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德壽 ]——(2002-10-24) / 已閱19058次
由《證據的嘆息》看犯罪“故意”問題
——由余英與楊英之間的傷害案說起
楊德壽/鄭州怡龍律師事務所
摘要：一起發生在兩個好朋友之間的傷害案一波三折，甚至引起中央電視臺《今日說法》的關注。然而，無論從一、二審法院的審理還是從《今日說法：證據的嘆息》的討論，都未涉及到本案最關鍵的問題。那就是“故意”問題。法律上的“故意”不能脫離行為人所能預見到的后果而孤立地進行解釋，“故意推”不等于“故意推倒”，更不等于“故意傷害”。此外，本文附帶提到有關司法機關執法人員的素質問題，并對這一問題表示憂慮。
關鍵詞：故意，故意推，故意推倒，故意傷害，證據。
一、概述
中央電視臺近期《今日說法》分兩期報道一起案例《證據的嘆息》。就該案件本身所涉及的刑法理論問題、民法理論問題以及司法人員的素質問題，不能不引起本人的深思和憂慮。為了更清楚地就本案展開討論，作者不得不花費較多的筆墨將本案事情發生的結果（因過程有爭議）、控辯雙方提供的證據以及兩級法院審理過程中對這些證據的態度以及判決結果等交待如下：
二、本案之傷害結果、以及一、二審刑事訴訟過程①
四川省閬中市的余英和楊英原是好朋友，1999年11月8日中午，楊英路經余英的小賣部時說自己還沒吃早飯，想向余英借點錢，正好楊英以前買過9元錢的雞蛋送給余英，所以余英說你不用借，我把雞蛋錢還給你就是了，并拿出了10塊錢給楊英。而楊英只要9塊，不要10塊，余英說多1塊錢沒關系，不用那么客氣，二人就這樣相互謙讓著。突然，楊英從小賣部的臺階上摔了下來。余英和丈夫趕緊叫了一輛三輪車將楊英送到了閬中市人民醫院。經診斷，楊英右腿粉碎性骨折，需住院治療。
楊英入院時身上沒有錢，父母也去了外地，她便請求余英夫婦先墊付醫藥費。余英夫婦向楊英伸出了援助之手。后來，因支付不起醫藥費，余英欲將摔傷的楊英轉到另一所醫院，楊英也寫了轉院申請。申請的第一行寫道：我因不慎跌傷到醫院治療。就在余英夫婦將楊英轉到另一家醫院的同時，楊英的父母也回來了。而本想松口氣的余英夫婦，此時卻聽到了令他們震驚的消息，楊英四處散布自己是被開小賣部的余英故意推倒的。
之后，余英夫婦一氣之下將楊英告上法庭，要求楊英償還為其墊付的醫藥費2500元。從此，雙方在是好人好事還是故意推傷之間展開了激烈的爭執，為此反目成仇。2001年，楊英以被余英故意推傷為由向公安局報案。2001年11月，閬中市檢察院以涉嫌故意傷害罪將余英起訴到閬中市人民法院。檢察院認為此案沒有直接證據證明案發時的真相，但他們收集的三個間接證據已形成了一條完整的證據鏈，足以證明楊英是被余英推倒致傷的。這三個間接證據是：1、楊英的原始病例；2、與楊英住在同一個病室的邢邵陽、李蘭英夫婦的證言；3、醫院的護士李逾的證言。
原始病歷上有楊英入院前兩小時被他人推倒的記錄，但記者又在另一份病例上看到了楊英是因不慎摔倒而住院的，而且這兩份病例都是同一個醫生寫的。這位醫生在一份調查筆錄中說，楊英說話很反復，一次說是被人推倒的，一次又說是自己摔倒的。邢邵陽、李蘭英夫婦的證言，他們證明楊英寫的那份自己不小心摔倒與他人無關的說明，是被余英逼著寫的，而余英的律師趙剛卻說這是一份偽證，調查顯示這對夫婦接受了楊英的錢物。護士李逾的證言證實，她去看楊英的時候，楊英向她哭訴，說是余英把她推倒在地。李逾的證言也是通過楊英口述得來的。記者曾意外得到一份李逾親筆寫的書面聲明。李逾寫到，我對這件事根本不清楚，派出所取證時，我差不多每句都用了估計或可能之類的話，但取證人員根本沒有將這些字寫上去。因我和余英關系不好，所以取證人員堅持沒寫估計之類的話時，我也沒有深究便簽了字。
就在檢察機關提交的這些間接證據倍受置疑的情況下，余英的辯護律師趙剛卻說當時有兩個人目擊了事發的全過程，并已做了書面證言。一個目擊者是民工岳中偉，另一個是審計局干部官承權。由于岳中偉到外地打工去了，記者沒能采訪到他。只在對岳中偉的調查筆錄中看到了這樣的話：我經過大門口時，聽到一個女的說我只要9元，不要10元。說著就往下退，退了兩個坎坎一屁股就倒下去了。當時岳中偉停留在大門口處，對面十幾米遠就是事發現場。余英家的小賣部按理說應該能看得很清楚，但這份證言竟未被采信。對此，閬中市人民檢察院的理由是該筆錄的調查人與本案無關，他們既不是本案的辯護人，也不是本案的其他人員。
官承權在調查筆錄中這樣說到：事發那天中午，我吃過午飯后在陽臺上洗碗，聽到外面兩個女的說話。我看到柜臺里的那個女的給柜臺外的這個女的拿了一張錢，然后柜臺外的那個女的就要離開，她轉身向右向下走，腳一下子就崴了絆倒了。而且，官承權很肯定地說，是楊英自己腳踩滑了絆了的。針對官承權的證言，公安機關帶著攝像機進行了現場試驗，親自到官承權家的陽臺上，把鏡頭對準余英家的小賣部，但當時攝像卻看不到小賣部中的情形，而官承權一再保證所說屬實。原來，事情發生后，余英將自家的雨棚加長了約1米，而電力部門也在小賣部的右前方新栽了一根電線桿。為此，記者讓余英將新加長的雨棚拆下來，在拆之前記者把攝像機架在了官承權家的陽臺上。而記者就站在官承權當時所在的位置上。隨著雨棚一片片地拆除，原先被新加長的雨棚遮擋住的小賣部的柜臺露了出來，記者能清楚地看到柜臺旁人的活動情況。而旁邊的那根電線桿確實擋住了記者向下看的部分視線，然而官承權的證言法院最終也沒有采信，原因是案卷里面有一份現場試驗筆錄，而且并沒有涉及到電線桿等問題。
2002年1月，閬中市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判決余英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而法院所依據的就是前述的三個間接證據。法院的人說，他們根據被害人(楊英)的陳述去調查了病房的醫生、護士，他們和被害人(楊英)所說的一致，那么這些間接證據就印證了被害人楊英所說的是事實，當時就認定了被告人(余英)的行為構成了故意傷害罪。余英不服提起上訴，2002年6月，南充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判決，判決余英犯過失致人重傷罪，判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兩年。判決書認定，余英和楊英為給付雞蛋錢在推讓過程中，余英應當預見自家商店外的梯坎窄小，可能致楊英摔倒的后果。但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致楊英右腿重傷，其行為已構成過失致人重傷罪。二審法院所依據的仍舊是那幾個間接證據，只是在定性的認識上，二審和一審產生了分歧，要認定是余英推倒的話，從證據上來看，二審覺得還欠缺。因為考慮她們兩個平時關系較好，反映不出她們兩個有矛盾激化。所以從這點考慮，余英較符合過失致人重傷。
三、導致楊英受到傷害的幾種可能以及責任承擔問題
1、楊英是被余英故意推倒后受到的傷害。
此種情況下，余英已具備刑事責任能力，客觀上楊英也受到了傷害，并且其傷害是由余英故意“推”的行為所造成，余英的故意行為與楊英的傷害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加害人余英是否構成犯罪？
刑法理論上，主觀上的“故意”不能脫離行為人所預見到的后果而孤立地進行解釋。比如，故意殺人要求行為人對自己的行為能夠造成他人“死亡”的后果是明知的，對于這種結果，行為人持積極追求或放任的態度。相應地，故意傷害則要求行為人對對自己的行為能夠造成他人“傷害”的后果是明知的，對于傷害的后果，行為人持積極追求或放任的態度。
就本案而言，既便余英明知她的行為能夠造成楊英“摔倒”的后果，但這種后果是不足引起楊英更嚴重的“傷害”后果。“推倒”和“傷害”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結果。除此之外，余英既便故意推了楊英，也只能說明余英具有“推”楊英的故意，仍不能證明余英有“推倒”楊英的故意，這要看余英在隔著一個柜臺的情況下，離楊英還有多遠的距離，這個距離將決定余英推楊英的力度；另外，還得考慮臺階距小賣部柜臺的距離以及這個臺階的高度，這種現場條件將決定楊英在被推的情況下是否能夠摔倒。
為查清案件事實，我們還有必要弄清當時發生的一些細節：余英在給楊英錢的時候，余英是怎么給的？是往楊英手上塞還是往口袋里裝？楊英收到這拾元錢沒有？如果收到，她是如何收到的？楊英說余英推了她，那么余英是怎么推她的？是用拿錢的手還是未拿錢的手？余英推了楊英身上的那個部位？如果余英是用拿錢的手“推”楊英，是否就可以認定余英的“推”就是“推”而不是往楊英的口袋里“塞錢”？對這些過程的詳細調查對分析雙方陳述的真實性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因為說謊的人是不可能將事件的細節編排得十分圓滿的。
要證明余英是故意傷害了楊英，除了楊英在客觀上受到了傷害，且這種傷害與余英的行為有因果關系，還必須證明余英有“傷害”楊英的故意。這種故意是一種主觀目的，只能從加害人的主觀動機和已發生的事件上進行分析。從雙方原先是要好的朋友關系來看，余英不可能有傷害楊英的動機，假定有足夠的已知事件證明余英“故意”推了楊英，我們還要考慮余英推楊英的力度有多大，這種力度能否導致楊英摔倒，摔倒后是否一定造成楊英粉碎性骨折或其它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傷害后果。如果能，余英構成故意傷害是可以認定的。楊英的傷害后果與其當時受到傷害的現場條件密不可分，假如小賣部前面的臺階比較高，人在沒有預防的情況下摔下去，通常是會受到傷害的。這時，如果余英推楊英的力度足以使其從臺階上摔下去，認定余英故意傷害楊英是可以成立的；如果那個臺階下面是萬長深淵，認定余英故意殺人也能成立。因此，既便余英是故意推楊英的，但就本案的現場條件而言，絕對不能認定余英有傷害楊英的故意。相應地，認定余英構成故意傷害罪也是錯誤地。
那么，這種情況下余英是否就沒有任何責任了，不是的。盡管余英無需為自己的行為承擔刑事責任，但她應當對自己的行為承擔因侵權給楊英造成的損害賠償責任。
2、楊英的傷害是與余英相互推讓的情況下摔倒造成
此種情況下，因雙方均不存在傷害對方的故意，因而不存在刑事責任問題。應當說，這是一種雙方均有過錯的侵權行為。對于楊英受到的傷害，雙方應當分擔這種傷害給被害人造成的損失。
3、楊英的傷害是在自己不小心的情況下摔倒造成。
在此情況下，楊英的摔倒是由自己的不小心造成，因而不屬于侵權行為。余英對楊英的傷害不應承擔任何責任，雖然余英家小買部前有一臺階，但這個臺階的設置并無不當。一般人不需要做過份的注意完全可以避免“摔倒”后果的發生，更不會發生“傷害”的后果。因此，作為受害人的楊英只好自認倒霉，自行承擔所受傷害而造成的損失。
四、本案刑事追訴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本案在刑事追訴過程中存在的最嚴重問題并不象《今日說法》討論的那樣是《證據的嘆息》問題，而是刑事訴訟所要解決的關于“傷害”的故意問題。作者認為，本案應該首先關注余英故意（假定）推楊英，就當時的現場條件來看是否一定造成楊英粉碎性骨折的傷害后果？如果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僅就余英“故意推”的行為而言，絕對不能認定余英構成故意傷害罪，因為“故意推”與“故意傷害”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結果！相對于“故意”問題而言，《證據的嘆息》所討論的所有問題都是次要的。
拋開上述主要問題，現在討論本案在追訴過程中發生的證據收集、提交和法庭認定等次要問題。控方提供的三個證據，其中之一即病歷實為當事人陳述，且病歷也是相互矛盾的；其余兩個為證人證言，一個還是來自當事人陳述，另一個僅證明楊英給余英寫的說明上承認自己摔倒是在被余英逼迫下所寫，但事實調查得知這一證據是在證人收了楊英的錢物之后作出的。對于余英的辯護律師提供的兩個目擊者的證言，根據證人對余英和楊英當時所說的話的描述以及兩證人當時所處位置完全可能感知余英的小賣部發生了什么，與此同時，兩證人的證言為各自獨立提供且能互相印證。據此，可以初步認定該兩個目擊者的證言是客觀的（更嚴格的認定應當在當庭質證后）。但是，一審法院卻只認定了公訴方的倍受質疑的所謂證據，而對辯護方提供的較為客觀的證據不予采信。在二審中，法院所依據的仍舊是那幾個間接證據，只是在定性的認識上，二審和一審產生了分歧，要認定是余英推倒的話，從證據上來看，二審覺得還欠缺。因為考慮她們兩個平時關系較好，反映不出她們兩個有矛盾激化。所以從這點考慮，余英較符合過失致人重傷。
這起刑事訴訟案，無論是一審還是二審，都判得莫明其妙！就一審來說，法官所采信的公訴方的證據可以說根本就不存在，而對現實存在的辯護證據又不予采信。就二審來說，因為對認定余英的故意有欠缺，就給余英定個過失致人重傷罪。
一審法院未采信目擊者岳中偉的證言，應由一審法官對不采信這一證據的原因做出解釋。但電視采訪時，檢察官卻振振有辭地向記者解釋不采信岳中偉證言的原因。于是，我們不得不提出這樣的疑問：法院審理案件以及對證據的采信是由法官進行的還是由檢察官進行的？也許，從中我們不難發現公訴人倍受質疑的證據被采信而辯護方較為客觀真實的證據未被采信的真正原因。
一審法院所依據的三個間接證據，法院的人說，他們根據被害人(楊英)的陳述去調查了病房的醫生、護士，他們和被害人(楊英)所說的一致，那么這些間接證據就印證了被害人楊英所說的是事實。我們不僅要問，醫生和護士當時在事發現場嗎？他們的證據從何而來？還不是來自受害人楊英的陳述？來自一個人的陳述怎么會不相互印證呢？
二審法官認為，余英應當預見自家商店外的梯坎窄小，可能致楊英摔倒的后果，但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致楊英右腿重傷，其行為已構成過失致人重傷罪。顯然，這里已經將“摔倒”的后果等同于“重傷”的后果，而且二審法官甚至可以不考慮余英是否推了楊英！按照這種邏輯，如果有人被余英小賣部前的臺階拌倒摔死，二審法官說不定會給余英定個過失致人死亡罪！
這兩個荒唐判決產生的原因可能有三：其一，有關辦案公安干警、檢察官和法官缺少最基本的法律知識，他們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證據”、什么叫犯罪“故意”！其次，司法人員面子的影響，他們為了顧及自己的面子相互照應，公安機關犯了一個錯誤，他們不惜制造更多的錯誤來掩蓋這一個錯誤；最后，可能是司法腐敗促成了這兩個荒唐判決的產生。
從本案中我們還可以看到，公檢法相互配合的非常默契，像一家人一樣，而法律上的相互制約不過是寫給人看的。由此導致的結果是法官對檢察官莫須有的證據或倍受質疑的證據的偏聽偏信和對辯護人客觀真實的證據的蔑視！
五、結語
這本是一起十分簡單的民事案，但因為公安機關的介入，加上公訴機關，再到兩級法院難以讓人信服的判決，使其變得十分復雜！案件進入刑事訴訟程序之后，如果檢察官或法院能夠對刑法的基本概念“故意”有一個準確的理解，余英也不會有承擔刑事責任之說。這里面折射出的一系列問題值得人們深思。除此之外，公檢法有關人員對本案證據的處理也反映出不少問題。這些問題表現在，執法者還不具備相應的法律知識；其次，在他們的觀念里，公檢法還是一家人，相互照顧的多相互監督的少，還表現出對被告人和辯護律師的蔑視。
楊德壽
2002年9月23～25日
單位：鄭州怡龍律師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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