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國良 ]——(2010-12-30) / 已閱15769次
轉方式、調結構與經濟犯罪防范、治理邊緣化問題探析
劉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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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轉方式、調結構在當前的我國儼然成為關涉政治大局、社會穩定和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以至于在執法一線民警看來，如何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為其平穩過渡，從源頭上防范，實務中防范、治理、扼制經濟犯罪問題的發生，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已經成為當前辦案工作的重中之重。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任何一項決策，不乏實踐之根基，外加理論的提升，這是轉方式、調結構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新的認識基礎。如何把轉方式、調結構理論之精髓（保障、改善民生）在現實中實現，各行業的理論對接、實務應用就成為必然。對此，各行業均應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次對轉方式、調結構進行系統的分析研究，隨著情勢的變化不斷地對事物進行系統的分析研究、研究分析，從而形成知識化的理論系統，進而將現存的具體問題科學地轉化為問題的解決方法。而今通過轉方式、調結構中研究經濟犯罪萌芽、出現及惡化態勢，亦即在執法實踐中經濟犯罪行為如何被邊緣化，理論上破解經濟領域中涉及經濟犯罪防范、治理難點、熱點問題，進而指導、引領打擊經濟犯罪執法實務，此為應對轉方式、調結構之精髓的利器。更何況，這一調研行為本身，亦是公安機關自身在新形勢下的轉方式、調結構具體實務。
關鍵詞：轉方式 調結構 轉型 跨越 以黨為本 以人為本 以法律公正為本 準確溫和執法
一、轉方式和調結構的現實解讀
轉方式，就是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由粗放型增長到集約型增長，從低級經濟結構到高級、優化的經濟結構，從單純的經濟增長到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經濟發展的轉變。
調結構，就是通過調整國民經濟各組成部分的地位和相互比例關系，使其更加合理化、高級化，適應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不僅包括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同時涉及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消費行為、文化、人與人的關系等各個方面。經濟結構的調整，不僅包括宏觀上社會總需求結構、所有制結構、分配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經濟結構的調整等，也包括微觀上企業組織結構、產品結構的調整等。所以，轉方式、調結構看起來是經濟領域的一場變革，實質上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膻變。
我們循著上述解讀到現實中去探察、考量轉方式、調結構的歷史衍變。
首先轉方式、調結構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鮮有所聞，對照上述概念來理解當時土地分田到戶轉而成立農業生產合作組織，這應是一次全國性較大的轉方式、調結構的行動，但該實踐尚未上升至理論上的提出。
其次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改革開放，特別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黨中央提出經濟體制改革，“我們實現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恢復和堅持了長時期行之有效的各項經濟政策，又根據新的歷史條件和實踐經驗，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經濟措施，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 生產方式和產業結構調整才被關注，這應當是對轉方式和調結構理解和提出的雛形，是始作俑者。
再次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縱深發展，農業方面，截止到1983年，全國農村實行“雙包”（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生產隊達到93%， 工業方面，貫徹國民經濟“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鄧小平在講話中強調指出：“為了使國民經濟各種比例關系逐步協調，使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某些建設項目要下馬，某些企業要關、停、并、轉，或者減少生產任務。” ，實踐中，結合國民經濟調整，關停并轉了一大批能耗高、質量差、貨不對路、長期虧損的企業，這應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具體實踐。
而今十七屆五中全會公報提出順應各族人民過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主攻方向，把科技進步和創新作為重要支撐，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根本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是一場深刻變革，必將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各領域。與此相對應，農業方面：一是加快推進城鎮化的進程，二是要努力推進農業現代化建設，如大力發展農業龍頭企業，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力度，大力發展農村專業合作社與各種專業協會，走“現代農業+農業龍頭企業+專業合作社（或專業協會）的發展道路。”三是推進農村社會“集聚式”社區化發展。工業方面：一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二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然涉及到各個方面的切身利益，必須處理好各方面的利益關系，三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需要加快推進科技進步和創新，科技進步和創新將人類社會生活帶來巨大變化，四是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并不僅僅意味著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更多的是要解決人與經濟、經濟與社會、經濟與資源、經濟與環境、經濟與文化等一系列各個層面的問題，而且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一個無止境的過程，要貫穿于經濟社會發展的全過程。
總之，轉方式、調結構是一個主題分解成兩個既相關聯又不可用一種解讀方法去理解的兩個詞，是同一矛盾問題的兩個方面。所謂轉方式的解讀，應多側重于在生產方式的轉變上，實務中主要是適應與不適應，由不適應的方式轉變成適應方式，過去適應的傳統生產方式，在生產進度加快的今天就會不適應，轉變成為必然。而調結構，結構本身作為一框架，其存在主要是合理與不合理的問題，改革的中心之一是結構調整，其是否被調整的前提，便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內在有機聯系是否統一、協調。
二、轉方式、調結構是社會經濟發展的應然選擇
縱觀世界所有經濟體，都在深刻反思和積極求變，當人們探尋發展目的超越了發展本身，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感受到了時代變遷的訊息，轉方式和調結構便是經濟發展歷程中決定命運的轉折點。
首先，從橫向看，國際形勢新變化，是促使轉方式和調結構的應然選擇。國際金融危機后，盡管世界格局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趨勢沒有改變，但整個世界面臨著自冷戰以后最大的經濟蕭條的沖擊與發展模式的轉型。從美國政府推行的經濟新戰略到歐盟倡導的低碳經濟，世界各國都把振興實體經濟，推進科技創新，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發展新能源作為調整的重點。這些調整一方面側重新的技術革命，使我國在一些新技術和新產業上面臨發展機遇。另一方面，通過產業轉移、跨國并購，為我國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種資源和兩個市場提供難得的歷史機遇。
其次，從縱向上看，國內發展與改革新階段，是轉方式、調結構提出的質變點。改革開放30多年，特別是“十一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經濟實力顯著增強，科學發展理念漸入人心。一方面處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高度，也面臨新矛盾新問題。我國業已積累的龐大的物質生產能力，人均收入接近中等收入國家水平，為進一步改善民生、調整結構奠定了堅實基礎，同時在科學發展的道路上也探索和積累了一定的經驗，甚至教訓。如工業化進入中期后如何協調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城市化水平提高與消除二元結構的問題。另一方面，改革進入攻堅時期。收入分配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以及行政管理體制等深層次矛盾與問題也日益暴露，制約了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迫切需要制度創新與深化改革。
最后，從縱橫交叉點上比較，轉方式、調結構是大有作為的歷史機遇期。這意味著，在“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將要作出重大調整，體制改革深度推進。“十二五”時期是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關鍵時期，要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建設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因此，“十二五”規劃是跨越危機、引領未來、奠定基礎的戰略部署和行動綱領。如何把這一戰略付諸實施，必然要求我們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為主線，以改善民生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改革開放為動力，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道路上大有作為。
在這次調研中，筆者從臨沂市經貿委了解到，臨沂市圍繞轉方式、調結構這一主線，為確保圓滿實現“加快工業發展年”目標任務，出臺關于加快工業提升發展的意見、加快產業集群發展的意見，加強企業管理工作的意見等政策文件，設立工業發展專項資金，不斷加大對工業轉方式、調結構的政策支持力度。全年確保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長15%以上，經濟效益同步提高；技術改造投資增長22%以上；萬元GDP能耗完成比2008年降低23%的“十一五”規劃目標。
樹欲靜而風不止，時代改革的步伐悄然進行，不以我們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如何順應歷史潮流，完成歷史所賦予的使命將是擺在各行業精英面前的嶄新課題。
三、公安機關在轉方式、調結構形勢下的必然應對
轉方式、調結構是黨的十七大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具有濃厚的思想內涵、理論淵源、實踐依據和群眾基礎。不僅指導經濟社會發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也是當前推動社會各項工作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指導方針。以此為契機，作為公安機關及相關民警，清醒自身認識與社會發展現實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以科學的理念、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方法解決新情況新問題成為歷史的必然。通過理論調研理清思路、創新機制、改進方法，實務中認真受理、查處受害人、受害企業反映比較集中的突出法律問題，這亦是順應時代發展潮流的必然。
轉方式、調結構將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公安機關工作的中心和主線。在這一特殊時期，筆者結合公安實務與當前歷史機遇期的要求，用 “三個發展”解構社會各行業轉方式、調結構中所面臨的法律事件與問題，以期相得益彰。
所謂三個發展，一是轉型發展，二是創新發展，三是跨越發展。轉型發展是轉方式、調結構的具體實踐，創新發展是轉方式、調結構的發展動力，跨越發展是轉方式、調結構的最終目標。“三個發展”內涵豐富，緊密相連，相輔相成，是循序漸進的內在統一體。實際工作中準確把握“三個發展”的深刻內涵，是各領域轉方式、調結構的有利保障，亦是激發公安工作創新變革的不竭動力。
首先，公安工作與社會發展唇齒相依，與民生休戚相關。當前，我們正在深入學習領會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全國公安廳局長會議精神，在此前提下，以“三個發展”應對新時期各領域的轉方式、調結構，是把握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和先進性建設，立足公安機關自身的性質、特點和所擔負的職責、任務，進一步創新機制、完善制度，深化“三基”工程建設和“三項建設”的縱深。在實務工作中，一是必須立足于講政治、講大局、講責任的高度，努力在認識和把握社會防范、治理的發展趨勢中明確前進方向，在認識和駕馭公安工作防范、治理的客觀規律中掌握工作主動；二是必須著眼于服務經濟社會發展，正確處理好發展與穩定、發展與安全、發展與效率、發展與公正的關系；三是必須著力于公安工作和保障民生，優化公共服務職能，提高質效，切實做到民安、順民意、解民憂；四是必須以發展的眼光更新理念，大力推動思想解放和機制創新，切實做到解放思想有新境界，公安工作有新作為，機制創新有新突破，各項工作有新舉措，推進公安工作進入后勁迸發的新境界，推進執法建設進入公平優先的新境界，推進警民關系進入融洽互動的新境界。
其次，準確把握發展機遇和挑戰，切實增強危機意識和責任意識。 “三個發展”的理念在與社會各領域轉方式、調結構的博弈互動過程中，會給公安工作帶來新的機遇，各職能部門能否把握發展機遇，增強憂患意識、危機意識和責任意識，事關重大。多年來，公安工作盡管在不斷發展進步，但毋庸置疑的是，一些薄弱環節仍未能改善，仍然存在一些與“三個發展”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更遑論轉方式、調結構所賦予的歷史使命。筆者根據實務中的調研，總結如下幾點。
①是執法理念還不能適應創新發展的要求。執業民警（包括各個層級）法律意識和責任意識不強，關注社會發展動態、主動融入大局的意識薄弱，無形中削弱了改革創新的動力，對潛在的矛盾沖突、涉及面廣的新型經濟犯罪、經濟轉型中的難點、熱點等問題，無法形成清晰認識，更缺乏應有的危機感和緊迫感。
②是運行機制還不能適應動態防范、治理經濟犯罪的變化。辦案單位難能形成主動研究工作、科學安排部署的習慣和氛圍，更有甚者，經偵部門不辦案、抓獲率不高的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經濟活動活躍，新型經濟犯罪不斷涌現，而與此相對應的管理手段還跟不上，陣地控制存在盲區，安全監管有漏洞，運行機制還不能適應動態辦案的需求，這些在一定程度上還現實存在，這必將對經濟領域內發生的法律事件的順利解決形成制約，成為各領域在轉方式、調結構過程中的掣肘。
③是能力素質還不能適應當前執法工作的需要。譬如有的經偵民警自身業務不精通、能力跟不上，少數執法民警心思不放在工作上，缺乏敬業精神和職業道德；部分民警應知應會的技能不懂，對信息化應用一知半解，只是停留在錄入信息、查詢信息的初級階段，運用警務平臺偵查破案的招數不多，還沒有完全發揮警綜平臺在分析研判、預警提示、網上作戰的實戰功能。這樣的辦案人員一旦應用于經濟犯罪執法實務中，必然加大執法成本。從微觀上考量，會消解人們在轉方式、調結構中的熱情與勇氣。
④是隊伍管理還不能適應形勢任務的要求。相關制度在執行和監督的環節上與執法理念存有差距，個別執法民警無法勝任辦理案件工作，無法嫻熟運用法律知識解決現實中的矛盾與問題，客觀造成對社會的危害。工作中在其位，不謀其政的現象存在，統籌能力不足，致使一些本應辦好的案件沒有辦，更談不上辦得讓當事人滿意，一些本應解決的法律問題沒有徹底解決，誘發不安定因素。
最后，圍繞“三個發展”，以自身轉方式、調結構的主線，消解社會各行業在轉方式、調結構過程中遇到的法律矛盾與問題，提升服務經濟和保障民生的水平。毋庸置疑，轉方式、調結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主線，“三個發展”則是公安機關抓住這一契機的有力應對，具體的實務中的表現就是積極融入大局，用主動的服務促進經濟發展。創新服務機制，整合警力資源，從人員、時間、辦公等方面建立保障機制，創新服務方式，充分發揮“網上公安局”的警綜平臺作用，拓展法律服務范圍，融防范、治理于一體，在金融、保險等高風險企業開辟“綠色通道”，為企業轉方式、調結構活動創造安定環境。創新工作機制，用平安的環境保障轉方式、調結構的順利進行。在維穩機制方面，加強網上網下陣地建設，探索網上維穩、輿情疏導、網上偵控的新辦法。完善對接運作機制和保障機制，將各領域轉方式、調結構中遇到的經濟犯罪問題控制在內部和萌芽狀態，強化防范、治理工作。在打擊機制方面，強化信息、網偵、技偵、預審等偵查業務部門建設，建立職能部門與相關業務部門聯動機制，做到各領域在轉方式、調結構中經濟犯罪一出現，就堅決予以打擊，毫不手軟。
四、經濟犯罪防范、治理實務與轉方式、調結構的掣肘前瞻
轉方式、調結構是當前社會變革的具體矛盾，其所蘊涵的法律事件-經濟犯罪總是交織于不斷發展變化的過程中，我們只有根據認識的目的和依據實際的情況，對事件進行系統的分析研究，才能真正實現對具體矛盾的辯證思考，由此形成對具體矛盾的科學認識，進而達到解決的目的。傳統并不乏以這個問題的研討，譬如執法實務中經常提到的諸如法律的不健全、警力不足等原因回應經濟變革領域中的經濟犯罪問題，由此形成了對經濟犯罪打擊弱化，筆者在這里不多贅述。當然并不否認執法實務中存在法律不健全、警力不足等的問題，但上述問題是一個非常模糊的問題。譬如實務中對經濟法律事件的常見答復不構成犯罪，法律上有障礙，亦即把板子打到“法制不健全”身上。這問題可以反過來想，若等至法律健全再去執法，則永無執法之日，這一想法可能極端，但這足以應對執法實務中一些人的說辭，用以搪塞受害人、受害單位，客觀上為執法不作為、消極作為找借口。縱觀哪一個國家法制是健全的、如果健全了你還有努力的空間？在這里我們要探討的是對經濟法律事件邊緣化問題的認識，也就是說，當一起經濟犯罪案件出現，不存在諸如法律上的障礙、警力上的困難，而受害人、受害單位的正義是否得以伸張的問題。筆者擬從現階段法律框架內，從執法一線在微觀上探析執法實務，這是目前依法治國的制度與邏輯使然。對造成無法認識、進而打擊經濟犯罪的另有它因，亦即邊緣化認識、打擊問題（客觀上造成對經濟犯罪的放縱），對其中掣肘內在原因作一瞻望。
（一）人性的劣根性充斥于轉方式、調結構過程中利益博弈的各個環節，此為掣肘之一
劣根性是指人類固有的不良品質和不健康的心理需要，是人之所以犯罪的根源所在。從小的方面看，諸如人的貪婪、自私、虛榮、權力欲，從大的方面講，如缺少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對事物真實性和精確性的基本尊重、無視對他人的優點、喜歡通過侮辱或嘲笑他人缺點得到滿足、將個體或部分特點擴大為集體特點等。這些劣根性的存在，固然有其好的一面，但其差的一面從歷史上看，將變革發展成果付之一炬的事例比比皆是，在現實中的種種扭曲亦是一種必然。譬如實務中的執法行為，同一部法律，不同層級、角度、經歷的法律人有不同的理解，形成的定見紛紜復雜，我們拋卻案件本身的結構性復雜因素不談，人為的誘因致使案件撲朔迷離，致使經濟犯罪案件無法從刑事上打擊的現象亦屢見不鮮。
轉方式、調結構本身是各種利益的再分配、再流轉，其行為本身即是經濟運行的一種外在表現形式。從微觀上觀察，不乏各色人等充斥其中。其行為如若上升為經濟犯罪，達到了刑法予以制裁的程度，便是人性之劣根性在轉方式、調結構過程中惡化至極致的產物。而處置經濟犯罪行為這一“惡果”本身，亦是由正在轉方式、調結構這一框架下的辦案機關中不同層級、角度、經歷的民警逐鹿其中，執法實務中常見對同一法律問題、同一事件理解上的千差萬別，令人唏噓。
（二）現實人文對法律的扭曲理解與轉方式、調結構的掣肘
我國是一個傳統儒學統領社會的國度，從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孔子、孟子的儒家思想雛形，經過漢代董仲舒改造儒家思想，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進而提出“君權神授”的政治思想，及至宋明理學對儒學的發展，更加肯定了“萬物只是一個天理，天理是萬物的本源，天理和倫理道德直接聯系，仁是萬物俱生的”，盡管到了明朝有了反對聲音，如李贄思想中破除對孔子思想的迷信，抨擊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贊揚改革家、農民起義等，但仁、義、禮、智、信、恕、忠、孝、悌的儒家思想占據社會事務的方方面面。儒家學說所形成的人文在現實中一個突出的表現，便是感性思維充斥于處置法律事件的全過程。
再看法律，是西學東漸的產物，由于法律權力來源不是出自血統的或世襲的因素，而是源于建立在實踐理性基礎上的形式法學理論和形式法律規定的制度，是人類業已選擇并遵守的規則來解決現實所面臨的法治難題。這與我國自身所構成儒家文化共同體，它永遠不可能撇開自身的文化積淀和現實關切而棲身于任何意義上的異文化的“卵翼”中，否則易出現水土不服，發生橘南北枳的現象。所以目前對轉方式、調結構與經濟犯罪防范、治理實務問題的研究、探討，付出與收益的極大反差，居高不下的成本亦是對社會前進與發展的阻礙。
這實際是不同人文環境造就的不同思維方式，在社會管理方式嫁接的過程中所發生的變異。在執法實務中，你不妨根據每個人的現實狀況進行考量，執法環節中你所遭遇的人，或飛黃騰達、或志得意滿，或左，或右，或獨善其身，或趨炎附勢，或依違兩可，隨世浮沉，其中種種，對法律問題、事務各抒己見，即是同一人，在不同場合下對同一經濟法律問題的表述不一。該行為現實的存在，將在經濟犯罪防范、治理實務與轉方式、調結構博弈中成為掣肘，但不易為外人察覺。
（三）經濟法律問題執法中的“扯淡”現象規避了轉方式、調結構中所遇到的經濟利益矛盾，進而喪失對經濟法律事件進行依法處置的可能
法律作為一種社會治理方式，其技術性構架不言而喻，有無數的從業人員以此謀生便是明證。無法律信仰、對法律知識匱乏、以法律謀私利是對依法治國的硬傷害。實務中的“東郭先生”是如何彌補上述缺陷的呢？那便是實務中經常出現的扯淡、糊弄行為。
這里需要界定的是扯淡、胡扯、糊弄、說謊之間的區別，胡扯是欺騙性的錯誤表達，扯淡似乎包含了某種形式的故意糊弄，也比較接近糊弄，但并非接近說謊。說謊和糊弄皆為錯誤表述或欺騙的形態，對說謊而言，它的概念里最主要的乃是虛假：說謊者刻意地去傳播一種虛假信息。至于糊弄，也是要傳達某種虛假，但它并不像純粹說謊，更準確地說，乃是它不是在傳播虛假，而是“以假亂真”。
實務中說謊需要相當程度的技術水準，說謊的人會受限于他必須知悉何為法律真相的客觀條件，因此他無可避免地必須關心案件事實真假。為了編造謊言，他必須以自己知道什么才是真相為前提。并且為了編造出可信的謊言，他必須在真實的指引下，設計他的假話。相較于說謊者所受到的束縛而言，扯淡的人有著更多的自由，當然，這并不必然意味著扯淡比說謊容易。但比起說謊，扯淡這種行為模式，不需要撒謊那么多分析和深思熟慮。它更開闊、更獨立，有更多機會即興表演、渲染和想象。
總之，當形勢需要人們去講他自己都不知所云的話的時候，扯淡即不可避免。當對法律事件的把握一知半解的時候，但還要對其進行指點迷津、施以決策，有責任或機會，針對該法律問題去認知、執行、實施超過了對該經濟法律問題的把握時，他就開始從各種角度扯淡。就執法影響效力而言，扯淡遠比說謊更嚴重，是案件“真實”的更大敵人，扯淡的危害在于“這種‘反真相’的信條漸漸蠶食掉我們的信息，讓我們不再相信可以通過正直的努力去取得證據，來判斷案件真假，甚至無法理解客觀探索這一概念” 。給社會變革形勢形成硬傷害，因為扯淡的人既不關心何者為正義、何者為非正義，只在乎自身利益，更何況執法辦案本身，就是還原法律事件本身的面目，即經濟犯罪是如何造成的，進而讓犯罪人員受到應用的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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