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召開以“充分發揮檢察職能 推進網絡空間治理”為主題的新聞發布會,發布檢察機關推進網絡空間治理典型案例。
充分發揮檢察職能 推進網絡空間治理典型案例
1.陳某、宋某琦等5人詐騙案
一、基本案情
受害人微信聊天記錄
2018年6月,陳某伙同他人套牌搭建了FXDD外匯投資平臺,糾集宋某琦等人作為代理商,對外虛構系正規平臺、大量交易可獲利的信息,誘騙被害人向平臺轉入資金。該投資平臺實行資盤分離,被害人資金并未進入真實交易市場,而是由陳某轉移控制支配。陳某與代理商約定,以客戶資金虧損數額為分成依據。
其中,2018年7、8月起,宋某琦在河南省許昌市購置電腦、租賃民房作為詐騙場所,招募郭某輝、盧某、胡某波等人作為業務員,以婚戀網站女性會員為目標實施詐騙。宋某琦安排業務員,使用虛假的身份信息,冒用他人頭像,包裝為投資經驗豐富的中年成功男士,在某知名婚戀網站上搭識許某某等3名有經濟實力的單身中年女性。業務員通過事先培訓的話術與被害人建立虛假戀愛關系,騙取感情信任后,通過宣稱自己是投資高手,有好的投資渠道,能夠指導被害人投資快速賺錢,引誘被害人向陳某搭建的FXDD平臺投資,并通過鼓勵追加投資、代為操作等方式致其賬面虧損,營造投資損失假象,以掩飾資金已被非法占有并分贓的事實,共計詐騙人民幣774萬余元。此外,陳某還通過其他代理商詐騙43名被害人資金,合計人民幣534萬余元。
二、訴訟過程
2020年10月,山東省泰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檢察院提起公訴的陳某、宋某琦等5人涉嫌詐騙罪一案開庭。圖為庭審現場。
2019年10月16日,山東省泰安市公安局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分局以陳某等5人涉嫌詐騙罪,移送泰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本案在移送審查起訴時,涉嫌詐騙金額510余萬元。檢察機關審查后兩次退回補充偵查,提出明確可行的補充偵查提綱,引導公安機關補充相關證據,深挖案件線索,認定詐騙金額1300余萬元。2020年4月3日,泰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檢察院以詐騙罪對陳某等5人提起公訴。同年11月13日,泰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詐騙罪分別判處陳某、宋某琦、郭某輝、盧某、胡某波等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五年六個月至十二年不等,并處罰金。
三、典型意義
(一)“殺豬盤”式詐騙多發高發,社會危害大,應當依法嚴懲。以網絡婚戀交友為誘餌實施的虛假投資詐騙,俗稱“殺豬盤”,已經成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主要方式之一。犯罪分子為實現詐騙目的,招募人員在婚戀網站或使用即時通訊工具搭識被害人,通過將自己包裝為成功男士或美貌女性,使用專門話術,騙取被害人感情信任、建立虛假戀愛關系,誘導、慫恿其到虛假交易平臺大量投資,從而騙取錢財。當被害人察覺被騙或者已無錢可供詐騙后,犯罪分子即將被害人“拉黑”或關閉平臺賬號。與傳統詐騙犯罪不同,“殺豬盤”式詐騙以感情為誘餌,迷惑性強,持續時間長,嚴重侵害被害人的財產安全,欺騙被害人感情,甚至可能造成被害人自殺等嚴重后果,應當依法嚴厲打擊,斬斷犯罪鏈條,全面查處犯罪黑灰產,形成有力震懾。
(二)切實提高防范意識,謹慎交友投資。單身男女在網絡征婚交友中,要提高警覺性和防范意識,不要被網絡愛情沖昏頭腦,不輕信陌生人,不輕信花言巧語,認真核實對方真實身份。當對方提出帶領自己投資時,要尤其慎重,投資前充分了解平臺資質、投資方式、投資對象、獲利模式以及國家的相關法律政策,防止誤入騙局。一旦發現被騙,要第一時間向公安機關報案,有利于對犯罪行為的及時懲處。
(三)加強婚戀交友網站監管,防止成為犯罪“溫床”。婚戀網站、交友平臺要嚴格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和行業規則,切實履行平臺責任,加強注冊人員管理和風險提示。對于會員的舉報,及時受理核實,積極向有關部門提供相關證據材料。
2.楊某瑞等11人詐騙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11月至2019年5月間,楊某瑞與他人合伙成立公司,在“樂趣”“一嗨么”等網絡直播平臺開設直播間,招募劉某醒、孫某林等人擔任女主播,程某楠等人擔任業務員。各被告人相互配合,由業務員使用女主播身份和頭像照片,通過婚戀交友網站、微信搖一搖等途徑結識趙某等被害人,加為微信好友后,使用話術引誘被害人在上述網絡直播平臺注冊成為會員,進入直播間觀看女主播直播。期間,業務員虛構女主播感情故事、個人遭遇等與被害人互動交流,博取同情信任。如被害人提出見面,則安排女主播與被害人視頻聊天或線下見面。通過上述系列行為,女主播與被害人確立虛假戀愛關系。之后,女主播編造“完成平臺業績任務才能領取提成”“想與平臺解約需要解約金”等理由,先后欺騙趙某等4名被害人在直播平臺為主播打賞或者直接向主播轉賬,合計詐騙人民幣17.2萬余元。楊某瑞等人還涉嫌其他詐騙犯罪事實。
二、訴訟過程
2019年9月3日,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以楊某瑞等11人涉嫌詐騙罪,移送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檢察機關通過梳理發現,其他多個直播間存在以類似手段實施詐騙的情況,遂向公安機關移送線索、提出進一步偵查取證建議,公安機關再破獲類似案件16起,抓獲直播平臺經營者和多個直播詐騙團伙成員。同年11月21日,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檢察院以詐騙罪對楊某瑞等11人提起公訴。同年12月30日,上海市松江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詐騙罪分別判處楊某瑞、劉某醒、孫某林、程某楠等11名被告人拘役四個月至有期徒刑四年不等,并處罰金。
三、典型意義
(一)依法嚴懲以直播打賞為名實施的詐騙行為。對于犯罪分子虛構網絡身份、冒充主播,使用話術建立虛假戀愛關系,采用線上線下相結合方式,使被害人陷入錯誤認識而騙取財物的,依法應認定為詐騙犯罪。這類詐騙犯罪不僅侵害人民群眾財產安全,也嚴重危害網絡直播行業生態,必須依法精準打擊。
(二)理性參與網絡直播,切實維護自身利益。網絡直播在為用戶提供更具參與性和人際互動性的良好體驗的同時,也容易助長違法犯罪和社會不良風氣。對于廣大用戶而言,關鍵是要以健康心態參與網絡直播互動,切不可抱著“獵奇”“獵艷”等不良心態,落入違法犯罪分子精心編織的“陷阱”。
(三)加強平臺監管治理,維護直播行業良好秩序。網絡平臺要切實擔起主體責任,加大對直播行為的常態化排查和技術管控,強化各平臺之間的信息共享,對列入“黑名單”主播施以嚴格聯動管理,徹底封住其違規復活之路,凈化網絡直播空間生態。
3.李某寧等5人詐騙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下半年起,李某寧為實施電信詐騙活動,通過非法途徑購買老年人客戶資料,以每盒12元至100元不等的價格購入多種廉價保健品,訂做抽獎卡、“紀念金幣”等獎品,制作話術單,招錄吳某倩、王某娜、裴某鳳、王某娟為話務員,并為每人配備裝有北京號碼的手機。
李某寧等人與部分被害人的短信記錄
2018年3月至9月,李某寧指使吳某倩等人按照事先購買的客戶資料,通過裝有北京號碼的手機撥打電話,冒充北京沐某堂健康指導中心主任,與老年人溝通聯絡。在聊天過程中套取老年人身體狀況等信息,騙得信任后,分步驟實施詐騙。一是謊稱所售保健品有抗癌保健等功效,原價2980元的產品現在僅需支付298元的體驗費或產品檢測費即可獲贈。老年人同意購買后,由李某寧聯系快遞公司負責配送和代收相關費用。二是在快遞包裹中放置抽獎卡,均事先設置為一等獎。快遞簽收后話務員隨即聯系老年人,告知其中了一等獎,獎品為價格一萬余元的“紀念金幣”等,只需要支付個人所得稅、保價費或獎品代銷費等費用,即可獲取,以此騙取錢財,而老年人實則僅獲得廉價禮品。三是繼續利用老年人信任,虛構幫助辦理養老保險等理由實施詐騙。在此過程中話務員會根據每位老年人的被騙程度,隨機調整收費名目和具體價格。吳某倩等話務員的工資包括底薪和提成,為便于計算銷售業績,每名話務員需記錄下被害人相關信息。經審查,李某寧等人先后騙得266名老年人合計人民幣66萬余元。
李某寧等5人詐騙方式示意圖
二、訴訟過程
2019年4月,江蘇省海安市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李某寧等5人涉嫌詐騙罪一案開庭。圖為庭審現場。
2018年11月12日,江蘇省海安市公安局以李某寧等5人涉嫌詐騙罪,移送海安市人民檢察院移送審查起訴。2019年3月12日,海安市人民檢察院對李某寧等5人以詐騙罪提起公訴。同年6月10日,海安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本案詐騙數額巨大,以詐騙罪判處李某寧有期徒刑七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五萬元;分別判處吳某倩等4人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三萬元。海安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認為,一審判決證據采信和事實認定確有錯誤,判決以話務員記錄業績的賬本作為認定犯罪數額的主要依據,未結合快遞信息進行綜合認定,遺漏部分被害人,詐騙金額人民幣33萬余元認定不準確。同年6月18日,海安市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南通市人民檢察院依法支持抗訴。同年12月25日,南通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認為一審判決部分事實不清,裁定撤銷原判決、發回重審。
2020年11月19日,海安市人民法院重新作出一審判決,詐騙數額重新認定為人民幣66萬余元,量刑檔次由原審的“數額巨大”改為“數額特別巨大”,李某寧的刑罰由有期徒刑七年改為十年,并處罰金人民幣二十萬元;吳某倩等4人被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四年至五年六個月不等,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至八萬元不等。
三、典型意義
(一)電信網絡詐騙手段層出不窮,要懲防并舉、預防為先。當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高發多發,犯罪手段不斷更新迭代,老年人、在校學生、未婚青年等容易成為詐騙對象。犯罪分子多利用人性弱點實施詐騙,在依法嚴厲打擊的同時,更需要廣大民眾提高防范意識,增強辨別能力,不讓犯罪分子“花式”騙局迷惑了雙眼。具體到本案,老年群體應當特別提防網上購物、電視購物、電話推銷、直播帶貨等銷售環節存在的陷阱,切忌迷信保健品功效,正確看待各種促銷優惠。家庭成員要在精神上關心關懷老人,常回家看看,多與老人交流,多用典型案事例引導,發現老人上當受騙應及時勸解、制止和報警。
(二)加強源頭管控,強化平臺治理責任,防止公民信息泄露。目前,犯罪分子通過各種非法渠道獲取公民個人信息、消費記錄等資料,實施精準詐騙,話術更加周延,迷惑性也更大。本案中,犯罪分子專門從網上購買老年客戶資料,有針對性地推銷保健品,提高了詐騙的成功率。網絡平臺和網站經營者要真正落實治理責任,嚴密制度設計,堵塞系統漏洞,內防泄露,外防竊取,切實維護公民個人信息安全。
4.周某奇、尤某杰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案
一、基本案情
2019年11月上旬,周某奇伙同尤某杰在杭州某職業技術學院設立學生兼職微信群,發布招聘話務員的消息,要求應聘學生到附近營業廳辦理電話卡并將卡上交。周某奇、尤某杰以上述方式購得劉某欣等20余名學生辦理的實名制電話卡75張,每張卡支付給學生人民幣幾十元至一百元不等的費用。
2019年11月中下旬,周某奇、尤某杰又通過類似方式招募了石某行等130余名社會人員,用大巴車將他們從河北省帶至北京市辦理400張左右實名制北京電話卡并收購,每張卡支付人民幣幾十元的費用。
周某奇、尤某杰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網絡實施犯罪,仍將上述電話卡出售供他人使用,違法所得人民幣12萬余元。上述電話卡通過非法途徑流出境外,犯罪分子使用其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實施詐騙,騙取被害人李某等10余人錢款共計人民幣200余萬元。
二、訴訟過程
2020年12月,杭州市余杭區檢察院提起公訴的周某奇、尤某杰涉嫌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一案開庭。圖為公訴人宣讀起訴書。
2020年3月3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區分局以周某奇、尤某杰涉嫌詐騙罪,移送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同年9月21日,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檢察院對周某奇、尤某杰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提起公訴。同年12月18日,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幫助信息網絡犯罪活動罪分別判處被告人周某奇、尤某杰有期徒刑二年二個月,并處罰金。針對本案犯罪分子向學生、社會人員大量收購實名制電話卡的情況,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檢察院一方面向相關學校制發檢察建議,提出加強教育管理的意見;另一方面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走進學校、工地、城鄉結合部,對青年學生、打工人員、無業人員開展警示教育,引導樹立正確的就業觀,防止落入“犯罪”陷阱。
三、典型意義
針對犯罪分子向學生、社會人員大量收購實名制電話卡的情況,杭州市余杭區檢察院檢察官走進學校、工地、城鄉結合部,對青年學生、打工人員、無業人員開展警示教育。
(一)涉“兩卡”違法犯罪問題突出,社會危害嚴重。當前,非法出售、出租電話卡、銀行卡(簡稱“兩卡”)問題較為突出。不少犯罪分子將收購的“兩卡”作為犯罪工具,用于騙取被害人資金或轉移贓款,掩蓋犯罪事實,逃避司法機關追查。這種行為嚴重危害社會安全穩定,嚴重侵蝕社會誠信根基,必須從源頭管控,從嚴打擊防范,多管齊下,堅決遏制“兩卡”泛濫,防止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滋生蔓延。
(二)積極開展“斷卡”行動,全力斬斷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鏈條。為遏制涉“兩卡”類犯罪,2020年10月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人民銀行等部門聯合部署開展“斷卡”行動,依法從嚴打擊非法出售、出租“兩卡”違法犯罪活動,重點打擊專門從事非法收購、販賣“兩卡”活動的犯罪團伙,以及與之內外勾結的電信、銀行等行業從業人員。檢察機關要加強協作配合,會同相關部門,依法查辦涉“兩卡”違法犯罪團伙,聯合整治涉“兩卡”犯罪猖獗的重點地區,推動懲戒涉“兩卡”違法犯罪失信人員,全力斬斷“兩卡”開辦販賣的黑灰產業鏈,堅決鏟除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滋生的土壤。
(三)提升法治意識,防止被犯罪分子所利用。根據相關法律法規,手機卡、銀行卡僅限于本人使用,不得非法出租、出售。一旦出租、出售,輕則泄露個人信息,受到限制辦卡等信用懲戒或行政處罰,重則可能涉嫌犯罪。社會公眾要提高防范意識,切莫貪圖小利,成為犯罪的“幫兇”。一旦發現涉“兩卡”犯罪線索,應當立即向公安機關舉報。若已實施非法出租、出售、購買“兩卡”的違法犯罪活動,必須立即停止,主動投案自首。各電信運營商、銀行應當加強營業網點管理,加強內部人員教育和監督,嚴格防范內外勾結、規避管控的行為發生,防止非法“兩卡”流入社會。
5.林某甲等8人非法經營案
一、基本案情
2018年1月至9月,林某甲以杭州某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名義,在未獲得支付結算業務資質的情況下,伙同林某乙、張某等人,以支付寶、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臺為接口,自建非法“第四方支付”系統。林某甲等人通過向他人收買、要求本公司員工注冊等方式收集大量無實際經營業務的空殼公司資料(包括工商資料、對公銀行賬戶、法人資料等),利用上述資料在支付寶、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臺注冊數百個公司支付寶、微信等賬戶,再將上述賬戶綁定在其自建的支付平臺上,實現資金的非法支付結算。
上述非法“第四方支付”系統與境外賭博網站聯通,協助資金支付轉移。賭客在賭博網站點擊充值后,賭博網站即向該系統發送指令,系統隨機調用已接通的空殼公司支付寶、微信等賬戶,與賭客間生成一筆虛假商業交易(如購買電子書等),并給賭客發送收款碼。賭客掃描收款碼支付賭博資金,資金直接進入空殼公司支付寶、微信等賬戶,再轉移到空殼公司的對公銀行賬戶,經過層層轉賬后,最終轉入賭博平臺實際控制的賬戶。
林某甲等人以上述方法為境外賭博網站等非法提供資金支付結算服務,結算金額共計人民幣46億余元。
林某甲等人非法支付結算流程示意圖
二、訴訟過程
林某甲等8人涉嫌非法經營罪案件卷宗
2019年8月,杭州市西湖區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林某甲等8人涉嫌非法經營罪一案開庭。
2018年12月11日,浙江省杭州市公安局網絡警察分局以林某甲等8人涉嫌開設賭場罪,移送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檢察院經審查,追加認定17家空殼公司賬戶為涉賭賬戶并予以凍結,犯罪數額從人民幣30億余元增加至人民幣46億余元,追繳涉案資金人民幣6000余萬元。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檢察院經審查認為,林某甲等人的行為同時構成開設賭場罪和非法經營罪,按照想象競合從一重處斷的原則,應當以處罰較重的非法經營罪追究刑事責任。2019年6月19日,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檢察院對林某甲等8人以非法經營罪提起公訴。2020年6月18日,杭州市西湖區人民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處被告人林某甲有期徒刑十二年六個月,并處沒收財產人民幣五千萬元,對林某乙、張某等其他7名被告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二年至七年不等,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至七百萬元不等。2020年6月22日,林某甲等人提出上訴。2020年9月14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一)非法“第四方支付”平臺日益成為網絡犯罪資金流轉通道,危害經濟金融安全。非法“第四方支付”平臺為獲取非法利益,在未取得國家支付結算許可的情況下,違反國家金融管理制度,以正常商業交易為掩護,依托正規第三方支付平臺,利用收集的大量支付賬戶,短時間內快速流轉資金,導致支付結算活動“體外”循環。這些非法第四方支付平臺的存在,不僅極大地便利了賭博、電信網絡詐騙等犯罪資金流轉,成為網絡犯罪產業鏈上的重要一環,還嚴重破壞金融管理秩序,威脅金融安全,必須依法嚴厲打擊。
(二)堅持全鏈條打擊,斬斷非法支付結算通道。犯罪分子搭建非法“第四方支付”平臺時,為規避國家監管,往往會大量收購銀行卡、收款二維碼、對公賬戶等形成“資金池”,偽造正常商業交易層層轉賬,以掩蓋犯罪事實。尤其是對公賬戶可信度高、交易額度大,更為犯罪分子所青睞。非法“第四方支付”平臺的存在,催生了工商資料、對公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買賣的黑灰產業鏈。對此,要堅持源頭管控、綜合治理。既要嚴厲打擊非法支付結算的行為,又要深挖線索,一體化打擊買賣工商資料、對公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的關聯違法犯罪。對于不構成犯罪但違反行政法規的,及時移送行政機關加大行政處罰力度,摧毀整個違法犯罪鏈條。
(三)依法開立、使用支付賬戶,自覺防范抵制洗錢風險。社會公眾要提高法治意識、風險意識,不能為了經濟利益而注冊空殼公司、出售工商資料、對公賬戶等,否則就要承擔相應法律責任。銀行和非銀行支付機構在賬戶開立過程中,應嚴格遵守國家關于客戶身份識別、風險防控和“反洗錢”的各項要求,加強對公賬戶內大額資金流轉的監管,有效防范違法犯罪的風險。
6.吳某等19人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侵犯公民個人信息案
一、基本案情
吳某等人用于作案的手機
2017年11月至2019年8月底,深圳云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云某公司)實際控制人吳某等人在與多家手機主板生產商合作過程中,將木馬程序植入手機主板內。裝有上述主板的手機出售后,吳某等人通過之前植入的木馬程序控制手機回傳短信,獲取手機號碼、驗證碼等信息,并傳至公司后臺數據庫,后由該公司商務組人員聯系李某理(在逃)、管某輝等人非法出售手機號碼和對應的驗證碼。期間,云某公司以此作為公司主要獲利方式,通過非法控制330余萬部手機并獲取相關手機號碼及驗證碼數據500余萬條,出售這些數據后獲利人民幣790余萬元。
其中,李某理等人向云某公司購買非法獲取的手機號碼和驗證碼后,利用自行開發的“番薯”平臺軟件販賣給陳某峰等人。陳某峰等人將從李某理處非法購買的個人信息用于平臺用戶注冊、“拉新”、“刷粉”、積分返現等,非法獲利人民幣80余萬元。管某輝從云某公司購買手機號碼和對應的驗證碼后,也用于上述用途,非法獲利人民幣3萬余元。
二、訴訟過程
2020年11月,浙江省新昌縣檢察院提起公訴的吳某等5人涉嫌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陳某峰、管某輝等14人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一案開庭。圖為庭審現場。
2019年12月31日,浙江省紹興市新昌縣公安局將本案移送新昌縣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2020年6月19日,新昌縣人民檢察院對吳某等5人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對陳某峰、管某輝等14人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提起公訴。2020年11月18日,新昌縣人民法院以非法控制計算機信息系統罪分別判處吳某等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至四年六個月不等,并處罰金;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分別判處陳某峰、管某輝等14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六個月至三年六個月不等,并處罰金。
三、典型意義
(一)利用公民個人信息實施網絡犯罪日益高發,獲取信息方式日趨隱蔽。當前,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的現象屢見不鮮,手段花樣翻新,往往成為網絡犯罪的必備前置程序。違法犯罪分子有的通過手機APP、電腦軟件,有的通過搭建釣魚網站、發送木馬鏈接,有的則在手機、智能手表、路由器等硬件設備的生產環節植入病毒程序,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這些行為侵害了公民個人隱私和人身、財產權利,滋生大量網絡違法犯罪,社會危害巨大。
(二)依法嚴厲打擊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犯罪。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公民個人信息是指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動情況的各種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證件號碼、通訊聯系方式、住址、賬號密碼、財產狀況、行蹤軌跡等。隨著網絡技術發展,逐步擴展到人臉、虹膜等生物識別信息,以及網絡支付賬戶信息等,而且其范圍仍在逐步擴展。違反國家規定,非法獲取、出售或提供上述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應當依法嚴厲打擊。
(三)提高個人防范意識,規范企業行業數據收集使用。社會公眾要提高對個人信息的保護意識,不輕易點擊、下載來源不明的鏈接和程序,務必在正規商店購買正規廠家生產的電子設備,不輕易向外透露個人信息。相關部門要加強監管,從網絡硬件的生產、流通、使用各環節規范數據收集,規范網絡平臺、APP軟件等收集、使用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監督相關企業建立數據合規制度。
7.時某祥等15人組織、領導傳銷活動案
一、基本案情
亞泰坊傳銷組織部分會員層級
2017年12月,時某祥謀劃成立亞泰坊傳銷組織,委托深圳華某未來科技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趙某寶等在互聯網上搭建亞泰坊傳銷平臺。2018年上半年,時某祥等人通過召開會議、路演、微信群等方式公開宣傳平臺獎勵制度,在宣傳過程中假借國家“一帶一路”政策,虛構海外投資項目,在無任何實際經營活動的情況下,謊稱境外金融公司授權平臺發行亞泰坊幣,可信度高、收益高。投資者如要投資亞泰坊幣,需要通過上線會員推薦并繳納會費,才能成為亞泰坊平臺的會員。會員按照推薦發展的順序形成上下層級關系,可發展無限層級,以直接或間接發展下線會員的投資提成作為主要收益方式。同時,時某祥安排組織成員在境外某數字資產交易平臺上線亞泰坊幣進行公開交易,并用收取的會費控制亞泰坊幣在平臺上的交易價格,制造投資亞泰坊幣可以賺錢的假象。
截至2018年6月11日,亞泰坊平臺共有會員賬號41萬余個、會員層級108層,收取會費共計人民幣6.3億余元。此外,2018年4月,時某祥套用亞泰坊平臺組織架構,發展“碼聯天下”傳銷平臺會員,涉案金額共計人民幣1.8億余元。
二、訴訟過程
2019年6月,江蘇省鹽城經濟技術開發區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時某祥等15人及深圳華某未來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一案開庭。圖為庭審現場。
2018年10月20日,江蘇省鹽城市公安局直屬分局以時某祥等15人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移送鹽城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2019年1月15日,以深圳華某未來科技有限公司涉嫌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補充移送審查起訴。2019年2月21日,鹽城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檢察院對時某祥等15人及深圳華某未來科技有限公司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提起公訴。2019年11月8日,鹽城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分別判處時某祥、趙某寶等15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二年至六年十個月不等,并處罰金;判處深圳華某未來科技有限公司罰金人民幣三十萬元;對扣押、凍結的違法所得予以沒收、上繳國庫。宣判后,時某祥等12人提出上訴。2020年4月23日,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準許上訴人時某祥等4人撤回上訴,駁回其他上訴人的上訴,維持原判。
三、典型意義
(一)依法嚴厲打擊以金融創新為名實施的新型網絡犯罪。近年來隨著區塊鏈技術、虛擬貨幣的持續升溫,一些犯罪分子打著金融創新的旗號,假借國家對外政策,實施違法犯罪活動,迷惑性很強,危害性巨大。檢察機關辦理此類案件,要堅持“穿透式”審查理念,結合行為方式、資金流向、盈利模式等,分析研判是否符合國家法律規定,準確區分金融創新與違法犯罪。構成犯罪的,依法嚴厲打擊。
(二)準確認定傳銷活動行為本質。隨著網絡技術發展,傳銷活動借助網絡技術,作案更加便捷,傳播速度更快。但歸根結底,傳銷的本質特征沒有變,仍然是要求參加者繳納會費或購買商品、服務等方式獲得加入資格,并按照一定順序組成層級,直接或者間接以發展人員的數量作為計酬或者返利依據。檢察機關在辦理此類案件時,要揭開“網絡”“技術”外衣,認清行為特征,依法準確認定傳銷犯罪。
(三)提高風險防范意識,謹防各類投資陷阱。在層出不窮的新技術、新概念、新渠道面前,廣大群眾切忌盲目跟風。要深入學習國家法律和相關政策,充分了解投資項目,合理預期未來收益,合理控制投資風險,謹慎作出投資決定,遠離傳銷組織和非法集資活動,一旦發現上當受騙,應立即退出、及時報案。
8.張某勇、張某明等25人開設賭場案
一、基本案情
2018年6月底,張某勇、張某明經共謀后,以“廈門市崇毅投資咨詢有限公司”的名義,設立“易淘貨棧”手機APP網購平臺,對外名義上是銷售茶葉、紅酒、玉石等商品,實際上則是開設網絡賭場。張某勇、張某明各占股50%,公司下設四個市場部門,每個部門下設經理或主管、業務組長及業務員,分別按不同比例、按月或季度進行抽成。
公司招聘60余名業務員,使用年輕女性照片作為頭像,通過網絡即時通訊工具招攬客戶,以“購物即能賺錢”“商城有轉購活動”為由,吸引客戶到“易淘貨棧”APP進行購物,平臺提前將商品銷售價格調整為進價的十倍至四十倍。在客戶下單后,誘導客戶以其所購的商品作為籌碼進行“轉購升級”,即以押大小的方式進行賭博,并按正規發售的彩票“重慶時時彩”開獎結果同步確定輸贏,5至10分鐘開獎一次。客戶如果賭贏能把商品退貨按原購買價格的1.6倍提領現金,賭輸只可得到所下單的商品,且不能選擇退貨。2018年9月3日,公安機關查獲該賭博平臺。平臺運行2個多月間,涉案賭資共計人民幣810余萬元。
二、訴訟過程
2018年11月23日,福建省廈門市公安局思明分局以張某勇等25人涉嫌開設賭場罪,移送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針對犯罪嫌疑人在偵查階段拒不認罪,辯解系新型網絡購物模式、不具有開設賭場的主觀故意的情況,檢察機關通過對網站推廣方式、運營模式、盈利手段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甄別分析,認定行為實質為吸引客戶購買商品作為籌碼參與賭博。2019年1月7日,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檢察院以開設賭場罪對張某勇等25人提起公訴。同年1月24日,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開設賭場罪分別判處張某勇、張某明等25名被告人拘役四個月至有期徒刑三年八個月不等,并處罰金。
三、典型意義
(一)準確認定網絡賭博本質,依法嚴懲新型網絡開設賭場犯罪。近年來,網絡賭博犯罪日益多發隱蔽,手段花樣翻新。犯罪分子通過搭建網絡賭博平臺,打著網上購物、網絡游戲等“幌子”,接受投注,吸引社會公眾參與賭博。此類犯罪模式新穎,隱蔽性更強,賭客參與便利,危害性更大。要透過犯罪行為表象,通過對其運營模式、盈利手段、資金流向等的分析,認定賭博、開設賭場犯罪本質,依法從嚴懲處;敦促涉案人員主動退贓,不讓犯罪分子從犯罪活動中獲利,有力遏制網絡賭博犯罪活動。
(二)樹立正確的價值觀財富觀,遠離網絡賭博。賭博是社會毒瘤。廣大民眾要堅持勤勞致富、依法致富的理念,切勿心存幻想參與賭博。在面對層出不窮的網絡賭博形式和營銷手段時,要擦亮雙眼,分清正規的購物、游戲平臺與以購物、游戲為名的賭博網站,正常娛樂活動和聚眾賭博的界限。一旦誤入歧途,輕則遭受財產損失,重則傾家蕩產,甚至可能構成犯罪。
(三)加強對網站軟件的監管。相關部門要加強對購物網站、游戲平臺等各類APP軟件、小程序的日常監管,網絡平臺要加強技術管控,準確識別新型違法犯罪形式,及時處理舉報線索,防止互聯網為犯罪分子所利用,侵害社會公眾利益,敗壞社會風氣。
9.溫某龍等23人敲詐勒索案
一、基本案情
2017年起,溫某龍糾集林某浩、朱某常投資成立或參股福建省福鼎市財神投資咨詢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財神公司)等四家公司,招募人員專門從事網絡“套路貸”活動。四家公司均有完整的規章制度、工資獎勵機制,人員分工明確,組織架構嚴密,設客服組、風控組、財務組、催收組等部門,在實施犯罪過程中逐漸形成惡勢力犯罪集團。
公司內部分工明確,首先由客服組獲取有借款需求的“客戶資料”,并以審核身份真實性為由,向被害人索要手機號、手機服務密碼、QQ同步助手賬號密碼,非法收集被害人個人信息,為后續“軟暴力”催收做準備。風控組負責對被害人還款能力進行核實篩選,并決定是否放款。放款后,公司以“押金”“逾期費”等理由要求被害人在指定網絡借款平臺簽訂與實際借款不符的協議,制造虛高借款、虛假期限的合同,并直接扣除首期30%至50%的高額利息。如果逾期未還款,催收組根據被害人的手機號碼、通訊錄聯系人、身份證照片等個人信息,通過電話或微信辱罵、威脅、恐嚇、發送附有被害人頭像的侮辱信息等方式,向被害人及其親友施壓,迫使被害人支付虛高本金、高額利息、續期費等。
2017年2月至2018年8月,財神公司等四家公司在實施上述“套路貸”犯罪過程中,共放款3萬余筆,累計放款人民幣1.22億余元,非法獲利人民幣1867萬余元。個別被害人因欠款被“軟暴力”催收而精神崩潰喝農藥自殺,因發現及時得以救治。在公安機關抓捕犯罪集團過程中,福鼎市公安局桐城派出所輔警林某向個別集團成員透露抓捕信息,通風報信、妨害抓捕。
二、訴訟過程
2019年10月,福建省福鼎市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溫某龍等23人涉嫌敲詐勒索罪一案開庭。圖為庭審現場。
2019年10月,福建省福鼎市檢察院提起公訴的溫某龍等23人涉嫌敲詐勒索罪一案開庭。圖為公訴人宣讀起訴書。
2018年12月26日,福建省福鼎市公安局將本案移送福鼎市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檢察機關重點圍繞“惡勢力”“犯罪集團”“犯罪金額”等問題梳理、審查證據,追捕追訴6名集團成員。深挖“保護傘”,發現福鼎市公安局桐城派出所輔警林某向該惡勢力集團個別成員透露抓捕信息,及時將線索移交福鼎市掃黑辦及福鼎市監察委。2019年6月6日,福鼎市人民檢察院對林某以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提起公訴。同年7月2日,福鼎市人民檢察院對溫某龍等23人以敲詐勒索罪提起公訴。
2019年8月19日,福鼎市人民法院以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判處林某有期徒刑八個月。同年10月29日,福鼎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敲詐勒索罪分別判處溫某龍、林某浩、朱某常等23名被告人有期徒刑一年至十三年不等,并處罰金。
三、典型意義
(一)依法嚴厲打擊網絡“套路貸”犯罪,維護社會秩序。“套路貸”犯罪利用被害人急需用錢的心理和防范意識薄弱的特點,誘騙或迫使被害人簽訂協議,通過制造銀行流水、銷毀還款證據、單方肆意認定違約、惡意壘高借款金額等方式,形成虛假債權債務。一旦逾期未還款則采用暴力、脅迫或者其他軟暴力手段催收。利用網絡實施上述行為,相較于傳統“套路貸”隱蔽性更強,受害面更廣,且更易于復制傳播。特別是利用網絡實施辱罵、威脅、恐嚇等軟暴力行為,傳播范圍更廣,影響更大,給被害人帶來的精神壓力也會更強。這類行為在掃黑除惡專項斗爭中一直是打擊重點,必須依法嚴懲,遏制其滋生蔓延。
(二)精準發力“破網打傘”,鏟除網絡“套路貸”生存土壤。檢察機關在辦理網絡“套路貸”案件時,通過排查言詞證據、聊天記錄、資金流水等方式,深挖涉嫌包庇、縱容黑惡團伙、收受賄賂、瀆職侵權等違法違紀線索,及時移送紀檢監察機關,依法嚴懲充當黑惡勢力“保護傘”的職務犯罪,凈化基層環境,維護社會秩序。
(三)準確識別正當民間借貸和非法“套路貸”,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社會公眾在辦理網絡貸款融資業務時,不應僅僅關注貸款的便利性,更應關注貸款的合法性、安全性,拒絕高利貸,抵制預先收集通訊錄信息、索要個人不雅照等非法放貸行為。發現被“套路”后,應及時報警,注意收集借款合同、銀行交易記錄、聊天記錄、催收錄音等證據,積極協助司法機關偵破案件。
10.董某瀾販賣毒品案
一、基本案情
2019年8月,為了販賣毒品牟利,董某瀾在湖北省武漢市暫住地,通過VPN軟件和境外專用瀏覽器登錄“暗網”網站獲取毒品交易信息,使用境外即時通訊工具Telegram軟件與賣家進一步聯系交易。董某瀾與境外販毒人員商定購買500克甲基苯丙胺(冰毒),以比特幣(BTC)支付等方式預付部分毒資人民幣5萬元,要求賣家將毒品寄到重慶市黔江區的一個快遞代收點。得知賣家已將毒品從云南寄出后,董某瀾于同年8月29日從湖北省武漢市乘坐火車至重慶市黔江區,住宿在當地網友家中。8月30日下午,董某瀾在黔江區城東街道光明隧道附近取得裝有毒品的快遞包裹,后被黔江區公安局民警抓獲。經拆封檢查,公安機關從包裹中的女士高跟鞋底內查獲甲基苯丙胺13包(凈重510.02克)、甲基苯丙胺片劑1包(凈重1.32克)。
二、訴訟過程
重慶市檢察院第四分院檢察官辦理董某瀾涉嫌販賣毒品罪一案。
2019年10月28日,重慶市黔江區公安局以董某瀾涉嫌販賣毒品罪,移送重慶市黔江區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同年11月25日,重慶市黔江區人民檢察院將案件報送至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審查起訴。檢察機關通過對董某瀾手機中軟件安裝使用情況、快遞收貨電話、通話記錄、乘車車票、行動軌跡等客觀證據進行審查,前述證據與被告人供述、證人證言等相互印證,形成證據鎖鏈,足以認定董某瀾通過“暗網”購買冰毒并欲販賣的犯罪事實。2020年1月9日,重慶市人民檢察院第四分院以販賣毒品罪對董某瀾提起公訴。2020年1月21日,重慶市第四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以販賣毒品罪判處被告人董某瀾有期徒刑十五年,并處沒收個人財產人民幣二萬元。
三、典型意義
(一)“暗網”滋生大量違法犯罪,加強嚴格管控。“暗網”通過專門瀏覽器和特定配置才能訪問,其中存在著大量毒品、槍支、人體器官、淫穢物品等信息,是違法交易的集中平臺,危害性極大。“暗網”交易大量使用虛擬貨幣支付以避開監管,數據流轉層層加密,匿名程度很高,容易成為違法犯罪的“避風港”。打擊治理“暗網”違法犯罪活動,需要強化源頭管控,尤其加強對VPN軟件和非法瀏覽器交易、使用的監管,防止被用于非法活動,切斷網絡犯罪的信息流和接觸通道。
(二)依法嚴厲打擊網絡毒品犯罪。近年來,利用網絡實施的毒品犯罪數量逐年增加,且日益呈現出線上與線下、境內與境外相結合等特征。檢察機關要主動適應網絡毒品犯罪變化,轉變辦案思路,建立以客觀證據為中心的證據體系,注重挖掘電子數據,運用間接證據形成證據鎖鏈,梳理販毒方式、資金流和物品流,加大打擊力度,堅決遏制網絡毒品犯罪的多發態勢。
11.貴州省黔西縣人民檢察院督促整治網絡餐飲平臺不正當競爭行為行政公益訴訟案
一、基本案情
2020年初,貴州省黔西縣某甲網絡餐飲平臺代理商要求黔西縣多家網絡餐飲經營者只能接受其一家提供的平臺服務。如果餐飲經營者堅持在某乙或其他網絡餐飲平臺經營,某甲網絡餐飲平臺將對其作下線處理,或提高服務費收取標準、下調星級指數、通過技術手段限制交易,強制商家在某甲和某乙之間進行“二選一”,以此方式排擠競爭對手。
二、檢察履職過程
貴州省黔西縣檢察院檢察官在餐飲店調查取證。
2020年4月,貴州省黔西縣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黔西縣院)經群眾舉報獲悉該案線索后,依法立案進行調查核實。檢察機關經審查認為,本案中的“二選一”行為既破壞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也損害了網絡餐飲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侵害了社會公共利益。2020年5月28日,黔西縣院向黔西縣市場監督管理局發出行政公益訴訟訴前檢察建議,督促該局對黔西縣某甲網絡餐飲平臺代理商涉嫌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查證后依法處理,對轄區內網絡餐飲平臺存在的不正當競爭違法行為開展全面排查整治。
2020年6月,貴州省黔西縣市場監督管理局收到檢察建議后對黔西縣網絡送餐平臺代理商開展行政約談。
黔西縣市場監督管理局收到檢察建議后,隨即召開專題會議研究部署,成立專項執法調查組展開調查。2020年6月12日,對某甲網絡餐飲平臺代理商開展行政約談,送達行政告誡書,要求其對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電子商務法》等相關法律法規盡快自行整改,并督促某甲、某乙等網絡餐飲平臺代理商共同簽訂了《關于促進黔西縣網絡餐飲服務經營健康有序發展的聯合聲明》。
2020年6月底,黔西縣院開展跟進監督,對涉案平臺企業及部分商戶和消費者進行回訪,并調查了解平臺商戶上線情況,確認某甲網絡餐飲平臺代理商已經取消“二選一”相關不合理限制,某乙網絡餐飲平臺的上線商戶量上升至與某甲商戶量持平,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和相關主體的合法權益得到保障。為鞏固治理成效,黔西縣院聯合黔西縣市場監督管理局對轄區內網絡餐飲平臺企業開展守法合規培訓。檢察官通過以案釋法,闡述了不正當競爭等破壞市場秩序行為造成的不利后果及面臨的法律責任,倡導企業在合法經營情況下,創新活力、良性競爭,以優質、高效的服務贏得廣大商戶和消費者的信賴,實現多贏共贏。
三、典型意義
(一)依法監督糾正網絡平臺不正當競爭行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互聯網+餐飲服務”新業態的誕生,既促進了餐飲業的新發展,也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多便利。特別在疫情期間,網絡餐飲平臺無接觸式服務的優勢更加凸顯。但部分平臺利用服務協議、交易規則、技術等手段強制經營者“二選一”,損害經營者和消費者等多方主體合法權益。檢察機關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司法理念,充分發揮法律監督職能,針對網絡餐飲平臺“二選一”不正當競爭行為,通過行政公益訴訟督促行政機關依法加強監管,促進公平公正市場秩序的維護,切實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二)積極穩妥拓展公益訴訟案件范圍,規范互聯網空間經濟秩序。檢察機關對互聯網平臺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開展公益訴訟監督,是切實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拓展公益訴訟案件范圍”要求,以法治思維推動互聯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舉措。目前,已有18個省級人大常委會授權檢察機關在互聯網領域探索公益訴訟實踐。檢察機關作為公共利益代表,要充分履行公益訴訟檢察職能,通過訴前檢察建議、支持起訴、提起公益訴訟等方式,推動行政機關加強行政監管、嚴格執法,督促平臺履行治理責任、崇法守法、合規經營,保障互聯網經濟規范健康發展。
(三)落實互聯網平臺社會責任,推動公平競爭。互聯網平臺企業在經營活動中,應遵循公平競爭的市場法則,強化內部合規管理,不能憑借市場規模、技術、數據、資本等優勢,限制和排斥競爭,損害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利益。市場經營者和消費者發現存在不正當競爭或者壟斷行為時,要積極向相關行政執法機關舉報、投訴,向檢察機關反映情況,依法維護自身合法權益,維護正常市場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