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碩 ]——(2010-4-21) / 已閱12433次
從肖志軍案和群體事件看越軌行為
王碩 郭春枝（助）
摘要：無論是肖志軍案，還是接二連三的群體性事件，都在以越軌這種極端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越軌行為是社會結構解體、社會系統不平衡的結果，是社會文化和社會結構極度緊張的產物。造成這種異常的社會現象的原因是一種不平等和壓迫關系的存在，我們可以通過采取相應的措施來加強社會控制以減少越軌行為的消極影響。
關鍵詞：越軌行為；群體性事件； 社會控制
一、肖志軍案、甕安孟連等群體性事件簡介
據報道，懷孕已經40周的李麗云因難產生命垂危，被丈夫送往北京某醫院治療，由于丈夫不同意醫院為李麗云進行剖腹產手術，拒絕在手術同意書上簽字，醫護人員束手無策。而上報北京市衛生系統的各級領導后，得到的指示為：如果家屬不簽字，不得進行手術。在常規搶救3小時后，醫生宣告李麗云和胎兒經搶救無效死亡。
2008年6月28日，貴州甕安縣一些人因對女學生李樹芬死因鑒定結果不滿，聚集到縣政府和縣公安局之后發生群體性暴力事件，共造成縣委大樓被燒毀、縣政府辦公大樓104間辦公室被燒毀，縣公安局辦公大樓47間辦公室、4間門面被燒毀，刑偵大樓14間辦公室被砸壞，縣公安局戶政中心檔案資料全部被毀，42臺交通工具被毀，被搶走辦公電腦數十臺，全部直接經濟損失正在統計中；共造成150余人不同程度受傷，大部分均為輕微傷。整個事件處置中，沒有任何人員死亡。1
2008年7月19日，發生在云南省普洱市孟連縣的一個群發性的事件應該說備受人們的關注，在這個事件當中，當事人是有五百多名當地群眾和上百名的公安民警發生了沖突，沖突導致了40多名民警受傷，同時也造成了15名的群眾受傷。在這個沖突過程當中，還造成了兩名群眾的死亡。2
二、對越軌行為的原因分析及思考
無論是肖志軍的個體表現，還是甕安孟連這種群體性事件，都屬于越軌行為。所謂越軌行為就是違規行為，是指單個社會成員或若干個社會成員的集合所實施的偏離或違反一個群體（社會）的社會規范的行為。從這些個案中我們可以看出，社會成員應該有能力遵守社會規范，但是他們卻故意違反，無論是出于個人目的還是希望自己的違規行為能引起社會的注意，進而力圖改變那些被他們認為是錯誤的社會規范，這都是一種異常的社會現象。
如果存在一種妥善處理糾紛的程序和機制，如果老百姓能夠通過正常渠道反映問題，表明訴求且能夠得到妥善解決，我們相信沒有人愿意用越軌這種極端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我們不禁質問，我們國家那么多機構和解決問題的程序究竟為誰而設，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種越軌行為愈演愈烈？有關部門統計顯示，1993年我國發生社會群體性事件0.87萬起，2005年上升為8.7萬起，2006年超過9萬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勢頭。
關于越軌的基本態度存在功能主義和沖突主義兩種學說。前者認為越軌都具有正反兩方面的功能。就反功能而言，越軌降低了社會效率和整合性；但是積極的越軌能促進和推動社會發展，有利于社會變革；包括消極越軌在內，它可以使原本模糊的社會規范得到具體化和明朗化，使社會價值獲得再認識的機會；越軌還可以對社會起到預警作用，它能觸動社會團體本身關注并進而解決某個問題，由此可避免該事件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后者則認為，越軌不過是社會不平等和社會沖突的必然表現，是受控制者受壓迫者反抗和掙脫控制的一種必然方式。除非根除社會不平等，否則不可能擺脫社會沖突行為。
我認為無論是功能主義還是沖突主義，越軌都是一定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就肖志軍案而言，到底是肖志軍這個個體出了問題還是社會制度出了問題。造成這一悲劇的因素有很多，但社會作為大的生存環境難逃其咎。醫院作為行使救死扶傷的公益目的為主的社會團體，已經不止一次兩次為患者多開藥，亂開藥已造成了很壞的社會影響，致使單個行為個體如肖志軍產生了對醫院的不信任，進而貽誤治療的最佳時機，釀成慘劇。但是作為肖志軍這個行為個體而言，貧窮不是借口。作為丈夫，難道對自己的妻子作為孕婦的身體狀況沒有認識嗎？到底是怕剖腹產要支付巨額醫療費而拒簽，還是天真地認為即使他不簽字醫院也會行使救死扶傷的天職去救妻子？我們無從得知。由于他長期生活在社會底層，即便他們知道醫院是要賺錢的，但或許從沒想過醫院會真的不救人。正是對自己生活的社會一知半解，最終釀成了悲劇。即使是作為一個農民，他也無須社會給出一個孕婦的正確認識，他本身就有能力認識到。在現有條件下，肖和醫方都稱得上合情合理，但卻釀成悲劇。當天下午，周圍人等的援手使得金錢和技術都不成問題。來自社會最底層的肖志軍卻沒有相信這樣的善意。為什么每一方都輸得一敗涂地？對于肖志軍來說，生活中的艱難與挫折、沒有保障的制度早已讓他丟失了安全感，更對醫院的“花言巧語”失去了信任。社會嚴重的分隔導致信任缺失，這才是悲劇的深層原因。1
默頓曾在《社會結構與失范狀態》一書中指出：越軌行為是社會結構解體、社會系統不平衡的結果，是社會文化和社會結構極度緊張的產物。設想如果沒有合理正當的制度性設計來保證社會成員達到自己的目的，那么他們受欲望的驅使，往往鋌而走險。
重慶出租車司機全面罷工事件，甕安孟連群體事件等等從一個側面是社會沖突的表現形式。不可否認，由于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利益主體日趨多元化，貧富差距也越來越大。占社會總人口20%的精英掌握了全社會80%的財富。由此導致了不同利益群體在表達自己利益訴求的能力上存在巨大的差距。在社會中擁有更多權力與資源的強勢群體的價值觀和越軌認識充當了衡量越軌的標準，同時也控制了衡量越軌的尺度。這從根本上反映了一種不平等和壓迫關系。
如果普通社會成員能夠通過正常渠道表達利益訴求總得不到處理，或者解決問題的效率極低而付出的成本又極高，導致他們選擇一種極端方式——越軌也就不足為怪了。如此一來就陷入了這樣一種惡性循環：事情鬧大了才有人管——鬧事——解決——鬧事……�；袈沟慕粨Q理論或許可以為這種心理提供注腳。該理論認為：人類行為都反映了行為者的成本收益算計，一個人與他人互動其實都是為了獲得酬賞和回報。這其中酬賞主要表現為金錢、社會認同、尊重、權力等等。他提出了這樣的一種成功命題：當某個人的行為越是經常獲得回報，此人就越可能從事該行為，如果從事越軌行為可以使問題更易于解決。這樣一來就慢慢對社會成員形成一種錯誤的導向。不僅造成經濟損失，對社會秩序、人們的思想信念也會造成很大影響。更為嚴重的是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將會受到拷問，政府的合法性也將受到極大損害。相比之下，我們國家設立那么多解決問題的程序和機構一方面導致社會資源浪費，讓社會徒增成本；另一方面，這些機構和程序存在的正當性將會受到影響。進一步思考：我們如此繁多的利益解決機制究竟為誰而設？我們的法律究竟為誰而設？
據說，在20世紀60年代，有三個問題一直在困擾著羅爾斯：一是假如民主是一種合理的制度，為什么美國貧富差距如此之大？二是假如民主是一種具有人性、能夠反映平等愿望的制度，美國種族沖突為什么那么嚴重？三是如果民主是一種有希望、可以面向未來的制度，為什么美國的年輕人如此絕望？眾所周知，在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不僅存在著嚴重的貧富分化，種族歧視紛爭，同樣也出現了“垮掉的一代”。羅爾斯最后的答案是：在民主后面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更深刻的價值，那就是正義。1
每個人都應該對生命擔起責任。當法律與良心沖突，在良心與法律之間，我們該作何選擇？李麗云的死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只知道建設程序正義的社會，只會是一個畏首畏尾的勢利社會，一個放逐良心與責任的標準化社會。盡管我們不知道李麗云的死是否會使相關法律得到修正，可以肯定的是，在那個生離死別的場景中，除了那位已經失去知覺的孕婦，沒有一個清醒的人愿意為社會進步冒險：人們沒有選擇“違法”，而是寧愿選擇悲劇。
三、對越軌行為的社會控制
因為越軌是一種社會不平等和剝削壓迫狀態的反映，平等是相對的，不平等是絕對的，我們無法根除社會不平等，因而根除越軌也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可以加強社會控制，把越軌的負面影響降低。對越軌行為的社會控制手段是多方面的，包括輿論，法律。信仰。社會暗示和社會價值觀等等，其中，高度精致完備的法律是社會控制的最有效方式。在現代化進程中，國家法應該作為社會控制的主導力量發揮其作用。現代化的進程摧毀和瓦解了傳統的人際關系的基礎——親屬和血緣，而且現代化進程中各種價值觀的相互激烈碰撞與沖突必然導致國家法地位的凸現。現代化進程的最終完成和實現需要一個強大的國家和政府。
在社會機制方面，建立社會安全閥機制。盡管利益主體多元化導致了不同利益群體在表達自身利益訴求上的能力上存在差距，但是我們可以借助制度設計縮小這種差距。建立利益表達機制，暢通社會成員的利益訴求能正常表達，建立相應的建議采納機制和利益協調機制。如此一來，人們可以通過正常的渠道表達利益訴求并得到及時解決，那么人們尋求越軌行為來實現個人目的的可能性就會大大降低。我國已經在人大代表比例調整如農民工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參與國家大事的討論、基層民主制度健全方面收到些許成效。但是我們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在社會控制方面，首先，我們要實行全社會總動員，實行現代治理、綜合治理，即是以全部公共的力量來參與社會治理，這就要求社會不能只有一個權力中心，必須以民間的多元的力量，與政府分權制衡，來共同完成社會治理的重任。我們可以通過國家法的強制力制裁、懲罰和限制各種越軌行為來實現社會控制，也可以通過宣傳說服教育等方式使其規避違規行為來保持社會秩序的穩定；其次，我們要維護和強化社會規范的權威性。社會規范是一個社會保持發展和穩定的前提，社會規范權威性的樹立主要取決于規則的相對穩定性和連續性，還要依賴于對其的宣傳力度和國家強制力的保證。另外，我們還要對那些非官方的社會資本予以尊重。這些社會資本的運行規則是在非國家權力的干預與介入下自然生成的。只要他們的行為不會危及到黨和國家的利益，我們就不能干涉。而且我們還可以發揮這些NGO的自身優勢，加強彼此間的聯系與信任，使社會控制的力量更強大些。
綜觀肖志軍案和這些群體性事件這些越軌行為，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對政府的信任危機。政府也應該積極從自身總結教訓，如何及時化解民怨，并以此為契機推動政治體制改革，這也是執政團體面臨的根本課題。明智的統治者不會把整個政治制度放在火上烤，所以會選擇司法替它緩沖減震。司法無力，民怨無法及時疏解，反而不斷積累，遇到火星就會爆發成為群體性事件。問題的關鍵在于，民眾對司法體系喪失信心，也就會對整個政府體系失去信任。司法是個緩沖帶，社會制度如果設計得比較合理，政治問題能通過司法的途徑解決掉。如果司法體系有效運轉，社會中的大量沖突可以分散解決。相反，司法弱小，最終會沖決整個制度大堤。1甕安等群體性事件的出現從一個側面也說明了目前社會缺乏相應利益協調和安撫機制，司法體系的責任也沒有承擔好，又缺乏民間組織之類的非政府非營利機構來幫助當事人走出困境。所以，執政者應認真考慮司法在社會治理體系中的位置，可以嘗試從司法入手來推動整個社會治理體系的改革。通過健全司法體系，使社會維持基礎性秩序。
隨著經濟工業化、政治民主化和社會價值觀的普遍提高，法律的社會化程度也相應地發展變化，在現在這個轉型時期，我們要恰當地認識國家權力。盡力減少越軌行為的消極影響。
參考文獻
⑴劉焯：《法與社會論：以法社會學的視角》，武漢出版社，2003年版。
⑵盧云：《法學基礎理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⑶趙震江、付子堂：《現代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⑷張文顯：《二十世紀西方法哲學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
⑸《南方周末》，2007年11月15日。
⑹《南方周末》2008年11月13日。
⑺《中國青年報》 2008年1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