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廣榮 ]——(2010-7-24) / 已閱23360次
析民事訴訟證據“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
曾廣榮
【要點提示】
民事訴訟的規律決定了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只能是法律事實。高度蓋然性是證明標準，是在證據優勢基礎上法官形成的內心確信。
【案 例】
原告李某于2000年底至2005年期間任被告公司總經理助理。被告公司總經理（亦為法定代表人）為王某，王某長年不在公司，公司由總經理助理原告李某負責公司日常事務。
被告公司在某縣開發房地產，為促進開發的商品房和商鋪銷售，曾委托甲公司進行代理銷售，傭金提取比例為1.4%。2004年5月，甲公司致函被告公司，建議終止委托，進行結算，店面銷售工作建議被告自行承擔。此后，被告將剩余的商品房和商鋪組織公司人員自行予以銷售，并在2004年7月至9月間，聘請廣告公司、電視臺進行廣告銷售宣傳。2004年6月至2005年，原告李某的薪酬在被告公司處領取。期間，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員工亦包括銷售人員。
2006年3月，原告以被告未履行合同義務為由訴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銷售代理費60萬元，并承擔逾期付款違約金40萬元。
原告提供的主要證據是一份簽訂日期為2004年6月的《xx銷售代理合同》，合同上載明，傭金提取比例為3%，乙方（即本案原告）負責銷售期間的策劃、廣告、文案等撰寫及銷售人員的薪資和其它銷售直接費用。該合同有原告簽名和被告公司公章，被告法定代表人處沒有簽名或加蓋印章。
【審判】
法院經審理認為：依照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誰主張誰舉證”的原則，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除免證事實外，都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當沒有證據或雖有證據但該證據與證明對象沒有關聯或證據本身的真實性存在問題時，都不能證明其主張為真。本案中原告據以支持其訴訟請求的主要證據就是簽訂日期為2004年6月的《xx銷售代理合同》，該合約存在以下瑕疵：一、合約載明的簽訂日期時，原告系被告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實際全面負責被告公司的日常工作；二、合約中約定的傭金提取比例3%較被告前期與他人約定的傭金提取比例1.4%明顯過高；三、原告主張合約是在與被告公司總經理王某協商后簽訂，合約中公司公章系由公司會計劉某加蓋，但王某稱對合約一事不知情，劉某對蓋公章一事亦予以否認，且該合約中甲方一欄只加蓋被告公司公章，未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簽名；四、依該合約第三條約定：乙方（即本案原告）負責銷售期間的策劃、廣告、文案等撰寫及銷售人員的薪資和其它銷售直接費用，而本案中，作為負責銷售工作的原告，自合約載明的日期至2005年，其薪酬一直在被告公司領取，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員工亦包括銷售人員。綜上，原告據以支撐其訴訟請求的《xx銷售代理合約》，無法達到排除對該合約真實性的合理懷疑。原告主張其在實際負責被告公司全面工作期間，與被告簽訂了上述合約，其對上述合約真實性的證明責任較比普通人應更高，而其目前提供的證據用以證明該合約的真實性較比被告提供的反證，亦無法達到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故對原告主張合約成立并有效的意見，不予采信。本案中因原告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力無法判斷而導致爭議的事實難以認實，依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之規定，應由原告承擔舉證不力的訴訟后果，判決駁回了原告李某的訴訟請求。
【評析】
高度蓋然性（可能性）規則的理論源自于西方自由心證制度，主張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只須達到特定高度的蓋然性即可，即這種高度達到“法官基于蓋然性認定案件事實時，應該能夠從證據中獲得待證事實極有可能如此的心證，法官雖然還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但已經能夠得出待證事實十之八九是如此的結論”的程度即可。客觀真實雖是我們司法證明活動所應追求的終極目標，但由于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常常受到人類自身所處特定歷史階段的限制，人們對已發生的案件事實的認識往往不可能絕對反映事件的本來面目，民事訴訟的規律決定了民事訴訟的證明標準只能是法律事實。《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即是采用的蓋然性規則標準，在第七十三條中明確提出“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于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并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同時第六十三條亦規定 “人民法院應當以證據能夠證明的案件事實為依據依法作出裁判”。
但高度蓋然性畢竟是一個抽象的標準。為了能夠相對舉晰地說明高度蓋然性標準，德國學者埃格羅夫、馬森等提出了刻度盤理論。刻度盤從0％－100％，按25%分為四級，認為民事訴訟中的事實證明標準應定在第四級，即在窮盡了可以獲得的所有證據后，如果仍然達不到75％的證明程度，法官就應當認定待證事實不存在。刻度盤理論的優點在于將證據證明的程度進行了數學上的量化，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數學上的量化是理想化的設想，訴訟中無法精確地對某個事實的主張作出數學上的量的比例，同時也無法將每一證據的證明力一一進行量化設值比對，更不可能將證據的證明力的比值相加得出一個綜合證明值。
故筆者認為，高度蓋然性是在證據優勢基礎上法官形成的內心確信；優勢證明是一種蓋然性證明，是一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比另一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更有說服力，從而證明爭執事實存在的可能性遠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法官應當根據證據取得的方式、證據形成的原因、證據的形式以及證據提供者的情況及其與本案的關系，綜合全案情況對證據的證明力進行審查判斷，權衡雙方當事人提供的證據的證明力大小，作出蓋然性判斷。法官作出高度蓋然性判斷的過程，本質上就是形成內心確信的過程，在形式上表現為對證據的審查判斷，在主觀上是對證據的真偽和證明力，以及證據所證明的事實在內心形成確信的過程。這種高度蓋然性的判斷，是法官在全面衡量案件證據基礎上作出的一種判斷，是存在于法官主觀之中的內心權衡的結果。高度蓋然性具體達到的程度，很難用詳細的語言和具體的數字進行準確表述，高度蓋然性的“高度”，是一種具有一定的范圍、寬度的“模糊”的高度，本身不能用精確的百分比進行詳細的量化。
具體到本案，原告以與和被告簽訂了《xx銷售代理合同》為由訴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銷售代理費60萬元，并承擔逾期付款違約金40萬元。但據以支持其訴訟請求的主要證據就是簽訂日期為2006年6月的《xx銷售代理合同》。被告為反駁原告，提供的證據有：①《工資表》，證明原告系公司經營負責人，房屋銷售人員由公司聘請和發放工資；②《公證書》，證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委托原告管理公司，其對原告與公司簽訂的代理銷售合約不知情，公司商鋪后期成批銷售商鋪給陳某、胡某，與原告無關；③被告公司會計劉某的證言：公司的財務章由我管理，公司印章有專人管理，關于原告所說的《xx銷售代理合約》我沒看到過，也沒在上面蓋過章；④被告公司職員黃某的證言：原告沒有管理公章，但經他同意可以使用公章。原告在公司沒有銷售過房屋，公司后期商品房和商鋪的銷售是公司行為；⑤證人陳某、胡某證言：證明其在被告處購買了商鋪，由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介紹的，不認識原告。結合原、被告雙方提供的證據綜合判斷，原告提供的合約存在以下疑點：一、合約載明的簽訂日期（即2004年6月）時，原告系被告公司的高級管理人員，實際全面負責被告公司的日常工作，有權力支配、使用公司印章；二、合約中約定的傭金提取比例3%較被告前期與他人約定的傭金提取比例1.4%明顯過高；三、原告主張合約是在與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協商后簽訂，合約中公司公章系由公司會計劉某加蓋，但王某稱對合約一事不知情，劉某對蓋公章一事亦予以否認，且該合約中甲方一欄只加蓋被告公司公章，未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簽名；四、依該合約第三條約定：乙方（即本案原告）負責銷售期間的策劃、廣告、文案等撰寫及銷售人員的薪資和其它銷售直接費用。而本案中，作為負責銷售工作的原告，自合約載明的日期至2005年，其薪酬一直在被告公司領取，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員工亦包括銷售人員。綜上，原告據以支撐其訴訟請求的《xx銷售代理合約》，無法達到排除對該合約真實性的合理懷疑。況且原告主張其在實際負責被告公司全面工作期間，與被告簽訂了上述合約，其對上述合約真實性的證明責任較比普通人應更高，而其提供的證據用以證明該合約的真實性較比被告提供的反證，亦無法達到高度蓋然性的證明標準，故法院對原告主張合約成立并有效的意見沒有采信，是符合法律規定的。依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之規定，應由原告承擔舉證不力的訴訟后果。
可見，這種“高度蓋然性”標準的實質內涵就在于,它在形式上是主觀的,即存在于法官的內心和主觀之中,但它在內容上則是客觀的,即是主觀對客觀的能動反映、形式與內容的有機統一。當然運用語言或具體數據似乎都無法準確地表達這種主觀上的確切程度。但是,在客觀上則可以發現、影響這一高度蓋然性的高低程度,主要取決于以下幾方面的因素:①、某一具體案件本身的復雜程度；②、當事人舉證的難易程度；③、法官的道德修養、業務素質和經驗技能；④、庭審的效果,包括當事人程序保障權是否落實,采取的攻擊與防御手段是否得當等等；⑤、外界的干擾，這在當前形勢下最為重要和最具現實意義。由于外界的壓力和誘惑往往使法官不能獨立審判或失去中立地位，法律的規則往往被曲解或斷章取義，用于為偏見辯護。為防止這一點，關于法官要公開心證的理由和結果，有必要在裁判文書中闡明證據是否采納的理由。
筆者認為在適用“高度蓋然性”標準時,應主要遵循以下規則:
一、必須堅持“規則法定”原則,即包括證據規則在內的各種程序規則的設置必須是明確的、具體的、可操作的,盡量減少由法官據情自由裁量的范圍。同時盡量減少法官依職權調查證據的范圍,主要應限于當事人確因客觀上的原因而無法自行收集到的證據,以及涉及到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涉及以職權追加當事人、中止訴訟、終結訴訟、回避等與實體爭議無關的程序事項方面的證據。
二、法官對案件事實的判斷和認定，都必須建立在雙方當事人舉證和質證的基礎上，必須以證據為依據，以區別法官的主觀臆斷。也絕不能僅根據微弱的證據優勢認定案件事實，而應在對單個證據的真實性、關聯性的審查采信和全案證據的綜合判斷的基礎上作出。。
三、對一些諸如民事欺詐以及婚姻、繼承等與人身權益密切相關的特殊類型案件,在法官的內心確信上應適用更高的證明標準,即內心確信的份量應達到更高的可信度。
四、法官必須恪守中立、超然地位,應依據舉證規則自動調節當事人的舉證責任負擔，并可依職權對任何一方的不當行為予以干預,保障當事人間對抗式訴訟的有序進行。
五、法官應在判決書上明確、具體地闡述認定事實的根據和理由。這是保障司法公正與實施“高度蓋然性”證明標準的客觀載體。高度蓋然性規則更要求法官對認定待證事實存在與否的理由在判決書中詳加說明，這樣易于使當事人理解法官認定的事實只是形式真實，而形式真實雖然符合法律規定，但與客觀真實之間是有著差異的，以及其所承擔的舉證責任與訴訟風險之間的辯證關系，從自身的因素尋找敗訴原因，促使敗訴方服判息訴，減少社會各方對法官的誤解，維護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
六、多數情況下適用高度蓋然性規則應由集體判定。在對于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間呈現出較為復雜的案件適用高度蓋然性規則時，應當組成合議庭集體判定。首先，當證據與待證害之間存在蓋然性而必須運用高度蓋然性規則判定時，雙方當事人對案件事實必然有較大爭議，證明過程也相對繁雜。因此不宜再適用簡易程序獨任審理，而應適用普通程序審理。其次，確立了高度蓋然性規則后，法官必然就享有了判斷證據證明力的自由，使得其對事實的認定具有了最終的權威地位，這時法官對事物的主觀認識就會直接影響到他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最終影響到對案件的實體處理，這就要求法官必須具備一定的法學理論知識、文字表達能力、邏輯分析本領、社會生活經驗、以及清正廉明的優良品質。因此，只有用集體的力量并且相互監督，保證高度蓋然性規則的正確落實。
（江西省奉新縣人民法院 曾廣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