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丹 ]——(2011-11-29) / 已閱8592次
論中國特色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復性司法模式的構建
王丹
近年在案件處理過程中讓犯罪人與被害人面對面接觸，通過犯罪人的道歉、賠償、社會服務等，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質精神損失得到補償，使被害人因犯罪影響的生活及時恢復常態，同時也使犯罪人通過積極負責任的行為重新融入社區，并贏得被害人和社會的諒解。恢復性司法作為一項刑事司法改革措施，發端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北美，最早可以溯源于六十年代少年司法系統內被害人和加害者調解程序。2002年4月，聯合國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員會第11屆會議在維也納通過《關于在刑事事項中采用恢復性司法方案的基本原則》的決議草案，鼓勵各會員國在制訂和實施恢復性司法程序時利用該決議。
未成年人恢復性司法是指利用調解、協商的方式處理未成年人的犯罪問題。它是一種由未成年人犯罪各方利害人共同參與犯罪處理活動的司法模式，強調的是恢復和整合因犯罪和被害造成的社會關系的破壞，恢復原有和諧的社會關系和秩序。未成年人具有認識能力低、控制能力差、主觀惡性小、可塑性強等特點。因此，處理未成年人犯罪問題需要謹慎為之。對未成年人適用恢復性司法是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重要舉措。筆者認為，構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恢復性司法模式可以使刑事司法力量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干預達到最優的效果。
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是當前我國社會面臨的一個嚴峻的社會問題，近年來，我國的未成年人犯罪呈上升勢頭，引起了司法部門及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而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社會價值觀念、社會階層結構、社會生活方式發生的深刻變革，未成年人犯罪在年齡、類型、手段、方式上呈現一些新特點。
一、刑法謙抑原則——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復性司法模式構建的法理基礎
刑法謙抑原則，是指刑法應作為社會抵制違法行為的最后一道防線，能夠用其他法律手段調整的違法行為盡量不用刑法手段調整，能夠用較輕的刑法手段調整的犯罪行為盡量不用較重的刑法手段調整。刑法謙抑主義所體現的是人類理性的自然法精神，推崇預防犯罪比懲罰犯罪更高明、更有效。法國法學家耶塞克認為，“刑法只是社會控制的一種方式，它的適用，必然會導致對當事人的自由、尊嚴和財產的重大侵犯和由此導致的其它社會不利后果。因此，它必須在最大可能限制的范圍內使用。”這就要求在實施刑法的過程中注重刑法的建設作用和養成功能，而不是強調刑法的鎮壓、摧毀和威懾作用。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恢復性司法模式體現了刑法謙抑主義所提倡的“非刑罰化”的刑事政策。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恢復性司法模式是對犯罪行為做出的系統性反應，它著眼于對被害人、社區所受傷害的補償以及對未成年犯罪行為人的改造，以恢復原有社會秩序為目的。他與傳統的報應性司法理念的不同之處在于其認為犯罪是反對其他個體或社區的行為；犯罪行為發生后，不應僅僅去譴責過去的犯罪行為，而應該找到合適的解決問題的方法盡量彌補犯罪給當事人及社區造成的損失；罪犯的義務不是簡單的接受懲罰，而應該積極地面對犯罪造成的結果，承擔撫慰受害人或賠償損害的責任并從中吸取教訓，恢復犯罪前守法的狀態，重新融入到社區生活當中。如果當事人各方對犯罪的處理方案達成一致，那么犯罪人就不必承受牢獄之苦，而由其他的方式如賠償損失、社區勞動等來代替刑罰的執行，這對于避免未成年犯罪人的“污點遭遇”和“標簽效應”有著積極的作用。
二、構建中國特色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復性司法模式的理性思考
1、我國未成年司法的基本理念與恢復性司法模式基本理念有契合之處
未成年司法貫徹“雙保護”及“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未成年刑事審判制度的改革方針是“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犯罪人，基本含義是未成年司法既要注重社會的安全、秩序，也要注重保護失足未成年，并使兩者有機結合，在未成年司法中對失足未成年應以“教育手段”為核心，努力以非懲罰性手段挽救失足未成年。這是由未成年人犯罪與成年人犯罪之間的本質差別決定的。犯罪的本質在于其造成的社會危害性和人身危險性。而未成年人犯罪與其他犯罪行為一樣， 具有社會危害性， 這也決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應受懲罰性。但是，未成年人與成年人犯罪行為的人身危險性的差別決定了他們的本質區別。未成年人犯罪大部分是未成年人的失足行為，是由于自身的是非分辨力差、易受影響所造成的。對于犯罪的未成年人經過教育即可以加以矯治，其部分不良行為甚至不加干預，待其心理和生理成熟后也能夠自然得到矯治，其人身危險性與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顯然不同。因此，未成年刑事審判制度的設計與成年人的刑事審判制度之間應該存在著明顯的區別。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的這些訴求都能夠從恢復性司法模式中得到充分的體現，與恢復性司法模式的注重社會關系的恢復和處理上的多元化相吻合。未成年人恢復性司法也正是因其在保護未成年人方面的積極作用而被當代各國所推崇。恢復性司法的最基本特點就表現在它對已然犯罪的反應機制上：它主張在喚起犯罪人的責任感，包括其賠償犯罪的損害、恢復社會安寧的義務感的基礎上，用預防性的、恢復性的刑事政策取代懲罰性的、報應性的刑事政策。
2、恢復性司法模式的價值取向與我國調解制度的價值取向有相似之處
恢復性司法的主要表現形式為和解（被害人與犯罪人之間）、協商（由被害人、犯罪人及其家人、朋友等參加）、圓形會談（由被害人、犯罪人及對本案有興趣的任何人參與）。具體到未成年人來說，其核心是由一個受過司法訓練的協調人協調、促進各方的商談，并協助參與各方找到解決問題的適當方法。這與我國的調解制度有諸多相似之處。[2]在刑事訴訟領域，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72條規定人民法院對告訴才處理的案件以及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可以進行調解。雖然我國刑事案件中的調解與恢復性司法程序相比存在顯著區別，但這至少表明我國法律對比較輕微的刑事案件的基本態度，就是允許用相對溫和的不同于傳統刑事程序的方式解決問題，這一點與未成年人恢復性司法制度是相一致的。
3、中國傳統的價值取向為構建中國特色未成年刑事司法制度恢復性司法模式提供了文化基礎
“和為貴”的文化與“忌訴”、“厭訴”的價值取向，為構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恢復性司法模式提供了文化基礎。我國傳統文化推崇“和為貴”，老百姓普遍存在“忌訴”、“厭訴”的心理，主張冤家宜解不宜結，自古以來就有調解、和解的現象。這些都是我們的本土法律資源。遺憾的是，在我們推進法治化的進程中，卻忽略了本土法律資源的開發與利用，一味地強調借鑒西方法治的經驗，推崇訴訟萬能，結果導致法院大量的判決得不到當事人的理解，其不但不能平息社會糾紛，反而加劇和擴大了社會關系的對抗性和緊張性。在這種背景下，“和為貴”式的人民調解重新引起了社會的重視。因此，“和為貴”的文化與“忌訴”、“厭訴”的價值取向，為構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恢復性司法模式提供了文化基礎。
4、國外恢復性司法理論的成熟為構建中國特色未成年刑事審判恢復性司法提供了實踐基礎
構建未成年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的恢復通道。加強未成年犯罪人與被害人之間的溝通可以為未成年犯罪人提供悔罪的各種途徑，包括體驗犯罪行為給被害人造成的痛苦等。例如， 在英國，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一些警察如果發現犯罪人實施了犯罪， 首先要同犯罪人面談， 然后帶他們去作案的現場。如果他們是盜竊商店，就帶他們去被盜竊的商店，跟商店老板面談。這樣使未成年犯看到他們行為的危害性，可以較快地促使他們對自己罪過的反省，也較容易使被害人原諒這些有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在雙方當事人達成諒解的基礎上，采取道歉、懺悔等情感方式以及金錢賠償的物質補償方式恢復被破壞的社會關系。這也能夠使得法庭教育寓于法庭審判的全過程，改正法庭教育流于形式的現狀。建立未成年犯罪人的保護處分制度，以凸顯刑法的教育、保護功能。世界上不少國家都建立了保護處分制度。如日本現行《未成年法》規定的保護處分制度，其保護處分限定為保護觀察、移送教養院或養護設施、移送未成年院三種。英國對犯罪未成年采取的保護處分措施一是拘禁性保護處分，稱為拘禁判決；二是社區保護處分，稱為社區判決。確立對未成年犯罪人的量刑圈，綜合被害人、未成年犯罪人以及家庭成員、警察、律師、法官和社會工作者的意見，達成處罰協議，能夠有力地綜合各方面的力量對未成年犯罪人進行矯正。
5、我國未成年人的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缺陷
我國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缺位是造成我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不健全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法制比較發達的國家（如日本、德國）相比，我國的未成年人立法顯得過于單薄。有關未成年人的刑事法律只能在現行刑法、刑事訴訟法中找到零星的規定（如我國刑法第十七條、刑事訴訟法第十四條、第三十四條第二款），這些特殊規定充其量是正規刑事法律的有限的補充，對于保護未成年人來說力量微不足道。1991年9月4日我國頒布了《未成年人保護法》，2006年12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對《未成年人保護法》進行了修訂，2007年6月1日起實施。1999年6月28日頒布了《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可以說，這兩部法律的出臺和修訂標志著我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建立和日趨成熟。但這兩部法律的規定原則性較強，缺乏相應的具體操作規定，不能得到有效的實施和保障。
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上的缺陷直接導致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不健全。由于沒有專門的法律規范，因此在實踐環節指導我國未成年人司法活動的更多是一些司法解釋、通知以及刑事政策，具體運作上只是停留在參照成人法的基礎上，沒有實質性的進展和突破。1985年，聯合國第七屆預防犯罪和罪犯待遇大會正式通過了《聯合國未成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北京規則》），全面構建了聯合國未成年司法準則的基本框架。該規則立足于把未成年同成年人明確分開的原則，建立了一個具有專門業務、工作人員和服務等完全獨立的體系結構。這可以說代表了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發展方向。從世界范圍看，近年來對未成年人犯罪已由“處罰主義”逐漸轉化為“保護主義”，對未成年犯罪人的處置以教為主、以罰為輔，除重大犯罪外，一般以實施保護性管訓處罰為原則。但是在我國現行的未成年刑事司法中，卻沒有充分體現對未成年犯罪人的保護處置原則。在我國，有50%的未成年犯被判處監禁刑， 而在德國只有4%的未成年犯被判處監禁刑，日本的比例更低，只有1%。
6 未成年人犯罪的出現的新趨勢
（1）、犯罪年齡低齡化
前幾年未成年人作案的高峰年齡為16至18歲，而近幾年則為14至16歲，犯罪年齡呈明顯的低齡化趨勢。據統計，從2000年到2007年，我國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齡平均下降了2歲，其中14歲至16歲初次實施犯罪行為的占12%，出現了“危險的14歲”的現象。
（ 2）、犯罪類型多元化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侵犯財產犯罪案件為主，其中搶劫、盜竊、搶奪犯罪尤為突出，此外，殺人、強奸、綁架、傷害等惡性案件也時有發生，而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未成年人犯罪還出現在毒品案、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如發生在校園周邊針對在校學生的敲詐、搶劫等各種案件，已成為社會、學校、家庭關注的焦點，個別學校周邊案件的頻繁發生，已嚴重影響到了在校學生及家長的情緒，危及學校的正常秩序和該地區的社會治安。
（3）、犯罪手段成人化
有資料顯示，未成年人的犯罪手段日趨成人化，廣泛采用成人犯罪的方法、手段。其一，未成年人作案性質趨于惡性化。部分未成年人在作案時，不計后果、慘無人道，在犯罪過程中，對被害人沒有絲毫同情憐憫之心，有的殘害被害人肢體，有的為消滅證據而滅口。其二，網絡犯罪日益增多。網絡的興起已深刻影響和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由于相應的法規和監管制度并不完善，且網絡犯罪具有較大的隱蔽性，越來越多未成年人參與了利用網絡傳播淫穢信息、進行詐騙等犯罪活動。
（4）、犯罪形態團伙化
由于未成年人缺乏足夠的體力、智力、膽量和經驗，結成團伙可以互相壯膽、減少作案阻力，易于得逞。據統計，60%的青少年犯罪案件屬于團伙作案，糾集多人，相互利用。一種是由未成年人糾合在一起，實施違法犯罪活動；另一種是由成年人控制、教唆未成年人實施違法犯罪活動。特別是有的未成年人犯罪團伙擁有嚴密的組織結構、作案紀律和防偵破措施，已形成黑社會組織的雛形。
（5）、犯罪方式智能化
未成年人在犯罪中使用的作案工具越來越先進。隨著高科技的發展，未成年人作案時在通訊工具上使用手機，在代步工具上使用摩托車甚至小轎車。實施高科技犯罪也成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形式之一，如利用國際互聯網制作、傳播、觀看淫穢物品，竊取、更改、復制電信號碼，竊取上網賬號及密碼等。同時未成年人反偵查能力也不斷增強，實施犯罪之前精心布署，作案后偽造現場，毀滅、轉移證據。
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出現的新趨勢，不僅要加強未成年人道德建設，提高未成年人自身免疫力，凈化未成年人成長外部環境，落實未成年人監護措施，還要做好以下幾項工作：
1、完善以家庭為基礎的成長監護體系、以學校為基礎的素質教育體系和以社區為基礎的青少年幫扶體系構成的預防教育體系，大力開展“平安家庭”、“和諧家庭”建設，在加強學校素質教育方面，調整課程設置，增加公民意識、青春期教育、心理、法制、自我保護等素質教育內容，在建設社區服務平臺時，要設置青少年事務社區工作站，組織社會群體參與青少年社區服務。
2、大力開展法制教育，努力增強青少年的法制觀念，積極預防未成年人犯罪。動員全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積極開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加強對未成年人的正面引導，在對青少年進行思想、道德、法制和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的同時，還要培養他們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增強他們的法制觀念，培養他們遵守法律、法規的行為習慣，這是減少青少年發生違法行為的一項治標治本的措施。
3、凈化未成年人成長的文化環境和社會環境。一是加快建設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長的各類活動場所。有關職能部門應結合實際，以社區為載體，建立適合未成年人的文化設施；二是加強文化、娛樂場所的監督管理，開展經常性的執法檢查。三是切實加強對網吧的管理。強化對網吧的經常性檢查，切實落實網吧不得接納未成年人和網吧遠離學校的規定。
4.加大對收贓的打擊力度。調查發現，未成年人犯罪絕大部分為盜竊非機動車、手機、電纜、金器等物品，未成年人之所以多次反復盜竊犯罪，是因為他們能夠輕易銷贓并從中獲利。這些情況反映了當前我市對手機、車輛、廢舊品等二手市場等存在一定的管理漏洞。
5、加強對失足未成年人的跟蹤幫教。司法部門在辦案時，要落實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把懲治犯罪和矯正、預防犯罪緊密結合起來。相關部門應密切配合，對失足青少年進行綜合矯治，做好幫教工作，關心他們的思想和生活，發動全社會力量幫助他們解決就學、就業等具體困難，形成全社會都來關心幫助失足青少年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