪的意見》,發布檢察機關依法嚴懲利用未成年人實施黑惡勢力犯罪典型案例。對利用未成年人尤其是未達刑事責任年齡未成年人實施黑惡勢力犯罪的,堅決依法嚴懲。檢察機關在辦理黎某等6人惡勢力集團犯罪中,針對黎某指使未成年人錄假口供、作偽證的行為,準確認定犯罪事實,精準指控妨害作證罪,依法嚴懲其利用未成年人實施犯罪的行為,黎某最終被法院以犯尋釁滋事罪、妨害作證罪等判處有期徒刑六年六個月。
五是積極應對處理新型侵害未成年人犯罪。針對成癮品和精神類藥品向青少年群體蔓延的新情況,檢察機關主動加大對教唆、引誘、欺騙或指使未成年人實施制售毒品、違禁藥品犯罪的懲處力度,從源頭上減少未成年人吸食成癮品的發生。同時加強與教育、公安、團委等相關部門的銜接配合,建立學生預測預控動態管理制度,推動形成未成年人保護聯動協作機制。上海市長寧區人民檢察院針對辦案中發現的非法販賣“笑氣”(一氧化二氮)問題,聯合相關部門對轄區娛樂場所容留未成年人、向未成年人出售煙酒甚至違禁品開展“雙隨機、一公開”專項檢查,有效凈化未成年人成長環境。
(二)積極開展從業禁止和家庭教育指導工作
一是推動適用從業禁止制度。對利用職業便利實施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根據犯罪情節和預防再犯需要,依法提出從業禁止的量刑建議。山東日照市某小學班主任王某某采用摟抱、撫摸、掐捏胸部等方式當眾對多名學生進行猥褻,法院采納檢察機關量刑建議,依法判處其有期徒刑十一年,同時禁止其自刑罰執行完畢五年之內從事教育教學相關職業。江西浮梁縣人民檢察院辦理的林某某猥褻學生案,一審法院未適用從業禁止規定,檢察機關提出抗訴后二審法院采納抗訴意見,增加判處林某某自刑罰執行完畢之日起五年內禁止從事與未成年人教育、培訓相關職業。為進一步嚴格從業禁止制度,推動落實教師法關于“已經取得教師資格但受到剝奪政治權利或者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喪失教師資格”的規定。2020年9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向有關部門發出情況通報,建議對涉罪教職人員依法從嚴適用從業禁止,并針對司法實踐中從業禁止適用率低、法律銜接適用不暢、制度落實不及時不到位等問題,建議通過刑法與教師法銜接適用,將相關人員刑事判決書送達教育行政部門等途徑,保證從業禁止制度落實。
二是探索開展家庭教育指導。對于遭受侵害和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檢察機關通過開展家庭教育指導督促父母依法履行監護職責,為未成年人創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環境。江蘇省人民檢察院聯合省婦聯出臺《關于聯合開展親職教育工作的實施意見》,對家庭教育指導的適用條件、工作程序、教育內容、教育方式等進行詳細規定。四川、廣州等地檢察機關在辦理未成年人案件時,家庭教育指導覆蓋率接近100%。
(三)積極完善未成年被害人保護救助體系
一是大力推進“一站式”詢問、救助機制。為有效解決未成年被害人因多次詢問、反復詢問遭受“二次傷害”問題,下發《關于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辦案場所建設情況的通報》,督促各地加快推進“一站式”辦案場所建設。截至2020年底,全國共建成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詢問、救助辦案區1029個。重慶、云南、江蘇、上海、浙江等地均形成較為成熟的“一站式”辦案機制和工作模式。
二是探索多元化司法救助舉措。對未成年被害人開展多元綜合救助,全年共開展司法救助4354件,發放救助金1.07億元,提供心理疏導與測評1970人次,幫助復學轉學1778人次。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四省(市)檢察機關建立未成年被害人保護協作機制,明確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辦案地檢察機關可請求區域內的未成年被害人戶籍地或實際居住、就學、就業地同級檢察機關協助開展法律援助、心理疏導、醫療和經濟救助、臨時監護等綜合保護工作。山東省膠州市人民檢察院在辦理一起父親殺害未成年子女(未遂)案件中,依法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的同時,與兩名未成年被害人建立對口幫扶關系,及時幫助解決孩子的生活困難,全力保障其順利完成學業,實現人性化精準幫扶。
三是支持未成年被害人獲得民事賠償。對于未成年被害人因身體醫治和精神診治支出的費用,檢察機關支持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出民事賠償請求。同時,對于未成年人遭受嚴重精神創傷,侵害行為給被害家庭造成極大影響的,檢察機關探索支持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提起精神損害賠償訴訟。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檢察院對牛某某涉嫌強奸案依法提起公訴并支持被害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最終,牛某某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一次性賠償被害人精神撫慰金三萬元。
五、加快推進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
2020年,檢察機關持續加大未成年人全面綜合司法保護力度,深入推進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工作,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會議和《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加強新時代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意見》對統一集中辦理工作進行了專門強調和部署,各項工作穩步有序推進。
(一)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各項業務持續發力
一是未成年人刑事執行檢察力度不斷加大。更加積極主動依職權開展羈押必要性審查,最大限度減少對涉罪未成年人不必要的羈押。2020年共對涉罪未成年人開展羈押必要性審查4196人,提出釋放或變更強制措施建議585人,直接釋放或者變更強制措施918人。廣東、湖北等地檢察機關在對涉罪未成年人開展羈押必要性審查中進行量化評估,成效初顯。強化對看守所、未成年犯管教所在押未成年人監管活動監督,助推被羈押未成年人的幫教維權。2020年共糾正混管混押470人,糾正違法175件,發出檢察建議123件,開展入所幫教1992人次,出所教育836人。山東、浙江、河北、上海、福建、江蘇等地的未成年犯管教所交由未成年人檢察部門承擔監督任務。河北、四川等地通過巡回檢察方式監督未成年犯管教所日常監管活動。加強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監督,保障社區矯正法、社區矯正法實施辦法有關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特別規定落實到位,配合做好對未成年人的教育矯正。2020年共對927人開展交付執行監督,對2327人開展日常監管監督,對588人開展教育獎懲監督,對508人開展解除宣告監督,糾正脫管漏管49人,糾正收監執行不當13人,糾正侵犯社區矯正人員合法權益行為57人次。在工作中,各地檢察機關注重加強與司法行政部門的對接聯系。甘肅省人民檢察院聯合甘肅省司法廳組織開展未成年人社區矯正督查活動,有效促進了未成年人社區矯正活動規范開展。
二是未成年人監護權監督工作不斷深入。對于監護侵害或者監護缺失嚴重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在依法懲處的同時,建議、支持有關部門、組織或個人向法院起訴撤銷監護人資格,并積極參與協調做好對未成年人的綜合保護、生活安置等工作。2020年,各級檢察機關結合辦案共對監護侵害、監護缺失行為支持起訴311件,發出檢察建議202件,撤銷或變更監護權261件。福建福州市人民檢察院探索“督促監護令”制度,對監護人存在管教不嚴、監護缺位等問題導致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或受到侵害的,向監護人發出“督促監護令”,推動解決未成年人涉案背后“家庭監護不力”這一未成年人保護痛點難點問題。成都市武侯區人民檢察院聯合公安、民政、司法等部門會簽《加強受監護侵害的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工作措施二十條》,推動解決監護侵害案件發現難、報告難、干預難、救助難、聯動難等現實問題。
三是未成年人民事、行政檢察業務穩步推進。積極開展涉及未成年人監護、代理、撫養、收養、繼承、教育等民事、行政案件的審判監督和執行活動監督。重點強化對當事人為未成年人或者訴訟請求可能對未成年人利益產生重大影響的民事、行政審判活動監督,以及對農村留守兒童、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等特殊群體權益保護工作的監督,探索開展有關未成年人促進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工作。強化未成年人家事審判監督,檢察機關圍繞未成年人健康成長需要,共提出抗訴15件,發出其他檢察建議95件。山東省人民檢察院對一起未成年人訴醫院醫療損害民事糾紛案抗訴獲改判,取得較好社會效果。河北唐山市路北區人民檢察院針對一起學齡兒童落戶的行政爭議案件,會同法院組織召開行政爭議多元化解協調磋商會,積極促成公安機關形成解決方案,其監護人當場表示撤訴,行政爭議得以實質性化解。
四是未成年人公益訴訟檢察工作成效明顯。各地牢牢抓住“公共利益”這個核心,積極穩妥拓展未成年人公益訴訟案件范圍,加大辦案力度,成功辦理了督促控輟保學、未成年人禁煙保護、整治教育培訓機構、基礎設施安全、個人信息保護、校園周邊交通安全、疫情期間銷售偽劣兒童口罩、娛樂場所違規接納未成年人、未落實景區門票優惠政策等一批未成年人公益訴訟案件,取得良好社會效果。2020年共辦理未成年人公益訴訟案件1574件,發出公益訴訟訴前檢察建議1541件,提起訴訟26件。從案件領域看,共辦理食品藥品安全等傳統領域案件943件,新領域案件631件。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檢察院針對某知名短視頻公司侵犯未成年人個人信息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監督促進網絡企業合規經營,保障未成年人在網絡空間的合法權益,促進了整個行業治理。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通過制發行政公益訴訟訴前檢察建議,督促相關部門整治互聯網平臺傳播涉毒品音視頻。重慶市人民檢察院以重點清除校園及周邊長期存在的“危險源”為核心,在全市范圍部署開展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公益訴訟專項行動,共辦理校園及周邊食品藥品安全、鄉村學校飲用水質量及環境安全、學生出行、文化及人身安全等未成年人公益訴訟案件89件。上海、山東、廣西、貴州、西藏等地建立未成年人檢察公益訴訟觀察員制度,拓寬涉未公益訴訟線索渠道。
(二)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優勢日益彰顯
一是對未成年人全面綜合司法保護越來越深入。各級檢察機關發揮參與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全過程、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優勢,綜合運用多種手段,積極貫徹落實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則,強化系統保護觀念,落實“捕、訴、監、防、教”一體化履職,最大限度維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江蘇溧陽市注重在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發現公益訴訟案件線索,成功辦理督促整治網吧違規接納未成年人行政公益訴訟案,充分發揮統一集中辦理優勢,全面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遼寧開展“兩個幫扶”工作,對在押服刑未成年人監管活動進行監督的同時,同步開展從入監、服刑到出監、回歸社會全鏈條的幫扶教育,助力涉罪未成年人順利回歸社會。湖北、福建、貴州、廣西等地借助社會支持體系力量優勢,對涉案未成年人開展跟蹤教育、管束、幫扶,不斷提高司法保護品質。
二是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特殊規律要求體現越來越充分。整合各項涉及未成年人的檢察職能,交由未成年人檢察部門統一集中辦理,更有利于將刑事、民事、行政等眾多未成年人保護要求在多項業務、多個環節一體化貫徹落實。對于未成年人刑事檢察中已經較為成熟的社會調查、家庭教育指導等特殊程序和特殊處遇措施,在不少地方檢察機關已經被統籌運用于到刑事執行、民事、行政等業務中,對未成年人的保護更加及時到位。江蘇、四川、湖北等地探索對因監護缺失或監護不力而導致未成年人犯罪或被侵害的,對其監護人開展家庭教育指導,促進提升監護履職能力,確保未成年人得到有效監護。
三是推動解決涉未成年人案件背后深層次社會問題成效越來越明顯。各級檢察機關秉持立足預防、減少未成年人犯罪或者受到侵害的工作目標,結合檢察辦案和對案件成因、規律和趨勢等研判分析,積極推動源頭治理和標本兼治,促進未成年人保護社會治理現代化建設。浙江、江蘇等地針對辦案中發現的涉罪未成年人多文身問題,通過檢察建議、公益訴訟等方式開展法律監督,推動開展專項整治。加強對涉及未成年人訴訟活動等的法律監督,以開展公益訴訟專項檢查、社會綜合治理專項行動為抓手,推動未成年人保護法律法規落實到位,解決未成年人問題及其背后的深層次社會問題。寧夏固原市人民檢察院聯合市文化旅游廣電局在全市范圍對旅游景區執行未成年人門票優惠政策落實情況開展公益訴訟專項行動,針對發現的部分危險景點缺少“禁止兒童戲水、攀爬、注意兒童安全”提示牌等安全問題,發出檢察建議推動整改。
(三)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工作在全國檢察機關穩步全面推開
隨著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工作深入推進,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的制度價值日益凸顯,探索經驗和做法成效也隨著工作推進逐步積累、愈加豐富,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工作在全國檢察機關穩步全面推開的時機已逐漸成熟。2020年12月,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通知,決定自2021年起,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工作在全國檢察機關穩步全面推開。
六、促進未成年人保護社會治理
2020年,檢察機關持續以監督落實“一號檢察建議”為牽引,充分發揮法律監督職能,加強與有關部門的溝通合作,促進未成年人保護社會治理。
(一)持續抓好“一號檢察建議”監督落實
一是爭取各地黨委政府支持。2020年,各地檢察機關更加積極主動,以“一號檢察建議”為抓手,向當地黨委、人大全面報告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并提出加強本地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意見建議。云南省人民檢察院就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高發的嚴峻形勢,以調研報告形式專報省委省政府,云南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印發《云南省進一步加強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工作方案》,將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設置在省人民檢察院。
二是突出打擊性侵未成年人犯罪。2020年,檢察機關進一步加大打擊校園性侵犯罪力度,從嚴追訴,從重提出量刑建議。同時,從簡單強調“抓人多”“判刑重”的粗放型嚴厲打擊,向更加注重立足本地發案特點和規律、精準化施策轉變。針對旅館違規接納未成年人致性侵害案件頻發問題,浙江、江蘇、河北等地檢察機關推動公安、文化旅游、市場監管等主管部門開展專項整治,加強行業管理,預防和減少發生在旅館內的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三是強化未成年被害人保護救助。2020年,各地檢察機關注重發揮“一站式”辦案場所的綜合功能,會同有關部門開展未成年被害人接受詢問、生物樣本提取、身體檢查、心理疏導等工作。廣東深圳市人民檢察院劃撥專項資金,在轄區開展“性侵未成年人保護深圳標準建設試點”,引入專業司法社工,助力性侵未成年被害人回歸社會。福建廈門市集美區人民檢察院推動在“社會治安綜合保險”中增加救助條款,為轄區內性侵案件被害人發放救助金,實現對該類被害人救助全覆蓋。
四是立足職能主動作為。通過檢察建議、公開宣告等形式,助推教育、公安、文化執法、市場監管等職能部門依法履職。最高檢就涉案未成年人輟學等問題與最高法、教育部、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等單位開展聯合調研,進一步加強重點群體未成年人的權益維護。針對少數含有自殺、色情等不良內容兒童讀物不規范出版、銷售以及被部分學校作為教輔書的問題,上海、浙江、陜西等地檢察機關督促文化、教育部門開展專項整治,對圖書市場進行檢查,對相關圖書下架、銷毀處理。針對校外培訓機構安全管理突出問題,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推動該省教育廳出臺《關于規范校外培訓機構設置和管理的指導意見》,要求校外培訓機構參照中小學校、幼兒園建立安全制度。四川自貢市人民檢察院針對未成年人有償陪侍問題,向公安機關和文化執法部門發出檢察建議,并通過公開宣告,強化監督剛性,督促公安、文化部門對當地289家娛樂場所開展專項檢查,當場處罰62家,責令整改107家。
(二)建立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和涉未成年人犯罪預防長效機制
一是建立教職員工準入查詢性侵未成年人違法犯罪信息制度。2020年8月,最高檢聯合教育部、公安部發布《關于建立教職員工準入查詢性侵違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見》,明確中小學校、幼兒園新招錄教職員工前,教師資格認定機構在授予申請人教師資格前,應當進行性侵違法犯罪信息查詢。對具有性侵違法犯罪記錄的人員,不予錄用或者不予認定教師資格,從而把“大灰狼”擋在校園之外,有效預防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發生。2020年以來,上海市共對10萬余名與未成年人密切接觸人員進行查詢,發現24人有猥褻、介紹賣淫等涉性侵害違法犯罪記錄,全部予以清退。
二是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2020年5月,最高檢聯合國家監察委、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共青團中央、全國婦聯下發《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明確公職人員,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的各類組織及其從業人員,在工作中發現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臨不法侵害危險的,應當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或舉報。對隱瞞不報的嚴肅追責,上海某小學校長、黨委書記不履行強制報告義務,檢察機關建議、監督對該校校長、黨委書記撤職、降級;湖南某小學教師強奸、猥褻學生案件,涉事學校負責人隱瞞不報,檢察機關對該校正副校長以涉嫌瀆職犯罪提起公訴,已被追究刑事責任。強制報告制度建立以來,四川檢察機關會同公安機關初核161條未成年人疑似遭受侵害線索,促成刑事立案70件;江蘇收到報告243份,刑事立案65件。
(三)積極參與未成年人保護綜合治理
一是加強疫情期間未成年人特殊保護。編發《未成年人涉疫情典型案例》,指導各地靈活采取遠程提訊、幫教、宣告不起訴、異地協作等方式,落實未成年人特殊保護政策和程序要求。指導各地未成年人檢察部門加強排查被隔離人員未成年子女的監護、照管情況,確保未成年人有人看、有人管。加強疫情期間未成年人法治和心理教育,積極指導各地開展“網絡普法”活動,并在最高人民檢察院官方微信公眾號開設“未檢云戰疫”專欄,分5期推送15部優秀動漫和故事,通過教育部全國青少年普法網同步推送。2020年“六一”前夕,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辦“同舟共濟,檢護明天”未檢主題檢察開放日活動,首次面向社會全程網絡直播,邀請知名心理和法治教育專家答疑,幾百萬人在線收聽收看。
二是積極參與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保護工作。認真履行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保護部際聯席會議成員單位職責,嚴厲打擊侵害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犯罪,2020年批準逮捕侵害農村留守兒童犯罪案件1845人,起訴2521人。與全國婦聯等單位聯合開展了“守護童年 牽手共成長”暑期兒童關愛服務活動,重點加強對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關愛保護,幫助解決實際問題。各地檢察機關加強與教育、民政、共青團、婦聯等多部門的溝通協調,積極創建“留守兒童之家”,引入社會力量開展法治宣傳、心理健康輔導、家庭親情關懷、社會幫扶等工作,著力提升農村留守兒童和困境兒童的幸福感和認同感。河北省人民檢察院和省民政廳、教育廳深化合作,加強困境未成年人救助幫扶工作,制定《關于加強涉案困境未成年人救助幫扶的實施意見》,幫助涉案未成年人走出生活困境。
三是加強重點領域和重點問題治理。依法辦理未成年人涉黑惡犯罪案件。堅持分化瓦解、區別對待,對首要分子和積極參加者、骨干成員依法懲治。對不是“黑惡”的絕不“湊數”。在辦理未成年人普某某等人涉嫌故意傷害、尋釁滋事、聚眾斗毆案過程中,指導云南檢察機關認真審查把關,并根據涉案人員不同情況分別作出處理,對其中26名未達刑事責任年齡未成年人不再“一放了之”,而是實施精準幫教,積極促進未成年人保護社會治理,受到當地黨委政府高度評價。積極推動對酒吧、賓館違法接待未成年人、網絡黃賭毒侵害未成年人等重點問題的社會治理,黑龍江、湖北等地檢察機關針對酒吧違規接納未成年人問題發出檢察建議,督促市場監督管理部門牽頭開展執法檢查,規范酒吧經營管理。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檢察院聯合10部門會簽《關于建立未成年人“三不宜”行為處置制度的意見》,對未成年人進入歌舞娛樂場所、網吧、酒吧等不宜進入的場所,從事法律規定不宜從事的勞動等不宜職業,向未成年人銷售煙酒等不宜活動進行聯合管理。發現相關場所允許未成年人“三不宜”行為或未按規定履行阻止、詢問、報備等義務,導致未成年人犯罪或受侵害,有涉嫌犯罪可能的,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必要時,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偵查。相關職能部門未及時履行職責導致上述情況發生的,由檢察機關進行監督。
七、加強未成年人法治宣傳教育
2020年,檢察機關認真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落實“誰執法誰普法”普法責任制,加強青少年法治教育,不斷推動檢察機關法治宣傳教育常態化、規范化、制度化。
(一)推動檢察官擔任法治副校長工作不斷深化
一是領導干部以上率下,持續推動檢察官擔任法治副校長工作。2020年9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為題,第三次到北京二中講授法治課,北京16個區的師生代表同步視頻收看。最高人民檢察院常務副檢察長童建明參加教育部國家憲法日“憲法晨讀”活動,通過教育部全國青少年普法網為全國6000余萬名學生講授法治課。11月20日“世界兒童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領導干部擔任法治副校長工作會議,院領導、各業務廳廳長全部擔任法治副校長。截至2020年底,全國3.3萬名檢察官在4.5萬所各類學校擔任法治副校長,實現全國四級檢察院檢察長擔任法治副校長全覆蓋。
二是建章立制,有序推進法治副校長工作開展。江蘇、浙江、湖北等地制定省級層面工作機制,將檢察官擔任法治副校長作為當地一項民生工程,并細化法治副校長的選聘、職責和管理。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推動省委政法委將法治進校園工作納入“2020年護校安園行動方案”。河北省邯鄲市人民檢察院與市教育局會簽《關于全市檢察機關百名檢察長、副檢察長、高級檢察官擔任中小學校兼職法治副校長實施意見》,推動市縣兩級院百余名檢察官全部擔任法治副校長。
三是協作聯動,不斷充實法治副校長隊伍。貴州省人民檢察院與省教育廳、省高級人民法院聯合下發《關于在全省中小學校全面推進“法官+檢察官進校園”工作的通知》,山東濟南市人民檢察院會同市公安局、法院、司法局、教育局聯合制定《濟南市中小學法治副校長配備管理規定》,云南麻栗坡縣人民檢察院積極爭取縣委政法委支持,推動出臺《縣政法干警擔任學校法治輔導員工作實施方案》,推動政法干警共同促進法治校園建設。重慶市檢察機關“莎姐”普法隊伍積極吸納教師、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企業家等志愿者1500余人,組織開展首屆優秀莎姐志愿者評選活動,推動法治副校長數量、質量雙提升。
四是突出重點,推動法治教育資源傾斜。針對農村中小學校法治教育缺失問題,各地檢察機關在開展法治進校園工作中,盡量向農村、偏遠、貧困地區配置更多的優質法治資源。江西省人民檢察院會同省教育廳下發《關于做好檢察機關“法治副校長”向鄉村學校延伸工作的通知》,要求全省各級院檢察長全部擔任鄉村學校法治副校長,提出鄉村法治副校長人數“破千人”的量化目標。河南檢察機關網格化推進法治副校長進鄉村工作,將轄區內農村、偏遠山區學校和教學點的數量、位置和基本情況登記造冊,保障農村、偏遠山區“送法進校園”全覆蓋。江蘇徐州市人民檢察院聯合教育部門對農村中小學教職員工全員進行法治輪訓。云南元江縣人民檢察院開展“法治進山區”活動,為貧困地區少數民族孩子“定制”專屬的法治教育課程,峨山縣人民檢察院組建“彝鄉”未成年人檢察宣講團隊,為留守兒童建立檔案,開展為期三年的培養幫扶計劃。
(二)深入開展“法治進校園”活動
一是總結“法治進校園”全國巡講活動、“法治進校園全國巡講團再出發——走進三區三州”活動,下發《關于表揚檢察機關“法治進校園”全國巡講活動表現突出單位和突出個人的通報》,對在全國巡講活動中表現突出的95個突出單位和167名突出個人通報表揚。二是推動“法治進校園”與學校日常教學活動結合。江蘇省人民檢察院針對毒品犯罪、預防性侵害等主題,集中研發“講課稿+PPT+視頻資料”的課程庫。河南省人民檢察院打造標準化課件122個,向5727所學校輸送,覆蓋師生550余萬人。浙江湖州市南潯區人民檢察院聯合區教育局簽署《關于建立南潯區中小學道德與法治教育第二課堂的實施辦法》,要求轄區內重點年級的學生每學年完成固定課時的法治課。三是參與平安校園建設。立足檢察職能,根據學校需求,通過為學校提供法律咨詢、開展臨界預防、參與社會綜合治理等工作,全面履行法治副校長職責。河北、山西、安徽、甘肅等地檢察機關法治副校長通過列席校務會,協助學校研究部署防疫、法治、德育等工作,努力把法治副校長工作做深、做實。
(三)創新法治宣傳教育
一是組織開展首屆全國未成年人檢察微電影微視頻微動漫評選活動,評選出優秀作品在教育部中小學在線教育平臺等媒體、平臺展播。《青春需要溫暖》獲第五屆平安中國三微比賽“十大原創音樂MV”。組織編寫《檢察官:少年,你應該知道的法律那些事兒》等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系列圖書,指導拍攝《聚光》《愛的力量》等一批公益MV,未成年人檢察的法治宣傳影響力和效果進一步提升。二是因時制宜開展線上法治教育。各地檢察機關結合疫情防控形勢,強化網絡法治課建設。浙江全省錄制法治教育網課260門,先后覆蓋學校1780所,師生家長219萬余人。廣州市南沙區人民檢察院在全省“掃黃打非?新風”集中行動暨全市“掃黃打非”開學第一課啟動儀式上,通過多個網絡平臺同步播出《莫讓網事不堪回首,網絡安全不失守》,收看人數超過1000萬人次。三是持續打造《守護明天》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品牌。2020年,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制作《守護明天》第四季。克服疫情影響,第四季對節目內容與形式進行了創新,邀請中央相關部門負責同志及基層優秀未成年人檢察檢察官進行專業解讀、辨法析理,收視率再創新高。
八、深化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化、規范化、社會化建設
2020年,各級檢察機關認真貫徹落實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會議精神,持續深化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化、規范化、社會化建設,取得明顯進展。
(一)努力提高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化水平
一是進一步加強專門機構和辦案組織建設。督促各地落實最高人民檢察院部署要求,推動省會城市、較大城市的檢察院設立獨立未成年人檢察機構,無獨立機構的市級院、基層院,設立未成年人檢察辦案組或者獨任檢察官,進一步鞏固擴大機構改革成果,實現四級院未檢工作專業化辦理。同時,針對“兩法”修訂、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帶來工作量大幅增加的實際,河南、山東、北京等地檢察機關積極爭取重視支持,充實人員力量。北京、四川成都等地通過完善考核評價機制,推動解決未檢“專人不專”等問題。
二是努力打造專業化隊伍。強化教育培訓,舉辦全國未成年人檢察案事例培訓班、西部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研修班以及性侵案件辦理等網絡專題培訓,提高未成年人檢察隊伍綜合素能。最高人民檢察院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云南省臨滄市舉行內地與“三區三州”部分地區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結對共建”活動,來自北京、上海、浙江、江蘇等地與“三區三州”部分地方26個檢察院結對共建,助力鞏固脫貧攻堅,實現資源共享、相互促進、共同進步。積極打造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品牌,重慶“莎姐”、四川“亮晶晶”等團隊深入人心,涌現出2020年度CCTV法治人物、“最美檢察官”章春燕,全國模范檢察官梅玫、全國先進工作者王帆等優秀未檢檢察官。
三是加強未成年人檢察理論研究。最高人民檢察院與中國政法大學共建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依托北京師范大學未成年人檢察研究基地舉辦未成年人保護法座談會、罪錯未成年人分級干預研討會,舉辦中國法學會檢察學研究會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委員會2020年年會,促進理論研究與未成年人檢察實踐融合發展。編發連續出版物《未成年人檢察》。推進有關未成年人司法法、校園欺凌等相關課題研究。
(二)持續推動未成年人檢察規范化建設
一是明確辦案范圍和模式。統一受案范圍,所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原則上由未成年人檢察部門統一辦理。確立“捕、訴、監、防、教”一體化工作新機制,明確同一案件的審查逮捕、審查起訴、法律監督、犯罪預防、教育挽救等工作依法由同一檢察官辦案組或者獨任檢察官負責。有序推進涉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工作,努力實現未成年人全面綜合司法保護。
二是提升司法辦案質效。制定未成年人檢察案件質量主要評價指標,進一步落實《關于建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評價機制的意見(試行)》,指導各地出臺相關實施細則。積極參與推進統一業務應用系統2.0未成年人檢察業務建設,召開未成年人檢察智能化發展研討會,搭建未成年人檢察偵查監督平臺,運用信息化手段推動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提質增效。
三是規范司法辦案機制。出臺《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加強新時代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意見》,下發《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加快推進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工作的通知》,推動新時代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全面、深入發展。發布未成年人涉疫情、監護侵害監督、強制報告、入職查詢等四批典型案例,為司法辦案提供參考與借鑒。
(三)下大力氣構建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
一是持續推動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頂層設計。落實與共青團中央會簽的《關于構建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社會支持體系合作框架協議》,做好首批40個地區委托開展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工作,按照“試點引路,示范帶動”的思路,總結試點工作情況,研究推動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社會支持體系示范單位建設工作。2020年8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民政部、團中央部署在7個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試點省份開展《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服務》國家標準試行工作,歷時4個月完成試行并進行總結,推動未成年人司法工作社會支持體系進一步完善。
二是因地制宜推動未成年人檢察社會支持體系建設。貴州、寧夏等地檢察機關與婦聯共同建立婦女兒童權益保護工作合作機制,著重在建立信息共享機制、婦女兒童權益保護聯動機制、落實涉未成年人案件特殊保護制度、加強幫扶關愛救助、共同開展法治宣傳和犯罪預防等方面加強合作。西安市碑林區人民檢察院與省兒童心理學會成立“檢學研”合作基地,將未成年人檢察、未成年人心理學、未成年人保護研究工作有機結合,推動提升未成年人司法保護效果。
三是加強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救助兒童會等國際組織的交流合作,共同舉辦西部未成年人檢察專題培訓交流、罪錯未成年人分級干預研討等活動,持續以開放的態度,學習借鑒域外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先進經驗,展示我國未成年人司法文明與進步。
結 語
2020年,檢察機關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堅持“講政治、顧大局、謀發展、重自強”的總體要求,積極應對各類風險挑戰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嚴重沖擊影響,把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謀劃和推進,以高度的政治自覺、法治自覺、檢察自覺,進一步更新司法理念,把握辦案規律,凝聚各方力量,推進未成年人全面綜合司法保護,在服務黨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大局中推動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實現新發展。
隨著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人民群眾對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工作提出新的更高要求,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吸收了檢察機關探索建立的一系列制度機制,確立了檢察機關對涉及未成年人的訴訟活動、未成年人重新犯罪預防工作等開展法律監督的職責,賦予檢察機關未成年人保護新的更重任務。然而,與新任務、新要求相比,一方面,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在司法理念、專業能力、辦案效果、機制創新、監督力度等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突出表現為各地工作發展不平衡,傳統未成年人刑事檢察與涉未成年人的刑事執行、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發展不協調,地區間差距較大;工作規范化、精細化程度不夠;基層院未檢力量薄弱,隊伍整體素質能力有待提升等。另一方面,當前未成年人保護形勢依然嚴峻復雜,未成年人犯罪出現新情況新問題,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多發高發,未成年人保護法律法規落實不到位的情況較為突出,誘發未成年人犯罪或者遭受侵害的一些普遍性問題還沒有徹底解決,嚴重危害未成年人健康成長。
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未成年人檢察工作邁入新發展階段,開啟新的征程。檢察機關將全面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認真落實中央政法工作會議和第十五次全國檢察工作會議精神,牢固樹立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則,以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修訂施行為契機,以加快推進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為抓手,以深入落實“一號檢察建議”為牽引,立足職能做好“精裝修”,把未成年人檢察保護的質量、效益擺在更加優先位置,持續深化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化、規范化、社會化建設,有效推動新時代未成年人檢察工作高質量發展,更加有力扛起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的檢察責任,為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社會和諧穩定提供優質司法保障,以優異成績慶祝建黨100周年、人民檢察創建90周年!
附件:
全國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大事記(2020)
1.2020年1月1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首次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會議,總結近年來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情況,明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發展方向和總體要求。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出席會議并作重要講話。
2.2020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編發《監護侵害監督典型案例》,涉及指控犯罪、支持撤銷監護人資格訴訟、綜合救助、督促履行法定義務、異地協作幫扶、家庭教育指導、適用禁止令等多項規范指引。
3.2020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編發《未成年人涉疫情典型案例》,針對未成年人涉疫情案件的政策把握、證據審查、救助保護、幫教矯治等難點問題,指導各地靈活采取遠程提訊、異地協作等方式,落實未成年人特殊保護政策和程序要求。
4.2020年4月1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公安部組成督導組指導辦理鮑某某涉嫌性侵養女案,全面查清案件事實,依法審慎處理,及時向社會公布調查結果。
5.2020年4月21日,下發《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加強新時代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意見》,進一步確立全面提升未成年人檢察工作水平的總體思路、基本原則和具體舉措。
6.2020年5月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國家監察委員會、教育部、公安部、民政部、司法部、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共青年團中央、全國婦聯出臺《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明確公職人員,密切接觸未成年人行業的各類組織及其從業人員,在工作中發現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臨不法侵害危險的,應當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或舉報。5月2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典型案例》,助推強制報告制度落到實處。10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重慶市人民檢察院、重慶市九龍坡區人民檢察院聯合發布公益宣傳片《聚光》,聚焦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發現難困境,號召強制報告主體履行強制報告義務,推動形成關愛未成年人健康成長的良好氛圍。
7.2020年5月3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辦“同舟共濟,檢護明天”未成年人檢察主題檢察開放日活動,首次面向社會全程網絡直播,邀請知名心理和法治教育專家答疑,數百萬人在線收聽收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出席并致辭。
8.2020年6月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白皮書(2014-2019)》,總結近年來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研判新時代未成年人司法保護形勢,回應社會關切。
9.2020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與中國政法大學合作共建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召開“未成年人事務治理現代化”研討會。最高人民檢察院常務副檢察長童建明出席并致辭。
10.2020年6月24日,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通過制發行政公益訴訟訴前檢察建議,督促相關部門整治互聯網平臺傳播涉毒品音視頻,各大網絡平臺共清理涉毒音視頻、文章(評論)近2000條,下線7名歌手46首歌曲,技術處理或查封賬號88個,媒體廣泛報道,檢索信息量達2.1億條。
11.2020年7月8日,全國婦聯、最高人民檢察院等11部門共同下發《關于開展“守護童年牽手共成長”——2020暑期兒童關愛服務活動的通知》,旨在幫助廣大兒童度過一個有意義、有收獲,充滿安全感和幸福感的假期。
12.2020年7月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對廣西欽州楊光毅強奸案(“百香果”案)建議最高人民法院啟動審判監督程序,廣西檢察機關派員出席再審法庭,后楊光毅被改判死刑立即執行。
13.2020年7月13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關于表揚檢察機關“法治進校園”全國巡講活動表現突出單位和突出個人的通報》,對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等95個全國巡講突出單位和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李雨聰等167名全國巡講突出個人通報表揚。
14.2020年7月2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關于首屆全國未成年人檢察微電影微視頻微動漫評選獲獎作品及單位的通報》,評選優秀作品72部,在教育部中小學在線教育平臺等媒體、平臺展播。
15.2020年8月7日,湖北省人民檢察院聯合省委政法委、省教育廳等12家單位,會簽《關于建立涉性侵害違法犯罪人員從業限制制度的工作辦法》,全面開展對未成年人密切接觸行業從業人員涉性侵害犯罪記錄篩查、專項整改等活動,促進破解湖北“疫后綜合癥”。
16.2020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舉辦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辦理網絡業務培訓,四級院未成年人檢察干警參加。
17.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教育部、公安部聯合下發《關于建立教職員工準入查詢性侵違法犯罪信息制度的意見》,明確中小學校、幼兒園新招錄教職員工前,教師資格認定機構在授予申請人教師資格前,應當進行性侵違法犯罪信息查詢。對具有性侵違法犯罪記錄的人員,不予錄用或者不予認定教師資格。9月1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教育部、公安部召開入職查詢制度新聞發布會,通報相關情況,發布5個典型案(事)例。
18.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共青團中央、首都師范大學北京青少年社會工作研究院部署開展《未成年人司法社會工作服務》國家標準試行工作。
19.2020年8月26日,云南省人民檢察院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昆明軍事檢察院會簽會議紀要,對加強軍人家庭未成年子女保護工作作出部署,創新建立軍地檢察機關保護軍人家庭未成年子女協作機制。11月25日,在云南省臨滄市召開駐滇部隊軍人家庭未成年子女保護工作推進座談會,共商呵護“軍娃”健康成長舉措,為實現強軍夢助力。
20.2020年9月3日、12月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兩次對全國檢察機關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辦案場所建設進展情況進行通報,截至年底已建成“一站式”辦案區1029個。
21.2020年9月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以《民法典中的未成年人權益保護》為題,第三次到北京市第二中學講授法治課,北京16個區的師生代表同步視頻收看。
22.2020年9月5日至10月12日,陜西省人民檢察院與團省委、省兒童心理學會聯合組織開展首批未成年人檢察司法社工和志愿者培訓、考核及聘任活動,經層層選拔,確定30人擔任未成年人檢察司法社工、志愿者。
23.2020年9月1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發布《關于組織開展通報表揚2020年度未成年人檢察業務優秀辦案團隊和優秀辦案檢察官的工作方案》,組織開展未成年人檢察業務條線優秀辦案團隊和優秀辦案檢察官推選工作。
24.2020年9月25日,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聯合自治區教育廳等5家單位印發《廣西中小學法治副校長(輔導員)管理辦法》;12月4日,安徽省人民檢察院牽頭與省高級人民法院、省公安廳、省教育廳會簽《關于進一步加強和規范全省中小學法治副校長工作的意見(試行)》,規范和完善法治副校長工作。
25.2020年10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聯合北京師范大學未成年人檢察研究中心、中國政法大學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國際救助兒童會舉辦未成年人罪錯行為分級干預研討會。
26.2020年10月16日,滬蘇浙皖四省(市)檢察機關會簽《關于建立長三角區域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協作機制的意見(試行)》,建立長三角區域未成年人檢察工作協作機制。
27.2020年10月17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表決通過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
28.2020年10月27日至3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政治部、第九檢察廳共同在北戴河辦案中心舉辦“2020年未成年人檢察案事例培訓班”,各省、市級人民檢察院未檢部門負責人、業務骨干130余人參加。
29.2020年10月30日,云南省委辦公廳、省政府辦公廳印發《云南省進一步加強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工作方案》,決定成立云南省預防未成年人違法犯罪工作領導小組,由省委副書記擔任組長,負責教育工作的副省長和省人民檢察院檢察長擔任副組長,省級有關部門和單位為成員單位,領導小組辦公室職責由省人民檢察院和團省委共同承擔,辦公室設在省人民檢察院。
30.2020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舉辦新修訂的未成年人保護法網絡學習培訓,邀請立法機關相關部門負責人為四級院未成年人檢察干警授課。
31.2020年11月18日,未成年人檢察智能化發展研討會在浙江諸暨召開,會議由北京師范大學未成年人檢察研究中心等承辦。
32.2020年11月2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領導干部擔任法治副校長工作會議,院領導、各業務廳廳長全部擔任法治副校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出席會議并作重要講話。
33.2020年11月20日,中國法學會檢察學研究會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委員會2020年年會暨《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修訂與未成年人全面綜合司法保護專題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由中國法學會檢察學研究會未成年人檢察專業委員會主辦,北京市人民檢察院第一分院承辦。
34.2020年11月22日至12月1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與中央廣播電視總臺聯合制作的大型未成年人法治教育特別節目《守護明天》第四季在社會與法頻道播出,收視率再創新高。
35.2020年11月25日至27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九檢察廳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在云南臨滄共同舉辦“西部未成年人檢察專題研修班”暨“結對共建”活動,“三區三州”地區人民檢察院干警、西部13個省級人民檢察院未成年人檢察部門負責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相關代表等參加。
36.202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政治部、第九檢察廳聯合下發《關于規范內地與“三區三州”部分地區檢察院開展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結對共建的通知》,推動北京、上海、江蘇、浙江等地與“三區三州”部分地方共26個檢察院簽訂結對共建協議,在未成年人案件辦理、未檢業務培訓、未成年人法治宣傳教育等方面加強“點對點”支持和協助。
37.2020年11月26日,內蒙古自治區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內蒙古自治區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進一步加強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決定》,系省級人大常委會首個關于加強未成年人檢察工作的決定。
38.2020年12月2日,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檢察院辦理某知名短視頻公司泄露未成年人隱私公益訴訟案,向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后法院調解結案。北京市檢察機關同步辦理相關行政公益訴訟案件。
39.2020年12月4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常務副檢察長童建明同志參加教育部國家憲法日“憲法晨讀”活動,以《在法治陽光普照下做尊法學法守法用法的小公民》為題,通過教育部全國青少年普法網為全國6000余萬名學生講授法治課。
40.2020年12月14日,經云南省人民檢察院申請,報云南省法學會批準,云南省法學會未成年人司法保護研究會成立。下設昆明重罪未成年人重返社會研究基地、德宏未成年人綜合保護研究基地、玉溪邊疆少數民族未成年人犯罪預防研究基地。
41.2020年12月18日,“督促監護令”理論研討暨實務交流會在福建福州召開,深入推進“督促監護令”機制探索,會議由福建省人民檢察院等承辦。
42.2020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關于加快推進未成年人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工作的通知》,自2021年起未成年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訴訟檢察業務統一集中辦理工作在全國檢察機關穩步全面推開。
43.2020年12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表決通過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最高人民檢察院
2021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