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軍 ]——(2002-12-30) / 已閱17453次
高校被訴問題背后的思考（一）
高軍
近年來，一向在人們心目中遠離是非紛擾之地的圣潔的象牙塔——高校也頻頻被推上被告席。高校被起訴基實也并不是什么新鮮事情，但近年來高校被起訴的情況卻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以往高校被訴一般涉及的是民事糾紛，但近年來頻頻出現的高校被自己的學生或考生提起行政訴訟卻是新鮮事。在這些案件中，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拒絕頒發博士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案、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拒絕頒發本科畢業證書、學士學位證書案、黃淵虎訴武漢大學學籍與戶籍管理案三個案件較為典型（因媒體已做過大量報道，這里就不介紹案情了，如對案情不了解，請上網搜索有關資料），三個案件均引起了輿論界廣泛的關注，其中前兩個案件還吸引了法學界極大的注意力，并在學理上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高校被學生起訴，一方面反映了我們正處在一個“走向權利的時代”，人們的權利意識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人，包括莘莘學子們都在“認真地對待權利”并“為權利而斗爭”，一方面也反映了目前我們高校在管理過程中確實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嚴重的問題。
高校管理過程中遇到的突出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招生方面
受教育權與平等權是我國憲法所明文確認的我國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權利。但由于歷史的及其他的種種原因，這兩項基本權利在我國高校招生中往往并未得到完整的貫徹。就拿平等權來說，眾所周知，每年高考我國各個省份的高考錄取分數線并不一致。當然，要求分數線完全一致的那種絕對的平等或形式上的平等實際上卻是不平等、不公平的，因為由于地理的、歷史的、經濟的、文化的種種原因，我國各個省份的教育水平確實存在著較大的差異，故像江蘇、山東等經濟、文化發達的省份，高考錄取分數線高于云南、貴州等邊遠省份應屬正常，符合實質正義的標準。但是，對于作為我國的首都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就其教育發達程度和國家對其教育投入的經費來說，均遙遙領先于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如果按照實質正義的要求來理解，北京地區的高考錄取分數線應該遠遠高于其他省份，但情況卻正好相反。因此，無論是從形式還是從實質正義上來理解，對北京地區考生的高考低分錄取的政策相對于其他地區的考生來講都是不公平、非正義的。現在，北京地區高考雖改成單獨命題，因此無法與其他省份對比錄取分數線的高低了，但這僅僅是回避了問題，并不是最終解決公平錄取問題的辦法。
另外，平等權還要求對所有考生自身來說在錄取時要做到人人平等。目前，我國很多高校在招生時對考生的身高、視力、健康狀況等往往都作了一些限制。當然，一些特殊的專業對考生作出一些特定的要求是正當的。例如播音、表演等專業對考生的形象、氣質、音質等作出要求，染整專業要求考生非色盲等都應屬于專業本身性質所要求的必要的限制，但如果對從性質上來講對于那些根本無須進行任何特定限制的專業而對考生進行了限制，或僅僅因為考生患乙肝等疾病就不錄取或錄取后取消其入學資格，那么高校就會有對考生進行歧視和濫用職權侵犯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權之嫌。
二、對學生管理、尤其是在處分學生方面
目前，在我國教育類法律、法規中，直接涉及到高校學生管理的主要有兩部規章，即前國家教委分別于1989年與1990年頒布的《高等學校學生行為準則》與《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各高校對學生進行管理的規定一般都是在以上兩部規章的基礎上自行制定的。如果有興趣上各個高校的校園網頁去瀏覽一下，就會發現各高校有關學生管理方面的規定林林總總、各具特色，但總的特征是抽象、籠統、粗糙。有的高校在一些處罰性條款——尤其是對學生處以勒令退學或開除處分的規定往往本身就不合法。例如，有高校學生守則規定，對于考試作弊的，一經發現，給予的處罰是：自動停學一年，回家參加勞動，到期后憑家庭所在地基層組織或父母單位出具的證明回校繼續學習。這種變相的“勞教”或“勞改”的規定本身就是違法的，高校根本無權作出這類規定。再如，為了嚴肅考風考紀，有些學校規定，考試作弊一經發現即對作弊的考生處以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的處分。我們這里姑且不論高考的過程對考生來說是如何的艱辛，上大學機會對學生來說是如何的來之不易，被勒令退學或開除對學生來說往往命運與前途毀于一旦，如此規定是否違反高等學校教書育人的宗旨等等，就其規定本身來說，其實就是不合法的。按照《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12條的規定：對于“考試作弊的，應予以紀律處分”，第29條規定應予退學的十種情形之中，并沒有不遵守考場紀律或作弊應予退學的規定。第63條規定：“違反學校紀律，情節嚴重者”，可給予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處分。但前提應是高等學校的“學校紀律”規定的本身應該符合我國有關法律的規定，而不能在法律規定之外任意擴大，自我授權。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一案勝訴的原因之一即在于北京科技大學的《關于嚴格考試管理的緊急通知》規定過嚴，對學生處理過重。
在高校對學生管理中最經常遇到的也最令管理者頭疼和敏感的是對大學生偷食禁果的處理問題。雖然在對待是否準許大學生談戀愛問題上，我國高校普遍經歷了一個從嚴禁到不提倡也不禁止的態度的轉變，雖然前些年在一些高校的校園里堂而皇之地設置了安全套自動售貨機，但在對大學生發生性行為的問題上，高校普遍不敢越雷池一步，對于對待學生中偷食禁果者的處理問題上，高校的態度是十分堅決毫不含糊的，一經發現則對之予以勒令退學或者開除。高校對學生中偷食禁果者作出這樣的處分，其依據的是《高等學校學生行為準則》和《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中的有關規定。《準則》第8條規定，大學生應注重個人品德修養、男女交往，舉止得體；第13條規定，學生宿舍不得留宿異性，而《規定》第63條第四款、第五款規定，有品行極為惡劣，道德敗壞者，違反學校紀律，情節嚴重者，學校可酌情給予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處分。但是，對于發生性行為是否屬于“品德極為惡劣”或“道德敗壞”的問題，有關部門卻并沒有作出解釋，實踐中一直是這樣做的，也很少有人提出異議（包括被處分的學生），但筆者認為在這個問題上有值得進一步商榷和探討的余地。另外，對于“違反學校紀律，情節嚴重者”中的“學校紀律”同樣應作如上一段的理解。此外，高校在處理此類事件時，往往還涉及到對被處分學生隱私權保護的問題，稍一不慎，很可能會有侵犯被處分學生的隱私權而面臨被推上被告席的危險。
三、學術管理問題
學術是高校的靈魂、生命和品牌，對于學術管理問題，任何高校都應從嚴要求，尤其是在當今一個虛假學術泛濫的時代更應如此。但是，實踐中高校學術管理自主權與依法治校之間卻經常會發生沖突。一般情況下，法律不宜直接干預學術，學術主要依靠高校的自律與學者的良心來維持，故對高校來說，建立保證學者良心自由的體制是非常重要的。出現了良心問題，法律無法解決，但如果高校學術管理的規定本身如果從實體上或程序上是不合法的、不合理的、荒謬的、不近人情的，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那些由于這些不合法的、不合理的、荒謬的不近人情的規定而自身合法權利被侵犯的當事人提出了法律救濟的請求，那么司法則不應對之保持沉默。
例如，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及其《暫行實施辦法》的規定，高等院校的畢業生想取得學位必須過兩關：第一關是畢業論文須經院系答辯委員會通過；第二關是畢業論文經院系答辯委員會通過后，還要必須經校學位評定委員會評審通過。按照《學位條例》第10條第二款的規定，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的任務是“負責審查學士學位獲得者名單，負責對學位論文答辯委員會報請授予碩士學位或報請授予博士學位的決議，作出是否批準的決定。決定以不記名投票的方式進行。經全體成員過半數通過。”《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第10條規定，學位評定委員會由九至二十五人組成，任期二至三年，還規定了其下可設置若干分委員會。因此，從以上的規定來看，高校的學位評定委員會組成人員并沒有專業的限制，實踐中其一般也是由各個不同專業的專家所組成的。劉燕文訴北大案中，劉燕文的博士論文經答辯委員會通過后，但在校學位評定委員會審查時，因贊成票未過半數，故北大按學校的規定作出不授予其畢業證書及博士學位的決定。但事實上，北大以上規定的本身即與原國家教委于1995年發布的《研究生學籍管理規定》不相符合。該《規定》第33條規定了頒發學位的條件是“研究生按培養計劃的規定，完成課程學習和必修環節，成績合格，完成畢業（學位）論文通過答辯準予畢業并發給畢業證書”。可見，獲得學位并不是頒發畢業證書的前提條件，故北大以上規定突破了法律的規定，依法應屬無效。因此，海淀區法院一審判決撤銷北大對劉燕文所作的決定，責令北大依法對劉燕文頒發畢業證書。但對于是否頒發劉燕文博士學位的問題，可能是主審法官認識到了學位評定委員會外行審內行論文制度的荒謬，故在“經全體成員過半數通過”的問題上，采納了劉訴訟代理人的代理意見，作了一個非常巧妙和智慧的解釋，判決責令北大學位評定委員會對劉的論文重新予以審查決定是否授予劉博士學位。事實上，對劉的論文，賀衛方教授也坦然承認連題目他也看不懂。因為博士生所研究的東西是非常精、深、鉆的，對之真正有發言權的是行業內為數不多的專家。而校學術評定委員會雖然個個都是專家，但對于某一個特定專業來說，大部分人都是外行。但按《學位條例》的規定，這些外行卻有權審查內行的論文并對之作出生死判決，其荒謬性顯而易見。故賀衛教授主張，校學位評定委員會的審查應改實質審查為程序性審查，筆者認為其建議是符合實際的。
再如，前些年有高校規定，該校文科博士生必須在核心刊物上發表三篇論文以上，理科博士生必須被SCI轉載論文三篇以上才有論文答辯資格。重壓之下，博士生們必加倍的努力，于是該高校在國內、國際刊物上所發表和被轉載的論文數在國內高校的排名中一下子遙遙領先，該校因此也聲名大振。很多高校得其真傳于是也紛紛效仿，甚至所作出的規定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問題是，國內核心期刊就那么多，如果讓博導們在三年內在同類的刊物上發表那么多文章，可能對相當數量的博導們來講也不那么容易。更何況眾所周知的是，國內核心刊物往往被一些名人、專家、“專業戶”所“壟斷”或“包攬”。由于越來越多的高校作出諸如此類的規定，而且擴招政策將使我國的博士數量越來越龐大，最后讓這些博士們到哪里去發文章？博士們怎樣才能完成這個硬性指標？我想，如果該規定必須被嚴格執行的話，最終的結果只能或者是使得學術越來越虛假、浮躁和腐敗，并因此而制造出更多的學術垃圾和學術泡沫；或者是博士們拿不到學位與學校發生矛盾而對簿公堂，一般情況下可能是兩種結果兼而有之（想起報載鐘敬文老先生生前經常語重心長地勸弟子們要少寫點東西多讀點書的諄諄教誨，實令筆者感慨萬千！朱老先生是屬于上一代的著名學者，他可能不知道時代已變遷了，如果他的弟子們沒有大量的“學術成果”和不能顯示出強大的“科研能力”，可能畢業時找工作都成問題啊）。
還有更不理性簡直是恐怖的規定！為了整肅校風學風和強化對學術的管理，某高校規定在學生中實行“末位淘汰制”！還有的高校硬性規定了該校的博士生在畢業前必須按入學人數淘汰15%！這些規定的荒謬與非理性顯而易見。眾所周知，高等學校的教育是所謂的合格教育，其目標是為了培養合格的人才。以上的規定，事實上與培養合格人才的目標格格不入，其所造成的惡果是不但使學生的行為失去了可預期性，將在學生中造成人人自危的后果，而且在實際操作中極有可能發生那種，用劉大生先生的話來說，對于那些“特招”的明星們、有權有勢的“在職攻讀學位者”們、官宦子弟們、港澳臺的學生及外國留學生們因種種“政策的”及其他的原因都不可能被淘汰，最終被淘汰的只能是像愛因斯坦、哥白尼、布魯諾、梁漱溟、馬寅初、顧準這類的“不聽話”的學生！事實上，對比一下當今國內的一些高校紛紛忙于“辦班”、變相出賣文憑以及各高校的系主任專心致力于搞“創收”的現狀，及一些高校在對待“仕而優則學”的人如同娼妓拉客的媚態，所謂加強學術管理之說實屬自欺欺人。
作為號稱社會良心與社會先導的高校居然會出現以上種種可能只有在為神學所統制的歐洲黑暗的中世紀才會出現的荒謬的非理性的現象，對于當今社會上出現的種種荒謬、浮躁與非理性的現象也就絲毫不覺得難以理解了。寫到這里，特別懷念母校吉林大學，當初在母校讀書時，母校并沒有這一類的規定，而且我們中國近現代史專業的幾位導師對待弟子視同自己的孩子，在學習和生活上都給予了無微不至的關懷，故在母校讀研三年時光中一直沫浴著愛和溫暖，充分享受了讀書與自由思考的樂趣。不知道現在母校會不會也作出了這一類的規定，上帝保佑千萬別有。但母校卻終不能免除時下時髦的高校合并的惡俗，五所大學已合并為一所從外表上看去龐大無比的新的吉林大學了。
四、與教師的關系
高校與教師的關系中，容易發生沖突之處主要表現在職稱評定、人事流動兩個問題上。因為職稱直接與工資、住房、福利掛勾（先評上職稱對這些就有先占的優勢。例如廣為我們法律后進者們所景仰的朱蘇力先生也曾坦言他過得很累，因為不得不忙于住房等俗務。對北大我不敢妄言，但如果蘇力先生在其他的一些高校，因為他92年才入高校工作，因為他除了學術之外可能并沒有什么行政職務及“關系”，他的住房極有可能不如學校中的一個可能根本不知學術為何物的專職處長，在一些地方性高校中，甚至還可能不如一個科長），而且還涉及到是否有資格帶碩士、博士的問題。當然，成了教授、碩導、博導身價自然就不一樣了，君不見有些熱門專業的博導們雖然帶了二、三十個甚至更多的碩士、博士，但弟子們一年內卻難見導師尊容幾次，導師正在國內飛來飛去忙于講學、“顧問”，大把地掙銀子呢。而且一旦成了教授或某某“導”就等于進了保險箱，還從未聽說過哪位教授或導師因不合格或因水平下降或徘徊不前而被取消職稱或資格。故發生那種人力資源管理的導師從未管理過人力資源及導師根本導不了弟子的情況一點也不奇怪，甚至還會發生南方某高校總務處長被評上博導的天下奇聞。既然職稱如此重要，那么職稱評定主要看什么呢？答案是主要看“學術成果”，也就是“學術論文”與著作的數量與質量（質量的標準就是所發表的刊物級別的高低），于是便造成了我國學術空前“繁榮”與腐敗的局面。雖然沒有統計數據來證實，雖然我國高等教育從“撥亂反正”至今才只有區區二十多年時間，但在中國教授、碩士、博士數量應屬世界之最這一點上，可能很少有人會提出異議，其數量之和絕對超過一些小國的人口數量。明年開始又要擴招研究生了，可能到時我們“高級人才”的數量又要創世界新高紀錄了（中國的讀書人身上本來就有著濃濃的“進士情結”，再加上現行體制對學歷的要求，其結果就是讀書人都在玩命似地忙于“考研”、“考博”，將大好時光都浪費在了考完就忘的外語上了，甚至還發生了博導考博的鬧劇。但不考又有什么辦法呢？要知道，如果在當今，梁漱溟、陳寅恪是絕不可能進北大、清華教書的，魯迅好像也沒有什么正規的“學歷”吧，想評教授？那絕對是在癡人說夢）。但可悲的是，據報道，就在世界范圍內經常引用的刊物上發表的文章數量來說，中國最好的大學也只是日本東京大學的十分之一，而另一則材料則指出我們大學的科研能力不及日本的三分之一！讀了錢鐘書先生的《圍城》、格非的《欲望的旗幟》、謝泳的《逝去的年代》等作品，看看當今學術界的現狀，想想那個曾經在一個迷惘少年的心目中如此神圣的教授的形象已變得如此具體而庸俗，只能借用尼采的比喻，悲憤地吶喊一聲“教授”死了。
扯得太遠了，還是回到話題上來。因為職稱如此重要，但評職稱往往有“指標”限制（中國是“口號”與“指標”的大國，對所謂的“口號”大國的說法，諸位肯定都深有體會，上街去看看，滿街都是“口號”。“指標”大國諸位可能不太熟悉，但我們是“指標”大國的地位卻是實實在在和不可動搖的。我們往往做什么事都喜歡事先搞個“指標”出來，在這些事先搞的“指標”中，如鋼鐵產量，國民生產總值等預先確立“指標”是可以理解的，“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嘛。但如果過了，也會造成大練鋼鐵、浮夸風盛行的惡果。但對于“反右”等運動中的對“右派分子”等預先確立指標則顯得十分荒謬。現在有的地方規定執法也有“指標”，如規定執法人員每人每年必須完成的最低罰款數額等，于是便有了“處女嫖娼案”的發生），因為職稱“指標”的限制，使得僧多粥少，因而職稱評定過程中充滿了矛盾和斗爭。可能是出于為了避免矛盾或其他的考慮，因此職稱評定的過程有如按祖傳秘炮制靈丹妙藥那樣秘不示人，最終參評人為什么被評上或沒有被評上，及評委為什么投贊成票或反對票，其贊成或反對的理由到底是什么等均成了永遠也解不開的謎。
再如人事流動。由于體制的原因，進了高校工作如同進了保險箱。對于庸才，不管其學術、工作責任心等情況如何，是極難清退的。但與之相對應的是優秀人才想流動也極為困難，像民國時期大學教授可以自由流動，例如魯迅先生先后執教北京師范大學、廈門大學、中山大學等多所大學而不必擔心“檔案”、“戶口”等問題，已永遠地成了歷史。一些高校，尤其是是一些地方性高校留住人才的辦法不是對之提高待遇及不拘一格予以重用，而是將其“檔案”死死扣住，如此一招，如同點住其死穴使其動彈不得。很多高校為了留住人，還作出限制考研尤其是限制考博的規定。原國家教委1982年發布的《關于招收博士學位研究生的暫行規定》的第5條規定，“各單位要從大局出發，積極支持符合報考條件人員報考，努力為國家輸送人才。凡是符合報考條件的在職人員報考博士生，所在單位應予支持（現役軍人除外）。”但是，對于以上的規定，很多高校根本置之不理，甚至在對合同期滿后提出報考博士申請的教師還予以種種刁難，其做法不僅違反了上述規定，更有侵犯報考者依據我國憲法所享有的受教育權之嫌。
英國著名的法律史學家梅因曾說過人類社會的發展無非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過程。“從身份到契約”標志著社會的文明和進步。對高校來說，在人才流動問題上，應持流水不腐、戶樞不蠹的態度，因為只有人才流動學術才會有生命力，才會有創新，長期靜止困守一隅的后果只能造成視野局限、近親繁殖與滯息的后果。事實上，在高校管理中，在對待人才流動的問題上，只要按照雙方簽訂的合同來辦理就足以解決問題了，對于違約者，依造約定追究其違約責任就可以了。契約應當被遵守在古羅馬時代就被確立為一條基本原則，對此，作為承擔著人類文明傳承使命的高校不遵守契約是非常可笑和可悲的。
從以上高校管理過程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及結合近年來高校被訴的案件的情況，可以看出目前我國高校管理中普遍存在兩個問題。
1．由于計劃經濟年代行政管理的思維尚未改變，直到目前為止，相當一部分高校的工作人員在對待學生管理的問題上往往將學生當成受教育的客體，根本不尊重學生的權利與人格。例如報載某位同學在畢業時學校拒不發給其畢業證與學位證，理由是他曾經考試作弊已被取消學籍。當這位同學四處申訴，在國家教委為此專門給該校發文，指出其對該生處分不當之處的情況下，該校的某位負責人卻堅持說解決問題的唯一辦法是該生必須回去參加高考，只要考上，學校馬上就頒發畢業證和學位證給他。我實在不知道這位負責人說這話的目的和法律依據是什么？但從語氣與內容上來看，其完全不是一種平等的姿態，從中完成可以看到計劃經濟年代某些行政官員的作風。
另外，高校在管理過程中中往往還缺乏程序觀念，例如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中，學校當初對田永的處分決定并未直接送到田永的手中，亦未告知其申辯、申訴的權利。再如黃淵虎訴武漢大學案中，當初武漢大學因黃政審不合格作出不予錄取讓其跟讀的決定時，亦并未告知黃申辯、申訴的權利和途徑，也未告知其“跟讀”的具體含義。而且，既然田永當初已被“取消”了學籍、黃淵虎并未“取得”學籍，那么學校就不應該讓他們一直在學校讀到畢業，因為可以預料的是，在這種情況下，畢業時發生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北京科技大學對田永處分的程序，直接違反了《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64條的“處分要適當，處理結論要同本人見面，允許本人申辯、申訴和保留不同意見。對于本人的申訴，學校有責任進行復查”的規定。而武漢大學對待黃淵虎問題上亦違反了“正當的法律程序”。
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高校在訴訟中，往往缺乏證據意識，例如在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中，北京科技大學在庭審中才提供了其自行調取的有關老師的證言、考試成績單、學生登記卡等證據，因違反了行政訴訟法中的被告不得在訴訟中自行向原告和證人取證的法律規定，故法院對之未予采納。而在黃淵虎訴武漢大學案中，武漢大學庭審中也沒有提供對黃淵虎進行政審的記錄、決議、及政審后的通報過程等證據。
2．高校管理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另一個問題是缺乏透明度，例如在學位評定、職稱評定、研究生導師評定、處分學生、招生等普遍缺乏透明度。尤其是招生方面，透明度更低。現在高考錄取招生，一般采用網上錄取的方式，減少了腐敗的機會。但對于研究生招生，按照《高等教育法》第19條的規定，碩士、博士、研究生取得入學資格所要求的是 “經考試合格”。這里其規定的是“合格標準”，但對于有數個上了分數線的“合格者”是否必須按名次錄取的問題卻沒有規定。于是，便出現了在考研、尤其是考博時，同導師的“關系”極為重要的情況。甚至圈內人都知道一個公開的秘密：考博一是考外語；二是考“關系”。而且對考研、考博的考生來講，因往往只能查到自己的成績，根本不知道別人的成績和自己考試成績在其中的排名情況，權利被侵犯了往往自己還蒙在鼓里。由此帶來一個思考是：碩導、博導招收弟子涉及到學術傳承的問題，從這一點上來講當然希望招收那些在性情、品性甚至文風上與自己相投的弟子。但問題是，這畢竟不是自己私人開館招生，研究生招生屬國家教育體制序列，研究生培養占用的是國家的資源，因此，對所有的考生來講，機會應該是平等的，應擇優錄取。怎樣在導師的喜好與擇優錄取方面平衡值得進一步研究。其實對研究生招生來說，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更多的是由導師的良心來決定的。但不管怎樣，錄取的過程應該是透明的。
以上高校管理過程中常遇到的諸多問題的出現，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國對高校管理的法律、法規尚不健全、高校管理的體制不完善以及長期計劃經濟年代形成的慣性等原因所造成的。我們的高等教育要發展，要求我們不能不解決這些問題，尤其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權利意識及社會文明開化程度的不斷提高以及大學普遍擴招后我國高等教育所面臨的新的形勢，這些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地步了。筆者認為，對高校來說，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有很多，如健全法律、法規、完善管理體制等，但重要的是，所有這些措施都必須建立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上，對我國高等教育來說，確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的信念以及蔡元培先生所說的“大學之大，非大樓之大，乃大師之大”的理念，努力革除陳弊與積習，使高校真正成為學術及社會良心的誕生地，真正成為知識分子（包括老師和同學）研究學問和保持良心的象牙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