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生貴 ]——(2009-12-22) / 已閱14113次
業界芻議“李莊”案
張生貴
年關將至，談意未盡，關于“律師造假門”的話題被媒體網絡廣泛傳播，報道猶如冬日的寒流一般裹攜著各式各不同的聲音，襲染著相距千里南北兩地的觀點，重慶司法方面也盡可能地踩快拘捕、起訴、審判的油門，形成合圍之勢將李莊速速送上審判臺，由于涉案的人的身份特殊，則給讀者留下了無限談資。對于律師這個行業人們還了解不多，但見中青報評論含沙射影，只許媒體放炮，不準李莊發聲，并由李莊個案延伸到律師群體，并以撈錢撈人做定語，微詞可算頗多，似乎報道的記者用這樣的口吻寫就律師，還算是口下積德留有余地，要不然的話很可能要打進冷宮還不解恨。筆者不敢為律師爭點什么，畢竟李莊出了問題，但李莊有病，不能讓律師群體吃藥。律師和醫師在某種情況下發揮著一樣的功能，醫生救治的是肌體之痛，律師唱響的是權利，“法治國家的經驗告訴我們，律師是推動法治和保護人權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群體，甚至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沒有律師這個群體，就沒有近現代意義上的法治，就沒有對人權的有效保護。現代公民所擁有的所有基本權利，幾乎都是律師堅持不懈地幫助當事人爭取來的。律師們憑借自己的專業知識，既捍衛當事人的權利，又促進整個社會的文明和進步。西方政界絕大多數由律師構成，對于這樣一個群體，公權力機關和社會各界都應當呵護和尊重，應當捍衛他們神圣和高貴的辯護權利。然而，不幸的是，近幾年來，在我們這個社會里，律師權利屢遭侵犯，甚至出現了一些律師因正當行使辯護權而被治罪的案例。一些政府官員用陳舊的眼光看待律師，一些辦案機關把律師看成自己權力的敵人，想方設法刁難和壓制律師。中國律師的這種境地遠不如西方發達國家的律師，《聯合國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規定：鑒于充分保護人人都享有的人權和基本自由，無論是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或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要求所有人都能有效地得到獨立的法律專業人員所提供的法律服務；鑒于律師專業組織在維護職業標準和道德，在保護其成員免受迫害和不公正限制和侵犯權利，在向一切需要他們的人提供法律服務以及在與政府和其他機構合作進一步推進正義和公正利益的目標等方面起到極為重要作用；刑事司法事件中的特別保障5.各國政府應確保由主管當局迅速告知遭到逮捕和拘留，或者被指控犯有刑事罪的所有的人，他有權得到自行選定的一名律師提供協助。6.任何沒有律師的人在司法需要情況下均有權獲得按犯罪性質指派給他的一名有經驗和能力的律師以便得到有效的法律協助，如果他無足夠力量為此種服務支付費用，可不交費。7.各國政府還應確保，被逮捕或拘留的所有的人，不論是否受到刑事指控，均應迅速得到機會與一名律師聯系，不管在何種情況下至遲不得超過自逮捕或拘留之時起的48小時。8.遭逮捕、拘留或監禁的所有的人應有充分機會、時間和便利條件，毫無遲延地、在不被竊聽、不經檢查和完全保密情況下接受律師來訪和與律師聯系協商。這種協商可在執法人員能看得見但聽不見的范圍內進行。縱觀聯合國“律師作用”，中國律師們不禁發出這樣的聲音，做律師難，做中國律師最難。恢復律師制度近三十年，這種錯誤的認識和冷模的態度以及不合法治時拍的做法，不僅違反了憲法和法律，而且阻礙了法治的進程。落在口頭上的法治和不付諸實施的法治是含混模糊的口號，生活在這樣環境中的律師，不適用于法律領域，無法要求一個律師去遵守。“法律的基本內含是權利，生存的基本意義是健康，法治的基本要義是賦予人們廣泛的權利，李莊也有自己的權利，我希望為李莊辯護的律師更為注重，并以無罪為辯護要點，否則的話就要淪為人治。司法有時會喜怒無常，但權利必須確定無疑。法治進程永往直前，沒有多少人愿意回到人治時代，沒有人愿意生活在不講規則的危險社會里，那樣的社會里哪怕一個擁有很高權力的人也無法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權利”。
中青報借助公共資源優勢，對李莊強勢痛批，還翻出李莊多年前的老底宣染，似有文革時期讓其從八輩祖宗以上就是壞人一樣，大有批不透不快不憤之感，重慶偵辦機關做為主動新聞源的提供者的推手，有意識安排讓媒體把龔剛模等人的供稱報出來，唯獨隱去李莊的詢問內容。不差什么，就是不讓你說，不讓你在公眾面前申辯，憋不死你也不讓你好過，從媒體開始一路“合圍保送”到公堂，媒體很聽話地齊刷刷地給李莊、馬曉軍及其余被捕人員定成鐵案，戴上了刑法306條的罪帽。
李莊案之所以備受關注，有其特殊之處，或許因為重慶打黑進入深水區，案件本身就足以引起社會關注，或許替黑老大辯護的律師未辯先倒，極具特別的新聞價值，或許是律師知法犯法，人們對這個行業有重新認識。筆者出于對每個公民的權利都應得到基本保障的角度，想說說此案在媒體公審中的不公平，辯護律師也要辯護權。我們不一定相信李莊是“好人”，但李莊被指涉嫌作偽證，單從媒體報道的情況看確實疑點重重。
在輿論審判的“鐵案”面前，受眾群體從報道的事件中得到案情，在未能聽到李莊說法的前提下，異口同聲地猛批李莊，是否有些匆忙，甚至將李莊行為擴展到質疑整個律師業界，在媒體一邊倒的報料下，公眾也似乎容不得不同話鋒的趨勢，如若有人站出來替李莊說上幾句，對辦案程序或證據薄弱性提出不同看法，亦或對龔剛模的立功由頭作質疑性點評時，即刻會被公眾襲擊成同黨而后快的感覺。
且不論誰對誰錯，單就媒體對涉法案件趕在法院宣判前連篇累牘的報道走向看，媒體公審在中國早已形成傳統，媒體說什么百姓就跟著信什么，如此一來，李莊案件大有不致“死地”不罷休之勢。
縱觀李莊案件，尤以中青報辛辣的批評性報道為例，把律師辦案說成“撈人”“撈錢”，這樣的評價性報道問題是不可想象的，諸多字眼給人以確定感，既存在用語不當，又缺乏客觀依據。記者報道新聞絕不可以摻入個人意見，真實、客觀、準確、公正、中立、平衡是基本的新聞職業規范。媒體公審要有合理的批評尺度，尤其對涉法的案件，不能使媒體成為特區，不能讓公眾一味走進媒體導向的誤區，如此通過媒體先斬的方式施加對審判的影響，最終會導致法律的庸俗化。從法律上衡量，不能因為一個人只要被批捕了，就在案件事實上想怎樣寫就怎樣寫。沒有李莊的聲音或沒有讓李莊舉證，將來的判決如果與報道有所不同，該如何收場。當然，媒體如此狂報，李莊命運難料。打黑案件中輿論先行，占據民意和道德制高點，這是很多案件的一貫做法，表現為透過媒體放風，對疑犯全方位抹黑，幾乎所有被捕涉黑者還未宣判，媒體已經判定為“黑老大”、“無惡不作”，人人得以誅之。
讓我們冷靜分析一下媒體報道，其中多了些許情感因素少了些許客觀公道，所有報道均聽不到李莊本人的聲音，有些首發媒體的報道將犯罪嫌疑人龔剛模的說詞羅列其中，但就聽不到李莊對自己行為的說法。筆者嘆息之余不驚要問，在法治如此進步的社會里，為何不給李莊一點點機會，讓李莊為自己辯解一下，或許李莊不愿意為自己辯解，或許有些部門不愿讓李莊為自己辯解，媒體通過此種方式事先放風先行抹黑，筆者在此要提示一下，不能將辯解與否或如何辯解看成是李莊自己的事情，擁有話語權是每個公民與生俱來的權利，尤其在涉及案件成為疑犯時，法律或媒體更要保護當事人的話語權，媒體擁有不可估量的資源和優勢，人稱無冕之王，更應首當公允為先，自古我們就有著“偏聽則暗、兼聽則明”的良好傳統。現在的情況是媒體或辦案方只向公眾交待利害關系中一方情況，絲毫未表李莊，單就程序來說，媒體不給李莊說話的機會，至少這樣的報道缺乏客觀公正，這樣的媒體公審害處太多。或許媒體要說李莊犯罪了，記者見不到李莊或見到了李莊，李莊也不愿意為自己辯解，但李莊是律師他不可能不為自己辯解，比如收費額高問題，不會成為涉嫌犯罪的動機，還很可能有其他發現，情況要真是那樣的話，起碼要在報道中有個交待，如果是由于李莊已被羈押而不能聽取其意見，那要問一聲同樣被押的龔剛模的聲音是如何傳出來的，是有意識只做單表，從輿論上來個先斬后奏，還是媒體配合辦案機關而保送到審，倘若這樣的話，媒體的公審是危險的。長期以來的偏聽偏信令人們高度警覺，這里筆者不是為李莊討要說法，而是希望媒體更加公正，媒體的力量有時無法估量，往往稍有不慎就會傷害他人，媒體報道案件當事人的時候，當事人的人格尊嚴應當受到尊重與保護，報道應當有度，偏信不可取。筆者曾在天津某區辦理刑事案件，此前該案被媒體報道，記者寫就的案件要聞對細節和證據情況一一例明清清楚楚，但開庭審理時與媒體報道完全不一樣，造成不好的后果。媒體報道指責李莊犯有偽證罪，調查的角度設計，當事人問句的策劃，證據材料的收集等留下了精心準備的痕跡，龔剛模的舉報、吳家友等同行的證詞以及會見錄像是否成為“三人成虎”的結局，且不說龔剛模出于立功免死的由頭，其目的和動機不純，僅僅是以“擠眉弄眼”“心領神會”的自我感覺為要，這樣的證據算不上確鑿，其他證據也有不實之處，最終必須還要綜合考慮李莊的辯解及證據。報道中有許多材料或說法是尚未司法定論的涉密性材料，包括指控證言等，媒體提前予以公布，在公眾中形成定勢。按照國際通用準則，應當確認和尊重律師及其委托人之間在其專業關系內的所有聯絡和磋商屬保密的基本原則，李莊與龔剛模的磋商屬保密范圍，辦案機關稱錄取會見資料，不能成為指控律師的證據。有事實根據不等于有客觀事實，媒體可以大膽質疑，但切勿輕下斷言，貶低性言詞過多過激實在不好。
從法律上說，犯罪嫌疑人的罪責應當依照法律規定的程序由法院認定，媒體無權確認，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新聞媒體就有關嫌犯案件報道中對涉嫌者的稱謂未經審判決不能使用真實姓名，如果使用真實姓名就首先要將其視為一個無罪的人，法院未審，媒體當慎。批評性報道很容易喪失客觀性而不足可取，既然法院對案件尚未宣判，嫌疑人的命運并未最后確定，批評性報道就潛伏隱患。雖然新聞報道引人入勝，但不能與客觀公正的基本原則相抵觸，充滿形容詞的煽情與炒作讓一樁普通的刑事案件變成未經證實的論戰，媒體對李莊案件的報道確實令人產生必然的聯想。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刑事案件中是打擊犯罪優先，對當事人的權利保護意識淡薄，具體到李莊案件中尤為突出。
目前司法環境不好，客觀上導致了律師執業的風險。刑事案件領域律師是弱者，在刑事案件中要么無所作為，要么通過一些違法手段影響檢察官、法官，從而影響案件的判決，而真正通過合法途徑為當事人進行辯護獲得成功的可能性極低。很多律師對此無可奈何，便有如李莊一樣給當事人夸海口的，這就如同律師行業中的“溫水燉青蛙”，“小刀鋸大樹”。可能這類律師以關系為榮，號稱為通吃，沒有因此引起足夠重視，但對律師行業的打擊是毀滅性的，李莊是否有罪暫且不論，但其言表有出格的地方，確實影響了律師隊伍，這一點不是筆者本次討論的話題，至少這種現象要引起我們深思。律師制度起源于刑事辯護，目前國內很多律師要么對刑事案件不感興趣，要么靠關系、靠背景來辦案，這是極不正常的。李莊案件引發全國律師界為之震動，重慶警方拘捕北京辯護律師，會使替涉黑案辯護的律師人人自危，龔剛模可以將李莊設制為立功的墊背，人性既有相互合作的一面，也有相互沖突的一面，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也有利益沖突的一面，由特定時空條件資源的有限性和人類自我擴張的本能所決定，上述利益之間必然必生沖突，此案僅僅是個開局，往后會遇到更多罪犯立功給辯護人設制陷阱釣魚的情形。
媒體的審判難說是公正，有些是亂視線的，已經超越了合理的界限，并且讓媒體中夾雜著的感情沖淡了。完全沒有關注嫌疑人的情感，將會使被報道的人無法從靈魂深處開挖，面對公眾的質疑，李莊是否是逃避或還要有話說，無論如何應當認真聽聽。媒體不能代表公眾的意志，只會引領公眾，是否應該被一個專斷的媒體趕進牢房，我希望能夠認真聽聽多方意見。我也想起了一則故事，這個故事說從前有位先生，家中賢妻日夜侍奉其學業，正逢科舉趕考，一舉中榜，因其才華出眾，偶得黃帝特封朝中紅人，隨官位升遷燈紅酒綠，漸對家中結發有恨，策謀除糠糟之妻，為掩耳目，裝做正派，差侍女送參湯給妻，妻以為夫善，欲接飲之，不料侍女腳下側滑，參湯飛濺，官人大怒，滅妻之念遭阻，妻亦怒，以為侍女魯莽，壞了官人的好意，那知侍女為救夫人有意滑落，可侍女在官人面前不敢言語，在夫人面前也不能吐露，瞪雙目咽下冤情，這個既救夫人又躲官人的侍女就象律師一樣，夾雜在權利與欲念之間，含冤隔世也無人問津，這樣的下場可悲可嘆，可歌可泣。筆者曾聽國外律師講起籠子里的狗故事，狗在裝進鐵籠子之前會奮力掙脫，一旦被裝進鐵籠子并用鐵棍從籠子外面往里不停是捅，起初狗會本能地咬，盡而變成防范，再盡而就無力地圈起身子，再后來就是任由籠子外面的鐵棍無論怎樣捅，狗只能默默忍受，再也沒有任何抵抵御的能力，狗也知道，于其這樣還不如死掉，這則故事讓我想起了被限制自由者，墻外的媒體先行描黑，緊隨著被送上審判臺，其間沒有任何人聽其自辯，這樣的下場真的很可悲。
對李莊案件的回答，各方的反應是如此激烈，媒體一邊倒報道，從律師的眼光看，媒體公審這樣的場合不是用來歡呼的，我不是因為一個批評的意見不夠及時而反對他，而是因為他本身就是不合格的，我對充滿輕蔑和單邊報道表示遺憾，我也無法和批評家們保持一致的看法，我也不會對批評家們進行批評，我只想說的是給李莊一個說話的機會，他有話語權，他的話語權和任何人一樣享有平等的地位。面對這起事件，雖然覺得遺憾，需要公眾平和理性看待，對于此事中的諸多疑點，律師們也希望能盡早澄清。
張生貴 天依律師事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