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w-lib.com 2020-11-25 14:38:24 法治日報——法制網
□ 法治日報全媒體記者 蔣安杰
為進一步探索、研究知識產權的刑事法保護問題,回應信息社會背景下知識產權的有效保護需要,11月21日,由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辦、盈科北京刑事實務研究中心協辦的“數字時代知識產權的刑事法保護”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中國人民大學訴訟制度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主任陳衛東教授、副主任程雷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田宏杰教授,知識產權法教研室主任萬勇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未來法治研究院執行院長張吉豫副教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刑事處處長喻海松,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長覃波,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第二檢察部副主任白云山,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法制支隊中隊長崔衍亮,北京市律師協會副會長、北京市冠衡律師事務所主任劉衛東,北京字節跳動科技有限公司刑事法務總監姜楠,盈科律師事務所創始合伙人、副主任李華,盈科北京刑事實務研究中心主任艾靜、執行主任譚淼、副主任于靖民、崔欣等來自高校、實務部門及社會各界的50位代表參加了會議。
陳衛東表示,隨著信息技術的進步,知識產權借助互聯網技術得以快速發展,但利用互聯網實施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特別是侵犯著作權犯罪的數量也在快速增長,互聯網這把雙刃劍使得知識產權變得更加脆弱,更容易遭受侵害。他指出,此類犯罪呈現出犯罪成本低、隱蔽性強、犯罪手段更新快等新特點,司法機關在懲治犯罪時往往面臨管轄不明、證據收集與證明困難、認罪認罰從寬適用率偏低等程序上的問題,以及入罪門檻高、罪刑倒掛、定性不明等實體法上的困境。對此,他提出了在確定管轄權時,既要注重司法秩序,也應適當兼顧效率;在堅持法定證明標準的前提下,區分定性證明和定量證明,探索完善差異化的證明方式等建議。
李華向與會人員著重介紹了盈科律師事務所專業化、品牌化、規模化和國際化發展的理念,特別分享了盈科律師事務所在專業化建設特別是知識產權保護領域所作的積極探索和豐碩成果。
數字時代知識產權的刑事法保護理論前沿問題
該單元由盈科北京刑事實務研究中心副主任于靖民博士主持。田宏杰、張吉豫、喻海松作主題發言,程雷、白云山擔任與談人。
田宏杰從國際視野和刑事實體法角度出發,指出解決現在正在面對且未來必然會遇見的知識產權刑事保護中的諸多問題,根本在于回歸知識產權的本質,回歸知識產權刑事犯罪與規制以及對知識產權保護的立場和使命。她認為,知識產權進入了市場,在競爭中存在,在貿易中發展,是作為無形財產權的知識產權具有財產屬性的本質原因。她表示,只要抓住了知識產權的本質,只要能夠堅守知識產權刑事保護的使命和立場,我們就能看到知識產權刑事保護之真,就能夠展示知識產權刑事保護之善,也能夠切切實實讓全社會、尤其讓國際社會看到數字時代我國知識產權刑事保護之美。
張吉豫從網絡技術迭代發展的視角,重點探討了知識產權保護中前沿信息技術的綜合運用問題,分析了網絡平臺責任,以及大數據、人工智能背景下知識產權保護的權利對象問題。她指出,在數字時代,網絡平臺在社會治理中發揮著關鍵作用,平臺注意義務的加強亦應成為一種趨勢,同時,在功能主義視角下,不同部門法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規制應當保持價值體系的一致性,避免威懾不足或威懾過度。
喻海松簡要梳理了與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相關的法律法規,然后著重分析了數字時代的知識產權犯罪區別于傳統知識產權犯罪的四大特點:第一個特點是侵犯知識產權網絡犯罪較之于傳統的侵犯知識產權犯罪更為隱蔽。在虛擬的互聯網空間實施的犯罪,無論是當事人維權還是司法機關收集、固定、使用證據,較之過去更為困難;第二個特點是跨地域犯罪更加普遍,管轄問題隨之而來。互聯網使全世界變成了地球村,侵犯知識產權網絡犯罪更加跨地域化;第三個特點是犯罪的成本較低,收益較高;第四個特點是網絡犯罪的集團化。針對上述問題,他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一是降低入罪門檻,適當下調起點數額;二是根據數字化時代的特點來調整對策,完善罪狀的設置;三是對管轄等程序規則進一步完善;四是加強對“制作外掛”“聚合鏈接”行為定性等司法實務前沿問題的研究。
程雷提出了在數字時代加強知識產權刑事法保護應當重點關注和研究的四個問題。一是互聯網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認定問題。傳統的知識產權犯罪案件的數額認定通常存在一定困難,在數字時代,對互聯網知識產權犯罪數額的認定可謂難上加難;二是證據的綜合認定問題。涉互聯網犯罪案件的證據通常都表現出海量性的特點,在證據的審查、認定上,幾乎不可能按照傳統方式逐一進行,實踐中存在對證據進行綜合認定的做法,但這種做法與傳統的證據法規定并不完全相符;三是管轄問題。相較于知識產權刑事案件的偵查管轄問題,民商事案件的審判管轄問題更值得關注;四是網絡平臺責任問題。網絡平臺一方面在生產經營中承擔合規責任,另一方面也承擔社會責任,如協助司法發現違法犯罪線索、取證、存證等等,但這些責任的承擔應當是有限度的,網絡平臺責任的邊界需要明確。
白云山通過對近五年來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檢察院辦理的96件侵犯著作權案件進行分析,概括出此類案件的四個特征:一是案件管轄呈現寬管轄的特點,很多版權案件不再受地域管轄的限制;二是此類犯罪呈現鏈條化、家族化特點;三是同電子商務、支付結算緊密相關;四是存儲、傳播手段形式多樣,不斷翻新。她認為,在“以營利為目的”的認定上,不應過多考量被追訴人是否同意以及盈利的多少,只要能夠證明確實以營利為目的即可;對“復制、發行行為”的認定上,要考慮行為是否真正侵犯了作品的本質;對“情節嚴重”的認定上,應當結合作品的本身進行實質性的判斷,也要結合國家版權局對于作品版號的認定。
數字時代知識產權的刑事法保護實踐前沿問題
該單元由盈科北京刑事實務研究中心副主任崔欣博士主持。萬勇、劉衛東、崔衍亮作主題發言,覃波、姜楠、譚淼擔任與談人。
萬勇指出,中國當前正積極考慮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2020年1月簽訂的《中美經濟貿易協議》會對我國的未來知識產權刑事法保護產生實質性影響。例如,有人基于非營利的目的上傳了一個正在上映的熱門電影,最后給版權人造成了嚴重損失,按照傳統觀點,此類行為可能并不構成犯罪,但《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18.77條對“商業規模”的解釋則可能構成犯罪。又如,《中美經濟貿易協議》第1.7條規定要求中方降低啟動刑事執法的門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侵犯知識產權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三)》(法釋〔2020〕10號)中將侵犯商業秘密罪入罪數額從“五十萬元以上”調整至“三十萬元以上”,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也將商業秘密犯罪的要件,從之前以給商業秘密權利人造成重大損失為前提,修改為更為寬泛的“情節嚴重”,并且將量刑幅度與情節嚴重相聯系,而不再以造成嚴重后果的程度為條件。因此,對于知識產權的刑事法保護既要立足國內,符合實際,也要放眼全球,回應國際社會壓力。
劉衛東以“商業秘密刑法保護的若干實務問題”為題談到,一是商業秘密案件的特點。包括:專業技術性高,涉及化工、電子、機械等多個領域;案件辦理周期較長;對律師綜合素質要求高。二是律師在商業秘密案件中角色。一方面,可以擔任被追訴人、涉案單位的辯護律師;另一方面,也可以成為被害人、被害單位的訴訟代理人,為他們的訴訟提供決策支持。三是有關商業秘密的立法、司法解釋變化。入罪門檻降低,研發成本作為損害賠償根據等內容標志著我國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力度會越來越大。四是抗辯方法和司法鑒定問題。五是通過自訴程序維權。
崔衍亮在分析一起向國外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案例時表示,在實際偵查工作中確定管轄權仍然面臨諸多困難,在案件受理之后要花費大量的精力來研究案件的管轄問題。為便于打擊知識產權犯罪,建議以犯罪行為危害結果發生地和公司注冊地為標準來確定管轄權。在第三個案例中,B公司銷售仿造的A公司專利產品,最終以查獲B公司仿造產品的數額認定犯罪金額。在崔衍亮看來,這種認定方式對于打擊犯罪的效果并不理想,在危害結果的計算方式上還需要進一步探索。
覃波表示,當前立法和司法還遠遠不能滿足現實的需求,知識產權的刑事法保護尚不到位。他認為,加強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必須突破傳統的司法理念。入罪問題上,先考慮實質要件,后考慮形式要件;出罪問題上,先考慮形式要件,再考慮實質要件。實質要件包括兩個方面,主觀罪過與犯罪后果,二者中應先考慮犯罪后果,如果沒有社會危害性,則不需要處罰。他強調,辦理知識產權案件在收集證據時要特別注意程序規范,此類案件多涉及電子證據,一旦在證據收集、提取、保存、固定等環節出現問題,很可能導致案件最終無法定罪,對司法資源造成浪費。
姜楠結合視頻的直觀展示,就網絡盜版視頻的現狀進行了介紹。她指出,3.0時代網絡盜版視頻犯罪的最顯著特點就是犯罪輕量化、低成本,犯罪分子拋棄了傳統的架設服務器方法,采用盜鏈、網盤、移動端聚合App、OTT聚合等模式,手段迭代快,復合性強。這一特點導致對盜版視頻的治理在溯源上存在身份鎖定難、證據易滅失、犯罪黑數大的難題,在司法上面臨程序啟動難、證據門檻高、理念分歧大的困境,因此,司法實踐中有關盜版短視頻的案件數量少之又少。而4.0時代短視頻盜版相較于3.0時代又呈現出新的特點:侵權手法主要為盜取和搬運,相應的侵權場景集中在自建App和平臺間搬運,后者是當前主要的侵權模式。隨之衍生出來的問題包括:搬運視頻的隱蔽性增強、短視頻是否可以成為作品而產生著作權等。她認為,有必要對短視頻行業網絡盜版現象進行研究、建立相應規則,激發創造活力,穩固經濟增長點。
譚淼通過分析一起侵犯螺桿膨脹動力機商業秘密的刑事案例提出一個觀念,即隨著知識產權刑事保護力度越來越大,入罪門檻也必將越來越低,刑辯律師應該更多地從發現事實角度出發,而知識產權領域的事實問題又必然會涉及法律之外的理工科專業知識,這就需要大家積極拓展思路,善于把法律問題變成事實問題討論,將辯護重點從犯罪手段,轉移到犯罪目的方面,從而實現有效辯護。形式邏輯的適應場景是證實,而刑辯律師尤需自覺加強證偽方面的思維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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