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海濱 ]——(2002-7-23) / 已閱35991次
第三，醫療事故責任競合時刑事偵查、行政干預和民事糾紛解決之間銜接不夠合理。在發生醫療事故情況下，醫療機構或醫務人員可能需要同時承擔民事責任、行政責任乃至刑事責任，此時就發生了醫療事故的責任競合問題。《條例》規定了醫療事故的行政責任，但對在醫療事故可能構成醫療事故罪的情況下如何與刑事偵查銜接，缺乏詳細的規定。同樣，在關于醫療事故賠償的民事訴訟中，如何追究責任人員的行政責任與刑事責任也沒有合理的銜接。這些問題都有待于通過改革醫療糾紛處理機制來予以解決。
⒉醫療糾紛處理機制的多元化
醫療糾紛的有效解決很大程度取決于能夠根據醫療糾紛的特點而選擇相適應的醫療糾紛解決方式。不同情況、不同特點的醫療糾紛要求不同的醫療糾紛解決方式來解決，醫療糾紛的解決方式不應是單一的，而應形成一種多元化的糾紛解決機制，這也是我們改革醫療糾紛解決機制時應該堅持的方向。就目前而言，訴訟已經或正在成為各國解決醫療糾紛最主要的方式。這是由訴訟本身的特點所決定的：嚴格的程序制度、最高權威的裁判及以國家強制力保證裁判結果的實施等因素使得訴訟在各種醫療糾紛解決方式中始終占據著最主要的地位。盡管如此，人們對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的探索卻從來沒有中斷過。現代ADR運動的蓬勃發展可以被看作是人類不斷完善糾紛解決機制這一歷史過程的延續。[11]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入，訴訟之外的其他糾紛解決方式因其優點和特殊的價值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和青睞，在解決民事糾紛中發揮著越來越大的作用。總之，多種醫療糾紛解決方式應該相互協調、相互補充、相互促進，有機結合，共同形成多元化的醫療糾紛解決機制。
多元化的醫療糾紛解決機制的合理性歸因于醫療關系主體對醫療糾紛解決方式需求的多樣性，而具有不同特點的各種醫療糾紛解決方式的存在則是對這種多樣性需求的回應和滿足。一個經驗性的例子是，在醫患雙方激烈對抗的醫療糾紛中，彼此間信任的缺乏往往使得當事人只能尋求訴訟這一權威且具有強制力的糾紛解決方式；而在事實清楚、爭議不大的醫療糾紛中，當事人更傾向于使用調解或和解等方式來解決糾紛，以保持良好的醫患關系。由于涉及行業利益和行業保護，衛生行政部門作為醫療糾紛的主要解決機關，人們不免質疑其公正性；而醫療糾紛的專業性與復雜性也決定了此類糾紛不宜以訴訟作為主要的糾紛解決方式。基于上述考慮，我們有必要在訴訟之外建立解決醫療糾紛的代替性糾紛解決方式。
三、 醫療糾紛的代替性解決機制
（一）ADR的概念與優點
代替性糾紛解決方式為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縮寫為ADR）的意譯。ADR概念源于美國，原來是本世紀逐步發展起來的各種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的總稱，現在已引申為對世界各國普遍存在著的、民事訴訟制度以外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或機制的總稱。[12]上世紀60年代以來，ADR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廣泛流行，成為非常盛行的解決糾紛的方式。ADR的蓬勃發展，究其原因：首先來自于人們對訴訟在解決糾紛中所暴露出來的缺點和弊端的失望；其次還來自于現實主義法理學主張對社會的綜合需求、審判機關的功能給予更多關注的影響。[13]事實上，ADR的發展不僅基于對訴訟過程中各種困境的反思，而且還基于追求和諧的社會秩序和社會關系的文化意識。這種文化意識并不認為訴訟是一種最好的或必須適用的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相反，每種民事糾紛解決方式都各具特點與價值，都可適用于解決不同特點的民事糾紛。
ADR在民事糾紛的解決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優點可以具體概括為：（1）能充分發揮作為中立調解人的專家在糾紛解決中的有效作用；（2）以妥協、而不是對抗的方式解決糾紛，有利于維護需要長久維系的合作關系和人際關系，乃至維護共同體的凝聚力和社會的穩定；（3）使當事人有更多的機會和可能參與糾紛的解決；（4）有利于保守個人隱私和商業秘密；（5）當處理新的技術和社會問題時，在法律規范相對滯后的情況下，能夠提供一種適應社會和技術的發展變化的靈活的糾紛解決程序；（6）允許當事人根據自主和自律原則選擇適用的規范，如地方慣例、行業習慣和標準等解決糾紛；（7）經當事人理性的協商和妥協，可能得到雙贏（win-win）的結果。[14]在醫療糾紛激增的今天，發展醫療糾紛的代替性糾紛解決方式不失為有效、便捷地解決醫療糾紛的好方法。醫療糾紛代替性糾紛解決方式的構建應著眼于各種糾紛解決方式功能上的互補和制度上的銜接，追求糾紛解決機制內部的相互協調和有機的統一。在下文中，筆者將以幾種典型的訴訟外糾紛解決方式為例，論述我國醫療糾紛的代替性糾紛解決機制的構建。
（二）醫療糾紛的仲裁
⒈仲裁的概念及優勢
所謂仲裁，是指根據有關規定或者當事人之間的協議，由一定的機構以第三者的身份，對雙方發生的爭議，在事實上作出判斷，在權利義務上作出裁決的一種方式。仲裁的優勢來自于其程序的簡易和裁決的終局性效力；仲裁充分尊重了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并保證程序的相對規范化；在處理糾紛的時候，仲裁員并非只是僵化地適用法律，而是在公平原則的基礎上進行整體、綜合的考慮，進行了適當衡平。同時，醫療專家可作為仲裁員參與糾紛處理，豐富的專業知識使其較法官在糾紛解決上更具效率。[15]這表明仲裁在解決醫療糾紛上具有特殊價值，通過仲裁解決醫療糾紛不失為一條有效的途徑。
⒉仲裁與訴訟的異同點
仲裁與訴訟具有很多相同和相似的地方：處理爭議的都是當事人之外的第三方；仲裁程序與訴訟程序的某些規則是相同的；仲裁裁決與訴訟判決的法律效力是一致的（強制執行的效力）。盡管如此，兩者間的區別也是十分明顯的：（1）兩者的性質不同。訴訟是司法手段。人民法院是司法機關，法院以國家賦予的審判權作為后盾，只要有一方當事人起訴，人民法院就可以運用審判權對爭議進行裁判。而仲裁則被稱之為“準司法手段”，屬于民間司法范疇，這種手段具有志愿性。（2）組織不同。審判的主體是人民法院。法院依職權確定審理案件的法官，當事人無權選擇。仲裁委員會是民間的機構并備有仲裁員名冊。對于具體的案件，當事人雙方都有權選擇一名仲裁員，然后共同選定或共同委托仲裁委員會主任指定第三名仲裁員為首席仲裁員，組成仲裁庭審理案件。（3）主管和管轄不同。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圍較為廣泛。對個案來說，案件的管轄法院由法律來規定，即使當事人協商確定管轄法院，也應符合法律規定的范圍。仲裁只能主管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同時，只有在當事人達成仲裁協議的情況下，仲裁機構才能受理。（4）審級不同。民事訴訟實行二審終審。仲裁實行一裁終裁，裁決書自作出之日起發生法律效力。
⒊醫療糾紛仲裁需要注意的問題
（1）醫療糾紛的仲裁應堅持自愿原則和一裁終局原則。在醫療仲裁的程序設計上，有些學者主張醫療仲裁應該像勞動仲裁一樣具有具有強制性，即用法律形式確定為訴訟前的必經程序，以保證當事人雙方平等利用仲裁程序。對此，筆者不敢茍同。作為解決糾紛的一種制度，仲裁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兼具契約性與司法性。仲裁的契約性主要體現在仲裁權是基于當事人的協議而取得的，仲裁過程貫徹了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仲裁的司法性主要體現在仲裁裁決具有法律拘束力，雙方當事人必須遵守，不得違反。契約性與司法性使得仲裁集調解與訴訟兩種方式的優點于一身，成為解決爭議的一種有效方式，如果喪失這兩個特點，則仲裁不能成其為仲裁。從嚴格意義上說，我國現行的勞動仲裁并不屬于仲裁，而是一種行政裁決：首先，勞動仲裁并不是雙方合意的結果，勞動者可以以單方申請的方式啟動仲裁，勞動仲裁庭對勞動爭議的管轄權并非基于當事人之間的合意。其次，勞動仲裁不具有一裁終局的效力，根據我國《勞動法》第83條的規定，勞動爭議當事人對勞動仲裁的裁決不服的，可在收到仲裁裁決書之日起15日內向人民法院起訴。
從資源配置角度來看，也不應把醫療糾紛的仲裁設計成類似勞動仲裁的強制仲裁的形式。一般來說，一種程序簡單、形式靈活的糾紛解決方式較之一種程序嚴謹、規則嚴格的糾紛解決方式，由于耗費較少而更易為人們所采用，但這種方式的弊端是效力低。如果糾紛當事方選擇了前者，則就應保留其對后者的二次選擇權，只有這樣，資源的利用才是有效率的。反之，兩種糾紛解決方式在規范安排上差異不大的時候，糾紛的當事方選擇了其中的一種，允許其對另一種保留二次選擇權，則只能導致資源的無效率利用，導致浪費。[16]就醫療糾紛的解決而言，仲裁和訴訟在規范的安排上并無大的差別，當事人通過仲裁是可以獲得公平和公正的裁決的。因此，通過仲裁解決醫療糾紛，應從制度上保證仲裁自愿原則和裁決的終局性效力，避免法院隨意撤銷仲裁裁決，以便更好地發揮仲裁這一糾紛解決方式在醫療糾紛解決過程中的作用。
（2）醫療糾紛仲裁可利用現行的仲裁制度。盡管在我國的仲裁實踐中，鮮有對醫療糾紛進行仲裁的例子，但這并不說明醫療糾紛不屬于仲裁機構的受案范圍。我國《仲裁法》第2條規定：“平等主體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之間發生的合同糾紛和其他財產權益糾紛，可以仲裁。”第3條規定：“下列糾紛不能仲裁：（一）婚姻、收養、監護、扶養、繼承糾紛；（二）依法應當由行政機關處理的行政爭議。”對醫療糾紛而言，絕大多數是涉及與醫療活動有關的財產權益糾紛，特別是在發生醫療事故后的補償和賠償問題。[17]同時，醫療糾紛也不屬于《仲裁法》第3條所規定的不可仲裁事項。因此，可直接依現行《仲裁法》將醫療糾紛納入仲裁機構的受案范圍。
有的學者以醫療糾紛具有特殊性為由，主張通過專門性仲裁機構對醫療糾紛進行仲裁，這樣的觀點并不可取。事實上，醫療糾紛的特殊性并不在于法律的適用上，而是在于醫療行為上。由專業的鑒定組織對醫療行為及其產生的后果、因果關系進行認定可以有效地解決這一難題。就我國現行仲裁體制而言，只要仲裁機構吸收部分醫學專家、法醫專家為仲裁員，就可以公正、快速裁決醫療糾紛，而且可以節約資源。總之，醫療糾紛仲裁可以利用現行的仲裁機制，不需要設立新的仲裁機構。
（二）醫療糾紛的調解
⒈調解的概念與優勢
所謂調解，就是調停解決，即是指在第三者的主持勸說下，糾紛雙方當事人自愿協商，排除爭端，達成和解，改善關系的一種方法和活動。[18]程序的便利性和處理的靈活性與合理性是調解的優勢所在：非正式化的調解程序有利于當事人本人參與糾紛的解決，即使當事人本人行為能力較弱也不致于影響調解的結果；不公開的調解過程使當事人的商業秘密和個人隱私免于暴露；規范適用的常識性和廣泛性使當事人易于達成一致滿意的處理結果。調解還可以在一個受控制的安全氛圍下，通過開展對話重建被破壞的相互關系。通過調解方式處理醫療糾紛，被告可以解釋糾紛背后的原因，對已造成的傷害表示遺憾，原告公開接受道歉并與被告達成調解協議，這些對當事人雙方都是巨大的解脫。[19]原告表示“原諒”被告及被告接受原告的這種“諒解”對雙方都有著重大意義。調解當事人通常都希望取得“雙贏”的效果：這樣的調解往往讓雙方免于爭論而是在一定程度上達成妥協。
⒉調解的特征
同其他民事糾紛解決方式相比較而言，調解的特征在于：（1）調解以當事人自愿為基礎。無論是調解的進行、調解協議的達成還是調解協議的履行，都需要當事人的自愿和合意。當事人的自愿是調解能否進行的基本條件。（2）調解沒有嚴格的固定程序。調解并沒有固定的規則，如果當事人一方不愿意繼續調解，可以馬上終止，因而具有較大的靈活性。（3）調解書不具有強制執行效力。調解書沒有法律上的強制執行力，其所規定的當事人的權利和義務能否實現，主要依靠道義力量。調解實際上意味著民事糾紛的當事人在維護權利與權益方面相互妥協。如果雙方都堅持全面保護己方的權利與權益，糾紛就不太可能通過調解而獲得解決。有的學者認為，調解“這種解決方式違背了權利是受國家強制力保護的利益的本質，……我們應大力破除一些陳腐的文化觀念，增強公民的權利意識以及權利的訴訟保護意識，提倡訴訟，不折不扣地保護民事權利，減少調解的比重。”[20]這種看法不無道理，問題是，訴訟的運行并不總是盡如人意。民事案件可能久拖不決或在判決后難以執行，此時的權利救濟仍是畫中之餅。在這種情況下，與其讓當事人陷入困境，不如通過調解使各方達成一致同意的意見，相對地實現權利的救濟，這樣或許更有利于糾紛的當事人。
⒊醫療糾紛調解需要注意的問題
（1）醫療糾紛的調解組織。依主持者的性質，調解可以分為：行政機關的調解、民間（組織）調解、法院附設的訴訟前調解①等。就我國的情況而言，衛生行政機關在醫療糾紛的調解中占據著核心地位，《條例》對此作了專門規定：衛生行政機關調解的范圍是當事人之間關于醫療事故的賠償等民事爭議；調解是可選擇的并且不具有強制力，其履行取決于當事人的意愿。實踐中，衛生行政部門作為行政機關以及行業主管機關，其所具有的權威性對醫療糾紛的調解具有重要作用，許多醫療糾紛都通過調解獲得解決。實際上，調解的生命力在于第三者的居間公正裁決與調和，然而人們經常懷疑衛生行政機關在調解中能否一貫保持中立性。因此，有必要在衛生行政機關調解之外發展民間組織的調解以及法院訴訟前調解，擴大醫療糾紛當事人對調解組織的選擇范圍，以利于公正合理地解決醫療糾紛。就民間組織的調解而言，可以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做法，在負責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的醫學會下設立調解機構，利用其熟悉專業以及相對中立的特點，中立地、公正地調解醫療糾紛。同時，鼓勵律師事務所以及律師對醫療糾紛進行調解，增加醫療糾紛民間組織調解的渠道。法院附設的訴訟前調解是為許多國家所采用的一種ADR方式。在醫療糾紛的解決中，法院基于其中立性以及權威性所進行的調解往往使得當事人更容易達成協議，以解決醫療糾紛。
（2）調解與其他糾紛解決方式的銜接。調解的本質屬性是契約性，許多國家的法律對此都予以明確確認。即便在有些情況下，法律規定在啟動某一個爭議解決方式之前，必須進行強制性調解，所謂的強制性調解也不應被理解為侵害了調解的契約性質，因為調解協議的達成仍取決于當事人之間的合意。調解的契約性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調解效力較弱的弊端。調解協議的履行是醫療糾紛得以解決的關鍵，而這取決于當事人的意愿。如果當事人不履行調解協議則醫療糾紛仍然沒有得到解決。有鑒于此，如果醫療糾紛當事人選擇通過調解解決醫療糾紛，則應保留其對訴訟或仲裁的二次選擇權，以便進一步獲得具有強制執行力的糾紛解決方案。同時，醫療糾紛的當事人也基于認識到最終可適用其他糾紛解決方式的安全感而會傾向于首先通過調解解決醫療糾紛。
（四）醫療糾紛的和解
和解又可稱為談判或交涉，是指在沒有第三方主持的情況下，糾紛當事人就爭執問題進行協商并達成協議的糾紛解決方式。和解是歷史最為悠久的糾紛解決方式。和解的本質，是使對抗不僅在形式上、行為上，而且在心理上、情感上得到消除。也正因為如此，和解協議往往比通過其他方式達成的協議更具有持久性，更容易得到當事人的自愿履行。[21]和解的實現產生于兩個基礎：一是糾紛主體對相關事實和權益處置規則的認識趨同；二是糾紛主體、至少是主體一方利他意識及行為的形成與實施。兩者或者任何一方面都可能使糾紛主體各方對于爭議權益的處置或補償辦法建立某種共識，從而使和解得以成立。[22]實踐中，利他的倫理因素對于實現和解影響最大，糾紛主體得以因此放棄某些合法或不合法、正當或非正當的權益要求，或者主動給予某種補償和補救，借以消除糾紛。
同訴訟、仲裁及調解相比，和解最大的特點在于解決糾紛無須借助第三方并且具有最高的自治性。和解是一種旨在相互說服的交流與對話過程，這種過程實質上是糾紛當事方之間的一種交易活動。嚴格來說，和解并不是一種特定的制度，在糾紛解決過程中，它更像是促使當事方面對面地相互協商并達成協議的手段。形式和程序上的隨意性使得和解具有極大的靈活性，正由于此，和解往往可以和其他糾紛解決方式同時使用，并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通過和解達成的協議是當事人在自愿情況下的一種合意，其性質相當于契約，一般說來，對當事人具有契約上的約束力。
由于和解無需、甚至也無法嚴格堅持法律規則，和解把糾紛主體的意志置于判斷糾紛主體行為合法性以及處置糾紛權益關系的法律規則之上。因此，盡管和解可以消除糾紛，但其卻也常常排斥了本應介入的公權力機關對相關責任人的追究，這有違法治的精神。這一問題在醫療事故和解中表現得尤為明顯。由于醫療事故往往存在民事責任、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的競合，在發生競合情況下，當事人間的和解（私了）可能就排斥了衛生行政部門和檢察機關對相關主體的責任追究，從而使責任人逃避法律制裁。實踐中，限制這種消極影響的辦法是為通過和解解決醫療糾紛劃定恰當的適用范圍，規定屬于行政機關和檢察機關職權范圍內的事項不適用和解。
通過和解解決醫療糾紛的局限性還表現在其他方面：運作中的隨意性使得人們對和解的公平性、合法性信心不足；和解協議效力不足也容易導致更大的風險和重復成本。因此，在通過和解解決醫療糾紛的時候，一方面應鼓勵醫療糾紛當事人采用要式和解協議，并通過公證或擔保等形式以加強和解協議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應協調和解和其他醫療糾紛解決方式之間的銜接，一旦和解破裂就及時通過其它糾紛解決方式解決醫療糾紛，如此才能更好地發揮和解在醫療糾紛解決過程中的作用。
（五）醫療糾紛的行政裁決
行政裁決是指行政主體根據法律授權，按照行政程序，審查與行政管理活動密切相關的、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糾紛并作出處理決定的具體行政行為。從性質及效果上來看，行政裁決符合ADR的三個基本屬性，即：非訴訟（代替性）、當事人自主選擇性和糾紛解決的功能，因此行政裁決仍屬于廣義上的ADR。行政裁決是一種準司法程序。這種準司法性質，除表現為行為方式等方面外，更主要還體現在程序方面。行政裁決必須按法律規定的程序，客觀公正地審查證據，調查事實，依法作出公正裁決。行政裁決的職權是基于法律的明確授權而產生的。非經法律明確授權，任何行政機關不享有行政裁決的職權。這里的法律特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通過的規范性文件。行政裁決一經作出就具有法律效力，在規定時間內，如果一方當事人沒有提起行政復議或訴訟，另一方當事人便可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
通過行政裁決的途徑解決醫療糾紛具有明顯的優點：其一快速便捷。作為行業主管機關，衛生行政部門所具有的專業技能是其他糾紛解決機構所不能比擬的，這也為正確、快速解決醫療糾紛提供了保障。其二節約費用。行政裁決源于法律的明確授權，是行政機關的職權行為。因而通過行政裁決解決醫療糾紛的費用較低，甚至是免費的，據此，減輕當事人的負擔。其三效力較強。醫療糾紛的行政裁決一經作出就具有法律上的拘束力。如果在規定的時間內，當事人沒有提起行政復議或者訴訟，行政裁決即為生效。一方當事人不履行行政裁決內容的，另一方當事人可以申請人民法院強制執行。其四易于銜接。行政機關在對醫療糾紛作出行政裁決的過程中，如果發現醫療機構及相關人員有違法行為可及時作出相應的行政處理。應指出，通過行政裁決解決醫療糾紛并不具有終局性。對民事爭議的裁決屬于國家司法權的范疇。法律在授權行政機關先予裁決某些種類民事案件的同時，仍保留法院對之進行司法審查的權力。醫療糾紛的當事人不服衛生行政機關的行政裁決的，仍可向上級衛生行政機關申請行政復議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是否適用行政裁決程序解決醫療糾紛取決于當事人的選擇。在發生醫療糾紛的情況下，當事人可以向衛生行政機關申請行政裁決；也可以不經行政裁決，直接采用其他ADR方式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在我國，通過行政裁決解決醫療糾紛仍面臨著很大的障礙：首先，現行法律并沒有授予衛生行政部門對醫療糾紛進行裁決的權力。《辦法》曾授予衛生行政部門處理醫療事故的職權，其中，“處理”的內容包括裁決一次性經濟補償的數額。但是，《辦法》作為一部行政法規是沒有權力授權衛生行政機關對醫療事故賠償數額這一民事爭議作出裁決的。衛生行政部門一次性經濟補償數額的裁決，使得行政處理轉化成民事裁決，既超越行政職能又不能與民事訴訟相銜接，導致行政處理與司法審判在適用法律上的沖突，引起了新的矛盾。有基于此，《條例》取消了衛生行政機關進行行政裁決的權力，但這同時也使得醫療糾紛無法通過行政裁決的方式來解決。其次，衛生行政部門對醫療糾紛裁決的公正性令人信心不足。由于歷史原因，我國衛生行政部門既管理醫療機構，又開辦醫療機構。就現在的情況而言，大多數的醫療機構仍屬于公有制的公益性服務機構。在部門保護主義以及行業本位主義的影響下，衛生行政部門的裁決能否保證其公正性不禁令人質疑。
總之，行政裁決也是解決醫療糾紛一條有效途徑，應納入到我國醫療糾紛的代替性解決機制中。針對目前通過行政裁決解決醫療糾紛所面臨的障礙，一方面，可從立法上進行改革，由全國人大制定一部專門的《醫療過失責任法》（類似于《產品質量法》）以取代目前僅具有行政法規效力的《醫療事故處理條例》，并在該法中明確授予衛生行政部門裁決醫療糾紛的權力；另一方面，應改革現行的醫療機構管理體制，加快醫療機構的市場化進程，淡化衛生行政部門的保護主義色彩，以保證行政裁決的公正性。
四、 結 語
在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代替性糾紛解決機制（ADR）已經成為與民事訴訟制度并行不悖、相互補充的重要社會機制。事實上，ADR的發展“反映并促進著一種時代理念和精神的變化——從對抗走向對話，從冷戰走向協商，從單一價值走向多元化，從勝負之分走向爭取雙贏的結局。”如今，當我們反思以往醫療糾紛解決過程中所遇見的種種困難和窘境，我們不難發現，交流與合作的不足，相互尊重與寬容的欠缺，往往阻礙著醫療糾紛的合理解決。由此，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在民事糾紛解決方面的經驗，將ADR引入醫療糾紛領域，不失為一條有效的途徑。本文在分析我國現行醫療糾紛處理機制中存在的問題的基礎上，就構建我國醫療糾紛的代替性解決機制進行了初步的探討，以期有裨于解決醫療糾紛領域理論與實務的研究。
* 作者簡介：張海濱（1980-），男，福建南安人，廈門大學法學院訴訟法專業2001級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民事訴訟法。
通訊地址：廈門大學2001－43＃ 郵編：361005 電話：（0592）2198475 電子郵件: Me1980@163.com
① 《辦法》中規定的醫療事故責任主體僅為醫護人員。實踐中，往往是醫療機構對患者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然后再向有責任的醫護人員追究責任。
① 對于是否把醫療糾紛納入消費者糾紛的范疇而由《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直接調整，各界存在著較大的爭議。衛生部認為，醫療機構所提供的醫療服務是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因而醫療糾紛不屬于《消費者權益保護法》調整的范圍。事實上，《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并不以調整盈利性的經營者與消費者關系為限，考慮到由于醫療技術的專業性所帶來的當事人之間交易地位的差異，以及當事人之間的法律關系與患者人身利益的密切關聯，筆者認為，應確認患者即屬消費者，并優先適用《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相關規定。
① 由于達成的協議具有強制執行的效力，訴訟中的調解一般不被認為是獨立的糾紛解決方式，也不屬于ADR的范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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