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孫廷然 ]——(2010-12-9) / 已閱12494次
論中國法學教育模式的改造
孫廷然
摘要：法學教育模式直接影響著法學教育目標的實現(xiàn)。我國傳統(tǒng)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yè)的分離，側(cè)重理論的傳授，缺少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yǎng)。構建法學教育分流制度，借鑒德國的Seminar模式和美國診所式法律教育模式，進行教育模式的分流嫁接，對我國法學教育模式進行改造，達到法學教育模式的轉(zhuǎn)型。
關鍵詞：法學教育模式；Seminar模式；法律診所；診所式法律教育
受制度結(jié)構性因素和社會文化價值觀因素的影響，中國法學教育已成為法律職業(yè)人力資本投資的載體。一個合理的行之有效的法學教育模式是實現(xiàn)法學教育現(xiàn)代化的重要前提條件。因此，我們必須探索切合我國國情、適應社會發(fā)展要求的、消除國際對話中“失語”狀態(tài)的法學教育模式，這一模式應當兼顧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實現(xiàn)人力資源的高效開發(fā)，把教育浪費降低到最低限度。
一、中國法學教育的現(xiàn)狀
在法學教學改革中，出現(xiàn)了許多新的教學模式、教學方法，積累了不少成功經(jīng)驗，但目前仍有一些問題并未從根本上得到解決，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存在的以“教材為中心”的教學模式并未根本改變。這種教學模式對教師和學生都是很大的束縛。
在國家司法考試和國家公務員考試的語境下，應試教育依然是我國法學教育的主流。法學教育與法律職業(yè)的分離，導致我國在法學教育模式的選擇上游移不定。傳統(tǒng)的法學教育雖然是為法律職業(yè)服務的，但成為法學理論的教育且偏重于知識的灌輸，教師處于主導地位，學生處于被動地位，缺少對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yǎng)，距離法律職業(yè)的要求差距較大，導致學生所學的理論與實踐往往不能較好地實現(xiàn)對接。
由于受我國傳統(tǒng)教育的文史哲主導模式的影響[1]，我國傳統(tǒng)的法學教育定位為一種精英教育，側(cè)重理論型人才的培養(yǎng)，過分強調(diào)法學教育的理論基礎，很少考慮實踐能力的培養(yǎng)。傳統(tǒng)的法學教育以課堂講授為主導模式，基本上停留在理論傳授、法律詮釋的層面，很少去探尋法律的精神。實踐教學主要局限于被動式的案例討論、無聲的審判觀摩（法庭旁聽）、程式化的模擬法庭和斷裂式的畢業(yè)實習等四種形式。案例討論教學雖然也能鍛煉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但這種被動式的互動教學具有單向性和局限性，教師處于控制地位，基本模式是蘇格拉底式的問答模式——教師問、學生答，“彌漫著無聲的緊張”的課堂氣氛使學生難以專心吸收信息[2]。教師在進行問答的過程中，往往只強調(diào)抽象的法律原則，而忽略了政治、經(jīng)濟與社會因素，從而將完整的法律割裂成一個個碎塊。這種教學法也僅僅能使學生對法律知識有感性上的認識，只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缺乏切實的可操作性，難以訓練學生分析、推理和辯論的能力，根本達不到培養(yǎng)學生分析、應用、綜合等認知能力的目標。審判觀摩的方式雖然可以讓學生親臨真實案件，但所觀摩的案件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學生缺乏積極主動性；觀摩后缺乏教師針對性的法律闡釋，導致學生所看到的庭審過程容易被遺忘。模擬法庭教學注重法學理論知識與法律實踐的緊密結(jié)合，培養(yǎng)學生法學專業(yè)綜合能力素質(zhì)，加強職業(yè)技能訓練，對學生審判程序的訓練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案例往往都是事先準備好，缺乏真實感，很難引起學生積極主動的思考。畢業(yè)實習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彌補上述幾種教學方式的不足，培養(yǎng)學生的實踐操作能力。但是，畢業(yè)實習是一種斷裂式的實習，一般安排在即將畢業(yè)的最后一個學年進行，且實習期限太短，學生不能親臨一個案件的全部審理過程，很難達到實習的目的[3]。
法學教育的基本職能和根本目的是培養(yǎng)符合社會需要的法律人才。我國的法學教育存在著巨大的改善空間，我們迫切需要建立一種新型的、集學歷教育和職業(yè)教育為一體的法學教育模式。在現(xiàn)行的教育體制下，直接采用國外法學教育模式，仍然存在制度性障礙，因此，我們借鑒國外科學的法學教育經(jīng)驗對我國的法學教育模式進行改造。
二、兩種值得借鑒的法學教育模式
（一）德國的Seminar模式
“Seminar”是源于德國大學社會科學類學科的一種在課程結(jié)構、教學方法、考試方法和分數(shù)的評定等方面具有規(guī)范性、內(nèi)在規(guī)定性，把科學研究放在教學目標的第一位，旨在培養(yǎng)具有科學精神的法律人才的教學模式，已成為大陸法系國家最具代表性的法律教學模式[4]。
“Seminar” 教學模式將教學上的單向傳導模式改變?yōu)殡p向互動模式，調(diào)動了學生學習的自主性與主動性。在傳統(tǒng)的法學教育中，教師所講授的是一般方法、一般原理課，有較強的理論性。“Seminar”幫助學生在一般原理的啟示下理解具體的事物�！癝eminar”是理論與實際相結(jié)合的一種方式，是對課堂講授內(nèi)容的消化、理解和運用�！癝eminar”的核心是研究問題，它是以學生為主的師生共同討論問題的一種研究方式，其目的在于培養(yǎng)學生主動探索和研究的精神，培養(yǎng)獨立思考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Seminar”是師生進行學術交流與創(chuàng)新、發(fā)展真理的載體，也是培養(yǎng)學生學術精神和學術能力的一種課程模式。它的功能和特征主要在于培養(yǎng)學生的閱讀能力、研究問題的能力以及合作研究的能力。Seminar的目標主要定位于科學研究型人才的培養(yǎng)[5]。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國內(nèi)重點大學已在其本科生和研究生教育中采用了Seminar教學范式[6]。Seminar模式強調(diào)發(fā)揮學生主體性、積極性和參與性的精神，對改變常模評價體系，培養(yǎng)學生分析、綜合、表達能力和團隊合作精神具有重要作用。
（二）美國的“法律診所”模式
“法律診所教育”，又叫臨床法學教育，發(fā)端于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它把醫(yī)學院學生臨床實習中的診所式教育模式引入法學教育，讓學生在一個真實或虛擬的“法律診所”中，在教師的指導下通過代理真實案件，為委托人提供法律咨詢，“診斷”法律問題，開出“處方”，他們提供法律服務。診所式法律教育以學生為主角，采用多邊教學互動的方式，培養(yǎng)學生的職業(yè)技能、法律實踐能力、職業(yè)道德和社會責任感，能夠很好地實現(xiàn)理論和實踐的對接[3]。
法律診所教育仍然是法學教育，學生辦理真實的案件只是將案件作為教學內(nèi)容的載體而不是目標。法律診所教育的教學目標是要教會學生如何去學習和運用法律。如著名教育家邁耶（Mayer）先生說，“我們應該教授學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教授他們思考什么。”
2000年初，美國福特基金會在中國選擇了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七所大學，資助其進行診所式法學教育的試驗。2002年7月，中國診所式法律教育專業(yè)委員會成立。截至2007年底，己有64所高校引進了診所式法律教育并成為診所法律教育專業(yè)委員會的單位委員[7]。實踐證明，診所式法學教育的價值、功能基本上被法律教育界所認可。但由于種種原因，各學校的法律診所的運行存在各種問題，如法律診所尚未普及且運行狀況不佳、法律診所的建設資源匱乏、學生投入診所教育的時間與精力不足、案件來源有限等。
三、中國法學教育模式的改造設想
（一）構建法學教育分流制度
長期以來，我國將法學教育定位于“精英”教育，這種定位必然體現(xiàn)為應試教育，既阻礙了國民素質(zhì)的整體提高，也產(chǎn)生了社會不公平現(xiàn)象。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能夠較好地解決這一難題。
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的最大特點在于精英與大眾兼顧，本著因材施教的原則進行教育分流，通過不斷優(yōu)化的教育模式，力求把每一個人都培養(yǎng)成為社會的有用之才。教育分流制度的理論基礎是精英與大眾兼顧的教育思想，在承認個人差異基礎上，為每個人提供了適合個人發(fā)展的教育計劃，從而使每個人都能獲得最大程度的發(fā)展[8]。
我國法學教育的目標是培養(yǎng)法律人才，包括學術研究型人才和法律實務型人才。因此，我們可以借鑒新加坡的教育分流制度構建我國的法學教育分流制度。
（二）中西合璧——法學教育模式的嫁接
由于引進國外先進的法學教育模式對我國的法學教育模式進行融合性改造，不同于法律的孤立性移植，筆者借用生命科學中的嫁接概念對我國法學教育模式進行嘗試性改造，將國外科學的法學教育模式作為“接穗”嫁接到我國法學教育模式這一“砧木”上，保持“Seminar”模式或法律診所模式的科學性狀，利用我國法學教育模式的有利特性，形成一種穩(wěn)定的、科學的、適應學術研究型和法律職業(yè)型人才需要的法學教育模式。
在上述構建法學教育分流制度的基礎上，筆者有兩種設想：其一，構建招生分流制度。在招生時分流，招生簡章上招生類型直接分為學術研究類和法律實務（職業(yè)）類，學生入學后直接采取相應的教學模式進行培養(yǎng)。其二，在現(xiàn)有的招生政策下，實行中途分流�？梢詮拇蠖_始，讓學生自主選擇流向，選擇學術研究或者法律實務進行學習。
德國的Seminar模式與美國法律診所模式各有特點和優(yōu)勢，結(jié)合教育分流后的教育培養(yǎng)目標，采取不同的法學教育模式。針對不同類型的學生，采用不同的教育模式進行培養(yǎng)。針對分流后的學術研究型學生，德國的“Seminar”模式與我國傳統(tǒng)的法學教育模式（主要是理論傳授）親緣關系較近，具有較高的親和力，嫁接容易成功。嫁接后的教育模式，重點突出德國的“Seminar”模式的優(yōu)點，消除我國傳統(tǒng)法學教育的弊端。針對分流后的法律職業(yè)型學生，美國的診所式法學教育模式與我國的案例教學法具有較高的親和力，嫁接成功率也高。
四、結(jié)語
我國法學教育模式的改造是否成功，取決于我國的教育體制和社會價值觀念。德國的“Seminar”模式和美國的“法律診所”模式被嫁接到我國的法學教育模式上，會在一定時期內(nèi)出現(xiàn)不適應的樣態(tài)，需要不定期地進行監(jiān)測、評估和校正。應當改變教育觀念，逐步實現(xiàn)我國法學教育模式的轉(zhuǎn)型，建構一種真正適合我國的法學教育模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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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饒艾，易明.“Seminar”抑或“法律診所”——我國法律碩士教學模式選擇[J].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4）：100-104.
[5]馬啟民.“seminar”教學范式的結(jié)構、功能、特征及其對中國大學文科教學的啟示[J].比較教育研究，2003（2）：20-23.
[6]陳兵，黃美.美國大學seminar教學范式的特點及其啟示[J].學術論壇，2009（8）：193-196.
[7]李芳.“診所式法律教育”模式在中國的實踐[J].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9（2）：28-33.
[8]董正華.世界現(xiàn)代化歷程:東亞卷[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295.
（載《新課程研究•高等教育》2010年第10期）
作者簡介：孫廷然（1972-），男，河南扶溝人，周口師范學院講師，編輯，法學碩士，研究方向為刑法學和編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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