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練李生 ]——(2011-1-12) / 已閱36983次
那么應當采用哪種學說認定不作為行為與損害結果的因果關系呢？在司法實踐中，一般采取必然因果關系說，要求侵權行為與損害事實之間具有必然的、內在的和本質的聯系。 筆者認為，在補充責任因果判斷中，不宜采用必然因果關系說，因為補充責任中侵權損害發生的直接原因是第三人的積極加害行為，補充責任人的不作為與損害后果之間不存在直接的引起與被引起關系，其不作為只是在某種程度上加大了損害發生的蓋然性或者說沒有中斷直接侵權人侵權行為與受害人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鏈條，若要求受害人證明補充責任人的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是非常困難的。而采用相當因果關系說就較為符合補充責任的實際，也有利于受害人權利的保護。
相當因果關系說由“條件關系”及“相當性”構成。相當因果關系說認為，某一原因僅于現實情況發生某一結果時，還不能判定二者有因果關系，須按照日常生活經驗法則，在同樣性質的條件存在就能發生同一結果時，才能認定該條件與結果有因果關系。也就是在“條件說”的基礎上再引入“相當性”進行必要的限制。
第三人介入侵權中，發生的原因其中一個是第三人直接的侵害行為，是直接原因；另外一個是補充責任人沒有盡到相應義務的消極不作為，是間接原因。應當怎么判別這種不作為行為與損害結果發生的因果關系？王澤鑒教授就提出，“倘若有作為即得防止結果之發生，因其不作為乃致他人之權利受到損害時，則不作為與權利受損害之間有因果關系”。 張新寶教授也認為存在第三人介入因素的情況下，安全保障義務人不作為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不應當從‘是否加害行為導致了損害的發生’這個事實上的因果關系層面加以理解，而應當從‘如果經營者達到了應有的注意程度、實施了其應當實施的作為行為，是否可以避免或者減輕損害后果’的角度來理解”。 這是英美法中必要條件規則“若無，則不”（“But for test”）的應用。由于行為人不作為侵權的責任成立的因果關系判斷與對其過錯的判斷是緊密相連的，行為人違背了既定義務就是侵權成立的條件，是一種法律上的原因，如果行為人的不作為給第三人侵權創造了條件，即可以認定兩者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反之，則不存在因果關系。
在判斷責任成立的因果關系以后，還需要判斷責任范圍的因果關系。《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中為這種責任范圍的判斷提供了依據，即在安全保障義務人在“其能夠防止或制止損害的范圍內”承擔責任。要解決這個責任范圍的問題，需要綜合考量行為人對于損害有無事前遇見、其控制及識別能力如何、有關場所是否為經營性場所，還有獲利如何、專業知識多寡等等因素。
涉及因果關系的另一個問題則是因果關系的舉證問題。在不作為侵權中，要求受害人證明不作為行為與損害后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幾近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為前已述及，通常案件的發生，往往介入了受害者個人原因，自然條件和第三人行為等因素，行為人的不作為并不是損害后果發生的直接原因，而是這種不作為加強了直接侵權行為與損害結果的因果鏈。 因此，不能要求受害人負有過重的舉證責任，筆者認為，受害人只需要證明以下事實，即可完成補充責任中因果關系的證明責任：1、行為人負有特定的作為義務，例如安全保障義務，教育管理職責；2、不履行該義務與損害的發生存在高度的蓋然性，如果被告履行了自己的作為義務，損害就極有可能避免。
第二節 侵權補充責任的效力
上面我們已經探討了侵權補充責任的構成要件，那么，在侵權補充責任成立的情況下，它將發生怎樣一種效力呢？下面，我們來分析侵權補充責任的效力，此種效力主要表現在對外和對內兩個方面。侵權補充責任對外效力是指直接侵權人和補充責任人之間對外的關系，對責任人之一發生的事項其效力是否及于其他責任人； 對內效力則指直接侵權人與補充責任人之間的內部關系如何，即是否在履行全部賠償責任后存在相互追償的關系。
一、侵權補充責任的對外效力
由于各個責任人之間的責任都是獨立的，基于不同原因發生的各個責任分別存在，權利人對于直接侵權人和補充責任人都有請求權，但是請求權的形式是有程序限制的，即權利人應先向直接侵權人行使請求權，在直接侵權人無力履行或履行不足的情況下才可以請求補充責任人承擔責任，也就是說補充責任唉責任承擔順序上有先訴抗辯權。
（一）直接侵權人承擔全部清償責任后，補充責任人不需要對權利人承擔責任，權利人對補充責任人的請求權歸于消滅。 這是基于侵權法上損害填補規則，由于直接侵權人承擔全部賠償責任以后 ，權利人的損害已經得到充分的填補，如果再允許權利人向補充責任人請求賠償，就使得權利人因權利受損而獲益，這是有違侵權法填補損害的基本功能。
（二）直接侵權人無力承擔責任或承擔責任不足時，則權利人可請求補充責任人承擔責任。若補充責任人在其責任范圍內進行清償，能夠全額滿足權利人的請求時，全體責任消滅，權利人的請求權同時消滅。若補充責任人即便其責任范圍內進行清償，但仍然未能滿足權利人的請求的，補充責任人責任消滅，但對于權利人未能得到救濟的那部分損害，權利人仍然有權向直接侵權人主張。
（三）在權利人免除直接侵權人債務的情況下，該免除是對補充責任人發生法律效力的，即在直接侵權人的債務免除的限度內補充責任人的債務歸于消滅。 因為補充責任人最終是否承擔補充責任及其承擔責任的大小依賴于直接侵權人的資力如何，如果權利人該免除的效力不及于補充責任人，那么將間接地加重了補充責任人的責任，對補充責任人是不公平的。
（四）雖然法律賦予補充責任人享有檢索抗辯權，但是補充責任人可以放棄該項權利，但同時要承擔相應的不利后果。 此時，權利人即有權要求補充責任人承擔其責任范圍內的賠償責任，而無需通過先行請求直接侵權人無果后才向補充責任人請求賠償的程序。
二、侵權補充責任的對內效力
侵權補充責任的對內效力集中為一個問題，即在直接侵權人與補充責任人內部，任何一方承擔責任以后在相互之間是否存在追償權的問題呢？
對于侵權補充責任人是否有追償權的問題，贊同補充責任制度的學者基本都認為，補充責任人在承擔責任以后，對于其承擔的份額有向直接侵權人追償的權利。 《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六條第二款也規定，“安全保障義務人承擔責任以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償”。因此，補充責任人享有追償權幾乎成為學界及實踐中的共識。但是，追償權的制度設置也遭到不少學者的詬病，認為承認補充責任人的追償權，違反了侵權法的基本原理，不符合過錯侵權責任的基本精神等等， 王利明教授以“安全保障義務人由于其沒有盡到合理限度范圍內的安全保障義務就表明他具有過錯，此種過錯行為與受害人的損害之間也存在相當因果關系，因此該義務人本身就應當承擔一定的賠償責任，而不能將其本身就應當承擔的賠償責任轉嫁給第三人” 為由反對補充責任人的全額追償權，《侵權責任法》立法討論過程中吸收了上述觀點，在《侵權責任法》正式條文中并沒有延續《人身損害司法解釋》中的規定，只規定了補充責任人承擔責任，而沒有明確賦予其追償權。從兩個條文對比來看，既然侵權責任法規定補充責任人承擔相應的補充責任，相應的責任實際上已經否定了追償權，因此應當理解補充責任人沒有追償權為宜。這樣的立法充分體現了補充責任是過錯責任、自己責任的特征，更合理地平衡各方當事人利益。
而關于直接侵權人承擔全部責任后是否對補充責任人享有追償權的問題，學界觀點比較一致，均認為直接侵權人不具有追償權，主要理由與主張補充責任人有求償權的基本相同，即加害人是損害的始作俑者，是損害結果發生的根本的直接的原因，應當是責任的終局承擔者，補充責任人僅僅是消極的不作為，而沒有實施積極的行為。而筆者則認為，該理由是相對牽強的，前述已經表明，補充責任人承擔責任是因為其消極不作為構成過錯，為什么有過錯而最后又不承擔責任呢？因此，筆者認為，法律未賦予直接侵權人對補充責任人追償權更多應是出于考慮利益平衡和對補充責任人的保護作立法技術處理，體現的是一種立法的價值取向。
第四章 侵權補充責任在司法程序中的有關問題
第一節 侵權補充責任之訴中的問題
由于民法上并無補充責任制度的設置，因此在現行《民事訴訟法》中對于權利人請求補充責任人承擔責任的訴訟程序并無規定，又因《侵權責任法》是實體法，對上述程序問題未有涉及 。因此《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第6條第2款則有“賠償權利人起訴安全保障義務人的，應當將第三人作為共同被告，但第三人不能確定的除外”的規定。據此，我們可以推導出發生補充責任情形時，補充責任之訴與普通的侵權訴訟的訴訟結構并不相同，屬于一種單向的必要共同訴訟， 所謂單向的必要共同訴訟，是“指受害人可以單獨起訴直接侵權人，但不能單獨起訴補充責任人。若單獨起訴補充責任人，法院必須追加直接侵權人合并審理，并且一并作出裁決，除非直接侵權人不能確定，從而不能作為適格的被告被訴，方可依順序起訴直接侵權人”。 鑒于補充責任制度的特殊性，雖然司法解釋為我們提供了補充責任訴訟的結構類型，但并未涵蓋所有補充責任訴訟情形，在補充責任訴訟過程中，仍有一些訴訟情形需要探討。
一、權利人單獨起訴直接侵權人
權利人單獨起訴直接侵權人，請求其承擔賠償責任，此時權利人行使的是第一順序請求權。但是，由于直接侵權人地位是獨立的，因此是否需要追加補充責任人參加到訴訟中需要根據案件情況而定。筆者認為，從尊重當事人意思的角度出發，在一般情況下沒有必要將直接侵權人追加為訴訟當事人，但在某些情況下，基于查明案件事實的需要，法院應在向原告行使釋明權的情況下，由原告提出追加直接侵權人為當事人的申請后，才能將直接侵權人追加為訴訟當事人。此時，進一步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補充責任人成為訴訟當事人時，其訴訟地位應如何確定？是第三人抑或是被告？有學者認為，此時補充責任人的訴訟地位是第三人， 筆者不認同這種觀點，由于補充責任人是第二順序責任承擔者，實際上最終可能成為承擔債務的責任人，因此，補充責任人此時的法律地位應為被告為宜。
二、權利人單獨起訴補充責任人
補充責任制度中補充責任人享有類似于先訴抗辯權的設置，使得權利人未行使第一順序請求權而直接請求補充責任人承擔責任時，必須將直接侵權人追加到訴訟中才能實現權利人要求補充責任人承擔責任的目的。另外，也由于補充責任的依附性和相對獨立性，僅僅起訴補充責任人就存在無法查清直接侵權責任是否成立的問題，假設直接侵權責任不能成立，補充責任則無從談起，人民法院審理補充責任則是嚴重浪費司法資源。因此，在《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中就有權利人僅起訴補充責任人時法院應當將第三人作為共同被告的規定。在這里，筆者認為，上述法院應當依照職權主動追加的規定，顯然是違反了當事人自主處分的訴訟原則，該問題可通過法院行使釋明權，將有關訴訟權利告知原告，如果原告堅持起訴補充責任人而不追加直接侵權人為被告的，法院可以徑行以判決形式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三、權利人一并起訴直接侵權人和補充責任人
從有利于權利人利益的保護的角度而言，權利人一并起訴直接侵權人和補充責任人是最優的選擇方案。由前述可知，補充責任之訴的訴訟結構是單向的，對直接侵權人和補充責任人的訴訟是可分之訴，但在權利人一并行使兩個請求權時，合并訴訟符合訴訟效益原則的要求，并且也有利于法院查明案件事實并以此作出判決，因此法院可以將直接侵權人和補充責任人列為共同被告參加訴訟。
四、權利人起訴直接侵權人后，再對補充責任人提起訴訟
在權利人先行起訴直接侵權人，行使第一順序請求權后仍然未得到滿足的情況下，即直接侵權人無力承擔債務或資力不足不能全部承擔債務時，可以提起第二順序請求權要求補充責任人承擔責任，以便使其權利得到救濟。此時，有兩個問題需要探討：第一、權利人以此種方式行使請求權，是否違背了一事不再理的訴訟原則？筆者認為，侵權補充責任與直接侵權責任是基于不同的法律關系產生，兩次行使訴權是基于不同的請求權，另外，補充責任是對直接侵權責任的補充，權利人只能獲得與其損害等同的賠償，并不產生雙重賠償，所以權利人在起訴直接侵權人后，就未獲清償部分再起訴補充責任人并不違背“一事不再理”原則。第二、對于直接侵權人“無力承擔債務或資力不足不能全部承擔債務”應如何理解認定？筆者認為，這應由法院來認定直接侵權人的財產狀況，在其確無財產可供執行的，可由法院確認直接侵權人沒有履行能力，此時，權利人才可向補充責任人請求其承擔責任。
第二節 侵權補充責任在執行程序中的有關問題
侵權補充責任順位性和補充性的特點，決定了法院在執行補充責任判決時有兩個基本原則需要遵守：一是執行順位原則，二是執行窮盡原則。前者是指在執行補充責任裁決時，應當先執行直接侵權人的財產，而不得直接執行補充責任人，但對補充責任人的財產實施查封、凍結和扣押等保全措施均可以啟用；后者則是指只有法院確認直接責任人確無財產可供執行時，才能開始執行補充責任人的財產。 背離上述原則的做法，都是嚴重違法的執行倒置或者說是執行錯位行為。
實際上，法院在執行過程中，不乏違反上述原則的情況。 因此，為了充分保障補充責任人的順位利益，必須賦予補充責任人異議權，在其認為法院行為侵犯了其享有的權利時提出異議。補充責任人就法院執行行為提出異議的，人民法院對此等異議應當召集各方當事人進行全面實質性審查，經審查異議成立的，應當暫緩執行補充責任人的財產，但是不停止執行有關保全措施。然而，對“執行窮盡”的理解也會影響補充責任裁判的執行。有學者提出“執行窮盡”應涵括四個方面，即“窮盡執行程序、窮盡調查手段、窮盡強制執行措施和窮盡執行制裁措施”， 該觀點實值贊同。另外，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在這一方面的實踐中做了有益的探索，該院在《關于對適用中止執行的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中規定，在中止執行案件前，執行法院應當到相關財產登記部門，例如房產登記中心，工商局，車管所等部門對被執行人的各項財產進行調查并依照程序清楚告知債權人在法院已經查證的被執行人的財產狀況和采取過的執行措施，在確定申請執行人確實無法再提供被執行人可供執行財產證據或線索的情況下，才裁定中止執行。
可見，要確定執行窮盡的標準，應當從以下幾點去把握：“一是執行機關依法采取了與案件情況相適應的執行措施；二是執行機關依據申請執行人的舉證和必要的依職權取證，按法定程序查明了被執行人及其所撫養的家屬保留必要的生活必需品或費用外，被執行人已無其他財產可供執行”。
此外，執行過程中，若法院執行補充責任人部分財產后又發現直接責任人還有財產可供執行，這時應當如何處理？這個問題涉及到對補充責任人是否享有追償權的理解，認為補充責任人享有追償權的學者就主張此時補充責任人可提出申請，由法院直接將新發現的財產執行給補充責任人。但筆者不贊同這種觀點，原因之一是，如前述，侵權責任法未賦予補充責任人追償權，其次則是法律對追償權行使的程序未有具體規定，對于追償權免訴執行的問題已經引起了有關學者的質疑。 因此，筆者認為，更為合法合理的措施應當是采取執行回轉措施，將已經執行的財產返還補充責任人，對直接責任人新發現的財產直接執行。
結 語
源于實踐的補充責任是我國侵權法理論和立法的創新。這種新類型的侵權責任承擔方式，因其獨特的法律內涵和適用規則，從《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損害賠償解釋司法解釋》對安全保障義務人補充責任的規定到補充責任制度在《侵權責任法》上的確立，一路展現了其蓬勃的生命力，有效解決了現實生活向傳統理論和法律提出的難題。
在我們為一種新制度的誕生而歡呼雀躍的時候，應當理性地看到這種制度的不足，由于立法前期學界對補充責任的研究不深、概念界定模糊和認識不統一，這樣混亂的局面造成《侵權責任法》對補充責任僅作了原則上的規定，至于什么是補充責任都沒有進行立法上的界定，同時對補充責任的承擔規則等問題均未提只字，這些問題仍限于理論上的探討。可見，補充責任的法定化有利于我們更加重視補充責任這種特殊的責任承擔方式，但是法律對補充責任的肯定不應當成為我們停滯不前的理由，應當以此為契機，進一步深入研究和完善這個制度，讓其更好地為實踐服務。
本文從安全保障義務的角度梳理了補充責任的發展脈絡，探尋了補充責任的理論基礎，分析了侵權補充責任的概念、特征及其構成效力，同時分析了補充責任在司法程序上的有關問題，對補充責任制度作了初步的整理，為厘清有關理論問題和解決實際問題進行了一次有益的嘗試，但筆者深知，理論探索的道路是艱難的，補充責任制度的發展和完善仍然有賴于同仁們的共同努力。同時，筆者也深信，深深植根于實踐補充責任制度定能在紛繁復雜的民法體系中成為一朵奇芭，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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