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出版社建社五十周年
來源:法制日報
本報訊 2004年12月24日，是法律出版社建社50周年的特殊日子。50年前，由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董必武先生親自倡導和過問，新中國成立了第一家法律專業出版機構———法律出版社。
50年來，法律出版社共出版圖書、期刊、電子出版物、音像制品近6000種。經過幾代人的努力，由產品單一的出版社發展成年產品上千種、集圖書、期刊、音像、電子出版為一體的我國最大、最有影響力的法律專業出版機構。
法律出版社出版了包括新中國第一部憲法、第一部婚姻法在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匯編》和《中央人民政府法令匯編》，以及一批記載著共和國初建法制歷程的圖書和翻譯作品。
(末文)
謹以此文獻給法律出版社五十歲生日
書載法制五十年
李秀平
2002年10月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典》首發式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的那一刻，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的李鵬的一句話至今讓人記憶猶新：“《法典》全面反映了我國立法狀況和法制建設的進程，這是我國法制建設史上的一件大事。”
一冊一冊數下來，120冊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典》，涵蓋了法律、條約、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司法解釋。這些凝聚著幾代立法者心血的規則總計約一萬兩千件，字數超過一個億。
1954年，我國的各種法律法規和文件才三千多種，現在已經一萬兩千種，這足以說明國家法治事業的發展和法治進程的迅捷。
法制奠基之1954
暫且將時光倒轉半個世紀，回到1954年！就在這一年，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頒布。
在我國第一部憲法即將公布時，被稱為“新中國法制奠基人”的董必武在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概述了新中國建立后法制開啟新紀元的奠基情形：革命勝利后，廢除了舊的法律。在“粉碎式”廢除，不讓舊法律留“任何痕跡”的同時，創制了許多新的法律。經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就有婚姻法、土地改革法、工會法、勞動保險條例、私營企業條例、懲治反革命條例、懲治貪污條例等法律。
接著，他話鋒一轉說：“但是這些法律還是極不完備的，其中有些是為著適應當時一定任務的需要而制定的。”他同時透露，國家即將公布憲法，“憲法是國家的根本法，根據憲法還將要產生若干法律”。
不久，在新中國法制歷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根本大法———憲法頒布。
全新的法律制度，還要合格的執法者來運行。但后者的現狀不容樂觀。
也是在上述那次講話中，董必武憂心忡忡地算了一筆賬———國家需要多少法律工作者？他說，憲法公布以后，各級法院要辦成法院的樣子，全國至少要有6萬人左右，而現在只有3萬多人。
“對法律工作者要加強培養！”董必武疾呼。
在董必武說這番話時，一項關于法律人才、法律圖書出版、法制宣傳、法學研究的系統工程已經開啟。
與此同時，法律出版社籌建工作也于1954年告竣。倡導者還是董必武。
董老在提出建立一個法律出版機構出版法律法規及法學教材，以加強法律人才培養的規劃之后，親自抓籌建，把他的秘書陳于彤派來做具體工作。
編號為“004”的第四個國家級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于“人民”、“人民文學”等出版機構之后誕生，成為專門承載出版法律教材及各種讀物之重任的機構。自此，書“載”法制50年的歷程拉開序幕。
法律出版社創建的第二年，新中國第一套法規匯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規匯編》出版。
此后，一部部新法律的頒布、一部部法學專著的引進、一本本法學教材的編寫都被法律出版社以“書”記載。像《司法精神病學》、《洗冤錄集》等專著陸續出版。
然而，受三年自然災害的影響，已出過幾百種書的法律出版社“精簡”為一個“法律編輯組”并入人民出版社。
很快，特殊年代開始。
法制重塑之1982
從10年浩劫中脫身的國家，“法制”已成廢墟。法律人才四散，整整一支律師隊伍不復存在，不少學貫中西的大律師頂著“右派”的帽子成了中學教師。
法制，就是在這樣的關頭被歷史推上了重塑的軌道。
那些重新回歸法制隊伍的人，記憶深處都銘刻下“1982年”幾個字。
這一年，以新憲法的頒布為標志的法制重塑工程架起骨架。隨著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和加強社會主義法制”為精髓的新憲法出臺，一系列調整社會關系的基本法律制定完畢，如民事訴訟法。在此前后，刑法(1979年)、民法通則(1986年)、婚姻法(1980年9月)、經濟合同法(1981年)、《治安管理處罰條例》(1986年)頒布實施。
這一年，新中國第一個法學教材編輯部由教育部和司法部共同組建，出自這個機構的新中國第一批法學統編教材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在1980年，隨著法制事業的全面復興，在復建不久的司法部的推動下，法律出版社完成重建。
法律由人民創制、為公眾所用正是新中國法制的本質。至今已近20年的“普法”活動，是這一“本質”淋漓盡致的詮釋。
隨著《關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識的決議》于1985年11月22日在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3次會議上做出，全民普法教育的大幕于1986年拉開。
仿佛眨眼間，“普法”活動轟轟烈烈地進行到第10個年頭。
有相當長時間，法律出版社以出版“普法”書籍和法學教材為主。“一五”普法之初，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十法一條例400問》頗有代表性，整本書都是“什么是法律”、“什么叫公民”一類問題的解答———400個問題全部停留在“法律常識”的層面。一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講話》，發行量達到千萬，農民普法常識讀本和工人普法讀本的總發行量都達到千萬。
正是在動輒“百萬”、“千萬”法律讀物的啟蒙下，公民的法律知識不斷增加，法制意識提升。10年之后，《“148”日常法律問題》等書就是為“用法”而生。在這本書中，“殺人時處于醉酒狀態怎么辦”、“證人因病不能出庭作證怎么辦”、“父母雙亡，尚未成年的子女該怎么辦”這類問題突破了1000個！而《公民常用法律手冊》這本小冊子一直是新華書店的常備書和優秀暢銷書。
“法制”到“法治”之1997
1997年，在這個特殊的年份里，發生了兩件大事。香港回歸、黨的十五大召開！
在這年10月召開的“十五”大上，“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治國基本方略確立。
“十五”大剛剛結束，名為“全國依法治國理論與宣傳研討會”的會議在湛江召開。與會專家注意到，與此前提出的“法制國家”相比，中央改動了一個字，改成了“法治國家”。
與會的吉林大學副校長張文顯教授說：“法治”與“法制”，這兩個概念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其內涵和意義卻大不相同。第一，“法治國家”突出了實行法治，擯棄人治，針對性、目的性更強；第二，法治國家意味著不僅要有完備的法律體系和制度，而且要認真地實行法律，切實依照法律治理國家，管理國家。
方略提出不久，書寫法制的歷史繼續沿伸———司法部精心組織編寫的《依法治國基本方略論文集》等出版。
其實，早在多年之前，從中央領導把法律專家請進中南海講課這件事就是“法治”時代的前奏。
1994年底，中央又一次欣然接受了司法部黨組“為中共中央舉辦系列法制講座”的建議。這年，現任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的曹建明39歲。12月9日，他以華東政法學院教授的身份走進中南海，為黨和國家領導人講述“國際商貿法律制度”。
此后，每隔一段時間，這樣的講座就要舉辦一次，并且一直保持至今。
中南海法制講座開始時，全民普法已走過10年歷程。公民的法律意識普遍增強，從國家發展的角度看，依法治國、依法行政成為必由之路。法律出版社出版、先后幾次再版的《中共中央舉辦法律知識講座紀實》
等書因此很受歡迎。
法治的進程體現在方方面面。
遴選人才“法制化”就頗具說服力。
說到遴選人才“法制化”，就必須說到司法考試。2001年7月，統一司法考試制度確立。這意味著此前的律師資格、法官資格、檢察官資格考試并軌統一。
這項制度實質脫胎于自1986年起開始施行的“全國律師資格考試”。在國家司法考試制度確立前的15年里，11萬名律師中的大多數從這項嚴格的考試中脫穎而出。
特別要提一筆的是，從律師資格考試起到現在的國家司法考試，一直沒有間斷地出版考試用書的法律出版社，在某種意義上是人才“法制化”的幕后功臣。
立法活動的民主化也是如此。
立法聽證、公開征集意見的事情越來越多，不僅內容民主，過程也民主了。
進入2004年，隨著人大代表的手臂在人民大會堂森林般高舉，保護合法私有財產寫入憲法成為定局。“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也成為我們中國人的故事。
放眼世界之2001
有法律專家稱，法律出版社出版的法律文本是“最權威的”。因此，1997年香港回歸的法律文本和加入WTO等重要的法律文本都由法律出版社獨家出版。
透過淺藍色封面之下厚達近千頁的《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一書，中國加入WTO所經歷的艱難仿佛赫然在目。
“入世”就是為了中國國內法與WTO規則及國際慣例接軌。所以，“入世”前，我們對規模龐大的法律法規做了全面的梳理和構建。比如，為了實踐我國政府的承諾，遵循國內法不得與《知識產權協定》相沖突的原則，我們構建了全新的知識產權體系———對《著作權法》、《商標法》、《專利法》進行了重大修改，并且制定了《植物新品種保護條例》、《集成電路布圖設計保護條例》等行政法規。
正式加入WTO，我們站在WTO的平臺上重估立法質量和效益，繼續進行法律的修改和完善。在這個過程中，注重充分借鑒國外立法經驗的法律移植成為一條必由之路。我們在移植法律使之本土化的同時，也在創制獨一無二。比如，香港和澳門回歸的“一國兩制”。
在我們的法律制度與國際接軌的同時，我們的法律人才則“走出去”———頻頻亮相于國際法律舞臺。
我們的法學專家接連當選國際大法官。曾在盧旺達國際法庭工作、剛剛卸任回國不久的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凌巖在2004年11月23日接受采訪時，一一介紹了我國的國際大法官。
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位出任聯合國國際法院大法官的是倪徵日奧，第二位是史久鏞———他于1994年出任國際大法官，2003年2月出任國際法院院長———這是中國人首次榮任此職。
在聯合國安理會設立的兩個特別法庭之一———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凌巖的父親李浩培是第一任法官之一，王鐵崖是第二任，現在正在任的大法官叫劉大群。
他們的出任，代表了中國在國際法律領域的國家地位和專家水平。
如今，倪徵日奧、李浩培、王鐵崖這三位國際法大家已離開人世，但他們代表國際法學最高成就的精神財富仍然熠熠生輝。李浩培的著述《條約法概論》在法律出版社出版后———榮獲第一屆“國家圖書獎”，現已再版并被列入“法學研究生精讀書系”。王鐵崖主編的《國際法》，被譽為“一本經典國際法教科書”、“一本中國國際法名著”，現已被列入法律出版社的“21世紀法學規劃教材”。倪徵日奧親書的傳記《淡泊從容蒞海牙》由法律出版社出版后，將一位國際大法官的風采永留人世。
法律出版社就這樣以自己的方式，記載著新中國法律與世界融合的變化過程。
2004，展望未來
獲“中國圖書獎”的《中國法制通史》(10卷本)并非出版于2004年。但對站在這個年度眺望法治未來，卻是頗為生動的事例。
中國數千年法制史的記載，過去只有斷代史，以通史的形式書寫這是第一次。它是在跨度達20年時間內，老中青三代法制史學者共同的成果。
這部洋洋500萬字的巨制，記載的歷史“從中國法制起源到新中國成立止”。也就是說，本文記載的“浩瀚50年”法制史———或者包括今后相當長一個時段的歷史并不在其間。但是，將來某一天，當我們的后輩續寫《中國法制通史》，在編撰第11卷的時候，幾多發展和繁榮應該無法被“遺漏”———
法律制度大發展。如前所述，有關規定已達到12000件。
法律職業大發展。自1979年恢復律師制度以來，律師人數已達13萬多。而法官人數已從建國初期的3萬發展到20萬！
法學教育大發展。自20多年前，法律和法律教育再度崛起之時至今，針對不同階段的讀者，法律出版社陸續推出的法學教材，迄今已達數百種。
法制宣傳大繁榮。法制新聞事業誕生并長足發展———不僅各種媒體豐富多彩，而且法制新聞作為一種新興的新聞類別廣受受眾歡迎。
法律出版大繁榮。在法律出版社之外，又有多個專業法制類出版社創建，不少綜合性出版社也推出不少優秀法律讀物。而經過50年歷練，法律出版社已成為中國規模最大、歷史最悠久的法律專業圖書出版機構。50年來，法律出版社共出版圖書、期刊、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共計6000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