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丹 ]——(2009-10-22) / 已閱14836次
加大調解力度，促進司法和諧
王丹 王長君
隨著“構建和諧社會”重大舉措的提出，調解結案也成為法院青睞的結案方式，而調解也就成了“司法和諧”的代名詞，各級法院均采取各種有效的方式，實現調解效益最大化，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但同時也存在一些問題與不足
整體原因
1. 調解需要一定的時間，在不斷加強審判流程管理、強化審限管理的同時，工作效率的提高越來越受到重視，調解的工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2. 案件數量的不斷增加與警力相對緊缺的矛盾進一步突出，使法官應接不暇，沒有時間過多地做當事人的調解工作，從而忽視了調解工作，甚至流于程序，客觀上造成調解不能,從而降低調解結案率。
3. 調解需要當事人對法官的信任，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權威和法官的社會公信力與社會及當事人的期望值有較大的差距，對法院及法官還有一種不太信任的態度，怕調解使自己吃虧。
4. 案件承辦人員對司法政策的理解不夠全面，除部分案件應當先調解外，認為其它案件調解并非必經程序，或認為調解過多有損法院形象，更體現不出法律的權威性或說強制性的一面。
5. “人情”的干預，導致部分法官不當行使調解的權利，也影響了當事人自由處分權的行使。
6. 法律意識不斷增強，經濟進一步發展，訴訟的目的不再主要是經濟利益，很大程度上打官司是“打個名氣、掰個輸贏”，當事人不愿調解。
個體(具體案件)原因
1. 債務及經濟糾紛案件調解率較高，但調解率浮動幅度較大。原因是債務案件是一種既期、短期利益，責任明確，爭議不大，只是暫時給付不能，相對來說調解結案較容易，案件調解率也較高，但從調解率浮動幅度較大，主要原因是前幾年金融機構貸款糾紛案件大量積累，為及時追回貸款，化解金融風險，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大量糾紛涌向向法院，有時占當年法院此類案件的絕大部分，此類案件基本都能調解結案，從而使當年案件調解率大幅度上升；從2003年以后，此類案件訴訟高峰期結束，即使有也僅占此類案件的極少部分，也導致了案件調解率和案件數量的大幅度降低。
2. 離婚、相鄰案件調解率較低且較穩定。其原因是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西方的婚姻觀念不斷沖擊著我國傳統的婚姻觀念，人們對婚姻觀念有較大的轉變，其權利意識進一步增強，婚姻自由越來越成為追求的目標，人性化得到充分體現，從而導致離婚案件的增加。再加上婦女地位的提高，人身、財產的獨立性得到空前增強，對男子的依附性大大減弱，這也成為離婚的“催化劑”。在案件訴訟過程中，雙方對離婚與否絕大多數能達成共識，但財產分割、孩子撫養就成為爭議的焦點，從而導致調解不能，直接的反映就是調解率較低且穩定；相鄰案件的雙方當事人主要是隔壁兩鄰，有的還是親屬關系，其所爭議的標的是具有長期性，甚至關系到子孫后代的長遠利益，所以當事人在處分自己的權利時非常謹慎，出現“寧傷感情也不損后代利益”局面，故造成案件調解的難度增大，案件調解率較低的原因。
3. 侵權賠償糾紛案件的調解率居中且基本穩定。侵權賠償案件特別是人身損害賠償案件既涉及到財產權更涉及到人身權，產生糾紛的原因是平時積怨的結果，“百尺之冰，非一日之寒”，在訴訟過程中分歧較大，不容易調解結案，打官司的目的不僅是財產利益更是精神（心理）利益，甚至是打官司是“打個名氣、掰個輸贏、討個說法”，判決效果更好，當事人根本不愿調解，故此類案件調解率較低。
4. 其它案件（主要是特殊侵權等新類型案件）的調解率不穩定，波動幅度較大。隨著我國法制進程的不斷推進，法院受理案件范圍越來越廣，新類型案件層出不窮，且越來越專業化，每年所出現的新類型案件沒有一定的規律性，具有較大的偶然性，且不同的案件的調解方法也有較大的差異性，甚至部分案件（特別程序）依法根本就不適用調解，調解率波動幅度較大就成了勢在必然。
存在的問題與不足
在調解工作中存在兩種傾向：一是過于強調調解率，以調解結案作為評定工作和法官能力發主要指標。這就會使一些案件承辦人員為了調解結案，出現強制調解的情況，如在審判實踐中出現的“以拖壓調”、“以判壓調”、“以勸壓調”、“以誘壓調”等，甚至因法院內部審限及畏難情緒也會出現而對當事人采取強迫調解的現象；強調調解結案只是一種結案方式，辯證看待調解工作雖然能夠產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但它并不是一個終極目標，審判活動的終極目標是實現公正和效率，不能為了完成調解結案的指標而久調不決，拖延時間；也不能違法調解，壓制當事人，給當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讓當事人心有不甘；二是忽視調解工作，使調解成為走形式。調解本來就是當事人之間一個互讓互諒的過程，為使糾紛解決，必定有雙方在利益上有所讓步，而法官一旦把握不好審判者和調解者的雙重身份，要求讓步的一方當事人會理解為司法的不公，對調解失去信心，表現為不積極，敷衍了事，這也打擊了法官主持調解的積極性，使審判中的調解程序走走過場，很難調解結案，訴訟效率低。
調解立法規范存在的問題與思考和對策
（一）調解立法規范存在的不足
１．法律規定調解必須在查明事實、分清責任的基礎上進行弊多利少。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法院應根據當事人自愿的原則，在事實清楚的基礎上，分清是非，進行調解。查明事實、分清責任是判決的前提條件，而調解的含義本身就包括對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實、責任含糊不究，互諒互讓，以達到既解決糾紛又不傷和氣的目的。當事人選擇調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實、分清責任的前提下進行調解，調解的優勢就會喪失，還不如判決更簡便、快捷。可見，一味要求查明事實、分清責任，既不尊重當事人的自由處分權，耗時、費力，又浪費法院的審判資源。
２．法律及司法解釋的規定過于簡單，審判實踐中難以操作。民事訴訟法、最高法院《關于適用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設專章規定了調解，但內容簡單，過于原則，缺乏法官和當事人必須遵守的程序和規范。這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實施過程中隨意性很大，何時調解、如何調解，均由法官決定，沒有程序性的約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實施過程中不敢大膽適用。
３．“調審合一”影響司法公正。民事訴訟法對調解的程序未作獨立、專門的規定，實行的是“調審合一”的調解模式。這種模式對降低訴訟成本、避免嚴格程序帶來的對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現實意義。但是，隨著司法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它在審判實踐中所暴露出來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審理過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調解者和審判者雙重身份，勢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沖突，一旦調解不成，容易使當事人對法院的公正和判決的正義產生懷疑，有損司法權威。
４．調解中的職權主義色彩過重。民事審判方式改革雖然起步較早，但傳統審判方式的影響依然根深蒂固，反映在調解上就是法官的職權主義特別突出。首先，法官對運用調解方式還是判決方式結案，擁有較大的選擇權，有些能調解結案的案件，法官卻將調解走了過場；有些案件應當及時判決，法官卻在開庭后反復調解，久調不決。其次，調解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視當事人尤其是債權人的訴訟權利和實體權益，甚至強迫或變相強迫當事人接受調解。
５．賦予當事人反悔權的規定有待完善。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調解書送達前任何一方當事人都可以反悔，而無需任何理由。因此，當事人在訴訟中達成的調解協議對當事人并無任何約束力。這對調解制度的發展產生了不利影響，損害了法院的權威和遵守調解協議一方當事人的利益，導致了審判資源的浪費，助長了當事人在調解中隨意言行、不負責任的傾向。
6．審限對調解的影響應引起重視。根據民事訴訟法的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應當在立案之日起３個月內審結。對于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來講，因法官在同一時間段內審理的案件數量太多，導致實際分配到每一個案件上的絕對時間是不到３個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調解過程中需要進行“冷處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釋未明確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長，導致有些本來可以采用調解方式解決的糾紛最后卻采用了判決方式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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