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同慶 ]——(2011-4-7) / 已閱13227次
刑事審判監督制度困境及建議
劉同慶 (安徽省安慶市人，二級檢察官，法律碩士)
摘 要：我國檢察院刑事審判監督普遍薄弱，庭審監督虛無，庭外調查和庭外程序監督缺乏，庭前請示無法監督，簡易程序和自訴案件的監督空白。原因在法律規定的不具體，監督形式簡單，檢察院沒有強制監督權。建議賦予檢察院強制監督權，包括庭審監督處置權，庭外程序監督權，賦予強制抗訴權，確保檢察監督權有效履行。
關鍵詞：刑事審判監督 糾正違法 抗訴
刑事審判監督是檢察院代表國家對法院刑事審判程序是否合法、刑事判決裁定是否正確所進行的專門監督，刑事審判監督的意義在于：一方面為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審判權和公安機關依法行使偵查權提供了制約和監督，從而為刑事案件的正確處理、審判提供了進一步保障；另一方面又為糾正可能出現的冤假錯案提供了一種途徑，從而為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以及國家和社會的公共利益提供了更完善的機制。
但因法律的原則性和概括性，實踐中刑事審判監督可操作性差，權威性不強，刑事審判監督普遍薄弱。加強監督力度，完善監督方法，強化監督手段，是當前刑事審判監督工作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一、刑事審判監督困境及原因
1.庭內監督與庭外監督
（1）庭審虛無監督
法律沒有賦予出庭檢察人員庭內監督處置權，《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規定：出庭檢察人員發現法院審判違反法定訴訟程序，應在休庭后向檢察長報告；對違反程序的庭審活動提出糾正意見，應在庭審后提出。據此，檢察人員對庭審過程中的違法行為只能進行事后監督，無權當庭糾正。如此不僅使庭審違法成為既定事實，情節嚴重的甚至導致重新開庭，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和訴訟時間的不合理延長，侵犯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有違及時審判原則。法律的這種規定使得檢察監督對庭審中的違法行為無法產生實質性約束力，導致庭審活動監督的虛無。
（2）庭外核證無從監督
法律規定，在法庭對證據有疑問時，可在庭外對證據進行調查核實，可進行勘驗、檢查、扣押、鑒定、查詢、凍結；在發現有重要作用的新證據材料時，應告知檢察人員和辯護人。但是否告知由法官決定，同時，法律對何為告知，告知后當事人有無申辯權等均無規定，從而為法官任意實施庭外調查權埋下了伏筆。 但法律對檢察機關如何對法院庭外調查核證活動進行監督卻沒有具體規定。雖然最高法院司法解釋規定，法院在收集、調取、調查、核實證據時，如果認為必要，可以通知檢察人員到場。但僅限“認為必要”時，且是“可以”通知，不是“應當”，使檢察院對該活動不能主動實施監督。實踐中，法院庭外調查核實證據時違反程序規定，侵害當事人權益的行為時有發生，甚至個別案件的庭外調查已超出了核實證據的范圍，而是收集新的證據，甚至開展偵查活動，對此檢察院無從監督。
（3）庭外程序難以監督
由法院履行的庭外程序內容十分豐富，包含但不限于法院應當依刑訴法的規定，在受理自訴案件后三日內告知被告人有權委托辯護人，保障辯護律師正當行使權利，在庭前依法告知被害人或其近親屬相關訴訟權利、通知開庭時間和地點、向被告人及辯護人送達起訴書副本和開庭傳票或開庭通知書，依照規定送達裁判文書等。這些程序都關系到對當事人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是否得到保障、案件審理過程中就程序問題所作的決定是否合法 。如法院未依法履行這些程序，或就有關程序問題的決定違法，無疑侵害了當事人的相關訴訟權利。例如法院未在法定期限內向被害人或其近親屬送達裁判文書，被害人或其近親屬就不能在法定時間內申請檢察院抗訴；如未在法定的期限內向被告人或其近親屬送達，則被告人的上訴權就無從保障。對法院是否依法履行這些程序，檢察院在現有的法律和制度框架內無法有效監督。
（4）庭前請示無法監督
獨立審判包括審判組織和法官的獨立 。由于案件的多樣性、復雜性，法定規定的不明確性，不同的法官對案件和法律的理解不一致，導致法院對案件定性和量刑吃不準。實踐中大量存在一審判決前，法院就某些個案向上級法院請示，根據答復進行判決的情形。這樣不僅使一審法院喪失審判獨立性，而且實質上形成未審先判和一審終審的事實，違反了我國兩審終身制和法院獨立審判的原則，變相剝奪了被告人的上訴權與檢察院的抗訴權，同時不合理的延長了審限，不利于及時審判。對這種違反審判獨立精神的庭前請示，檢察院無法監督。
2.簡易程序、自訴案件監督空白
簡易程序案件通常由法官獨任審判，由于這些案件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檢察院一般不派員出庭公訴，盡管對每個簡易程序案件都提出量刑建議，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對法院定罪量刑的監督，但僅局限于對實體判決的監督， 對庭審活動中有無違反法定程序，有無侵犯或剝奪當事人合法權利等行為，無從知曉，也就無從監督。如果法院在審判程序上走過場，就會使法律規定的訴訟程序的公正性、合法性受到極大損害，最終損害當事人權益。
對刑事自訴案件的監督理所應當的包含在檢察院審判監督職能內，但由于系當事人直接向法院自訴，檢察院作為公訴機關原則上不介入程序，法院在調解或判決后不需要向檢察院送達裁判文書，只能在判決生效后，當事人向檢察院進行申訴才能啟動。而啟動后的監督也僅限于再審抗訴權。抗訴的理由，又局限在事實、證據、適用法律的錯誤以及審判人員在審理案件時有貪污受賄、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為。對于法官在自訴案件審理過程中有無違反法定程序，有無侵犯、剝奪當事人合法權利的情況，無從監督；即使有上述情況，也不屬于抗訴的范圍。且刑訴法對自訴案件的審判監督未作出明確規定，導致檢察院對刑事自訴案件無法進行監督。使得刑事自訴案件的監督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
3.監督手段與監督效果
審判監督包括程序監督和結果監督。當前，檢察院對刑事審判的監督，在程序上限于向審判機關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在實體上限于向審判機關抗訴。方法簡單，效果不理想。
（1）糾正違法通知書。《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397條規定，如果發現法院或審判人員在審理案件中有違反法定程序的情形，檢察院可向法院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但這僅是一種原則性規定，對何種情形可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發出通知后，如果法院沒有反饋或不被法院采納怎么辦，法律沒有規定。同時作為檢察系統內部規定，《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對法院沒有強制約束力，法院完全可以不予理睬。如法院不接受該糾正違法通知書，檢察院毫無辦法。有的法院甚至在接到糾正違法通知書后，不但不采取糾正措施，反而向檢察院“對發”司法建議書，對抗糾正違法通知書，以報復檢察院，使檢察院糾正違法通知書徒有監督之名，無監督之實。
（2）抗訴。抗訴是檢察院履行監督職能，進行實體監督的最重要手段。多年的實踐表明，檢察院抗訴工作不盡人意。抗訴的小案多，大案少；私益案件多，公益案件少。不僅抗訴率低，成功率也低。原因在于：
一是對抗訴標準理解不透徹，導致實踐中抗訴僅局限于對案件定性不準確和量刑畸輕畸重方面，對附加刑、免予刑事處罰、量刑偏輕偏重、適用緩刑不當等抗訴的很少，而對程序違法抗訴的幾乎空白。
二是受質量考評機制制約，檢察院因擔心抗訴得不到上級檢察院支持，而信心不足，不敢抗訴，也不愿抗訴。同時案件的實體判決是由法院作出的，檢察院擔心抗訴會影響與法院的關系。因為法律的漏洞較多，對案件的定性時有爭議，并且對證據是否確實充分與個人的認識有很大關系，彈性較大，如與法院關系不融洽，某些案件很可能被法院認為證據不充分而作出無罪判決，而根據現有考核機制，無罪判決對任何檢察院來說都是不能承受之重。
三是檢察抗訴權對法院沒有強制約束力。鑒于現有法律規定和考核機制，檢察院提起抗訴都是慎之又慎的。然而對檢察院提起抗訴的案件，有些法院不是嚴格執法，秉公辦理，對檢察院的抗訴，不是依法改判或發回重審，而是盡可能維護本系統利益、聲譽和權威，堅持已經作出的判決和裁定，不是萬不得已，堅決寸步不讓，盡可能“維持原判”。面對這種情況，檢察院是既尷尬又無奈。原因在于法律雖賦予了檢察院的審判監督權，但并沒有賦予檢察院審判監督的強制權，檢察院雖是監督者，但其抗訴意見，既不能自己說了算，也不是由中間機構來進行評判，而是由審判機關來來作出裁決，即由作為被監督者的法院來對作為監督者的檢察院的監督意見作出裁決，決定是否服從該監督意見。這就使得檢察院的監督不具有法律上的權威性，對法院就失去了約束力，抗訴不能成功就成為了常態。
四是在客觀上，由于法律的概括性和模糊性、案件的復雜性和不可還原性，使得檢察院和法院對法律的認識和理解可能存在差異，對案件事實和證據認定也存在不同見解，導致雙方在法律適用和證據采信上難以達成一致。同時法定的量刑幅度跨度較大，比如法律規定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就有八年的幅度，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幅度更是含括了三個刑種。還有許多法定、酌定量刑情節，如“對于從犯，應當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從從輕到減輕到免除處罰，其量刑不僅能跨越多個刑種，甚至能免予刑事處罰。這些規定，由于其刑期、刑種跨度大，又沒有具體、詳細、規范可操作的量刑準則，全憑法官自由裁量，使得法院自由裁量權過大。只要法院的裁判在法律規定的量刑幅度內，即使明知該裁判有失公平，檢察院也難以提出抗訴，即使抗訴也難以成功，這必然影響抗訴效果。
二、強化刑事審判監督的制度建議
1. 賦予檢察人員庭審違法糾正權，變庭后監督為庭中監督。當檢察人員在庭審中發現審判違反法定程序時，可視情況靈活地進行監督。如果違反程序情形輕微，可當庭口頭糾正，督促法庭接受并改正。如雖違反法定程序，但不致影響公正審理的，也可以不當庭糾正，而在庭后向審判人員口頭提出糾正意見，防止再次出現同樣問題，既保證庭審正常進行，又使庭審監督落到實處。如違反法定程序情形比較嚴重，或侵犯當事人的正當權益，或會影響公正審理，或法庭對口頭糾正意見不予接受，公訴人可建議休庭，并立即向本院檢察長報告，以人民檢察院的名義向法院發出書面糾正意見。
2. 加強對法院庭外活動的監督。目前的審判監督僅限于庭內程序和審判結果兩個方面，不合理的縮小了監督范圍，應把監督擴大刑事審判的每個環節。首先要把法院庭外證據調查核實等庭外程序，庭前向上級法院請示等可能侵犯當事人權益的問題納入監督范圍，尤其要加強對自訴案件的監督。同時在立法和制度層面上做出規范、合理、科學、操作性強的規定，使檢察院能夠真正履行對法院庭外監督職責。
3. 加強對簡易程序案件的監督。目前全國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約占全部案件的40％，檢察機關有必要加強對適用簡易程序案件的監督。一是加大簡易程序案件的出庭工作力度。對適用簡易程序審理的案件應盡可能派員出庭，尤其是對監督公安機關立案偵查的案件、有一定社會影響的案件、被告人可能翻供的案件、有辯護人出庭的案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被害人要求檢察院派員出庭的案件以及其他有必要派員出庭的案件，均應派員出庭。對適用簡易程序的案件，一旦出現不宜適用的情形，應及時建議法院變更為普通程序。二是對不派員出庭的簡易程序案件，可根據具體情況派員旁聽庭審，發現問題，及時報告。對既未派員出庭，又未派員旁聽的案件，要注意與法院溝通。三對簡易程序案件應依法提出量刑建議，加強對案件判決裁定的審查，對符合抗訴條件的案件應依法抗訴，以有效維護司法公正。
4. 賦予糾正違法通知書強制性效力。檢察院依法發出的糾正違法通知書，法院必須予以正式書面答復，同時對其違法行為進行糾正，造成損失的還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如果法院不進行糾正，或不通過書面形式正式答復，檢察院可發出督促通知，并予以相應的懲戒。這需要在立法層面上規定相應的監督制度，賦予檢察院相應的權力，在監督范圍、內容、程序、方法和法律后果等方面作出具體明確的規定，使檢察院的監督有法可依，有章可從，從而能夠真正履行憲法所賦予的法律監督職能。
5. 強化檢察抗訴權
⑴必須抗訴權。由立法和司法機關通過調查研究，根據法治的要求，通過立法的方式，制定規定和標準，當法院判決和裁定違反這些規定或標準時，案件承辦檢察院必須在一定的期限內提請抗訴。如沒有提請抗訴，或未在法定期限內提請抗訴，案件承辦人必須書面說明原因，提交檢察委員會討論。如果檢委會認為理由不是正當、充分，可督促案件承辦人提請抗訴，如案件承辦人仍不提請抗訴，則根據相應規定和程序對其予以懲戒。如果檢委會認為理由正當、充分，可不提請抗訴，但必須報上級檢察院備案。同時將抗訴決定權配置給案件承辦檢察院的檢委會，對檢委會認為應抗訴的案件，上級檢察院應當支持抗訴（特殊原因例外，法律應作出例外規定）。作為配套措施，改革現行考核機制，科學設置考核目標，使其更具有現實性和可操作性，減少考核機制對抗訴工作不應有的制約，以法律的手段督促檢察院及時抗訴，扭轉當前檢察院不愿也不敢抗訴的局面，確保法律賦予的抗訴權得到切實落實。
⑵強制審判機關說明理由。對于檢察院抗訴的全部案件，法院都必須由審判員組成合議庭開庭審理，作出判決或裁定。如果法院“維持原判”，則必須在裁判文書上充分說明裁判理由。如果檢察院案件承辦人認為法院說明理由不合法不充分，可提請檢察委員會討論，如果檢察委員會也認為法院的理由不合法不充分，可以由檢察長向人大報告，提請人大進行監督，由人大向法院進行質詢，而法院必須予以公開答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