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挺 ]——(2003-4-15) / 已閱13950次
青年男子的行為如何定性
徐挺
案例：2003年2月8日，一名青年男子來到北京市豐臺區成壽寺足球彩票銷售點，讓售票員打印一疊從電腦上選好的足彩項目。售票員問其有多少錢，青年男子含糊回答說2000多元。因為打印彩票時間較長，青年男子站了一會兒就走了，留下400元押金和手機號碼，說最遲星期天來取彩票。最后，售票員打出所有的彩票，價值 10198元。這期足球彩票開獎前，彩票銷售點多次打電話讓青年男子來取彩票，但其總是推辭有事不來。彩票開獎后，青年男子的彩票未能中獎。以后青年男子的手機再未能打通。經查：此手機號碼為中國聯通的“如意通”，沒有經過身份證登記程序，查不出真實姓名和身份。
此案中青年男子的行為如何定性形成兩種意見：
一、民事欺詐行為。
此案為一彩票買賣合同。青年男子是買受人，彩票銷售點是出賣人，彩票是標的物。在買賣合同中，支付價款和接受標的物是買受人的主要義務。此案中，青年男子主觀方面存在著惡意，他故意隱瞞真實情況，和對方簽定口頭彩票買賣合同后，知道購買彩票有一定的風險，所以不是一心一意的履行合同，而是觀望，看彩票能否中獎而獲得更多的利益。這種行為明顯是一種欺詐行為。當他發現彩票未能中獎后，即不履行合同。《合同法》規定：因買受人拒絕接受，因而給出賣人造成損失的，買受人應當承擔違約責任。因買受人不按照合同約定接受標的物，因而發生的一切標的物的風險，則由買受人承擔。此案中，彩票銷售點可以主張該彩票買賣合同屬于可變更、可撤銷的合同，也可以要求追究青年男子違約責任。
二、構成合同詐騙罪。
首先，主觀上青年男子具有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故意。他想通過彩票買賣來占有對方財物。他雖然沒有表現為直接占有對方的財物，但他實際上直接使用了對方的財產，自己花少量的錢買了大量的彩票，把買彩票的風險轉嫁給了對方，從而讓對方財產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受到損害。
其次，本案是在彩票買賣中發生的。青年男子采用這種特定的方式進行詐騙，不但侵犯了他人的財產所有權，同時侵犯了合同管理制度和誠實信用的市場經濟秩序。如果他用的是全球通，沒有隱瞞真實姓名，就可能是民事合同糾紛中的欺詐行為。這種方式是合同詐騙，是一種新型的詐騙方式，對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24條的前四種詐騙行為方式，均不符合。只有適用第五款“以其它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青年男子主觀上具有惡意沒有問題。他以間接的占有對方財產為目的，隱瞞真相，實施了欺詐行為，但這種欺詐絕非民事欺詐。在主觀意識里，他就有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目的，他沒有中獎就不來取彩票，實際上已經讓對方支付了買彩票的錢，只是自己沒有經手而已。他的行為已經使彩票銷售點在認識上產生錯覺，以致“自愿地”為其墊付了購買彩票的絕大部分費用，這也是他所希望的。對于彩票來說，他是詐騙既遂；對于中獎的獎金來說，他是詐騙未遂。
綜上，從此案中可以看出，民事欺詐與合同詐騙罪兩者既有相同點，又有不同點。兩者都發生在經濟交往活動中，都有明確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的合同存在；兩者在客觀上都采用欺騙方法，包括捏造事實和隱瞞事實真相等，意圖使對方陷入錯誤；兩者都是在故意的心理狀態下行騙，不存在過失問題；行為人都可能對特定的財物處于不法占有狀態。
一般來說，凡是有履行合同誠意的，在合同簽訂以后，總會積極創造條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會承擔違約責任。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合同簽訂后，根本不去履行合同，即使有履行合同的行為，也只是象征性的。簽訂合同后，他的目的一旦達到，即逃之夭夭，根本不考慮償還。對于這種情況，不論其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條件，均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此案中的詐騙方式也是首次出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只規定合同詐騙必須以“非法占有”為目的，沒有考慮到不直接表現為非法占有，但可能直接使用財產這種可能性，從而使詐騙人本該減少的財產沒有減少，受害人不該減少的財產卻減少。這是立法的缺陷，立法部門應該對合同詐騙罪作更詳細的司法解釋。
（作者：興化市人民檢察院公訴科 徐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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