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君 ]——(2010-10-8) / 已閱8040次
訴訟時效探析
宋君
訴訟時效，又稱消滅時效，指在法定期間內，權利人不行使權利，則產生相應的法律后果的制度。《民法通則》第135條規定：“向人民法院請求保護民事權利的訴訟時效期間為兩年，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本文就“訴訟時效”應為當事人“抗辯權”的法律理論進行探析。
目前，理論界以及司法實務界通說認為，訴訟時效期間屆滿，所產生的法律后果是：權利人請求人民法院保護的勝訴權消滅。如，“訴訟時效，是指權利人不行使權利的事實狀態，持續經過法定期間屆滿，喪失其請求法院依訴訟程序強制義務人履行義務的權利的時效制度。訴訟時效屆滿只喪失了權利人的勝訴權，并未喪失其實體民事權利，也沒有喪失程序意義上的訴權。” 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后，權利人喪失請求人民法院依自己的主張而作出判決的勝訴權，失去的是國家強制力的保護，是公力救濟。更確切地說，罹于訴訟時效的后果，是權利的國家強制執行力消滅。但是，我們發現上述說法在理論上存在著缺陷，對于訴訟時效制度實際運行中的許多問題并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釋。
一、訴訟時效屆滿勝訴權消滅說
第一，實踐中，雖然不排除在訴訟時效屆滿后，權利人仍然起訴至法院，而義務人亦以訴訟時效屆滿，勝訴權消滅為由進行抗辯，拒絕履行債務。然而，實際生活中，更多的是，訴訟時效屆滿后，當權利人要求義務人履行債務時，義務人直接以時效對抗權利人，權利人因此也就不再向義務人主張權利，這其間根本無需牽涉到訴請法院判決的問題。而按照訴訟時效屆滿勝訴權消滅說，勝訴權是一種“程序意義上的權利”，是一種權利人請求法院的“訴權”。“訴權是程序權利。所謂程序權利，表現為，訴權只能在訴訟程序上行使。訴權只能向行使國家審判權的法院提出，而法院行使審判權以與訴權結合發動訴訟程序的機制，除了在訴訟程序上運行外，不能有其他。換一個角度說，訴權不能任意向不確定的對象提出，而只能向特定的能夠操作訴訟程序的法院提出。” 如此，我們便可以看出理論上的學說與現實生活之間的一種背離。按照訴訟時效屆滿勝訴權消滅說，在訴訟程序中，由于權利人請求法院予以強制保護其權利的勝訴權消滅，故其請求義務人履行義務的請求不能實現。但是，就權利人直接要求義務人履行義務而言，由于其“實體意義上的權利”仍然存在，故義務人并沒有不履行義務的正當性，理論上仍然應當履行自己的義務。可是，實踐中，一般情況下，多是權利人直接向義務人主張權利，義務人也直接以訴訟時效屆滿為由予以拒絕，而對于訴訟時效確已屆滿的權利，權利人一般也不會再訴至法院，徒增煩擾。那么，我們是不是應當因為義務人并沒有在訴訟程序中主張訴訟時效屆滿，權利人勝訴權消滅，因而就否認這種社會通行做法的實際效力呢？我們認為，法律的作用在于認同社會通行的觀念、做法，而非強求社會屈從于法律的規定。因此，如果認為社會上通行的這種當事人之間直接主張訴訟時效屆滿的情形是無效的，而必須將這一事實交由法院作出判斷，那將是一種畫蛇添足、削足適履的做法，是與法律的基本立法精神相違背的。
第二，關于訴訟時效屆滿是否可由法院主動援引的問題，過去，我們學術界曾經認為應當允許法院主動地援引，而不限于當事人的自我主張。但是，現在，學術界普遍認為，“法庭不待當事人主張而主動適用訴訟時效，違背民法時效制度的本質和市場經濟的要求，不利于人民和企業合法權益的保護。” 這種觀點也已經日益為實務界所接受。所以，社科院法學所民法典建議稿第191條、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基地民法典建議稿第148條均規定，時效必須由當事人自行主張，法院或仲裁機構不得主動適用。
然而，根據“勝訴權消滅說”，勝訴權是權利人請求法院判決其勝訴，法院據以給予權利人的利益以強制保護的權利。如此，勝訴權的有無直接決定法院應否判決權利人勝訴。既然勝訴權在決定法院判決的內容方面具有如此巨大的作用，是權利人應否獲得法律強制保護的基礎，那么，為什么不允許法院主動地對權利人的這一權利是否存在進行審查呢？請求法院給予強制保護的權利是否存在，這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有即應獲得勝訴的判決，無即應獲得敗訴的判決。法院的判決應當以客觀的權利事實狀態為依據，而不應當因為當事人是否有主張而有所改變。更何況，依“勝訴權消滅說”，勝訴權是權利人請求法院給予強制力保護的權利基礎，所以，法院更應當有權力和職責主動地查明權利人權原的實況，而非消極地受制于當事人是否主張時效利益。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勝訴權消滅說”在邏輯上的不嚴謹以及和現實生活狀況的脫節。按照邏輯推演，此說允許法院主動地援引時效期間，然訴訟時效制度運行的實況卻是不允許法院主動地援引，而必須受制于當事人的自由主張。
二、訴訟時效屆滿抗辯權發生說
這種觀點實際上也是各國立法中所持的觀點。如德國民法典（2002年版）第214條第1款規定：“在消滅時效完成之后，債務人有權拒絕給付”。臺灣民法典第 144 條第1款規定，“時效完成后，債務人得拒絕給付。”依此立法例，在訴訟時效完成以后，債務人產生對抗債權人的抗辯權，可以以此對抗債權人請求履行債務的請求權。“抗辯權發生說”認為，訴訟時效屆滿，對于權利人的權利而言，并不產生任何影響，不存在所謂的“勝訴權”消滅之說。但是，對于義務人而言，這時因為訴訟時效的屆滿而使其獲得了一種對抗權利人請求權的抗辯權。這是一種永久性的抗辯權，雖然權利人的請求權并未因訴訟時效屆滿而發生任何變化，但是，由于義務人抗辯權的取得，使其請求權將再也不能夠實現。此項抗辯權成為阻止權利人權利實現的“終結者”。當然，抗辯權屬于權利的一種，權利是否行使屬于權利人自由行為的范疇。因此，如果義務人行使了因訴訟時效屆滿而產生的抗辯權，權利人的權利將因此而不能實現；如果義務人沒有行使此項抗辯權，則在權利人向義務人主張權利時，義務人仍然應當履行自己的義務，否則，即為違法。“抗辯權發生說”簡單而又清晰地用請求權與抗辯權之間的對抗關系解釋了訴訟時效屆滿以后的權利人與義務人之間的權利義務狀況，而且，此理論可以圓滿地解釋訴訟時效制度運行中的種種實際問題。我們就前面所述訴訟時效屆滿勝訴權消滅說不能合理解釋的兩個問題分述如下：
第一，關于實踐中當事人自行主張適用訴訟時效的合法性問題。因為訴訟時效屆滿是使義務人發生抗辯權，而抗辯權是義務人所享有的一種民事權利，所以，義務人自然可以在法庭外，在權利人直接向其主張權利時予以援引，以此對抗權利人的請求權。權利人在義務人援引抗辯權之后，知道，即便訴諸法院，也會因為義務人繼續行使抗辯權而使其權利無法實現，故也就不會再起訴至法院了。這樣，訴訟時效制度的功效就在當事人自行主張權利的自治空間內得到了實現。當然，如果權利人起訴至了法院，義務人也可以在法庭上以此項抗辯權對抗權利人的請求權，使權利人的權利不能實現，這也是其享有抗辯權后行使方式的一種。由此可見，訴訟時效屆滿抗辯權發生說不僅可以解釋義務人在法庭上主張時效利益，對抗權利人權利的行為，而且，也可以解釋實踐中大量出現的當事人之間自行主張訴訟時效利益的社會生活實況，使法律理論與社會現實相統一。對于當事人之間自行引用訴訟時效的效力，各國法律雖沒有明文規定，但學說和判例均持肯定的態度。“在我民法（指臺灣民法），法院以外之援用，亦應有拘束法院之效力。如債務人于審判外受給付之請求，而為拒絕給付之抗辯，于審判上自得主張其于審判外已為時效之抗辯。依德國民法解釋，法院并得以之駁回訴訟之理由。”
第二，關于法院應否主動援引訴訟時效的問題。依照訴訟時效屆滿抗辯權發生說，訴訟時效屆滿以后，只是使義務人產生對抗權利人的抗辯權，而此抗辯權性質上屬于義務人的民事權利。既然為義務人的民事權利，義務人就應當享有行使或不行使的自由。在權利人主張權利時，義務人可以以此項抗辯權對抗權利人的權利，使對方的權利不能實現；同時，義務人也可以出于各種原因不行使這種對于權利人的抗辯，不行使者，則義務人仍然應當履行自己的義務，實現權利人的權利。上述兩種情況應當說都是義務人在獲得抗辯權之后所享有的自由選擇，都是法律所允許的。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即便權利人訴至了法院，法院也不能代替義務人作出是否適用訴訟時效的決定，因為決定是否主張訴訟時效，是否行使抗辯權是義務人的權利和自由，法院也不能越俎代庖，替義務人作出選擇。所以，從訴訟時效屆滿產生私權性質的抗辯權出發，我們可以完全合理地推導出訴訟時效利益“只能由當事人自行主張，而不能由法院主動援引”的結論。也正是基于這一理論，各國立法均明確規定時效利益應當由當事人自行援引，不允許法院主動適用。如意大利民法典第2938條規定，“法官不得依職權提起沒有主張的時效。”日本民法典第145條規定，“除非當事人援用時效，法院不得根據時效進行裁判。” 在論證了“抗辯權發生說”的諸多優勢以后，我們發現，在我國學術界也已經越來越多的學者否定了“勝訴權消滅說”，而轉而接受了“抗辯權發生說”。龍衛球先生認為，“我國《民法通則》第135條推論的訴訟時效的效果，應理解為：訴訟時效完成，只是使義務人取得拒絕履行抗辯權。請求權人仍然可以起訴，如果義務人主張時效抗辯，其起訴不予保護，如果義務人不主張時效抗辯，則請求權人仍然可以勝訴。” 楊立新先生認為，“學者討論認為，這樣（訴訟時效屆滿消滅勝訴權）的結果，實際上是使一個當事人可以依據自己的意志自由行使的權利，變成了法官的權力，變成了國家的意志。這不符合民事權利的本質要求。……將訴訟時效的性質改變為抗辯權，更符合訴訟時效的本質，有利于保護債權人的合法債權，減少惡意逃債行為的發生，維護正常的交易秩序。” 并且，在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基地民法典建議稿中，其也將訴訟時效屆滿的后果定位為抗辯權的發生。該建議稿第245條規定，“權利人于法定期間內繼續地不行使其請求權，期間屆滿后，義務人有權拒絕履行給付。”此外，第248條規定，“非經受時效利益人或者其代理人援用時效抗辯，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不得以時效作為裁判的根據。但為使當事人明確其權利的存在，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得為必要的闡明措施。”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應在立法上正式采用“抗辯權發生說”，在司法實踐中也要認真貫徹這一理論，從而使理論能真正對于司法實踐產生科學的指導作用。
北安市人民法院 宋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