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苗勇 ]——(2002-9-1) / 已閱16910次
準確把握刑事立法意圖
苗 勇
本文的題目是由以下案例所引發的。2000年9月，犯罪嫌疑人劉某某以“某某市天地土石工程隊”的名稱，向某某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請開業登記并領取營業執照，但一直未按規定向稅務機關申辦稅務登記及報備有關資料，也未建立帳簿。2000年10月間，劉某某在承接某某市某某鎮土地整理過程中，共取得工程款479萬余元，且結算工程款均使用收款收據。劉在收取工程款后從未申報納稅，從中偷逃應納稅款計27.3萬余元（其中單項營業稅款14.3萬余元），偷稅數額占應納稅款的100%。
這是一件事實十分簡單的案子，卻引起了激烈地爭論。一種意見認為，劉的行為不構成犯罪。理由是，《刑法》第二百零一條對偷稅罪的客觀行為作了明確規定：“納稅人采取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帳簿、記帳憑證，在帳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經稅務機關通知申報而拒不申報或者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的手段”。而劉的行為，由于是個體經營，未按規定建立帳簿，也未進行稅務登記，與《刑法》規定的上述三個手段，沒有一個相符。故按照罪刑法定原則，不能對劉的行為追究刑事責任。
另一種意見認為，劉的行為顯然構成偷稅罪。按照當然解釋（當然解釋，又稱勿論解釋或自然解釋，是指刑法規定雖未明示某一事項，但依邏輯或者事物屬性的當然理由，將該事項解釋為包括在該規定的適用范圍之內），①舉輕以明重，刑法對某一事項未有明確規定，但該事項與刑法明確規定的事項具有同樣的屬性且程度更為嚴重，因而當然適用刑法明確規定的事項。劉某在經營中,既未按規定建立帳簿，又不進行稅務登記，顯然比刑法規定的三種行為情節要嚴重得多，因此,對其應偷稅罪追究刑事責任。
本案爭論的焦點，實際上是一個法律適用問題，也就是對刑法規范怎樣進行解釋的問題。而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就必須將解釋方法統一起來，用一種科學的解釋方法，來準確地把握刑事立法意圖，這樣才能正確地適用法律。
關于法律解釋的方法，是一個十分古老的問題。當代各種解釋方法，可以追溯到12世紀開始的羅馬法復興時期。羅馬法復興初，產生了注釋學派。這一學派采取條文注釋的方法，對《國法大全》進行深入細致的研究。羅馬法復興高潮時期，評論法學派興起，他們已不限于對羅馬法本身的研究和理解，而是根據時代的需要，把羅馬法的材料綜合起來進行理論上的探討，并把羅馬法的原則和制度適用到各種社會關系中去，從而把六七百年以前的羅馬法轉化為當前適用的法律。②十五世紀至十七世紀，人文主義法學派興起。這一學派以人文主義為指導思想，著重研究羅馬法的本意和歷史沿革關系。他們的功績是恢復了羅馬法的全貌，準確地探索羅馬法的原意和適用性，在羅馬法中注入人文主義的精髓，建立一個具有科學性、系統性、完整性的法律體系，以適應歐洲各民族國家正在發展的新型的商品貨幣關系。③
繼承上述傳統，現在對刑法解釋的方法可以概括為以下三種。一是教條式地理解刑法規范。純粹從字面來解釋其含義，不能“越雷池一步”。關于這種方法的典型闡述，是意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的觀點：“刑事法官根本沒有解釋刑事法律的權利，因為他們不是立法者。”“‘法律的精神需要探詢’，再沒有比這更危險的公理了。”“法官對任何案件都應進行三段論式的邏輯推理。大前提是一般法律，小前提是行為是否符合法律，結論是自由或者刑罰。”④其實，這種見解并非貝卡利亞的獨創，早在古羅馬時期就有類似的看法。公元前454年，古羅馬頒布了《十二銅表法》，實施的初期對其解釋采取嚴格解釋原則，即解釋者只能就該法的條文作嚴格的字面意義上的說明與注釋，不得對條文進行絲毫超出其字面含義的解釋。羅馬法學家蓋尤斯在他的著作《法學綱要》中記載，由于《十二銅表法》第8表節第11條規定：“不法砍伐他人樹木的，每棵處25阿司的罰金”，所以，當時有人的葡萄蔓被砍了，告到法官那里，他一定要說樹木被砍；如果說葡萄蔓被砍，那他肯定要敗訴。⑤以下是兩件當代嚴格按字面解釋來司法的案件。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的曼利市發生了這樣一件案子，70名裸泳愛好者在公共海灘一絲不掛出入人群，被視為有傷風化。市政府引據澳國1919年頒布的《地方政府法案》中的有關條款，在法庭上對70名裸泳者提起訴訟，要求禁止其行為并予以處罰。訴訟結果是市政府敗訴。法官認為，《地方政府法案》中的條款僅指明游泳者“著裝不當、修補不當、衣料透明等不文明行為”應禁止，并未指明赤身裸體完全不著裝是否應禁止。市政府爭論說，完全不著裝可以理解為“著裝不當”。法官斷然拒絕這種解釋，宣告市政府的起訴沒有法律依據。⑥無獨有偶，數十年前，英國也有這樣一件怪案。一天，喬治在家閑得無聊，就想去附近的皇家空軍機場看看飛機日常訓練。他爬過鐵絲網和障礙物，坐在機場跑道上觀看天上的飛機。這時，一架飛機打算降落，飛行員發現跑道上坐著人，不得不將飛機拉起飛向天空。后來，喬治被送上了法庭。僑治認罪，但辯護律師說，喬治不應受罰，因為他沒有違反《官方機密條例》的規定。該條例第三條規定：“不得在禁止區附近妨礙皇家軍隊成員的行為……。”律師巧辯道，雖然軍用機場毫無疑問是個“禁區”，喬治也妨礙了皇家軍隊成員的行動，但他不是在“禁區附近”而是在“禁區里”做的事。條例第三條規定了“在……附近”，沒有規定“在……里”，所以依據這條例規定是不能處罰喬治的。律師還提醒法官注意，英國是個法治國家，法無明文規定是不為罪的。這樣，法官還真是為難了。⑦這可謂是“不折不扣”執法了，這樣的“罪刑法定”原則過于迂腐了，根本不理會立法者的意圖，死板、機械、教條，十分不利于社會公正的實現。
二是撇開法條本來的含義，純粹用公正的原則來解釋刑法。法律總是有不周延、模糊性和滯后性的缺陷的，因此，必須根據公正的原則來執法。英國著名法官丹寧是這一方面的典范，他強調：“如果我們不能做任何前人沒有做過的事情，我們就會永遠呆在一個地方，法律將停止不前，而世界上其他事情將繼續前進。”為此，丹寧要求法官擔任“法律改革的先鋒”，他明確主張，法官要參與法律改革，而不能把改革僅僅看成是國會的事，法官只是執行法律而已。對此，他有個形象比喻，法律就象是一塊編織物，用什么樣的編織材料來編這塊編織物，是國會的事，但這塊編織物不可能總是平平整整的，也會出現皺折；法官當然“不可以改變法律編織物的編織材料，但是他可以，也應當把皺折熨平。”他認為，法官在審案和判案的過程中應該隨著社會的變化和時代的發展創立出與生活的步調相一致的新的、公正的判案原則。⑧為了尋求社會公正的司法而撇開法條，在中國古代也不為鮮見。清代名吏胡秋潮所著作《問心一隅》中，記載了一個他親自處理的案例：城東章氏女許配給南鄰李二為妻。尚未過門，李二因暴得風疾而瘋癲不懂人事，并曾白晝持刀欲殺其父，后被其父鎖禁。章氏得知情形，欲思退婚，終致訟。依據《大清律類例·戶婚·婚姻》：“若許嫁女已報婚書，及有私約而輒悔婚者，笞五十；雖無婚書，但受聘財者，亦是。”司法官如何裁斷這個案件，處于一種兩難境地：依律維持婚約之效力，則對于章氏女來說未免太過殘酷、不公平人道；判令解除婚約，又顯與法律相違。縣令胡秋潮最終的處理方案聰明地回避了上述矛盾：“章女之于李二，請待以三年。三年內瘋病愈，則為李妻；不愈，則仍為章氏女。或守貞，或改配，聽之可耳。”后來，不到一年，李二以瘋病死，女改字他姓。⑨此類解釋刑法的方法，其實是對刑法內涵的突破，完全超越了立法者的意圖，與當代罪刑法定原則是直接相抵牾的，有損于法律的嚴肅性，也不宜提倡。
三是從刑法條文的字面來探尋立法者的原意。在權力分立的狀態下，作為法律適用者的法官，其職責就是將法律適用于具體案件，從而實現立法者的意圖，因為“對法規的理解不應該按法官們認為最好的見解，而應按照實際上通過法律的立法者們的意圖。”⑩在實行罪刑法定的時代，刑事司法的依據，顯然必須是刑法規范，必須是刑法規范所表達的內在的真實的意思。正如耶林于1877年發表的《法的目的》一書中說，法律乃是人類意志的產物，有一定目的，受目的支配，與自然法則以因果律為基礎，有其必然的因果關系截然有異。故解釋法律，必須了解法律究竟欲實現何種目的，以此為出發點解釋法律，始能得其要領。⑾而立法目的，即立法意圖，是必然以法律條文為載體表現出來的。但任何成文法都有不完善之處，“必須記住，無論一項法律什么時候被提出來考慮，人們都沒有能力預見到在實際生活中可能出現的多種多樣的情況。即使人們有這樣預見能力，也不可能用沒有任何歧義的措詞把這些情況都包括進去”，⑿我國刑法也概莫例外。1979年7月1日通過、1980年1月1日實施的我國第一部刑法典，在實施中馬上暴露出不足之處。從1981年6月10日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軍人違反職責罪暫行條例》到1997年《刑法》公布前，共出臺了二十四部單行刑法，并且還制定了設有附屬刑法條款的法律80余部。這些固然與我國經濟社會迅猛發展有關，但與1979年《刑法》的不成熟性密不可分。1997年《刑法》雖經反復論證，但仍有嚴重的疏漏之處。該法公布不久，侯國云、白岫云兩位學者就撰著了三十四萬多字的《新刑法疑難問題與運用——兼論新刑法中的矛盾與缺陷》一書，剖析了新刑法的許多問題。該法實施一年多，1998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就公布了《關于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單行刑法。從1999年12月25日起，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通過了三個《刑法修正案》，并對《刑法》第九十三條及挪用公款罪作出了立法解釋。由此可見，刑法總是有不完善之處的，總是要通過合理的解釋，才能進行正確地適用。這里所說的合理解釋，也就是通過刑法規范的字面，準確地把握立法者的意圖。例如對《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的解釋。司法實踐中，對處于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階段的未成年人奸淫幼女，是否應負刑事責任，就涉及到如何理解該條款中的“強奸”一詞。不少同志認為，新《刑法》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強奸罪與奸淫幼女罪是不同種罪，因此，不應承擔刑事責任。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奸淫幼女顯然重于強奸，立法者不至于連輕重都分不清，因此，從立法意圖上講，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奸淫幼女的，應當負刑事責任。2000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關于審理強奸案件有關問題的解釋》，正確地闡述了立法意圖，相對負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奸淫幼女的，應承擔刑事責任（最近，“兩高”聯合作出司法解釋，取消了奸淫幼女罪，將該罪歸為強奸罪）。因此，從刑法規范的字面，來探尋立法意圖，深刻把握刑法條文的真實含義，才能科學地司法。
從上可見，司法是離不開對法律解釋的，在實行罪刑法定原則的時代，解釋的目的，既不能教條式的，這樣有悖于社會公正；也不能強調實現社會公正而完全脫離法律進行任意解釋，這是與法治社會不相符的。因為修改法律是立法機關的事，司法絕對不能介入。而是應當通過合理的解釋，來準確地把握立法意圖，惟有如此，才能既維護了法律的尊嚴，又實現了社會公正。
回到開篇的案例，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因為這種觀點較好地把握了立法意圖。不建立帳簿，不進行稅務登記，其性質顯然要比《刑法》條文所規定的三種客觀行為嚴重，社會危害性更大。立法者決不可能把相對輕的行為規定為犯罪，而相對重的行為反而不構成犯罪。譬如，當立法者將故意輕傷害規定為犯罪時，那么，對故意重傷害無論有否規定，肯定也是一種犯罪行為，這是毫無疑問的。因此，根據立法者對偷稅罪規定的內在意圖，劉某某的行為顯然構成偷稅罪，應當承擔刑事責任。
注釋：
①⑾見李希慧著《刑法解釋論》，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頁，第129頁。
②見全國高等教育自學考試教材《外國法制史》，第126——128頁。
③網上資料，四川電大開放教育法學專業（本），《外國法制史》。
④貝卡利亞著：《論犯罪與刑罰》，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頁。
⑤參見周耕著《羅馬法原論》，商務印書館1994年版，第93——94頁。
⑥范忠信著《信法為真》，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123頁。
⑦見一正著《西窗法雨》，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頁。
⑧⑿見丹寧著《法律的訓誡》，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頁，第13頁。
⑨見2002年7月1日《檢察日報》顧元文《從“援法斷案”到“曲法伸情”》。
⑩德沃金（美）著《法律帝國》，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頁。
嵊州市人民檢察院
2002年7月18日
（郵政編碼：312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