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長玉 ]——(2003-1-24) / 已閱33747次
證據及其證明規則的歷史沿革
膠州市工商局 高長玉
我們當前執法的前提是查清事實，而查清案件事實的過程就是收集證據并利用其證明案件事實的過程。收集和運用證據證明案件事實也有一套特別規則，相對我們工商執法來講，如果但講法律規定，很簡單，就是《行政處罰法》、《行政訴訟法》上的幾條條款。我今天想跳出咱們單純工商行政執法的小圈子，從古代證據規則的演變、中外證據制度的差異、未來證據規則的發展三個方面，來闡述證據規則從無到有、從原始到成熟的發展歷程，來簡單的說明中西方證據制度的差異，希望能為大家提供一點新的東西，拓寬大家的工作思路，為我們的行政執法服務。
一、古代證據規則的發展歷史
先從中國古代訴訟活動中的證據制度說起，我國西周之前的審判制度中，由于是以神判天罰為特點，各種證據的地位可謂無足輕重，我們可以從法的繁體字上分析。法左邊從水，表示法平似水。右上邊是似鹿的字形，是一種異獸獬豸，又叫獨角獸，當時雙方爭訟，族中的長老就把他們帶到獨角獸的跟前，讓他們各自陳述自己的理由，誰說假話，獨角獸就用角觸之，誰就敗訴，因此右下部從去。
到了西周時期，法官已開始強調“聽獄之兩辭”。沒有被告的供詞，一般不能定案�！吨芏Y》中有關當時的法官以“五聽”斷案的論述�！拔迓牎卑ǎ海ㄒ唬┺o聽（理屈者則言語錯亂）；（二）色聽（理屈者則面紅耳赤）；（三）氣聽（無理則喘息）；（四）耳聽（理屈者則聽不清法官的問話）；（五）目聽（理屈者則雙目昏花，無神）。（注：《周禮·秋官》）其中的“辭聽”即為口供，法官在庭審中可以憑自己的判斷認定證詞，判決案件�！拔迓牎豹z訟，深刻地影響了后世的審判方式，口供亦是自此開始確立其在訴訟中的地位。
秦漢時期，仍舊保留了對口供的一貫重視，為獲取被告的供述，可以不擇手段。建立了合法化，制度化的刑訊制度的，口供制度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到唐代，口供這一證據制度已趨于成熟、完善。但同時也規定，只要證據確鑿，被告人即使不承認所控罪行，也可以斷案，而且還強調“疑罪從輕”。
唐代以后的宋、元、明、清在關于口供的規定上基本與唐代一致，有時甚至有倒退的趨向。如在明朝，為加強專制極權制度，設立了“東西廠”，“錦衣衛”特務機構，刑訊逼供一度惡性化。至明、清時，“疑罪從輕”的傳統也被取消。
除了口供，其他形式證據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例如證人證言問題，從秦代已開始注意詢問證人，獲取證人證言，但對證人證言制度最為詳盡規定開始要首推唐律。唐律中明確規定證人資格問題�！把耸陨�，十歲以下及篤疾”者，因缺乏作證能力，“皆不得令其為證”。（注：《唐律疏漢·斷獄律》）唐律對證人制度的規定還反映出古代訴訟中專橫與擅斷的特點。在審理案件中，不僅可以刑訊被告人，還可刑訊證人。唐代對證人證言的證明力還作出了相應的規定，一般案件“三人以上明證其事，始告定罪”“三人證實，二人證虛�！保ㄗⅲ骸短坡墒铦h·斷獄律》）可見只有三人以上提供的證言，在法律上才能作為定罪的證據，這種形式主義“眾證定罪”的原則，到明、清時仍沿用不致。
在古代證人證言制度中，還體現出中華法系證據制度的特色之處，那就是與證人證言制度相對的“親親相隱”原則的存在。自漢武帝時確立了儒家的官方統治地位后，受儒家禮教原則的影響，“親親相隱”便從漢代開始成為刑法制度中一基本原則，成為證人證言制度的例外規定。按孔子的觀點，“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也”（注：《訟語·子路》），于是在漢宣帝時正式下詔公布：“從今以后，兒子首謀隱匿父母，妻子隱匿丈夫，孫子隱匿祖父母，均不治罪；而父母隱匿兒子，丈夫隱匿妻子，祖父母隱匿孫子，若屬殊死重罪，都要上請廷尉，區別對待�！保ㄗⅲ骸稘h書·宣帝紀》）自此，法律允許一定范圍內的親屬之間可以相互隱匿犯罪行為，免去其告發和作證的義務，“親親相隱”原則開始法律化。這種屈法伸禮的原則反映了儒家倫理道德觀念對證據制度的深刻影響。自漢以后，為后代各王朝承襲沿用，并制度化為一法定基本原則，這可以說是中華法系的證據制度中獨有的特色。
對于物證，自秦代起，已有司法機關注重收集兇器，贓物等物證的記載，秦簡《封診式》中就有與物證相關的一記載：甲，乙二人捕獲丙、丁并將他們私鑄的錢幣與器物送交官府（注：《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治獄》），作為定罪的物證。唐代對贓物“露驗”的案件，也主張以物證定罪（注：《唐律疏漢》）。在古代的證據制度中，對物證制度記載的史料雖不豐富，但物證在證據制度中仍有一席之地是無疑的。
對于勘驗筆錄，是指辦案人員對與犯罪有關的場所，物品，尸體等進行勘查檢驗的記錄。中國古代在勘驗筆錄制度方面的發展狀況是十分突出的，在秦代時期，勘驗水平已是層次不低，但到唐宋以后，勘驗制度的發展達到高峰時期。如南宋孝宗淳熙元年，下詔頒行《檢驗格目》，寧宗嘉定四年，又頒行《檢驗正背人行圖》，其中規定：“令于傷損去處，依樣朱紅書晝，唱喝傷痕，眾無異詞，然后署押�！保ㄗⅲ骸端问贰ば谭ㄖ尽罚┛彬炛�，還規定了報檢、初檢，復檢等法定勘檢程序。同時對勘驗人有責任規定：勘驗人員應按照勘驗的范圍、時間，如實勘驗，不許受賄舞弊，違者論罪�？梢娺@一時期勘驗筆錄作為法定證據的制度化，法律化、規范化。
由于宋代重視勘驗，客觀上推動了法醫學的發展，如宋代相繼出現了鄭克的《折獄龜鑒》；桂萬榮的《棠陰比事》，宋慈的《洗冤集錄》等等法醫學名著和案例，使中國古代的勘檢制度在經驗的基礎上向理論化發展。尤其是宋慈的《洗冤集錄》，從法醫學的角度，通過大量的鑒定實例，對許多容易混淆的傷亡現象和死亡現象的原因作出了比較科學的鑒定結論，作為中國古代出現的首部法醫學專著，雖然其中的一些勘驗手段在今天看起來存在許多錯誤與不足，但其仍不失為一部極有價值和影響力的專著，不僅被元、明、清各代承傳，而且還刊版印刷流傳到亞洲，歐洲等國家地區，成為世界上最早出現的古典法醫學的代表之作。
說完了中國古代，再談談古代西方。古代西方國家審判中最早使用“神誓法”來判定案件事實。在法庭上，一方當事人必須一絲不茍地按照正確的形式和姿勢對神宣誓并提出指控，然后由對方按照同樣嚴格的方式對神宣誓并做出反駁。如果一方出現了形式上的錯誤，或者在陳述過程中表現出口吃等“有罪征象”，法庭就可以判其敗訴，因為神的旨意已經通過這種“審判方式”告知人們了。
如果案件所涉及的是一種嚴重的罪行，那么神的“旨意”就不能僅由一人宣誓來證明。于是，不僅當事人要宣誓，還要有其他人的輔助宣誓。這些人被稱為“誓言幫手”(OATH-HELPER)。他們要宣誓證明當事人的誓言是真實的。如果“誓言幫手”在宣誓之后也沒有受到神的責罰，法官就可判該當事人勝訴。案件情況不同，法律對“誓言幫手”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一般來說，爭議事實的性質越嚴重，法律所要求的“誓言幫手”數量也就越多。
除了神誓法外，古代西方國家廣泛使用的另一種司法證明方法是“神明裁判”，即通過讓當事人接受某種肉體折磨或考驗來查明案件事實。一般來說，接受折磨或考驗的人都是被指控者，而這種折磨或考驗通常都伴隨著由牧師或神父等神職人員主持的彌撒或祈禱等宗教儀式。以“熱鐵審”為例，牧師給燒紅的鐵塊撒上一些“圣水”并說道：“上帝保佑，圣父、圣子和圣靈，請降臨這塊鐵上，顯示上帝的正確裁判吧�！比缓笏尡桓嫒耸殖帜菈K熱鐵走過9英尺的距離。最后，被告人的手被密封包扎起來，三天之后查驗。如果有潰爛的膿血，則其被判有罪；否則就被證明是清白無辜的。在這種情況下，誰如果是鐵手，誰就能逃過一切法律的制裁。
歐洲一些地區還曾經使用過一種鮮為人知的“圣經考驗法”。牧師在祈禱之后把一本《圣經》掛到一根木棍上，保證其可以自由地左轉或者右轉。然后讓被考驗者站在懸掛的《圣經》面前陳述案情。如果其陳述之后《圣經》按照太陽運行方向旋轉，就證明他是清白的；如果相反，就證明他有罪。
在中世紀歐洲廣為流行的另一種司法證明方式是“決斗法”。這是一種典型的“雙方證明方法”，也是最受人尊重的“神明裁判”方法，一般只有貴族和自由民才有資格選用。如果一個自由民卷入一個民事訴訟，或者被指控犯有重罪，那么他可以要求與對方進行決斗。在刑事案件中，這種決斗往往是指控人和被指控人之間的生與死的決定，因為決斗的負者會被送上絞刑架。在民事案件中，當事人不必自己決斗，可以雇傭職業劍手去決斗。無論在哪種情況下，決斗都要在法庭安排的宗教儀式下進行，而且那決斗結果就是最終的裁決。這種司法證明方式在法國延續的時間最長。1818年，一位被指控的自由民要求與對方決斗，但是國會認為這種方法所證明的事實不可靠，便決定廢除了“司法決斗”。
毫無疑問，“神明裁判”是一種非理性的司法證明方式，但是它有時也能產生理性的效果。有些“神明裁判”方法就跟拋硬幣的效果一樣，正確和錯誤各占一半。例如，當事人的有罪心理可能會影響其宣誓時的神態；有罪感有時會使人在決斗中心神不定或喪失斗志等。
在現代人的眼中，各種“神明裁判”方法都是荒唐的和滑稽的，但是這些早期的司法證明手段實際上比我們現代人所理解的更有效力。因為當時人們對合理和正義等觀念的理解顯然都屈從于對神的情仰和崇拜，可是說神靈主宰了他們的一切。
最早在司法證明方式中注入理性因素的法律規定大概是11世紀日爾曼民族的“舊西弗里西亞法律”（注："the laws of Old-West Frisians，a typical Germanic peopl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William Anerew Noye:Evidence:Its History and licies,(1991)p.8.）。西弗里斯安人住在與荷蘭海濱低平原相連接的弗里西亞群島上。由于他們的生活一直受到海岸水土流失的威脅，所以修筑堤壩就是每一個當地居民的基本義務。誠然，他們的法律中還有很多“告知真理”的規定，如“神誓法”、“司法決斗”和“神明裁判”等。但是，如果居民沒有履行修筑堤壩的義務，海水是不會尊重什么“神明裁判”的。于是，那里的人就率先越過“告知真理”去追尋“發現真理”。按照法律規定，如果負責修建堤壩的官員指控某個居民沒有履行義務，但是該居民聲稱自己已經履行了，那么官員就要找出“國王證人”來支持其指控，而被指控的居民也可以在“法律代言人”的幫助下對“國王證人”的證言提出置疑，甚至可以推翻那些已經在“圣物”面前宣誓的證言。這說明法律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認可了人的裁斷能力。
理性司法證明方式在萌芽之后，整整花了幾個世紀的時間才得以在歐洲的司法系統中成長起來。這一生長過程包括三個階段：第一，國家政府加強了對司法活動的介入；第二，調查犯罪成為了政府的職能；第三，審判成為了政府打擊犯罪的手段，同時拋棄了原來的非理性證明方式。
在那個時候，一種新的審判方式就應運而生了。法庭傳喚一些可能了解與該爭議有關之情況的當地居民出庭，讓他們在宣誓下接受審問并做出裁決。這就是所謂的“陪審團審判”模式的雛形。那時的陪審團是由了解案情的12名當地居民組成的。這些人被召到法庭來的目的不是審查當事人提交的證據，而是向法庭提供他們了解的案件事實。他們在法官的指導下宣誓講出與案件糾紛有關的真實情況。從現代意義上講，他們是證人，因此法官要審查他們與案件有關的知識、意見和信念。法官首先要告訴陪審團將要讓他們講出事實真相的是什么事情；然后他們要在法庭執行官的監督下進行評議……如果他們不能得出一致意見，就把他們分隔開，分別查詢他們不能得出一致意見的原因。如果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知道案情真相，少數人不知道，那就可以根據多數人的意見做出判決。如果他們宣誓說他們對案件事實一無所知，那就可以再召其他知道案件情況的人來做陪審員。就判決而言，陪審員了解案情的途徑并不重要。無論是他們直接得知的還是道聽途說的，都可以作為判決的依據，除非有人證明其來源不可靠。
顯而易見，這種陪審制度適用干那些人口少、地域小的村鎮，因為那里的人們互相認識，而且都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在人口眾多的城市里，這種陪審團就無法發揮作用了。因此，隨著城市的發展，這種陪審制度必然逐漸消亡。出現了“不知情陪審團”，同時也推動了證據規則的產生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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