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軍 ]——(2002-12-15) / 已閱16591次
律師袍能代表什么？
去年，我國對法官制服進行重大改革，取消了以前那種類似軍警的制服、肩章和大沿帽，采用法官袍和西式制服佩戴胸徽的兩款新式法官服。從去年5月11日起，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規定，法官開庭審案時必須穿著法官袍。盡管穿上法官袍僅是一種形式，它并不能直接的必然的保證司法公正與防止司法腐敗，但象征著國家司法權威的法官袍的推行還是有十分重要的意義的，而且也得到了法學理論界和實務界以及普通民眾普遍的贊同與許可。
可能是受法院系統推行法官開庭時統一著法官袍做法的影響，全國律協隨即考慮制定律師出庭時統一著裝的有關規定，2002年10月18日司法部批準了全國律協制定的《律師出庭服裝使用管理辦法》和《律師協會標志使用管理辦法》，規定從明年1月1日起，我國律師出庭時將穿上統一的律師袍，佩戴律師徽章。雖然在律師界人們對之褒貶不一，但據全國律協有關同志講，對于推行律師出庭統一著律師袍的做法，全國大部分律師是持贊成意見的。姑且不論這位同志所講的有沒有調查統計的根據，也不論全國大部分律師是否真的持贊成意見，筆者思考的問題是律師袍的推行真的有必要嗎？它能起到預期的效果嗎？
贊成推行律師袍的主要觀點是，目前在全國，律師出庭時著裝不一，已嚴重的影響到司法的權威與庭審的莊重與嚴肅性以及律師職業的形象，因此，從這個角度出發有必要要求律師出庭統一著律師袍。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不能成立的。
首先，即使是沒有統一著裝，但在我國絕大多數律師在出庭時著裝是得體的。其次，律師穿袍與法官穿袍之間實際上并存在著一種簡單的對應關系。并不是說法官穿袍了馬上律師也要跟著穿袍，而且，律師穿袍也并不必然地代表著形式正義。因為法官穿袍象征的是國家司法的權威，因此，世界上大部分國家的法官在開庭時都是穿袍的。而律師是否穿袍則更多的是由一個國家的傳統和習慣所決定。因為，即使是在十分講究法庭儀式的普通法國家，雖然法官出庭均著法官袍，但由于傳統與習慣的原因，并不是所有普通法國家的律師出庭時都穿律師袍的，例如在美國，律師出庭雖然未著袍，但這些絲毫不影響律師這一職業的公眾形象與律師作用的發揮，也絲毫不影響美國是全世界律師制度最發達、律師人數最多的國家的這一無可爭辯的事實。
另外，在中國，無論南方與北方、東方與西方、城里于鄉間，無區別的統一推行律師出庭著律師袍的做法既無必要，而且在實踐中也很難實行。例如，南方與北方的氣候迥異，可以設身處地的想一下，在南方的夏天時，律師穿上質地不薄的律師袍坐在沒有空調的法庭里，以及在北方的冬天時，律師里面穿著厚厚的衣服，外面鼓鼓的套上一件律師袍坐在沒有暖氣的法庭里的情景，律師感覺會怎樣？（有鑒于此，及出于其他方面的考慮，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法官袍穿著的有關規定后，隨即又作出了基層法院法官審案可不著法官袍的變通規定。）又如，就東部沿海地區與西部地區的律師及城里與鄉間的律師相比，東部經濟比較發達，西部經濟相對比較落后，城里人的觀念相對比較開放，鄉間的人觀念相對比較保守，無區別地統一推行律師袍，對東部律師來說，幾百元一套的律師袍算不了什么（據人民網公布的消息，這種新式的律師袍現初定價格為375元每套），但對西部有些律師來說則可能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另外，對城里人來說從觀念上會較快接受律師袍這一新生事物，但在鄉間的法庭里，穿上律師袍的律師會不會像動物園里的怪獸一樣受到群眾的圍觀還很難說，更惶論能有助于庭審氣氛的莊嚴和肅睦了。
那么，這里我們應該嚴肅地思考兩個問題，即律師的形象靠什么樹立，律師的威信從什么地方來？
目前，我國《律師法》對律師所下的定義是：“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在我國，要做一名專職律師他首先必須通過國家司法考試（以前是全國律師資格考試），然后，經在律師事務所實習一年以上后方可申領執業證，領到執業證后，他（她）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律師并可以獨立辦案。但這時作為律師的他（她）卻一無所有，失去了工資和福利，失去了鐵飯碗的他（她）需要依靠自己的法律專業知識為當事人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以贏得勞動報酬。作為律師，他（她）沒有任何權力，律師是民間人士而不是行政官員，他的執業權利是靠法律來保障的。
但是，令人遺憾的是，作為本應是律師權利保障法的《律師法》中對律師執業授權性的規范只有寥寥數條，而義務性規范卻占了絕大多數，無怪很多律師將其戲稱為律師管制法。再拿刑事辯護來說，刑事辯護從本質上來講是一項對抗激烈，能最充分發揮地律師的才智與展現律師的風采，也最容易使律師一夜成名的一項訴訟活動，對各國的從業律師均有著巨大的誘惑。但在中國，愿意代理刑事辯護業務的律師卻不多，因為在中國，律師辦理刑事辯護業務的風險實在太大了，辯護律師承擔著幾乎無法承擔之重。因此，有的律師干脆直接宣稱不代理刑事辯護業務，甚至有的律師事務所竟將不得代理刑事辯護業務作為本所律師的執業紀律來加以規定！代理刑事辯護業務的律師在辦理業務過程中必須以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謹慎與恐懼來處處小心，因為前車之鑒就是修改后的《刑事訴訟法》施行后僅一年多的時間內全國就有一百多名律師以涉嫌偽證等各種罪名被抓（結果證實絕大多數錯抓）。辯護律師因刑事辯護而自身尚且難保，那么要求其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不是在癡人說夢嗎？這不能不說是中國律師的一大悲哀，既是對法制的嘲諷也是對律師這一職業形象的褻瀆。修改后的《刑法》 “創新”之一就是第306條規定了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的罪名，這是專門針對律師的，而對公檢法人員在同等條件下該法卻沒有作出相對應的規定，這不能不說是明顯的立法歧視。又如《刑訴法》規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聘請一至兩人為辯護人但卻對公訴人出庭的人數沒有限制，它規定了在庭審中辯護人如向被告人提問須經審判長許可，而公訴人訊問則無須征得許可。再如，在調查取證方面，《刑訴法》規定，辯護律師向證人調查取證須經證人的同意，向被害人一方取證須經檢察機關或法院的許可并經被害人一方的同意方可進行。但同時該法卻并未規定在證人不同意或檢察機關、法院不批準或被害人一方不同意的情況下辯護律師如何救濟的辦法。因此，這種所謂的辯護律師的調查取證權是不完整的，在司法實踐中也是難以實現的。但與之相對應的是，依照該法的規定，這些人均有向公檢法部門如實作證的義務，如拒不作證，則有相應的國家機器來強制其履行作證義務，而且還規定了如向公檢法部門故意作偽證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此外該法還規定，在庭審中作為訴訟參與人的辯護律師如違反法庭秩序將受到諸如警告、罰款、拘留等處罰，但卻未規定在同等情況下公訴人如違反是否應受到處罰。本來無論按照法理還是按照世界各國的通行做法，法官入庭時全場都應一致起立，這是一國司法權威的必然要求和體現，但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卻往往會發生作為公訴人的一方不起立的情況，因為作為公訴人，法律賦予他有著法律監督的大權（當然這種法律監督權是作為整體的檢察機關所享有的職權，還是作為檢察官個人所享有的職權在法理上還值得作進一步深入的探討。但不可否認的是，即使是作為整體的檢察機關所享有的職權也是需要通過檢察官個體來實現的，更何況在刑事訴訟的司法實踐中多數公訴人是理所當然、責無旁貸地將其視為自己的職權甚至權力的），公訴人的這種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特殊身份往往甚至會使法官也懼之三分。《刑訴法》也沒有規定控方庭前證據展示制度和辯護律師從事刑事辯護的司法豁免制度。由于以上的種種原因，使得在刑事訴訟中本應是力量平衡的控辯雙方的力量卻變得如此失衡，在這種情況下還要求律師高質量地無后顧之憂地辯護以切實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對律師來說無異是“索我于枯魚之肆了”。
另外，由于中國歷史上沒有律師制度及法治的傳統，由于封建遺毒尚遠未肅清及我國的依法之國之旅才剛剛開始，如今包括領導干部、公檢法人員、普通群眾及新聞媒體等在對律師的認識方面都普遍地存在著極大的誤解。有些領導干部和公檢法人員錯誤地認為律師就是幫壞人說話和開脫罪責和專門同公檢法部門過不去的，有些公檢法人員業務素質不高但特權思想嚴重，將法律賦與其的職責當作權力，根本絲毫不把律師放在眼里，對律師趾高氣揚發號施令。人民群眾在需要律師時會將律師視為正義的化身，但在不滿意律師收費時則將律師說成是專門乘人之危謀取錢財的唯利是圖的小人。在影視作品中，對律師的認識也同樣存在著普遍的誤解。有一部以律師為主角的電視劇，其中一個劇情講的是一位女律師為她的當事人代理一宗離婚官司，她的任務是為她的當事人爭取對小孩的監護權。但她在辦案過程中卻為作為小孩母親的對方的偉大的母愛所感動而在庭審中故意輸掉了當事人委托的官司。這位律師的行為實際上嚴重違反了律師倫理，但這部作品竟是將其作為正面形象來宣傳的！在我國的這類作品中，在關鍵時刻，對律師來說，幾乎最終總是社會倫理戰勝律師倫理。如果律師倫理戰勝社會倫理，那么這名律師的公眾形象必然是反面的，將遭到社會輿論的譴責和公眾的唾棄。這充分地表明了人們對律師這一職業的誤解有多深！培根曾說過，沒有壞人，就沒有律師。實際上，律師為“壞人”辯護的最終的目的是為了法律的正確實施與社會公平正義的實現，但在現代中國，公眾對律師的作用與形象卻是如此的定位，實不能不能說是一大悲哀。加上中國根深蒂固的官本位和人治傳統殘余以及現行的司法制度中存在著種種不盡合理因素的影響，在司法實踐中，以權代法、以權代審、審而不判、判而不審、作為律師你辯你的，作為法官我判我的等種種極不正常的現象卻時有發生，律師執業因此而變得阻礙重重，這就使得律師的作用根本不能得到充分的發揮，進而連原本相信律師的當事人也開始不得不懷疑律師的作用及這種司法法制度的合理性，轉而相信打官司不如打關系之說了。而對一些律師來說，在經歷過一次次的挫折與打擊后，轉而會認為，既然現狀就是這樣，自己無法去改變它，那倒還不如干脆就渾水摸魚及時地撈點錢今朝有酒今朝醉算了，作為律師應有的正義感、責任感、神圣感和社會的及政治的使命感都被拋到九霄云外去了。
中國近代從洋務運動到戊戌維新然后再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展的歷史表明，近代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器物到制度然后再到思想文化的這么一個由表及里的不斷深入的過程。事實上，相對于法律制度、法律文化及思想意識等方面來說，律師袍代表著也僅僅只能代表著最低層次的器物而已，在以上的這些法律設計、制度設計、特別是公眾思想意識等方面的問題不解決的情況下，律師開庭時就是穿上律師袍又能怎樣呢？穿上律師袍的律師們是否會覺得身上的律師袍有幾許沉重甚至滑稽，而身著律師袍的律師們的心底是否會有幾許無奈與悲哀呢？
作者：高軍 ，史學碩士，曾任出版社出版策劃 、晚報法制版記者、編輯、現任大學法學講師、兼職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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