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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律關系被牽連的第三人
存款關系豈能與票據關系混為一談
陳長根
1999年9月24日，J交行突然收到L市公安局來人送達的一紙公函，該公函稱，去年已被貼現的那張銀行承兌匯票系被犯罪分子以L市某L市某檔案館的名義，用偽造的簽章辦理的,貿易公司背書到機電公司后到J交行貼現，J交行收取的十萬六千多元的貼現利息系被騙贓款,應予以追繳。 J交行領導接到此公函后，向律師咨詢如何處理。經調看了貼現案卷得知：
1998年4月2日，J市城區機電公司（以下簡稱機電公司）向當地的交通銀行營業部（以下簡稱J交行）申請辦理壹張來自G省城L市某檔案館（以下簡稱L市某檔案館）為出票人，L市華光貿易公司（以下簡稱貿易公司）為收款人，L市中國銀行解西路支行（以下簡稱Z中行）為承兌銀行，票額為人民幣300萬元的銀行承兌匯票的貼現手續。J交行營業部工作人員嚴格審查了機電公司的貼現主體資格及交易合同，并向Z中行電報查詢匯票的真實性，Z中行用加急電報回復：該匯票屬實。在這種匯票票面必須記載要素齊全，各類簽章符合要求，背書且又連續，匯票經查復又屬實的情況下，J交行于1998年4月3日為機電公司辦理了該匯票的貼現手續，在收取了106,837.50元的貼現利息后，實付貼現金額2,893,162.50元。在該匯票的到期日1998年9月25日J交行從Z中行收回了300萬元的承兌匯票票款。律師認為，J交行的貼現完全是依法辦事,本筆票據的運轉已全部結束，本張票據的法律關系已依法絕對消滅。于是律師代J交行起草了一份致L市公安局經偵大隊的[關于貼現利息屬性的復函]，從票據貼現屬商業銀行的一種特殊貸款業務說起，指明本筆貼現業務是依法辦理的，所收取的貼現利息屬合法收入，并非屬“被詐騙贓款”，同時根據票據法的原理闡述了票據上有偽造的簽章，并不影響其他真正簽章的法律效力，不論真簽章在偽造簽章之前或者之后，真正簽章人均要按票據文義負責。依照《票據法》及其最高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對L市公安局的這種'追贓'斷然予以拒絕。然而L市公安局仍然于1999年11月5日下達了[追繳贓款決定書]，要對貼現利息作為“贓款”予以追繳。律師受J交行之托，在[追繳贓款決定書]的送達回證上寫明貼現利息不屬贓款，不屬追繳之列，再次對L市公安局的行為予以拒絕。并當著L市公安局的人面指出，根據兩院三部一委關于《刑事訴訟法實施若干問題的規定》的第48條有關規定，即使公安機關認定是贓款，也必須經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決后，由人民法院通知金融機構上繳國庫。公安機關是無權扣劃的。
L市公安局的'追贓'一事剛告一段落，2000年2月13日J交行又接到了L市中級法院的開庭傳票以及參加訴訟的通知書，該通知書稱，由于L市某L市某檔案館訴Z中行存款兌付糾紛一案，因當事人申請，故通知你行作為本案第三人參加訴訟。L市某L市某檔案館在起訴狀中稱，1998年3月17日，L市某檔案館分別從L市建行兩個營業網點轉出資金共300萬元到Z中行，存入期為半年，轉存款到期后，Z中行卻以各種理由拒絕支付，為此特訴請人民法院依法判決，要求Z中行返還本金300萬元及利息，并承擔本案的一切訴訟費用。
針對L市某L市某檔案館在起訴狀中并沒有提出要追究J交行的責任，又考慮到L市某L市某檔案館在訴狀中已明確指明本案由是存款兌付糾紛，這就表明本案中J交行與原被告之間不存在任何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為此律師的代理思路首先是爭取L市中院最好不要把J交行列入本案第三人。J交行在2000年2月25日向L市中院提交了一份[陳述意見書]，理由有兩點：1、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2款的規定，由于本案系明顯的存款兌付糾紛，對該案雙方當事人的訴訟標的，J交行既沒有獨立請求權，對本案的處理結果也沒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J交行完全不具備第三人的資格和條件；2、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法發[1994]29號《關于在經濟審判工作中嚴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若干規定》第11條：“人民法院對已經履行了義務或者依法取得一方當事人的財產，并支付了相應對價的原被告之間的法律關系以外的人，不得作為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通知其參加訴訟。”在本案中，J交行與本案被告Z中行在1998年4月3日至9月25日之間存在的票據法律關系，由于J交行支付了對價而辦理貼現以及Z中行在銀行承兌匯票到期后已經無條件地向J交行付款后而依法結束。所以J交行完全符合上述司法解釋所指的條件，不能作為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參加本案訴訟。綜上所述，為使J交行作為案外人不受無端訟累，懇請L市中院依法裁定J交行不參加本案訴訟。
L市中院沒有采納J交行關于不能作為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參加本案訴訟的意見。下達了開庭傳票。2000年3月3日在L市中院開庭。原告L市某L市某檔案館在宣讀訴狀后，被告Z中行進行了答辯，其辯稱：原告在直接與用資人貿易公司達成了口頭借款協議后，才將其在其他銀行正常存儲的300萬元資金轉存入我行的。原告將此款存入我行后的幾天內，又以其急需更換設備為由向我行申請辦理了300萬元為期6個月的承兌匯票，并將其已存入我行的300萬元存款作為申請承兌匯票的擔保。該匯票已由J交行貼現后在我行進行了承兌，此款承兌后已由貿易公司直接使用，原告為此從貿易公司處得到了45000元現金的借款利息。用資期滿后，原告不僅與貿易公司達成了延期還款協議，還收取了貿易公司支付的延期還款利息10000元。事后，貿易公司亦直接向原告分期分批歸還了借款本金815,050.10元。為此，我行認為：原告將其所有的300萬元款從其他銀行轉存入我行的實質是要將此款抵借給貿易公司使用，從中獲得高額利差。從原告與貿易公司實際履行了借款、用款和以后達成的延期還款協議及貿易公司直接歸還原告部分借款行為看，雙方已直接形成了借款關系。現原告仍手持銀行對賬單起訴我行并要求我行歸還其本金300萬元及利息是沒有事實依據的，請法院依法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J交行的代理律師發表了如下代理意見：
1、J交行作為第三人參加本案訴訟有悖法律規定，這一問題，J交行在開庭前已向法院呈交了陳述意見書，要求合議庭再次對陳述意見書予以重視，依照法律規定及對照相關司法解釋，J交行不應列為本案第三人。
2、在人民法院沒有作出允許J交行不參加訴訟的裁定情況下，J交行尊重法庭，還是積極參加訴訟。如同陳述意見書中所講，本案有兩個法律關系，一是存款合同關系，二是票據關系，對這些法律關系的確定，涉及至對案件的定性、適用法律及處理結果的正確與否。代理人認為，必須注意把票據關系與存款合同關系、票據當事人與合同當事人，票據責任與合同責任區別開來，不能混為一談。
3、J交行與本匯票有關債務人之間的票據關系絕對消滅了。由于本案存款合同關系與J交行無任何瓜葛，代理人僅就在1998年3月25日至9月25日這段時間存在的編號為XXX10566616的銀行承兌匯票票據關系的當事人及其責任加以分析，本票據關系中包括了如下當事人：①本案原告（L市某檔案館）；②本案被告（Z中行）；③貿易公司；④機電公司；⑤J交行。這些當事人在這一票據關系中的法律地位及責任各有不同，這里著重闡述一下本案被告Z中行與第三人J交行的地位和責任。在本票據流轉過程中，Z中行是承兌銀行，J交行是貼現銀行。承兌銀行的責任有：①嚴格審查出票人（既付款人）的資格和條件，同意受理承兌的應簽署承兌協議；②匯票一經承兌，除在票據權利因時效而消滅之前負絕對付款責任。從本匯票的承兌過程中看，承兌行在匯票上進行了真實簽章，并與付款人簽署了編號為98007號承兌協議，在匯票到期后也無條件支付了匯票金額。J交行作為貼現銀行的責任有：①嚴格審查貼現申請人的資格和條件；②嚴格審查匯票并請求承兌行對匯票真偽予以確認；③貼現后在匯票到期時收回票款。J交行正是這樣履行了自己的責任。
從上述責任看，如果票據上的出票人的鑒章屬犯罪嫌疑人所偽造，但只要匯票有真正的簽章，則真正簽章就必須承擔法律責任。同時由于票據作為一種支付工具，通過背書可以流通轉讓，只要出票人是按照法定條件和格式制作了票據，通過背書取得票據的持票人已為該票據支付了對價，那么承兌人或者付款人就應當對持票人承擔責任。從本匯票流轉結果看，J交行作為善意持票人已從承兌行收回了票款，這一流轉過程也證明匯票的貼現業務在一年半以前已經順利結束了，J交行與本匯票有關債務人之間的票據關系絕對消滅了。
4、按照票據法原理，人民法院必須注意保護善意的已付對價的正當持票人的票據權利。從本案來看，存單權利屬普通金錢債權，是一種簡單的一次性付款請求權，其發生主要緣于實質性行為，存單糾紛與票據糾紛不能混為一談。如果把已結束的票據關系與本案的存款關系并案審理，也必須對票據權利加以保護。票據權利是票據持有人依據票據上的記載而享有或行使的權利，它是一種證券權利，是一種特殊的金錢債權，它有三次請求權（即付款請求權、追索權和利益償還權），票據的取得只緣于形式意義的行為。根據票據具有要式性、無因性、文義性、獨立性的原則，如果匯票上有偽造的簽章，并不影響票據上真正簽章的法律效力，真正鑒章人均要按票據文義負責。票據債務人在票據上的違法鑒章給他人造成損失，應給予民事賠償。由于付款人的惡意和重大過失付款的應自行承擔責任，注意“自行”二字，也就是說無法從他人那里求得補償。
綜上所述，代理人一方面仍然重申在本案的存款糾紛中，將J交行列入第三人有違法律規定；另一方面堅持認為，在一年半以前已經絕對消滅了的J交行與本被告Z中行之間的票據關系中J交行所享有的票據權利必須受到法律保護。懇請合議庭予以采納。
L市中院一審判決：本案系一起以存單為表現形式，實質是原告與貿易公司間所產生的違法借貸糾紛。原告已從貿易公司獲取的高額利差55000元應充抵本金。除去貿易公司已歸還原告的本金外，對尚欠原告的本金及法定利息應由貿易公司負責償還。Z中行在為原告辦理銀行承兌匯票時因審核不嚴，亦應對貿易公司不能償原告本金部分承擔賠償責任，但不超過貿易公司不能償還原告本金部分的20。J交行在本案中不具備第三人資格，無需承擔任何責任。
由于一審原告L市某檔案館對L市中院一審判決不服提出上訴到G省高級法院，G省高級法院仍然把J交行列為第三人傳票通知參加二審程序，律師作為J交行的代理人在二審辯論中，補充了如下二審代理意見。
1、J交行對本案一審原被告之間的存款或者借貸糾紛毫無關系。本案經過一審，案由已由上訴人起訴的存款兌付糾紛案轉化為以存單為表現形式的借貸糾紛案。在這起借貸糾紛案中，誰是出資人，誰是用資人，誰是參與這起借貸的金融機構，一審法院已作出了很明確的認定，對在這起借貸糾紛案中各當事人的法律責任是什么，一審法院也作了很明確的判定。相信二審法院也一定會依法作出正確的裁決。對這起借貸糾紛，J交行在一審以前一點也不知曉，對本案無論是存款糾紛還是借貸糾紛中的法律關系及其相關責任，在過去的一審和現在的二審，J交行既無權利也無義務去進行評議。
2、重申按照票據法原理，必須注意保護善意的已付對價的正當持票人的票據權利。因為本案是借貸糾紛，并不是票據糾紛。對本案中曾涉及到的票據關系，在提交給一審法院代理詞中對此觀點已作了充分闡述，只重申以下幾點：
①本案票據屬真實票據，從票據具有要式性、無因性、文義性、獨立性來講，J交行在該票據法律關系中是無需承擔任何責任的。
②本案票據從流轉結果來看，J交行作為善意持票人與債務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在近二年前已依法絕對消滅，任何人無法律依據向J交行有追索權和利益償還請求權。
為此，J交行對本案借款糾紛案中的是是非非，責任劃分等問題無意發表見解，堅信二審人民法院一定會依法公正判決，只是請求二審法院對一審判決中對J交行的責任認定予以維持，依法保護J交行的合法權益。
G省高級法院二審判決：原審法院確認本案系以存單為表現形式的借貸糾紛正確，L市某檔案館主張本案是存款兌付糾紛依據不足，本案應以存單為表現形式的借貸糾紛案件處理。貿易公司是實際用資人，應向L市某檔案館承擔還本付息的主要民事責任。出資人L市某檔案館收取的高額利差應充抵本金，從賬戶上已收回的資金從本金中扣減。Z中行出具存單幫助雙方進行違法借貸，應根據過錯大小對由此造成的資金損失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本案中，由于出資人L市某檔案館、L中行均不能證明是誰指定用資人，故應比照共同過錯責任原則，確定雙方對本案資金損失的民事責任。J交行是銀行承兌匯票的票據關系的當事人，與本案爭議的借貸糾紛無利害關系，原判認為其不需承擔民事責任正確。
關于本匯票的基礎是否具有真實的商品交易關系問題。對作為貼現行的J交行來說，一是匯票上已標注有承兌協議，那么貼現行在承兌行確認本匯票真實的情況下，也就視為具有真實的商品交易關系；二是貼現行在貼現前審查了貼現申請人的交易合同，從形式要件上也應認定具有真實的商品交易關系。退一步講，即使所簽發的匯票沒有以合法的商品交易為基礎，按照票據法原理，票據關系與票據基礎關系(或稱為原因關系)是兩種不同的法律關系，應由不同的法律進行調整和規范，只要票據符合法定要式并依法取得，持票人就享有票據權利，在行使票據權利時，不需要向債務人證明其取得票據的原因，因此簽發的票據是否具有真實的商品交易關系或商品交易關系是否合法，均不影響符合法定要式票據的背書、承兌和付款，出票人、承兌人以及在票據上簽章的其他債務人仍需承擔票據責任。1994年2月20日和1995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報》上先后公布了對'中山交行票據案'和'青海農行票據案'的裁決結果。兩案均系違章使用商業匯票辦理資金拆借甚至票據欺詐，無合法的商品交易關系。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案件的判決中指出："銀行承兌匯票的債務人，負有到期按票面記載金額無條件兌付的義務，不得以票據以外的民事法律關系為由拒絕付款。""票據關系的存在并不以原因關系的成立和有效為前提，票據關系與其原因關系相對獨立。"由此可見，即使貼現行承兌了無合法的商品交易關系的匯票，那也屬于承兌人本身的責任，承兌銀行不得以自己的過失對抗善意并支付過對價的持票人。法律應保護J交行所享有的票據權利。這為法律思考之一。
關于本案的程序問題。原告L市某檔案館起訴案由是存款兌付糾紛，通過一審二審的公開開庭審理，經過當事人對各自提供的證據的質證及激烈的法庭辯論，已由存款兌付糾紛轉化為以存單為表現形式的違法借貸糾紛案。但無論是存款糾紛抑或是以存單為表現形式的借貸糾紛均與已完全結束的銀行承兌匯票的票據法律關系風馬牛不相及。因此在代理策略上，代理人重點放在主打程序上，代理人認為，一是必須注意把票據關系與存款合同關系、票據當事人與合同當事人，票據責任與合同責任區別開來，不能混為一談；二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56條第2款的規定，由于本案系明顯的存款兌付糾紛，對該案雙方當事人的訴訟標的，J交行既沒有獨立請求權，對本案的處理結果也沒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J交行完全不具備第三人的資格和條件；三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在經濟審判工作中嚴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若干規定》第11條：“人民法院對已經履行了義務或者依法取得一方當事人的財產，并支付了相應對價的原被告之間的法律關系以外的人，不得作為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通知其參加訴訟。”所以J交行完全符合上述司法解釋所指的條件，不能作為無獨立請求權第三人參加本案訴訟。雖然一二審法院都認定J交行是銀行承兌匯票的票據關系的當事人，與本案爭議的借貸糾紛無利害關系，采納了J交行代理律師的代理意見。但在本案中，無論原告還是被告均沒有申請追加J交行為本案第三人，一審法院通知J交行參加訴訟的行為是有悖法律規定的，這使J交行無端受到兩審的訟累。此乃本案法律思考之二。
L市公安局作為國家的偵查機關，其從事經濟犯罪偵查人員應當具備相關的票據法律專業知識，不能見風就是雨，追繳贓物要有法律根據和事實依據，L市公安局再三認為J交行收取的十萬六千余元的貼現利息屬贓款應予以追繳的行為，通過G省高級法院的生效判決中對J交行作為貼現票據當事人的責任認定，證明完全是錯誤的。這充分說明，在依法治國的進程中，國家司法機關的知法、守法和正確執法是何等的重要。此為本案法律思考之三。
J交行自L市公安局開始介入所謂追繳貼現利息“贓款”起直至到L市中院、G省高級法院通知以'第三人'參加一審、二審的訴訟的全過程中所表現的依法辦事的態度、不卑不亢，J交行領導始終相信法律的公正，善于利用法律武器來維護金融機構的合法權益的舉措是值得推崇的。如果不是積極應訴，J交行面臨的法律后果究竟是哪一種情況，這就很難說了。此為本案法律思考之四。
作者手機：13979851221
發表于《訴訟論辯理論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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