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琳 ]——(2011-1-22) / 已閱9513次
死刑在預防經濟犯罪中的價值分析
孟琳
【摘要】死刑是以剝奪罪犯生命為內容的最嚴厲的刑罰方法。死刑這一法律概念在理論上的稱謂是生命刑，兩者在通常情況下可以互稱。例如日本學者指出：死刑是剝奪受刑者的生命，永遠消除其社會存在的刑罰，因為它使生命喪失，所以也稱之為生命刑。生命一旦被剝奪即無可挽回。因此，我國現有刑事政策采取了嚴格限制死刑適用的政策，對于經濟犯罪中的死刑規定尤為如此。然而，死刑的負價值和經濟犯罪的負價值能否比較、能否相當，現行刑法對經濟犯罪是否有適用死刑的必要？著名的刑罰學家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說：“濫施極刑從來沒有使人改惡從善。這促使我去研究，在一個組織優良的社會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這值得我們重新加以評析。
死刑是以剝奪罪犯生命為內容的最嚴厲的刑罰方法。死刑這一法律概念在理論上的稱謂是生命刑，兩者在通常情況下可以互稱。例如日本學者指出：死刑是剝奪受刑者的生命，永遠消除其社會存在的刑罰，因為它使生命喪失，所以也稱之為生命刑。 生命一旦被剝奪即無可挽回。因此，我國現有刑事政策采取了嚴格限制死刑適用的政策，對于經濟犯罪中的死刑規定尤為如此。然而，死刑的負價值和經濟犯罪的負價值能否比較、能否相當，現行刑法對經濟犯罪是否有適用死刑的必要？著名的刑罰學家貝卡利亞在《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說：“濫施極刑從來沒有使人改惡從善。這促使我去研究，在一個組織優良的社會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這值得我們重新加以評析。
（一）我國經濟犯罪適用死刑立法回顧與評價
我國刑法第43條明確規定：“死刑只適用于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根據這一死刑適用條件，我國刑法分則僅在15個條文中規定了28種死刑罪名，所涉罪名集中于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和公民基本人身權利的犯罪和貪污罪，并且摒棄了將死刑作為絕對確定法定刑的作法，除故意殺人罪外，只是將死刑作為最后適用的制裁手段。這些規定較好地體現了保留死刑但又嚴格限制死刑的政策，也符合當今世界限制和廢除死刑的國際潮流。
但是，刑法典頒布實施不到兩年，面對日益猖獗的犯罪浪潮的沖擊，我國開展了依法從重從快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的專項斗爭，不久又將打擊鋒芒指向嚴重經濟犯罪。為貫徹“依法從重從快”的方針，全國人大常委會自1981年起，不斷通過制定單行刑法（條例、決定、補充規定），對刑法分則進行重大修改和補充，不但增設了許多新罪名，而且加重了對許多犯罪的處罰，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莫過于對許多犯罪增設了死刑。據統計，自1981年6月至1995年10月，全國人大常委會先后通過了24部單行刑法，其中規定有死刑的條文有37條，新增死刑罪名48個。這些新增死刑罪名，除軍人違反職責罪外，主要集中在嚴重刑事犯罪和嚴重經濟犯罪。如果將這些新增死刑罪名和刑法典規定的死刑罪名相加，我國現行刑法實際掛有死刑的罪名多達76個，近乎占現行刑法全部罪名的三分之一。較之刑法典僅在15個條文規定28種死刑罪名。不可否認，在改革開放初期，刑法如此規定是與我國的國情相適應的。然而，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在當今社會條件下，當我們再次審視經濟犯罪死刑的適用時，我們會發現它存在著諸多的不合理性。
（二）經濟犯罪刑罰體系中適用死刑的評析
從我們所界定的經濟犯罪的范圍來看，現行刑法對上述十三種經濟犯罪的最高刑均規定了死刑，而死刑所剝奪的生命權是個人至高無上的權利，對于個人基本權利的保護應當優先于社會權益的保護，特別是個人的生命權更應當置于優先位置，無論是經濟秩序、公私財產所有權還是公共職務的廉潔性都不能優于個人的生命權利，它們在和人的生命權益相比較，不具有等價性，且犯罪行為所直接侵犯的客體是整個社會的經濟秩序或一定經濟制度，而非人身權或國家安全等其它客體。如果對經濟犯罪科以死刑，有貶低人的生命價值之嫌。基于以下理由：
1.從刑罰的作用看經濟犯罪死刑的價值分析
（1）從罪行均衡原則分析
我國現行刑法典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即刑罰一方面要與罪行（由犯罪的主客觀事實決定）相適應，另一方面要與刑事責任（由犯罪的主客觀事實和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決定）相適應。也就是說，刑罰既要與犯罪本身的社會危害性相適應，另一方面要與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相適應。前一相適應是報應刑的要求，后一相適應是目的刑的要求這就是罪行均衡原則在刑法中的具體體現。這一原則要求刑罰的配置必須符合正當性。即要求刑法所剝奪的犯罪人的權益與犯罪行為所侵犯的權益大致相當。因此，死刑只有適用于所侵犯的權益與死刑所剝奪的權益相似的犯罪才具有合理性與正當性。 邱興隆教授也提出：“中國刑法應將死刑的適用范圍限于所侵犯的權益的價值不低于人的生命價值的犯罪的范圍內。具體地說，中國現行刑法中的死刑罪名應該縮減到只限于有致死的結果的暴力犯罪、具有直接導致國家分裂或顛覆的現實危險的危害國家安全罪以及導致戰役失敗的嚴重軍事犯罪的范圍之內。除此以外的死刑都應廢除。”
（2）從功利主義立場分析
功利主義認為對罪犯適用刑罰的著眼點不應是罪犯過去的行為，而應是預防未來犯罪的需要。例如貝卡利亞主張，保護既存的公共利益的需要就是對罪犯適用刑罰的正當根據，國家預防既存公共利益免遭未來犯罪侵害所需要的量，就是適用刑罰的合理限度。這就是說在刑罰上堅持盡可能以“最低的代價”來預防犯罪。經濟型犯罪的犯罪意圖是獲取財產。因此，由經濟犯罪的特征所決定，對之適用死刑難以實現刑罰的功利目標。
（3）從刑罰的謙抑思想分析
刑罰的謙抑性，可以概括為為兩方面屬性——刑罰的必要性和經濟性。刑罰的必要性是指，刑罰作為預防犯罪的階段，和其他社會調控手段相比是處于消極地位。只有在道德、行政、或經濟等手段都不能有效的防止犯罪時，才不得已用之；刑罰的經濟性是指立法者應當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罰，獲得最大的社會效益——有效的預防和控制犯罪。根據這一思想，在目前存在多元化的責任方法體系中，刑罰只具有“最后”的價值意義。 理性的立法者首先應考慮的是用刑罰以外的手段（如民事的，行政的）對社會關系進行調整。刑法是保護法益的最后手段。只有當其它手段不能保護法益時，才適用刑法保護。 目前我國的經濟犯罪主要是由于不完善的經濟政治體制和法律監督體制引起的。因此，與其對此類犯罪主體處以死刑，不如加大力度完善經濟政治體制和法律監督體制。
（4）經濟犯罪適用死刑的經濟分析
從提出這一論據的學者指出：一個國家的死刑成本必須大于或等于這個國家從死刑中所獲得的收入。這時才能體現這個國家對人的生命的尊重；當一個國家死刑成本的投入小于這個國家從死刑中獲得的收益時，意味著這個國家對民眾賦予國家的刑罰權的濫用。例如在美國，判處一個死刑罪犯政府平均要花費500萬美元。從開始起訴到最后判決，平均是10年。 在我國，這種投入是遠遠不夠的。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我們對經濟犯罪死刑適用的不足。
（5）從人道主義分析
刑罰的人道性產生于刑罰與法律價值之一的個人自由的實現關系之中，作為法律價值的個人自由是廣義上的個人權利實現的自由，刑罰不能剝奪人最基本的權利，由此死刑不具有人道性。“我們手中操宰著生殺予奪的大權，我們經常都被迫需要對這些莫名其妙的東西行使權力。財產、自由乃至生命是我們要求行為人為其行為所付出的代價。我們不僅要捫心自問，許許多多性質模糊、結論兩可甚至多可的案件經過專家學者門許許多多的爭論仍無法求取共識，我們又是憑什么一錘定音而對之生殺予奪呢？細細想來良心上會不寒而栗！” 陳興良教授曾指出，從應然性上來說，我們應當提出死刑廢止的問題，并大力加以弘揚。在進入21世紀的今天，作為一名刑法學者，我們應當進行死刑廢止論的啟蒙。社會文明發展到今天，人道主義已經不允許通過殘酷的刑法去追求刑罰的威懾效果，否則就是不正當的
2.從實踐角度看經濟犯罪中的死刑刑罰
（1）對經濟犯罪適用死刑遏制作用不強
我國從1979 年刑法以后的補充刑事立法大幅度、高速度地增設死刑是重刑主義、死刑萬能思想的體現，而以死刑為手段的重刑化立法，雖然在短期內可以遏制犯罪，但最終必然削弱其遏制力。近十余年來，盡管死刑立法一直在增加，但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貪污賄賂罪等各類經濟犯罪的案發率始終高居不下，新型經濟犯罪不斷出現，重大經濟犯罪案件不斷發生，涉案數額也不斷增大。各類經濟犯罪案件不但沒有明顯下降，反而在總體上有所上升，這種刑罰量與犯罪量同步增長的“兩高”局面，就足以證明死刑在預防經濟犯罪方面的作用并不明顯，設置死刑并沒有實現我國遏制經濟犯罪的初衷。
（2）經濟犯罪適用死刑不符合死刑的發展趨勢及國際人權公約的基本精神。
從外國刑法的規定來看，據統計，目前世界上已有11個國家在法律或事實上廢除死刑，保留死刑的國家一般都把刑法中的死刑條款限定于危害國家安全和剝奪他人生命的犯罪。我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對經濟犯罪實行死刑的國家。 那些廢除死刑的國家經濟犯罪并不比我國突出。且在起初廢除死刑的時候，犯罪率并沒有出現明顯的上升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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