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錢貴 ]——(2010-10-8) / 已閱21715次
試論人體器官移植技術應用相關法律問題
錢貴
一、醫學科技的發展對于人生命健康權的巨大意義
1．人體器官移植技術獲得成功及廣泛應用所謂器官移植．是指摘除一個身體的器官并把它置于同一個體(自體移植)，或同種另一個體(同種異體移植)，或不同種個體(異體移植)的相同部位(常位)。‘踐表明，人體器官移植是挽救臟器衰竭病人的行之有效的手段。當一個人生命垂危．而器官移植是挽救病人的唯一方法時．考慮器官移植是適宜的，也是充分可行的。病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其他的考慮都在其次，只有這樣才能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的生命健康因人體器官移植的成功應用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生命岡器官移植而得以延長，健康因器官移植而得以改善。人們的生活質量因器官移植技術的應用得以提高。據統計．至2003年底全世界器官移植已突破百萬例次。國際上人體器官的移植涉及到重大人體器官，如腎移植、肝移植、心移植、胰移植、肺移植、骨髓移植等方面。在我國大陸地區近幾年人體器官移植也得到較快的發展。至2o02年底我國人體器官移植登記處統計共施行各種實質大器官移植48121例次，其中腎移植46002例次，我國腎移植數量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國。③隨著世界范圍內的新技術革命推動著生命科學的發展，人類傳統的生老病死的自然生命過程得到了極大的改善。人們的生命健康會因器官移植技術的成功變得更加充滿活力與生機。
2．人體器官移植技術應用引起法律問題的必然性
在人們為器官移植的成功喜悅的同時，需要面對許多復雜的法律問題。我國現有的法律不能應對因器官移植技術引起的相關糾紛的處理。因此，必須有法律規則用于可能出現的法律糾紛的解決。立法將涉及這樣一些內容，器官移植的醫學前提是什么?器官移植的法定方式是什么?器官的捐贈是否為公民的基本義務?人體器官采集的合法性?如何摘除器官最為適宜?病人對自己廢棄的器官是否享有所有權?未成年人可否捐獻器官?胎兒可否作為供體?對尸體器官的提供能否采取強制措施予以解決?人體器官可否進行買賣?利用動物器官進行移植是否損害了動物權利等。
因為涉及到如上一系列問題．沒有法律的必要規范是無法解決人體器官移植中出現的糾紛，并使人體器官移植的研究和臨床應用都受到極大的限制。同時，由于法律規定的不明確，人體器官也有被濫用、被侵害的危險存在。鑒于此．在人體器官移植技術發展過程中及時制定旨在保證其安全實施的法律法規，使人體器官移植得到法律的保護和制約，使所有從這種新技術中可能得到的利益，都局限在正當目的和法律程序所要求的限度之內。保障實現人體器官移植造福人類的崇高目標，無疑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許多國家在發展人體器官移植技術的過程中，都相當重視人體器官移植立法工作。
3．人體器官移植應用的倫理性
人體器官移植技術的應用是對人們傳統倫理觀念的沖擊。人體器官移植技術的應用是在死者或生者身上摘取一定器官，為病患者進行移植，替換其不能保障健康、生命的器官，使病人因此獲得健康的改善、生命的延續。而我國百姓對待自己身體及親屬的遺體有著傳統的倫理觀念。特別是死后要保留全尸體，即使死者生前有捐贈遺體的意愿，死者親屬也會予以反對，會認為沒有盡到孝心。人體器官移植技術得以廣泛的應用．是醫學科學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人類社會生存發展過程中，改善人們生命健康質量的有效手段。我國人體器官移植的技術方面不存在問題，但是，人體器官來源嚴重匱乏，且質量上沒有保證，因而，制約了我國人體器官移植臨床救治工作和移植技術的發展，如目前我國每年進行腎移植手術約2000例，而需要手術者則多達30余萬人，僅為0．7％：占我國殘疾人總數15％的約50o萬盲人中．有近400萬人可通過角膜移植重見光明．但由于供體嚴重缺乏．每年只有約1000多餅病人能夠接受角膜移植，許多危重病人因不能及_酵得到器官移植而死亡，因此，急需解決人體器官移植供體的來源問題。而改變以往的遺體有用器富摘取觀念則是重要解決途徑之一。
現今，民眾對于人體器官捐贈的觀念已經基本形成這是人體器官移植得以廣泛應用的基礎。隨著我醯學知識的普及。人們對人體器官捐贈的認識越來越理性。許多人已經能夠接受人體器官移植造福人類的觀念。有許多愿意捐贈自己器官的人，因為缺乏手續及相關法律規定．最后往往捐獻無門。許多醫院和醫療科研單位怕出麻煩。對主動上門的捐獻者只得無奈地婉言拒絕．出現了“志愿者捐軀無門，醫學院望捐興嘆”的尷尬局面。這些年來，有關部門專家、學者及新聞媒體，不遺余力地致力于對器官捐獻有關知識的宣傳普及工作：一些有志之士則身先士卒”。自愿無償地捐獻出了自己的尸體、器官；一些黨和國家領導人、社會知名人士率先垂范留下死后捐獻尸體器官”的遺愿，在社會上產生了深遠影響。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人體器官移植問題，并最終加入到志愿捐獻者隊伍中。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成立大會上宣讀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有86％的人認為人體器官移植是“造福人類的事業”，32％的人表示“假如需要和可能我會接受器官移植”。公眾器官捐獻意識的提高，表明我國人體器官移植立法已具有相當的社會基礎。
二、人體器官移植技術廣泛應用的前提與保障
從器官移植為人類生命健康提供服務的角度看，器官移植的功能與價值應給予肯定，對于憲法保護的生命權價值的發展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日益發展的器官移植對保護生命權價值也帶來了新的問題。如器官移植范圍的確定問題，如何從法律上規定可以移植的器官的范圍，限制特定器官不能移植。對死者的器官移植方面，應注意保護死者應具有的尊嚴，不能把死者視為一種物。因為隨著生命的消失，死者權利能力也被終止，但人的尊嚴與價值仍得到國家的尊重。當移植死者器官時需要尊重死者生前的遺愿，如無死者遺愿時需要征求家屬的意見。在死者生前或家屬有明確表示的情況下，違背其意志實施器官移植的行為是違反憲法的。各國在有關器官移植的法律中對此做了明確的規定，其憲法依據在于人的尊嚴權。@
(一)死亡標準的改變是器官移植技術廣泛應用的物質前提
1．自然人死亡的不同標準與器官移植的關系器官移植需要有人提供身體器官或遺體器官．特別是遺體器官的移植應用需要高質量的供體。高質量的供體取得的前提是在人死亡標準的適用上。可移植器官的捐贈分為非生命活躍器官如眼角膜、軟組織的捐贈．和生命活躍器官如肝、腎、心臟的捐贈。前者對摘除時間要求較松，以眼角膜為例，死后6小時內摘除即可，但生命活躍器官對摘取、移植時間要求則非常苛刻，以肝臟為例，需要在心臟停跳3至5分鐘內完成移植，不引入“腦死亡”標準，是不可能實現的。
我國目前還是以心臟停跳來定義死亡。而且有時心臟停跳后還要搶救一段時間，這樣很多器官已經失去了使用價值．即使死者生前有捐贈遺愿的表示，但是也失去器官移植的意義。因此，改變傳統“心臟停跳”死亡標準，采用“腦死亡的判斷標準”是器官移植技術得以廣泛應用的前提。也是所有器官捐贈法規中最關鍵的內容。
多數發達國家通過“腦死亡”法。正因如此，1976年英國皇家醫學院通過了腦死亡的原則。1981年，美國通過了確定腦死亡的醫學、法律和倫理的報告，很快美國所有州都接受了這個報告所確定的腦死亡的統一標準。1983年以后，西方國家已經普遍接受了腦死亡原則，并制定了相應的法律。亞洲的日本、印度和我國的臺灣地區也已頒布了腦死亡法。此外，許多國家還規定，領取駕駛證時都要在上面注明發生意外事故身亡后同意捐贈哪些器官；危重病人住院時，醫院也會拿卡給他填寫，選擇同意身后捐贈的器官。這些人一旦身亡。醫院可立即摘取相應器官。這樣既不會浪費寶貴的器官供體資源，也為器官移植爭取了時間。
在一些國家因為注重器官捐贈的宣傳及相關法律的保證．使器官捐贈率不斷提高．加拿大的器官捐贈率達到每10萬人中12．5人自愿捐獻。美國更高些。達到每10萬人中25人，西班牙最高為10萬人中有30人。即使這樣，這些國家的器官捐贈仍然不能滿足器官移植的需求。以西班牙為例，尚不能滿足肝臟移植需求的一半。
我國的現狀如何?據有關專家統計．我國目前有150萬尿毒癥患者。每年卻僅能做3000例左右腎臟移植手術；我國有400萬白血病患者在等待骨髓移植。而全國骨髓庫的資料才3萬份；我國約有1億肝病患者．30％的肝病患者最后會發展成為肝硬化．而對于大多數晚期肝病患者。肝移植是唯一的治療手段。肝臟的供給比腎臟還緊俏。許多患者都因等不到器官而死亡。器官移植技術目前已非常成熟．如何鼓勵器官捐贈。解決器官供給。仍是器官移植專家的燃眉之急。
2．“腦死亡”標準的確立是解決器官移植的物質前提
在器官移植問題上是否認定“腦死亡”存在爭議。傳統的死亡標準主要是心臟停止說和呼吸停止說。按照這種標準。從愿意捐獻器官死者身上摘取供移植的器官時。只能在臨床死亡期過后摘取，影響摘取質量。如果“腦死亡”概念得到法律的認可。有可能給器官移植提供有利的條件。在是否認定腦死問題上。我們除了考慮醫療技術與他人生命權價值問題外．首先需要的是尋求憲法的依據。即腦死的認定是否符合憲法的價值體系。生命是價值與事實的統一體。當憲法上保護生命權時，它實際上是對生命價值的一種判斷，賦予生命以價值的基礎。因此，生命權概念或者生命權終止概念的確定是一種嚴肅的憲法問題，需要從憲法角度進行論證。長期以來有關腦死認定主要是醫學界討論的問題，憲法學界并沒有給予必要的關注。自德國憲法教授Hofling提出腦死的憲法基礎問題后，憲法學界開始注意腦死認定中的憲法問題，試圖從憲法角度提出理論依據。多數學者認為，當人處于腦死狀態時失去了人的人格性基礎，無法再享受憲法價值意義上的生命權。但也有學者提出批評意見。認為區分腦死前和腦死后是沒有意義的，當一個人依靠人工呼吸維持生命時宣布其死亡是不符合生命權的憲法價值要求。目前。世界上已有80多個國家接受了腦死亡的概念，并制定了相關的法律。我國衛生部開始組織專家研究腦死亡標準。2003年4月10日。同濟醫院宣布中國首例“腦死亡”．標志著中國開始接受“腦死亡”標準。④“腦死亡”標準是否是對于生命權的不保護。在人類醫學水平發展的過程中，對于生命的積極救治是非常看中的，只要有一線生還的希望，醫務工作者都會全力以赴。如果沒有醫藥和醫學儀器在人類的生命最后關口發揮作用。人的自然生命是很容易終結的．因為醫學技術的進步．對于生命的挽救發揮了作用。但是。同時也發現靠儀器維持的生命生物存在狀態，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如高昂醫藥費的支付，生命的社會存在價值，病人遭受的痛苦等也困擾著人們。確立“腦死亡”標準并非是對病人的不救治。而是更科學的判斷是否需要繼續救治。不是對人的生命權的侵害。同時。有利于器官移植技術應用時的供體質量。
因此．在我國只有盡快確定“腦死亡”標準。實現器官移植技術廣泛應用的供體問題，解決了供體來源及質量．才能將器官移植技術用于病患垂危生命的挽救。發揮這一科學技術帶給人類的福音。腦死亡標準首次確定。新條例將首次采取心跳停止死亡和腦死亡兩種死亡標準并存。兩種選擇自主的法規方針。據介紹，人體腦死亡時，還會有心跳和呼吸，很多人因此認為還有生命存在，但根據國際標準。腦死亡的病人已經不存在任何生存的可能性。所以新條例應確定，判定病人腦死亡后，可以進行器官移植手術。@
(二)器官捐贈的法定方式是器官移植技術廣泛應用的法律保障
1．我國器官移植立法的現狀為促進我國器官移植的發展，健全的法律、法規是不可缺少的必要條件和有力保障。但迄今為止．我國未制定統一的人體器官移植法。不過．我國器官移植立法存在著現實的基礎：(1)1983年人民日報就刊登了由黨和國家領導人簽署的《把遺體交給醫學界利用的倡議》。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反響，促進了醫學研究和器官移植在我國的迅速發展。(2)1995年8月。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委員會在北京成立。(3)20世紀90年代一系列的醫療衛生法律、法規不斷完善和制定，如《獻血法》、《職業醫師法》及《藥品臨床試驗管理規范》等，在法律規范上進入了世界行列。(4)2001年上海市通過《上海市遺體捐獻條例》，同時廣州正式啟動《廣州市志愿捐獻遺體管理暫行辦法》，2002年通過《貴陽市捐獻遺體和角膜辦法》。
2003年通過《深圳經濟特區人體器官捐獻移植條例》，這是中國第一部關于器官移植的法規。深圳這次對器官移植的立法為何沒對“腦死亡”概念的引入作出突破呢?該《條例》的主要起草者——深圳市法制局行政法規處的崔為民處長介紹說．“腦死亡”涉及到公民基本的生存權．不屬地方法規制定的范疇。深圳在制定這個《條例》時也對這一問題進行過長時間的爭論，最后認為這在實際操作中沒有意義比如器官捐獻者家屬和院方就捐獻者是否死亡產生分歧．訴諸法律．基層法院雖然可依據特區法規作為判案依據．但該案若上訴到省法院、高級法院，便不可能以深圳的地方法規作為判決依據。
2．制定國家立法的必要性
地方立法解決不了“腦死亡”的定義問題。那么國家立法什么時候才能解決這一問題呢?人體器官移植的廣泛應用需要用立法進行規范．以滿足社會需要．解決現實中存在的矛盾與沖突．并成為協調社會關系的有效途徑之一。遺體器官捐獻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體現．也是人類對自身價值的重新認識。參加志愿捐獻遺體，對個人來說是志愿者高尚品質的具體表現．對公眾來說是一次思想的沖擊和心靈的凈化。通過人體器官移植立法，將使優秀的民族傳統得以繼承和發揚。使“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社會風尚得以形成。這必將為推動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發揮重要作用。器官移植技術的廣泛應用，最突出的問題是供體的來源。如何把供體來源的途徑規范化、法律化顯得很迫切。由于立法的相對滯后．器官移植技術的應用遭遇一定尷尬。一方面．醫生的職責告訴醫務工作者在有辦法的前提下不能見死不救；另一方面，由于沒有相關的法律保障．他們要面臨很多突破禁區的危險。祝清國教授是目前國內呼吁制定腦死亡法的積極倡導者之一，他認為。目前人體器官移植在技術上已經很成熟，但立法嚴重滯后。其中腦死亡法是重要的一環，在此基礎上，國家還應制定《人體器官捐獻法》、《人體器官移植法》、《人體細胞克隆法》等一系列法律．只有這樣才能使人體器官移植的研究和實施步入正軌。徹底解決目前中國供體短缺嚴重和器官移植一直面臨供體不合法的尷尬。不過。這一尷尬也許為期不會太久。有消息稱：衛生部今年將完成《腦死亡判定管理辦法》、《腦死亡判定標準》、《腦死亡判定技術規范》等腦死亡相關立法文件的制訂，同時草擬全國性的《人體器官移植管理條例》。
3．國內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為我國人體器官移植立法奠定了理論基礎
面對人體器官移植在現實生活中存在的巨大沖突，許多有志之士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面，不同的領域．利用一切機會致力于器官移植立法方面的研究、探討和建議。1999年3月7日浙江醫科大學第二醫院眼科中tC主任姚克聯系了10多位浙江省全國人大代表向全國九屆人大二次會議上提出了“要求制定人體器官捐獻法”的提案：1999年5月11月全國醫學、法學、倫理學、社會學等方面的專家4o余人集會武漢．召開全國人體器官移植法律問題專家研討會．對我國人體器官移植立法現狀進行研討；我國人體器官移植主要創始人、中科院院士管德林主持制定的《中國腦死亡臨床診斷標準》和《人體器官移植法》被衛生部采納；中華醫學會、醫學倫理學分會組織起草了我國第一個倫理道德文件《器官移植倫理原則》；武漢大學、中國政法大學的法律專家和一些器官移植專家拿出了有關器官移植的法律草案：2o00年12月26日我國第一部有關遺體捐獻的地方性法規《上海市遺體捐獻條例》通過，2003年8月22日深圳市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深圳經濟特區人體器官捐獻移植條例》草案．《條例》確定了器官捐獻與移植的五大原則：自愿、無償捐獻、優先考慮其他醫療方法、無傷害和鼓勵捐獻遺體器官。這些成果為我國人體器官移植立法提供了豐富的理論素材和實踐經驗。
4．國外的相關立法為我們提供了可以借鑒的成功經驗
為了保障和促進人體器官移植的順利進行，世界各國普遍重視人體器官移植的立法．用法律手段保證器官移植工作的廣泛開展。如：丹麥1947年制定的《人體組織摘取法》，美國1948年制定的《統一尸體提供法》，挪威1973年制定的《器官移植法》，法國1976年制定的《器官摘取法》。就連同樣受東方傳統文化影響很深的日本、新加坡也頒布了有關器官移植方面的法律，如：日本1958年制定的《角膜移植法》，1979年制定的《角膜腎臟移植法》，新加坡1987年正式通過了《人體器官移植法案》。可以說，世界上絕大多數開展器官移植的國家．在2O世紀8O年代以前就已完成了器官移植的立法工作，從歐洲到北美，從亞洲到太平洋上的島國，都已制定了比較完善的器官移植法典。盡管各國的國情不同，在器官移植方面的具體做法也有很大差別．但國外在器官移植立法的原則、內容等方面的規定為我國制定人體器官移植法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三、人體器官捐獻的主要法律規范
(一)人體器官捐獻的原則與方式
1．人體器官移植立法應遵循的原則
在《深圳經濟特區人體器官捐獻移植條例》中，確定了器官捐獻與移植的五條原則，分別是：自愿原則、無償捐獻原則、優先考慮其他醫療方法原則、無傷害原則和鼓勵捐獻遺體器官原則。綜合各國立法，我國在制訂人體器官移植法律時，應確定如下幾項原則：
1)供體捐獻者利益優先原則
在進行器官捐贈及移植時必須首先考慮供者權利不可侵犯性。首先考慮供者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特別要保護精神病人和青少年利益不受侵犯，禁止將精神病人作為器官移植的供體。為了推動我國器官移植工作的順利進行，杜絕人體器官買賣，調動人們無償捐獻器官的積極性、主動性，我們可以借鑒《獻血法》的做法，在器官移植立法中規定：“公民生前依法明確表示死亡后無償捐獻尸體或組織或與有關部門簽訂捐獻協議，在其本人或近親屬需要進行器官移植時，在同等條件下，可優先接受器官移植手術，并在相關費用方面，根據當地政府的有關規定享受減免等優惠。”這樣做既符合經濟學中“誰投資、誰受益”的市場法則，也與“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社會主義道德精神相一致。
2)優先考慮其他醫療方法原則人體器官移植應為解決醫學問題的最后措施，在無其他方法時才可應用。衛生行政部門必須從專業技術上將之予以規范，如要求作出技術標準，對實施人體器官捐獻移植的醫院和醫師審定資格和類別．并對人體器官保存庫和人體器官信息庫的設置作出明確規定。
3)無償捐獻原則
從各國法律規定來看，供移植用的人體器官都是無條件捐獻的．但由于移植用器官的供不應求，器官捐獻者變相收費和醫生收取介紹器官捐獻者費用的事偶有發生，也會導致一系列違法犯罪行為，如盜竊、走私人體器官，非法販賣兒童作為移植器官的供體等．這樣器官商業化必然走向器官移植目的的反面。因此．世界衛生組織呼吁制定一個有關人體器官交易的全球性禁令，并敦促其成員國制定限制人體器官買賣的法律。美國、法國、加拿大、印度等國家法律都規定禁止買賣人體組織和器官。
4)移植機構將實行準人制
在新條例征求意見的過程中，實行器官移植技術準人制受到了器官移植界的關注。據一位北京三甲醫院器官移植中心的專家透露，近年來不少醫療機構在經濟效益的驅使下盲目進行器官移植項目，有時一個地區做器官移植手術的醫院多達五六家，造成了爭搶供體器官和病人的混亂狀況。在新的條例中．只有具備一定技術條件、醫療設備和技術人員的醫療機構才能從事器官移植。黃潔夫也肯定地表示，今后鄉鎮衛生院等級別的醫療機構將不能開展器官移植．“目前不會強行推行一個地區只確定一家醫院進行器官移植的措施，但一定要引進準人制度，只允許有條件的醫院來做。”
2．人體器官捐贈方式的分類
1)從當事人意愿來分有自愿捐獻與推定同意
人體器官來源是解決器官移植手術的物質前提。而是否有人捐獻就成為醫學技術應用的法律基礎。法定方式的確立尤為重要。人體器官捐獻可以采取一般情況下的自愿捐獻和特殊情況下的推定同意并舉的原則。公證部門應對捐獻器官者的要求予以公證。以確保捐獻的真實意愿能夠實現。具體而言可以采取自愿同意與親屬推定同意相結合原則加以適用。
自愿捐獻是指死者生前自愿或其家屬自愿將死者器官捐獻他人。這種法律規定強調自愿和知情同意是收集器官的基本原則。1968年美國國家委員會在統一州法律中通過的特別委員會《統一組織捐獻法》，是自愿捐獻法律規定的典型代表。它規定：①任何超過l8歲的個人可以捐獻他遺體的全部或一部分，用于教學、研究、治療或移植。②如果個人在死前未作出捐贈表示的，他的近親有權作出捐贈表示，除非已知死者反對。③如果個人已作出捐贈表示的，不能被親屬取消。《深圳經濟特區人體器官捐獻移植條例》中規定，捐獻遺體器官必須符合下列條件中的一個：一是死者生前以書面或遺囑形式同意捐獻；二是死者最近親屬書面同意，且死者生前沒有不同意捐獻的表示：三是死者生前有同意捐獻的表示．并有不參與該器官移植的兩名以上醫師的證明，但死者身份不明或死者最近親屬不同意的除外。
推定同意是指由政府授權醫生．允許他從尸體身上摘除所需要的組織和器官用于移植。推定同意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國家給予醫生全權來摘除有用的組織和器官．只要死者生前沒有作出不愿意捐獻器官的表示的，就被認為是自愿捐獻器官者，而不考慮死者親屬愿望。如法國、匈牙利、新加坡、瑞士等國家。采用這種推定方式的好處是：不僅可以大大增加可用于移植的器官數量，避免因征求家屬意見延誤時間，使本可用來挽救生命的器官成為廢物，而且可以提高器官移植的質量。但這種規定具有強制處理死者尸體的性質，因而難以為一些國家的公眾所接受和被國家的法律所采用；另一種是要求醫生和死者家屬進行交涉，以明確家屬沒有反對意見，同意捐獻方可摘除器官。如意大利、英國、西班牙、羅馬尼亞等國家。采用這種推定方式可以避免死者親屬提起訴訟。
2)從法律表現形式來分有書面協議和遺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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