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楊建明 ]——(2002-12-30) / 已閱13868次
債權憑證熱的冷思考
楊 建 明
近些年來，人民法院為清理執行積案耽精竭慮，但執行積案仍居高不下，并呈現逐年增多的趨勢，已成為人民法院急需解決的重大司法實踐課題。眾所周知，被執行人履行不能案件在執行積案中占相當的比例，從客觀上成為了人民法院清理執行積案的障礙。
發放債權憑證，是人民法院為解決被執行人履行不能問題、遏止執行積案上升趨勢而采取的應對舉措，債權憑證對執行工作的積極意義毋庸贅述。但筆者竊以為，發放債權憑證只是權宜之計，它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被執行人履行不能問題，也遏止不了執行積案日漸上升的趨勢。
本文以審視執行積案成因為基點，對發放債權憑證可能產生的弊端作了梳理，并進而不揣冒昧地提出了解決被執行人履行不能問題的幾點意見。
一、對執行積案成因的審視
執行積案的成因有很多，但概括起來不外有四種情形：首先從被執行人的角度看，一是被執行人履行不能，二是被執行人履行不力（當然也包括協助執行人協助不力）；其次從人民法院的角度看，一是人民法院執行不能，二是人民法院執行不力。
筆者首先想澄清一個概念，被執行人履行不能與被執行人履行不力（當然也包括協助執行人協助不力）是完全不同的，被執行人履行不能是指被執行人無履行能力在客觀上未曾履行，被執行人履行不力是指被執行人有履行能力在主觀上拒絕履行。
顯然，被執行人履行不能，也就是執行工作沒有了物質對象（基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在這種情形下，人民法院的執行裝備再精、執行力量再強、執行措施再新，結果都只能是執行不能。如果人民法院將主要精力放在解決被執行人履行不能問題上，就是本末倒置，得不償失。筆者認為，在執行程序中解決被執行人履行不能問題，猶如“水中撈月”，沒有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人民法院應當在攻克被執行人履行不力（當然也包括協助執行人協助不力）以及解決人民法院執行不力上下攻夫、花力氣，為解決“執行難”想盡千方百計。
在執行實踐中，申請人明知被執行人履行不能而申請，人民法院明知被執行人履行不能而執行，是執行積案逐年增多的重要原因，也是執行積案惡性循環的主要原因。
二、 人民法院發放債權憑證可能產生的弊端
這些年來，“執行難”一直困擾著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執行工作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在被執行人履行不力（當然也包括協助執行人協助不力）以及人民法院執行不力的情形下，當事人和社會各界對法院提出建議、意見和批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但在被執行人履行不能的情形下，當事人和社會各界對法院產生遷怒、責難和質疑，倒是不應該的，而人民法院也主動承擔執行不能的責任，更值得認真的思索與審視。
人民法院在執行程序中發放債權憑證，是對解決被執行人履行不能問題的有益探索，實質上就是人民法院主動承擔執行不能責任的一種措施。隨著債權憑證的大量發放，日積月累，在執行實踐中可能產生一些弊端。
（一）有可能浪費訴訟資源
人民法院發放債權憑證，增加了執行工作量。執行人員為了執行被執行人履行不能案件，總是挖空心思、窮盡法律，甚至不惜動用全院力量集中執行、突擊執行，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均無計可施時才決定發放債權憑證。至此人民法院為發放債權憑證付出了大量的工作，這種做法是對訴訟資源的浪費，百害無益。
（二）有可能增加訴訟成本
人民法院發放債權憑證，在申請人當中容易產生一種錯覺，認為債權憑證是“護身符”，導致當事人在訴訟時不去考慮對方有無履行能力，申請人在申請時不去考慮被執行人有無履行能力，從客觀上導致了當事人“贏官司、紙到場”。當事人訴訟時交了訴訟費，執行時交了執行費，并為訴訟和執行奔波于法院，到頭來得到一張債權憑證。對當事人而言，增加了訴訟成本和效益，于事無補。
（三）有可能積聚社會矛盾
隨著債權憑證的大量發放，涉及的問題將越來越多，人民法院不自覺地在客觀上將訴訟雙方的矛盾接過來，成了人民法院與當事人一方的矛盾，可能會產生一些不安定的因素，但愿這是杞人憂天。試想，被執行人履行不能的執行案件是不是發了債權憑證就“一了百了”了呢？回答是否定的，相反，還可能會產生“債權憑證”問題。
（四）有可能動搖司法權威
申請人持債權憑證，明知自己的合法權益根本無法兌現，就有可能埋怨人民法院，早知不得行不如不打官司，不申請執行，免得又交了訴訟費和執行費。申請人并且還會通過信訪、媒體等不同渠道影響人民法院的執行工作，其中不乏不切實際的反映和評價，難免會在社會各界產生一些負面的作用，日積月累，對人民法院的形象就會有所損害，并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
三、 解決被執行人履行不能問題的幾點意見
（一）確立執行不能風險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萬鄂湘在北京市人大常委會法制講座上談到執行難和法制權威時認為：“在立案審查的時候，要求原告要說明被告有多大的履行能力。如果沒有或人都找不到，法院會告訴他這個案子的勝訴判決可能會成為一紙空文，當事人應該有嬴了官司得不到錢的心理準備。法院推行告知義務特別要針對當事人本人，事先向原告本人告知執行不能的風險，原告本人知道可能的后果之后，如果還堅持要打下去，判決無法履行的結果是其自己選擇承擔的風險，再無理由說法院打白條。”①這里實質上就是提出了確立執行不能風險制度問題。人民法院在確立執行不能風險責任上一是要做好宣傳工作，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大張旗鼓、理直氣壯地宣傳執行不能風險責任承擔制度，讓這一制度深入人心；二是要履行告知義務，在訴訟和執行程序中，人民法院書面告知當事人和申請人執行不能風險責任承擔制度，讓這一制度貫徹落實；三是要提出立法議案，在時機成熟時，建議將執行不能風險責任承擔制度寫入法律。
(二)強化拒不執行法律責任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祝銘山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上指出：“要進一步轉變觀念，樹立新的執行理念，不斷加強對執行工作的宣傳，使公眾都能清楚認識到，民事裁判的執行不同于刑事裁判，民事裁判能否最終執行，根本的因素在于債務人有無財產可供執行，一些案件之所以最終不能執行，屬于民商交易風險的體現，從而澄清民事裁判必須而且能夠百分之百執行的認識偏差，使全社會能更加理解和支持法院的執行工作。”②誠然民事案件是有交易風險，但是民事案件除了違約損害賠償案件之外，還有侵權損害賠償案件。違約損害賠償案件伴有交易風險不難理解，但是對于侵權損害賠償案件而言，交易風險顯然是解釋不了的。可見，對于履行不能案件的執行僅確立履行不能風險制度是不夠的，因為這一制度解決不了履行不能案件中的侵權損害賠償案件。
在執行實踐中，如果侵權損害賠償案件因為被執行人履行不能，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得不到最終執行，那么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也只能是“紙上談兵”。這不但不符合民事立法的宗旨和目的，而且會動搖人民法院的司法權威。
從我國法律的現狀來看，拒不執行只有“有執行能力”而拒不執行的，人民法院才可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情節嚴重構成犯罪的，才可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大量的事實是，一個“殺無血、刮無油”的人，如果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權利，只要沒有構成刑事犯罪，即使人民法院判決其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也是一紙“空文”，受害人的合法權益得不到真正的保障。
作為侵權損害賠償案件應當有別于違約損害賠償案件，如果侵權人一無所有就可事實上“免責”，是很不公平
的。因此，筆者認為，應當強化拒不執行的法律責任，不能僅界定為“有執行能力”拒不執行才負相應的法律責任，對于“無執行能力”者也要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筆者認為，可以考慮擴大“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的適用范圍，對于侵權損害賠償案件，只要人民法院生效裁判進入執行程序，不以是否有“執行能力”為條件，只要“拒不執行”就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惟有如此，才能根除“債權人流淚，債務人陶醉”這種反常現象，才能使申請人的損害得到補償，司法權威得以維護，違法受到制裁，而正義得到伸張。
（二）改革財產保全法律制度
民事訴訟法確立的財產保全制度，其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判決不能執行或者難以執行。現行民事訴訟法規定的財產保全制度是可行的，可以從執行防止判決不能執行或者難以執行的角度進一步完善財產保全制度。筆者建議規定為：當事人提出財產保全申請并提供了擔保的，人民法院應當裁定采取財產保全措施。也就是說只要當事人有申請，并且提供了擔保，人民法院就應當采取財產保全措施 ，以防止判決不能執行或者難以執行。
第一，前置如實申報義務。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執行工作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第28條規定：“被執行人必須如實向人民法院報告其財產狀況。”在司法實踐中，有相當一部分當事人在訴訟期間就開始挖空心思轉移、隱藏財產，有的公款私存，主要財產寄居在法定代表人或員工名下；有的搞假買賣、假抵押、假贈予；有的成立新的法人實體，抽走優良資產，只留下負債累累的老企業來周旋債權人等等，不一而足。進入執行程序后，被執行人申報的財產不敷執行需要，人民法院對被執行人在訴訟階段的“不良”行為又不能制裁，最終使人民法院的裁判落空。長此以往，動搖的不僅是公眾求助司法救濟的信心，進而也將使整個社會信用下降，而信用危機將制約著民商事交易的正常運行，最終危及的是市場經濟的穩定和繁榮。筆者認為，應當將如實申報義務前置到訴訟程序之中。在向被告送達起訴狀副本時，同時送達申報財產通知書，要求被告在答辯期間必須如實向人民法院報告其財產狀況。拒不申報或者虛假申報，將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第二，增加登記保全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第一款規定，訴訟參與人或者其他人有隱藏、轉移、變賣、毀損已被清點并責令其保管的財產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據情節輕重予以罰款、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以此可以增加登記保全措施，人民法院根據被告申報的財產狀況，依法予以登記保全，并責令被告自行保管。
（三）規范申請執行法定條件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訴，應當附有符合起訴條件的相應的證據材料。可以考慮規范申請執行法定條件，也就是增加規定：被執行人有履行能力，對被執行人無履行能力的不予立案執行。申請人應當承擔申請執行的舉證責任，人民法院依照職權查證應當有所限制，當事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舉證的，有權書面申請人民法院查證但應提供證據線索。筆者建議規范為：申請人申請執行，人民法院經審查被執行人明顯履行不能的，裁定駁回申請。
（四）修改申請執行法定期限
在執行實踐中，申請人明知被執行人履行不能，即使申請執行不但一無所獲，并且又要預交申請執行費，仍不得不申請執行。其主要原因就是有申請執行期限的制約。我國民事訴訟法第219條規定：“申請執行的期限，雙方或者一方當事人是公民的為一年，雙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為六個月。”如果申請人在法定期限內不申請執行，就喪失了申請執行的權利。要從根本上杜絕這種情況，必須修改申請執行法定期限。筆者建議修改為：申請人因被執行人明顯履行不能在法定期限內未申請執行的，申請人以后申請執行不受執行期限的限制；申請人申請執行，人民法院以被執行人明顯履行不能為由裁定駁回的，申請人再次申請執行不受執行期限的限制。
注釋：
①萬鄂湘：《當代司法制度與司法公正》，載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1年第6期第203頁。
②祝銘山：《在全國高級法院院長會議上的講話（摘要）》，載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報》2002年第1期第10頁。
附：
作者單位：重慶市墊江縣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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