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安騰 ]——(2002-12-15) / 已閱49768次
論情事變更原則
張安騰*
一、引言
我國于20世紀90年代著手起草新的統一合同法時，就對情事變更原則十分關注。從1995年學者提出的《合同法草案建議稿》，到全國人大法制工作委員會向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合同法（草案）》四個審議稿，都在“合同的履行”一章中寫入了情事變更原則，并在《合同法（草案）》中關于規定這一原則條文的表述方面有過三次變化。1這一切，使有關情事變更原則的內容日臻完善。但是，情事變更原則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在合同法的起草過程中，一直有不同意見。學者、法官大都贊成明確規定情事變更原則，認為這樣可以公平、合理地解決在特殊情況下發生的特殊問題，及時打開某些死結，以促進經濟流轉，維護社會公平。而一些經濟工作者則不同意把情事變更原則正式寫進《合同法》，認為此舉容易導致該原則的濫用，有礙合同嚴肅性之保持。兩派相爭，終因反對力量過于強大，關于情事變更原則的內容在立法的最后時刻被否定，沒有被寫進我國新《合同法》。
本文認為，新《合同法》未規定情事變更原則雖有一定的理由，但更重要的原因則是立法上的短見，即未能從長遠角度來考察情事變更原則的功能，其立法抉擇不利于維護社會的實質正義，實屬弊大于利，不可不稱為《合同法》的一大缺憾。故有必要對情事變更原則作進一步探討。
二、情事變更原則的基礎理論
㈠、基本內涵
首先必須明確的是，情事變更原則從來是作為以合意說為基石的近代合同法大原則的例外原則。它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情事變更原則包括不可抗力與狹義的情事變更原則。本文所指為狹義的概念。
情事變更原則謂為法律效力發生原因之法律要件（法律行為或其它法律事實）之基礎或環境之情事，因不可歸責于當事人之事由，致有非當時所得預料之變更，而使發生原有效力，顯有悖于誠信原則（顯失公平）時，應認其法律效力有相當變更之規范。故嚴格說來，情事變更原則為關于法律效力的一般問題，應屬于民法總則之范圍。2然而該原則事實上就合同關系最多適用，故本文以合同法為中心對之加以闡釋。
大陸法系國家通過立法或判例來確認情事變更原則，實為誠信原則在債法中的具體體現。不過大陸法系國家對于情事變更之范圍的態度不盡一致：以《法國民法典》為代表，情事變更與不可抗力是不作區別的（見該法典第1148條之規定）；而德國的民法理論及司法實踐則力圖將情事變更與不可抗力區分開來。（見《德國民法典》第157條、第242條及1924年的《第三次緊急租稅令》、1925年的《增額評價法》、1952年的《法官契約協助法》）
英美法系解決此類問題的原則稱為“合同受挫”或“合同落空”（Frustration of Contract），主要是通過判例來確認，認為情事變更原則的適用是法院或當事人采取的一種衡平措施，因而是從衡平法的觀點來確認這一原則的，其所使用的范圍較大陸法上的情事變更更為廣泛，實際上包含了不可抗力和情事變更。
我國《民法通則》對不可抗力作了明確的定義，對情事變更則沒有直接作出規定。但基于適用條件尤其是法律效果上的差異，學術界是將情事變更原則與不可抗力作為兩種不同的法律規則加以闡述和探討的。通說認為，情事變更原則是指：在合同成立后至其被履行完畢前這段時間內，因不可歸責于雙方當事人的原因而發生情事變更，致使繼續維持該合同之原有效力對受情事變更影響的一方當事人顯失公平，則允許該當事人單方變更或解除合同。3至于何謂“情事”，一般理解為訂立合同時的特定環境。
基于該定義，可知情事變更原則的適用條件（即其要件）應包括以下幾項：4
1、 須有情事之變更
通說認為情事無須為普遍的：可以是某一較大范圍的，也可以是某一較小范圍的，既可以是針對當事人雙方而言的，也可以是僅僅針對當事人一方而言；情事得為經濟的或非經濟的，前者如物價穩定、幣值近似不變等，后者如和平狀態、交通狀態等。近來有學者從嚴格限制情事變更原則以維護合同嚴肅性出發，認為情事應當以持續、一般的狀態而存在，不僅為合同當事人、且為一切普通個人所能共同認知且以為當然。如僅為涉及具體合同關系、具體合同當事人的特定交易條件，諸如：特定合同標的于締約當時的一般價格，則不屬于情事變更原則所指向的情事范圍。5本文認為，該觀點有違情事變更原則維護社會實質正義的衡平立場，不利于實現個別正義，實乃從根本上破壞了情事變更原則。至于什么樣的情事是法律行為的環境情事，應具體依據法律行為的性質和目的來加以確定。
所謂變更，指的是情況的變動。針對合同而言，是指訂立合同后合同行為的環境或基礎發生變動，以致于在履行時須面對一種新的情事。這種新的情事的出現須為客觀的事實。至于變更是普遍的或局部的，一時的或持續的，急劇的或緩慢的，均可在所不問。有學者認為變更應為具有普遍意義和長期性的變化，即該變化非為偶然性、一次性、局部性變化，而為對原有狀態的全面、長時期變化。6此說實不利于全面、正確地保障受情事變更影響的一方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至于如何認定情事是否變更，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側重點不同。前者傾向考慮債務人有無實際履行的能力，后者則傾向考慮合同的目的是否能實現。
2、 情事變更須于法律行為成立后、債務關系消滅以前發生
基本觀點為：合同訂立之前，如果情事已發生變更，則變更后的情事為合同訂立的基礎，當事人如不知情事已有變更，則視為當事人有過錯，故不能適用情事變更原則。這是由情事變更事實的客觀性所決定的，該變更發生時間僅以客觀情況為判斷依據，而不受當事人主觀認識狀況影響。而在合同履行完畢后，合同關系已經消滅，情事如何發生變化均與合同無關。
幾點說明：
⑴情事變更發生在合同訂立之后，但在履行過程中恢復原來狀態的，能否適用情事變更原則的問題，應依據原約定的履行期間扣除情事變更期間所得的剩余履行期間按正常情況能否完成約定的事項判斷，若能則不可適用，反之則可適用。
⑵在遲延履行期間發生情事變更應如何處理的問題
有的學者認為如果合同當事人履行遲延或受領遲延后發生情事變更的，過錯方不得以情事變更為由來免除自己的責任。7史尚寬先生認為情事變更原則并不以不可抗力之危險使歸當事人一方負擔為目的，而系以危險之公平分擔為目的，債務人不應較因遲延通常所負擔責任更加多負擔不相當之過分責任。8故于遲延后發生情事變更，亦不妨適用情事變更原則。但情事變更與遲延有直接因果關系者，不在此限。本文認為，當事人對遲延履行或受領有過錯，并不意味著對情事變更的發生有過錯，當履行期已屆滿，而當事人仍未全部履行或受領，相對方可以因對方違約而解除合同，并追究其違約責任。相對方如仍需要對方履行或受領，則可以要求繼續履行，并可以追究其遲延履行的責任。基于繼續履行而達成的協議，可以說是一個新合同。雖然新合同的產生與原合同的違約有一定關系，但是因為違約方已經負擔了相應責任，對新合同履行中的意外就不應再負責。故也可適用情事變更原則。
⑶有學者認為：“情事變更須發生在合同成立生效以后，合同關系消滅以前。”9本文認為，這種表述是不確切的。因為有的合同的成立時間與生效時間并不一致，但是當事人的合同行為只能以締約時的情事為依據，而不是以預見的合同生效時的情事訂立的。故情事變更如果發生在訂立合同之后，合同生效之前，也應當適用情事變更原則。
3、 情事之變更，須未為當事人所預料，而且具有不能預料之性質
該條件從主觀與客觀兩方面對情事變更加以限定。未預料之事必須是客觀的，即使當事人實際上未預料（主觀），但依誠信原則如此事變當然可得預料，則該當事人有過失，不得主張情事變更原則。如果情事變更已經為當事人所預料，則表明當事人愿意承擔情事變更的風險，自然不能適用情事變更原則。
所謂不能預料，指的是：⑴對事變發生可能性本身的預見能力。⑵其為客觀的缺乏預見可能，而非特定合同關系一方當事人的未為預見。故有學者提出“如果情事變更在客觀上僅能為一方可以預料，則不能預料的相對方可以主張情事變更原則的適用。如果客觀上可以預料到情事變更的一方已經預見到將來會發生情事變更而致使合同不能履行，卻依然與相對方（注：客觀上無預見能力）簽訂合同，那么可以預料的一方當事人有主觀過錯，對相對方的損失應負賠償責任。”10本文贊同此種觀點。
4、 情事之變更須因不可歸責于當事人之事由而發生
在情事變更與合同關系權益失衡之間不能存在合同當事人自主行為作用的干擾。因為合同當事人自主行為的介入實際上切斷了事變與合同履行困難之間的因果鏈條。如果客觀情事的變化可歸責于當事人，則應由當事人承擔責任。若情事變更非由當事人引起，但是可歸責于第三人，則應當由第三人承擔責任，不得適用情事變更原則。因為情事變更原則是在無法采取其他救濟方法的情況下才適用的。
5、 情事的變更導致履行合同將會顯失公平
情事變更對合同關系產生的現實結果并非致使合同履行不能或僅為一方當事人履行困難或蒙受損失，而是使合同的繼續履行建立在根本破壞當事人間的利益均衡的基礎上，產生違背社會正義觀念的顯失公平的結果。這里說的顯失公平不能等同于一般商業風險所導致的不公平結果。因為經濟活動原為經濟之競爭，多少包含有投機因素，絕對公平只能是一種理想，在現實法律政策上為不可期望之事。在商品經濟的社會中，人們的經濟行為需要遵循價值規律的要求，受價格杠桿、競爭機制的制約，風險成為經濟活動的固有屬性，“不公平”結果的出現亦成為經濟運行的必然。但是這種不公平結果一般具有可預料性，是當事人自愿承擔的，風險與利潤是相稱的。故依誠信原則，法院因為法律行為的關系或法律的要求有時不得不駁斥公平之愿望，而保護不公平之主張。
至于何謂“顯失公平”，學者間意見不盡一致。11本文認為，諸學者的觀點均有其合理性，實踐中應加以綜合考慮，以便從宏觀上控制情事變更原則的適用，防止濫用。今后在大量實踐基礎上不妨對某些典型事件設立量的標準，以利于準確適用。對此，國外的司法實踐往往掌握一定的衡量尺度。如德國帝國法院1933年的一個判例認為英鎊貶值20-30%屬于情事重大變更，1935年的一個判例認為外幣貶值13%就使得法律行為基礎動搖。12
至于情事變更原則之適用是否以有當事人之主張為要件之一，學者有否定、肯定兩說。本文持肯定說。因為情事變更原則是合同法的特殊原則，應從嚴掌握，不宜濫用。而且在作為私行為的民事交易中，當事人為保持信譽，維護交易關系，通常會私下協商分配風險問題。這種私權領域無須法院以公權主動干涉。
㈡、法哲學基礎
為了方便考察情事變更原則的法哲學基礎，以求追本溯源、明其本質，本文先從其歷史沿革入手，依次介紹有關情事變更原則理論依據的學說，最后在總括的層面上提出自己的看法。
1、 歷史沿革
情事變更原則的歷史并不能追溯至古羅馬法。無論在大陸法系或英美法系之傳統合同制度中，均未有情事變更原則之真正適用。羅馬法所堅持的“合同嚴守”原則及普通法所力主之“絕對合同”理念無一例外地拒絕在合同效力領域外留有認允合同當事人合意之外的其他因素影響合同效力的空間。這一原則體現了法律思想上堅持純粹形式主義的觀念。而實際上，羅馬法時期的契約可分為嚴法契約與寬法契約，寬法契約的內容已包含誠實信用、公平合理的原則。這就不得不考慮情事的變更。所以情事變更存在于羅馬法時期是必然的，但還沒有作為一項固定的原則或制度被確立下來。13按照通說，情事變更原則起源于12-13世紀的注釋法學派著作《優帝法學階梯注釋》中的“情事不變條款”，即假定每一個合同均包含一個具有如下含義的條款：締約時作為合同基礎的客觀情況應繼續存在，一旦這種情況不存在，準予變更或解除合同。至16、17世紀，自然法思想居支配地位，情事不變條款得到廣泛適用。到18世紀后期，該條款的適用過于泛濫，損害了法律秩序的安定，于是受到嚴厲的批評并逐漸被法學家和立法者所摒棄。19世紀初歷史法學派興起，極力貶低自然法思想的價值，情事不變條款自然也不會有好的命運。之后興起的分析法學派，強調實證法，主張形式主義，重視合同嚴守原則和法律秩序的安定，故情事不變條款愈喪失其重要性。情事變更原則得到確立并在審判實踐中得以廣泛的適用，是20世紀20年代以后的事情。一戰、二戰、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及消亡、冷戰的潮漲潮落，幾乎沒有哪個國家能擺脫“情事”的“變更”。在這種歷史背景下，學者們借鑒歷史上的情事不變條款，提出情事變更的種種學說，并經法院采納成為判決理由，最終成為當代民法的特別規范。
2、 理論依據14
關于情事變更的理論依據，理論上有不同的主張，概括起來，主要有：
⑴大陸法系
除約款說、相互性說、法律制度說和不可預知情況說等之外，頗有影響的有如下兩種：
①法律行為基礎說 由德國學者歐特曼（Ortmann）于1921年提出。所謂行為基礎，乃針對契約而言，是指在訂立契約時，當事人一方對特定環境存在發生的預想，這種預想須由相對方當事人也認知其重要性而沒有提出異議；或者是雙方當事人對訂約時特定環境的存在發生有共同預想。可見，所謂“基礎”是法律行為的客觀基礎，但確定標準卻是主觀標準。拉恩茨（Larenz）為修正法律行為基礎說，提出應區分主觀法律行為基礎與客觀法律行為基礎的觀點。而雷曼（Lehmamn）則認為嚴格劃分主觀與客觀法律行為基礎并無實際意義，應當將兩者結合起來考慮，合同效力是否受到影響應以某種情事轉變為前提，而情事是否發生變化則以“合同目的”作為判斷依據。
②誠信原則說 該說認為情事變更是誠信原則的具體體現。當事人在訂立合同后，由于出現了訂約時所不可預見的情事，繼續履行會違背誠信原則，因此應允許當事人變更或解除合同。我國學者大都以此為通說。
⑵英美法系
①默示條款說 由英國法官勞爾伯恩（Loreburn）勛爵于1916年提出。該學說同情事不變條款說類似。
②合同基礎喪失理論 為哥達德（Godard）法官于1937年采用。該說與法律行為基礎說有類似之處。
③公正合理解決理論 《昂遜合同法》引述萊特（Wright）勛爵的評論：“實質是，法庭或陪審團按照他所認為的什么是公正合理，以一個事實判斷來決定問題。”因為審判過程的全部目的正是在于達到公正合理地解決爭議。
④義務改變理論 由拉德克利夫（Radcliffe）勛爵在1956年提出。他認為當法律行為雙方均無過錯的情事變更使合同義務變得不允許被履行時，將構成合同落空。因為在這種情況下，要求履行的已是與合同雙方當事人所承擔的義務完全不同的另一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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