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龍仁 ]——(2003-7-26) / 已閱16316次
民事訴訟舉證時限探析
陳龍仁 林有星
民事訴訟離不開證據，證據制度是民事訴訟制度的核心。而舉證時限是證據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訴訟中是否承擔不利裁判風險的一個分界。一般認為，舉證時限制度，是指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應當在法律規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內提出證明其主張的相應證據，逾期不舉證則承擔證據失效法律后果的一項民事訴訟期間制度。這個定義揭示了舉證時限的兩層含義：其一是限定的期間，其二是法律后果，包括逾期不舉證時一方當事人應承擔的不利后果和另一方當事人相應獲得的有利后果。我們認為，第一層含義是形式上的，第二層含義為實質上的，只有以法律后果為支撐，限定期間才不致落空。
我國在《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出臺前，《民事訴訟法》關于舉證時限的規定處于虛無狀態，只有在《海事訴訟特別程序法》第八十四條規定，“當事人應當在開庭審理前完成舉證”。因此，理論界和實務界普遍認為，我國民訴法對當事人舉證采取“證據隨時提出主義”， 當事人在法庭審理 的各個階段均可提出新的證據。這造成，審判實踐中，當事人往往利用民訴法的漏洞，庭前不提供證據，在庭審中搞突然襲擊，或一審時不提供證據，在二審或再審中提出證據，達到拖延訴訟的目的。這種情況，不僅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嚴重地干擾了訴訟活動的正常進行，既給法院造成人力、物力和精力的浪費，也給對方當事人增加了負擔。更為嚴重的是使法院的裁判一直處于不穩定狀態，是妨礙法院審判效率提高的重要原因，亦不利于規范當事人的訴訟 行為和提高當事人的舉證意識。本文作者將對舉證時限做一理論上的探討，并對《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若干規定〉》提出自己的幾點看法。
一、民事訴訟證據舉證時限的理論基礎
對于舉證時限制度的理論基礎，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體現舉證時限制度的價值追求和考慮的深層依據。作者試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討論：
（一） 程序安定理論。所謂程序安定，是指民事訴訟的運作應依法定的時間先后和空間結構展開并作出終局決定，從而使訴訟保持有條不紊的穩定狀態。程序運作的安定必須貫穿于整個訴訟過程中。庭審是訴訟的中心環節，而證據是庭審的核心，當事人的訟爭須圍繞證據而展開，法官的裁判也須依據證據作出。如果證據的提出沒有時限規定，它可以一審、二審和再審中隨時提出，也可以被任意地推倒重來，那么，法院的終局裁決就具有了明顯的不確定性，雙方當事人最終的權利義務就處于懸而未決的狀態。在訴訟中忽視程序安定而追求實體真實的做法，往往是傳統的“重實體輕程序”觀念在作祟。舉證時限制度的目的在于通過限定舉證的有效期間，盡量減少或杜絕程序的回復和重新啟動，保證程序的有序性和穩定性，避免隨時提出證據帶來的程序動蕩。隨時提出證據的一種典型情形就是有蓄謀的“突然襲擊”。這種突襲策略不但違背平等對抗原則，而且造成訟爭焦點不明，程序動蕩不定，既判軟弱無力，嚴重影響了裁判的權威性。程序的安定性，作為訴訟的基本價值，應當成為訴訟過程的價值取向之一，受到法院的重視，有時甚至要犧牲其它的便利。
（二）誠實信用原則。當事人在合理期限內不舉證而逾期提出了新證據，有時可能是當事人有正當理由不能提出新證據，但更可能是當事人出于惡意，故意不提出證據而把它當作“秘密武器”，期待出奇制勝。法律不能約束純粹的道德，但可以通過約束其意圖取得的法律上的利益而加以規制。所以當事人在法定的期間不行使訴訟上的權能（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的主張），基于保護另一方當事人對預期行為的信賴（一方當事人不提交證據，則對方當事人就不必為此作出防御準備），可以不再允許該當事人行使此項權能，即禁止逾期提出新證據。通過規定超過舉證時限規定而提出的證據失權這一法律后果，誠實信用原則“在此發揮了一種對當事人誠信，及時行使權利進行督促的作用”。
（三）舉證責任。舉證責任是指訴訟上無法確定的某種事實（確定一定法律效果的權利發生、變更或消滅所必要的事實）的存在時，對當事人產生的不利后果（其所主張的有利的法律效果不被承認的后果）。在認識和理解舉證責任的問題上不僅應當把握舉證責任的形式，還應當從舉證責任的內容和后果上來認識。即使法律規定當事人對自已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但如果對提供證據的時間及逾期舉證的后果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舉證責任也就形同虛設了。舉證時限制度正是為了克服這一缺陷而設計的。它規定了當事人若不在限定的期限內舉證，將失去證據的提出權和證明權，即承當舉證責任的敗訴風險，由此舉證責任才得以真正貫徹和落實。而且舉證時限制度給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一種外來的時間上的和不利后果上的壓力，能夠敦促當事人積極履行舉證責任，為求得勝訴而主動調查收集證據并及時向法院提出其所有擁有的全部訴訟證據，為法院順利開庭集中審理提供了充分條件。所以可以說舉證責任是舉證時限制度的應有之意和必然要求。這正符合當前司法改革的趨勢——當事人主義。
（四）形式真實主義。民事訴訟法中對案件事實的證明， 是對已以發生事件的回溯，雖然從哲學意義上說，人的認識能力是無限的，但訴訟不可能無限期的拖延，因此，證據的調查收集會受時間、空間及探知手段的限制，庭審認定的事實依據只能是擬制的“真實”，而非原始狀態的實際的“真實”，它必須符合法律的形式規定，并且受制于法律的評價。正是在這種意義上說，“審判所能達到的只能是形式真實而不可能是實質真實。”另一方面，由于民事訴訟法所要求的標準遠低于刑事訴訟法所要求的“確實和充分”的證據標準，因此，以“形式真實”或由“法律真實”作為民事訴訟證明標準模式之選擇并無不妥。在西方，一般把訴訟看成是一種競技，那么在訴訟這場體育比賽中，雙方當事人作為平等的參賽選手，法官作為公平執法的裁判，一切都必須遵循比賽規則。在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的地點，雙方當事人以全部的精力參與競爭，并且共同接受裁判，事后即使再有實力再優秀也不能改變這一結果。雖然，這種形式真實有可能與客觀真實存在誤差，甚至導致人們所說的“錯案”。但這種犧牲應該被認為是保證程序整體公正的必要代價。
二、《規定》關于舉證時限的規定
《規定》專門設立“舉證時限與證據交換”一章共十五條，具體包括了舉證時限的一般規定、證據交換問題及新證據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法律法規對舉證時限沒有明確規定與對審理時限存在嚴格規定的矛盾，確保案件在審限內審結，保護了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院的威信，保證法律事實的效果。下面作者將就《規定》中關于舉證時限的規定提出自己的幾點看法：
第一，條款規定不明確。《規定》第三十三條明確規定法院在送達案件受理通知書和應訴通知書時，可以根據案件情況制定舉證時限及逾期提供證據的法律后果，由人民法院指定舉證時限的，指定的時限不少于三十日。第八十一條規定，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不受本解釋中第三十二條、三十三條第一款和第七十九條規定的限制。即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舉證時限不受三十日的約束，法院指定的舉證時限，可以在三十日以內，也可以在三十日外。本規定的立法目的應在于發揮簡易程序審理案件的優勢，提高司法效率。但卻不利于對舉證時限的統一規范。可能造成同一法院、同一審判庭、不同審判人員的用意，單從當事人方面來看，這就容易造成當事人對法官的公正性產生合理懷疑。
而且，《規定》中的三十三條第三款規定，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即只規定舉證時限下限，而未規定上限。這是否意味著法官可以指定當事人在審限內的任何時候舉證。如果是這樣的話，就可能造成案件承辦法官惡意地拖延案件的審理。
第二， 條款間存在矛盾。《規定》第三十四條規定，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不提交證據的，視為放棄舉證權利，其中“不提交”概念范疇不清，學理上，“不提交”應包括以下幾方面的情形：一、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有能力提交而不提交。二、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因不能提交而不提交。三、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因不知道證據的存在而不提交。是否這三種情形的“不提交”都視為當事人放棄舉證權利。很明顯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話，那就不存在“新的證據”問題。但《規定》中卻沒有明確地將以上三種情形區分開。就第一種情形而言，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能提交而不提交，當然應視為放棄舉證權利，這就不存在庭審中將其作為“新的證據”而組織質證；如果是第二、第三情形，則存在庭審中當事人提出“新的證據”。針對以上三種情形，《規定》第四十一條第一款規定，當事人在一審舉證期限屆滿后新發現的證據，應屬上述的第二、三這兩種情形，即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因不能或不知道證據的存在而不提交證據的，導致在期限屆滿后發現才提交。既然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不提交證據的，視為放棄舉證權利，就不存在在庭審中再提交新的證據的問題。可見，《規定》對“不提交”的范疇未加以區分，直接導致《規定》條款第三十四條第一款與第四十一條相矛盾。
第三，條款存在重復現象。第三十四條規定，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不提交證據的，視為放棄舉證權利，《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款明確 規定當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證據，《規定》第四十一條相應規定了《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款規定的“新的證據”的情形，從內容上表明，當事人舉證期限屆滿后提供的證據不是新的證據的，法院就不予采納。但《規定》第四十三條第一款則又規定了相同的內容。顯然，第四十三條第一款的立法目的在于對第三十四條、第四十一條進行補充說明，但我們僅就《規定》第三十四條、第四十條及《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款，就可以得出當事人舉證期限屆滿后提供的證據不是新的證據的，人民法院不予采納。因而《規定》第四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屬條款重復。
第四， 對不同類別的證據存在區別對待。《規定》第五十四條規定，當事人申請證人出庭作證，應當在舉證期限屆滿十日前提出，并經人民法院許可。經司法實踐表明，此規定不甚合理，證人證言是證據的一種，當事人申請證人出庭作證的時間應在舉證期限屆滿前，而不能予以區別對待，另行規定應在十日前提出申請。況且，人民法院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不受“由人民法院指定舉證舉證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限制。若案件承辦法官將舉證時限定在十日以內，當事人又如何能做到“在舉證期限屆滿十日前提出”呢？
三、對《規定》的幾點建議
第一，具體規定適用簡易程序審理案件由法院指定舉證期限的具體時限，確定一定的限度。既然適用了簡易程序，目的很明顯就在于提高司法效率，而要提高司法效率，則不能單方面地強調對當事人的約束，同時應該對審判人員自由裁量權給予一定程度的制約，否則不但不能完全發揮適用簡易程序的作用，而且易造成當事人對審判人員產生合理的懷疑。
第二，應明確規定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屆滿后不提交證據中“不提交 ”的具體范疇，區分不提交與不能提交。從舉證責任和程序安定的角度來考慮，當事人在舉證期限內有能力提交證據而惡意不提交，理應視為其放棄舉證權利，當事人確因不能而無法及時提交 證據的，則不能一概視為放棄舉證權利，而應給予其彌補的機會。
第三，消除條款的重復現象，既然已存在的法律法規對相關的問題規定已以明確，就沒有必要在同一法律法規再做出重復的規定。即《規定》第四十三條第一款應刪除。
最后，規定申請當事人出庭作證的期限為舉證期限屆滿前，而非舉證期限屆滿后十日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