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翔 ]——(2002-11-25) / 已閱31575次
受賄犯罪的心理動因及預防對策淺析
華東政法學院刑事司法系 張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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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賄犯罪，根據刑法學上的觀點，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賄賂或者收取他人賄賂，為他人謀取利益的不正當行為。本文從經濟學中個人行為都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思想出發，詳細分析了受賄者實施受賄犯罪的心理動因，得出受賄犯罪發現、查處概率低，受賄實際成本不高，受賄可能收益高是受賄犯罪存在的根本原因，最后從這三方面提出相應的一些對策。
一、受賄犯罪者的心理動因。
在經濟學的觀點中，人是具有驅利性和理性二維特征的經濟人，他的所有行為都是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在實際付出較小甚至零成本的前提下，選擇得到最大的利益。以上分析盡管并沒有對個人思想道德多做考慮，具有很濃厚的“人性本惡”的意味，但這恰恰排除了個人感性因素的干擾，從而更理性的對受賄犯罪進行分析。
在受賄犯罪中，受賄人同樣是為了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而選擇實施受賄行為的。在受賄以前，他考慮的必然是如果實施受賄行為，其有無可能被發現，發現后會不會被查處，如果被查處會失去什么以及他可以從受賄中獲得些什么。簡而言之，就是受賄的發現、查處概率，受賄成本、受賄收益三方面問題。
在現實中，受賄人之所以選擇犯罪，實際就是對以上三方面仔細權衡的結果。
（一） 受賄的發現、查處概率低。
受賄犯罪是一種隱蔽性較強的犯罪，一般不存在其他證人，也不易被人發現。即使司法機關發現了并進行查處，受賄人也不是沒有機會減輕或者逃脫法律的懲罰。我國的刑法第383條、第386條規定“個人受賄數額在5千元以上不滿1萬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可以減輕或免予刑事處罰，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給予行政處分�！边@雖然有利于受賄人主動交待罪行，積極退出贓物，但客觀上也為某些受賄人員通過關系網，以行政處罰代替法律制裁創造了條件。并且，刑法中關于受賄犯罪的量刑區間比較大，這給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權，為受賄人減輕處罰提供了條件。
根據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胡鞍鋼教授的研究，目前我國的公務員腐敗被發現的概率大約在10-20%之間；并且就是在被發現后受法律懲處的概率也只大約在6-10%之間，按照他對中央組織部的數據計算，1993-1998年全國受黨紀政紀處分的干部累計達到2.89萬人，平均每100名受黨紀政紀處分的干部只有42.7人被檢察機關立案查處，其中只有6.6人被判刑。 這客觀上促使一些潛在受賄人產生僥幸心理，從此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受賄的實際成本不高。
所謂受賄成本，指的是個人因為其受賄行為而需要付出的代價。它除了受賄的直接投入外，還包括法律處置成本（法律成本）、經濟處罰成本（經濟成本）、精神或名譽損失（精神成本）、未來收益損失（養老金、住房和醫療保險等），以及因為受賄所付出的道德代價。
理論上，這意味著個人如果實施了受賄行為，他就要背上可能被發現的心理包袱，并且，一旦受賄行為被發現，他將聲敗名裂，受到黨紀政紀的懲處。如果受賄的數額達到一定數額（我國刑法規定為5000元以上），他將面臨法律的制裁，這不僅意味著個人政治生命的終結、家庭財產的損失，更多得是他將在監獄里度過剩余的人生。但以上的受賄成本只是一種理論上的成本，受賄人的實際付出并不一定會有這么大：首先，就法律成本而言，如前文所述，受賄人可以通過關系網，減輕甚至逃脫法律的懲罰；其次，經濟上的處罰也并不一定很有效。很多受賄人在案發以前，常常將其受賄所得隱藏到親戚朋友家去。案發后，他們常常抱著“犧牲我一個，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退贓。有的受賄人甚至將其受賄所得轉移到海外，利用瑞士等國的銀行保密法作為護身符，使辦案人員無法追查。像福建“遠華”案中的賴昌星就是這樣，早在案發以前他就將自己的全部財產轉移到了加拿大，并且隨后自己也跑了過去，這使得偵查人員只得通過外交途徑請求加拿大警方給予協助。此外，由于個人觀點不同，名譽成本的效果也是因人而異的。對于一些“無賴”型的人物來說，名譽成本對他的壓力幾乎為零。所以，犯罪的實際成本并不如理論上所說的那么高。犯罪嫌疑人鋌而走險走上受賄犯罪道路，這恐怕也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受賄的收益高。
受賄的收益指的是受賄人通過受賄行為而取得的各種收益。它不僅僅包括經濟利益，同時也包括非經濟的精神利益。
受賄可以獲得巨大的經濟利益，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受賄人是否可以從受賄行為中獲得巨大的精神收益？我認為這是肯定的。常常有些受賄人存在著不平衡的心理，總以為自己的付出與所得不相符合。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每一次受賄，都會使他們內心產生實現“自我價值”的滿足感，這就是一種精神上的收益。此外，目前學術界議論較多的“性賄賂”問題，也說明了精神收益的巨大。在“性賄賂”中，受賄人冒著被發現的風險，但卻沒有絲毫經濟收益，看似不合情理。但他們在接受受賄人提供的“性賄賂”時，其精神上產生的巨大滿足感，對他們來說就是最大的收益。
由上可見，受賄犯罪無論是在經濟方面，還是在精神方面，都可以產生巨大的收益，這也正是促使受賄犯罪產生的原動力。
二、遏制受賄犯罪的對策。
由以上分析我們可以知道，受賄犯罪是由于受賄人為了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實施了“高收益低風險”的受賄行為而產生的，所以我們要打擊受賄犯罪，必然要反其道而行之，即從提高對受賄犯罪的發現、查處概率，提高受賄的實際成本，降低受賄收益三方面入手。
（一）提高受賄犯罪的發現、查處概率。
我以為這是打擊受賄犯罪的關鍵。因為只有解決好這個問題，受賄的成本才有討論的必要，受賄的收益也才有研究的價值。在這里，我們應做到以下兩點：
1、嚴格檢察制度，提高受賄犯罪的發現概率。目前檢察機關查處受賄案件的線索絕大部分都來自于人民群眾的舉報。但是由于害怕報復、礙于人情等因素，知情群眾的舉報并不是很積極，并且即使舉報了也往往采用匿名的方式，這大大限制了檢察機關的查案范圍，增加了其調查取證的難度，也降低了檢舉材料的可信度。對此，我們應該效仿香港的檢察制度，制定嚴密的保密措施，限制非辦案人員對檢舉材料的接觸，對泄密者給予嚴厲懲處，給提供重要線索的群眾以一定經濟獎勵等。
2、獨立行使檢察權，提高受賄犯罪的查處概率。盡管在立法中，檢察權應該是不受任何外來影響，完全獨立行使的。但實際上，由于檢察機關的經濟、人事方面還依靠于行政機關，于是它不可避免的會受到行政機關對它的牽制，這大大影響其辦案力度和深度。我認為檢察機關要真正的獨立行使職權，首先就要將檢察機關的經濟脫離地方財政，其經費預算應直接從中央財政中取得。其次，在人事方面，檢察機關人員的進入、級別晉升不應該為行政機關的組織部門所左右，而應該獨立進行。這樣，除去了后顧之憂，檢察機關就可以輕裝上陣，一心一意打擊受賄犯罪了。
（二）提高受賄的實際成本。
人都是趨利避害的，受賄人也不例外。在受賄以前，他必然會思考這種行為可能給他帶來的后果。針對受賄人的這種心理，我們應做到以下幾方面內容。在法律處置方面，不受外來影響，嚴格執法；在經濟處罰方面，除了要追繳違法所得以外，還應該給受賄人處以嚴厲的財產刑，使其得不償失；在精神懲罰方面，可通過媒體將受賄人公布于眾，使其身敗名裂。這樣，潛在受賄人考慮到受賄實際成本如此巨大，必然不敢輕易受賄。
不過，我認為以上的懲罰措施應該僅僅適用于受賄人，對行賄人該如何處罰則要視具體情況而定。因為盡管行賄人的行為直接導致了受賄犯罪的發生，主觀惡性較大，理應嚴懲。但是從現實情況來看，受賄犯罪的隱秘性較強，證據不易收集，這時候，行賄人的合作就顯得十分重要。但是行賄人如果知道其證言會給自己帶來不利后果時，是絕對不會開口的，所以我們有必要通過減輕或者免除刑事處罰來打消他們的顧慮，換取他們的合作。這樣，以較少的代價（放棄或減輕對行賄人的刑事懲罰），獲得較大的收益（打擊犯罪，挽回損失），相比較還是合算的。
（三）降低受賄的可能收益。
由上文分析可知，受賄犯罪的收益來自于經濟和精神兩方面，所以我們要降低它的可能收益，還是要從這兩方面入手：
1、經濟方面。最重要的是對受賄犯罪的不法所得予以追繳，使受賄人在受賄行為上無利可圖。追繳受賄所得，如果受賄人乖乖合作，那自然很好。但如果受賄人抱定“犧牲我一個，幸福全家人”的思想，拒不交待，這時候我們就應該從受賄人的家屬入手，進行思想、政策教育，使其明白只有主動上交受賄所得，受賄人才可能被寬大處理；家人、朋友如果協助受賄人隱瞞贓物，將以窩贓論處。此外，我們還應從銀行、周圍群眾、受賄人朋友等多方面入手，追查贓款的流向，，使潛在受賄人感到受賄得不償失。這樣，受賄犯罪自然會逐漸減少了。
2、精神方面。我以為降低精神收益的最好方法還在于平時的預防。我們應該加強對國家工作人員的思想教育，使他們能夠認識自我，調整心態。認識自我，是指要清楚地認識到自己的權力完全來自于人民，認識到自己只是人民的“公仆”，沒有任何權利濫用人民所賦予的權力；調整心態，就是要求他們端正對金錢的態度，既不漠視、也不盲目追求，真正做到以一顆平常的心來看這個問題。這樣，沒有了對金錢、權力的熱衷，受賄的欲望自然也就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