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溫躍 ]——(2009-8-11) / 已閱27853次
（2）“繼承喪失說”與傳統(tǒng)民法沖突比較厲害，傳統(tǒng)民法認為人的權利能力產生于出生，喪失于死亡之時。當人死后，民事權利能力消失，怎么可能產生損害賠償權？更談不上這種權利的繼承問題了。如果受害人死后還能夠作為生命損害后的賠償請求權的主體，那么傳統(tǒng)民法的基礎部分就要進行非常大的改動。更重要的是這種觀點非常矛盾，死后還能成為賠償請求權的主體，那么就應該以這個主體起訴，而不是先繼承，再由繼承人來起訴。因為權利主體還存在的情況下，不應該發(fā)生繼承問題。至于權利主體因為死亡不具有行為能力，那就讓具有行為能力的法定代理人以沒有行為能力的死者的名義起訴吧。如果法律不認可死者的權利能力存在，那么死者就不存在損害賠償權，要賠也不是賠給死者的，而是陪給其家人的。這里不存在繼承損害賠償權的問題。死亡賠償權只是在死亡發(fā)生后才產生的。胡長清在《債法總論》中主張做瞬間取得說：“人將死未死之際有一個瞬間，這個瞬間就產生了這個請求權，然后死者死亡以后發(fā)生了繼承問題。”哈哈，胡長清真搞笑：“將死未死”這個瞬間是死亡還是活著？如果是未死，就還沒有產生這個請求權；如果是已死，就沒有承受這個請求權的主體。既死又未死，屬于黑格爾式的昏話，別拿到法學中來擺弄。
（3）“繼承喪失說”還面臨死者如果有遺囑或遺贈，那么死亡賠償金的請求權歸誰的問題。而且死者近親屬也不能肯定死者的遺產就一定歸其繼承，以一個不確定歸屬的未來利益作為死者近親屬的死亡請求權發(fā)生的法理依據(jù)，在理論上是難以自圓其說的。
（4）張新寶教授的觀點倒是撇開了死者權利能力在死亡后喪失的理論困境，主張死亡賠償金直接是賠給死者近親屬的，是死者近親屬因為受害人死亡的法律事實而“降低的一定生活水平”從而產生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由于張新寶教授主張死亡賠償金是財產損失的賠償，而不是近親屬的精神損害撫慰金，因此，我們看到張新寶教授實質上主張死者的近親屬對死者的生命具有一定的財產利益。由于張新寶認為這種財產利益是以死者的預期收入為計算依據(jù)的，因此，就在個案中死者近親屬應該證明這種對死者預期收入享有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如果死者從不愿意養(yǎng)家且事實上從沒有養(yǎng)家呢？近親屬憑什么說死亡降低了其一定的生活水平？且即使降低了，究竟降低多少？財產損害賠償?shù)囊粋�關鍵就是損失究竟有多大才賠多大，不能搞不清損失的情況下胡亂地請求損害賠償。以死者十年或二十年的收入賠償這種損失，其損失依據(jù)何在？如果在搞不清財產損失的情況下，就讓侵害人賠償死者二十年的收入，而不是十年或三十年的收入，與其說是賠償財產損失，不如說：“我讓你賠，你就賠，其他的你不要問了”。
（5）法釋〔2001〕7號主張死亡賠償金屬于死者近親屬的精神損害撫慰金有個理論上的優(yōu)勢，就是：精神損害賠償本來就是一本糊涂賬，因此把死亡賠償金歸屬于精神損害撫慰金，是用一本糊涂賬代替另一本糊涂賬的最有效方式，完全給法官自由裁量算了。死者家屬哭的厲害，就多撫慰一下，不太傷心，就少撫慰一下。但是，既然是精神損害撫慰金，只應該與死者近親屬的精神受到損害有關的，憑什么在計算死亡賠償金時又依據(jù)死者的預期收入來計算？顯然風馬牛不相及。
（6）楊立新教授的觀點是最赤裸裸的“命價”了，絕大多數(shù)的學者忌諱談論命價，因為民法上生命、大腿等都不是財產，沒有價格可言。出生于檢察官的楊立新教授煩不了那么多理論障礙，就像刑法的立法和司法解釋常常煩不了刑法的理論一樣，我就這樣規(guī)定了，你能怎么樣？
（7）楊立新教授勇敢地宣稱死亡賠償金就是“余命賠償”，不得不佩服其勇氣！那么怯怯地問一句：如果被砍了一條腿，或一只膀子，請問市場價格是多少呢？哈哈
（8）楊立新教授的命價計算方法好像還是我們已經(jīng)熟悉的死者的一定年限的預期收入，當然，他強調同命同價，按照全國統(tǒng)一的某種收入或者消費標準制定。哈哈，我們前面已經(jīng)論證過了，各人的命本不相同，而楊立新教授的所謂同命，就是全國的某種收入或者消費標準，看來偉大的神圣的“同命”不過就是“同收入”呀？太俗了點吧。再說，收入本不相同的，全國的統(tǒng)一平均收入本來就是一個統(tǒng)計學的概念，也就是說，所謂“同命”就是“全國平均收入”。也就是說，在楊立新教授看來，人人平等的同命就是全國平均收入。換句話說，從全國平均收入這個角度看，人人是同命的，因此也是同價的。與其說是因同命而同價，不如說是：楊立新教授認為給了你們同價，所以你們同命了。換句話說，人人同命，是因為全國人大制定了統(tǒng)一的命價。
(9)其實，楊立新教授也不是主張人人的死亡賠償金都一個價的，他認為：“中國男人的平均壽命是76歲，女人是79歲，大體上是這樣。如果沒有侵權行為發(fā)生的話，一直可以活這么長，現(xiàn)在提前結束生命，侵害的就是這個生命的權利，賠償?shù)木蛻撌巧鼨嗟膿p失，那為什么要不平等？我覺得就應該按照死亡時的年齡來確定，這樣才是最公平的。”原來楊立新教授認為年長者的命不如年輕人的命值錢，這倒是有保護未成年人的意味了，可是這不同價的命，是否有歧視老年人的嫌疑呢？保護老年人的利益也是我們社會的美德呀，何況年輕人今后還有機會賺錢，老年人與年輕人相比，更加缺錢。如果老年人的命不如年輕人的命值錢，那么老年人的腿或手是否也不如年輕人的腿或手值錢呢？因為這個老年人的腿和手已經(jīng)用了很多年了，就像機械設備一樣有個折舊問題？太搞笑了吧！
（10）命本不同，根本就不應該同“價”（死亡賠償金），而且在立法上死亡賠償從來就是不同的。在《民法通則》中，沒有死亡賠償金，按照其死者生前撫養(yǎng)的人必要的生活費來算，由于各地的生活費用不同，且不同的死者的生前撫養(yǎng)的人不同，死者親屬得到的錢從來都是不同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提出了死亡補償費的賠償項目，按照當?shù)氐钠骄钯M賠償十年，由于各地的平均生活費不同，不同的受害者，其家屬得到的死亡補償費也不同。在《國家賠償法》里，“造成死亡的，應當支付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總額為國家上年度職工年平均工資的二十倍。”不同的年度，職工平均工資也不相同，憑什么遲幾年死，命價就上漲了？2001法釋7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中，死亡賠償金是精神撫慰金，而精神損害的賠償數(shù)額根據(jù)以下因素確定：（一）侵權人的過錯程度，法律另有規(guī)定的除外；（二）侵害的手段、場合、行為方式等具體情節(jié)；（三）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后果；（四）侵權人的獲利情況；（五）侵權人承擔責任的經(jīng)濟能力；（六）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在這六種因素下，不同的死者，其家屬的死亡賠償金也是不同的。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死亡賠償金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標準，按二十年計算。但六十周歲以上的，年齡每增加一歲減少一年；七十五周歲以上的，按五年計算。”顯然也是因不同的人，其死亡賠償金不同的。
（11）同命不同價的爭論就是因為《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里把原來不同“價”（死亡賠償金）的命，愚蠢地按照農村居民和城鎮(zhèn)居民加以非類了。如果規(guī)定按照死者生前收入算多少年，人們往往無話可說了，你活著的時候收入少，死亡了賠的少，一般也不會引起社會義憤，這涉及到死者本人活著的時候的生存能力，眾所周之，每人的生存能力是不同的。問題是，這個司法解釋引人了農村居民和城鎮(zhèn)居民兩大類的概念，引發(fā)的爭議已經(jīng)不是“憑什么我家人死了比你家人死了得到的賠償少？”的個人問題了，而是“憑什么農村人死了比城鎮(zhèn)人死了得到的賠償少？”這種嚴重的社會群體的歧視問題了。參與爭論的每個人都把自己歸類為“農村人”或“城鎮(zhèn)人”，一場嚴重的社會分裂性質的爭議就這樣浩浩蕩蕩地展開了。與其說是個法學問題，不如說是一個社會學的問題。深刻的教訓呀，立法者不應該引發(fā)社會對立情緒。中央早就宣布階級不存在了，階級斗爭不存在了。但是社會各個階層還是存在的，各個群體還是存在的，不同的階層、群體的利益有時還是會發(fā)生沖突的，立法者應該慎用立法語言，不要刺激本來就憤憤不平的一些群體。和諧社會任重而道遠！
（本文2009年8月5日動筆，8月11日完成）
總共3頁 [1] [2] 3
上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