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卞建林 ]——(2012-1-12) / 已閱17865次
卞建林 中國政法大學 教授 , 王佳 中國政法大學
關鍵詞: 司法證明/貝葉斯定理/似真證明/人工智能
內容提要: 本文對西方當代司法證明科學領域幾項突出的新發展作了介紹和評析：運用貝葉斯定理對事實判定者的認知過程加以量化；適用似真推理彌補傳統形式邏輯推理的不足；建立相應的似真推理平臺——對話理論；將信息科學引入證明過程。這些新發展突破了傳統司法證明理論的瓶頸，為司法證明科學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過去的幾十年間，西方司法證明科學的研究呈現出富有啟示性的發展趨勢：越來越多地關注證明過程的科學品性，開始引入其他學科中已臻成熟的理論和方法。那么，在這一趨勢之下具體有哪些方面的內容？又該怎樣客觀公允地看待這些新發展？這是一個很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和思考的問題。筆者在本文中將對過去西方幾十年證明科學的發展予以梳理，希望能夠達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一、貝葉斯定理的運用
當證據學鼻祖吉爾伯特在1761年出版《證據法》一書時便注定了司法證明與蓋然性的不解之緣，[1]也為后世貝葉斯定理應用到司法證明研究中來做了鋪墊。自18世紀以來，所有關于證據規則的專著都暗含著這樣一種思維——一項事實主張必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蓋然性，這種蓋然性通過逐層的推論最終將轉移到結論中去。[2]這些對蓋然性的定義準確地說屬于“古典蓋然性”。就特定案件而言，推理者可以看似為真的事實前提為基礎進行推理，得出案件結論。也就是說，即便推理者對前提的真實性并不確信，依然可以將前提看作具有一定可能性，并且在推理的過程中將這種可能性轉移到結論中去。謂其“古典”是說它不同于現代統計學中蓋然性的概念。[3]這種古典蓋然性并不以數值的大小作為衡量可能性高低的標準，它以一個正常人在通常情況下的行為決策作為衡量標準，即一個人正常情況下根據公眾經驗能否得出與已有結論相同的結論。它更似于似真性——以一個暫時視為真的前提，暗示即使日后有新的信息出現，現在所推導的結論依然有可能為真。進行這種推理時，保證信息的開放性至關重要，通過不斷對新信息進行分析來驗證先前結論的有效性。這種古典蓋然性理論雖能有效地解釋通常情況下裁判者做出勝負斷定的緣由，但無法動態地解釋司法證明過程中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一方當事人所示證據蓋然性的高低變化與證明過程之間的關系。于是，在證明科學領域利用貝葉斯定理對事實裁判者的認知過程加以量化，便成為這種“古典蓋然性”證明理論的現代化身。
所謂貝葉斯定理是概率理論中的一個基本知識點，是由貝葉斯爵士創造的以主觀性為特征的數學概率理論，用于分析原有的概率和新證據引入后概率的變化及決策方式，強調先驗信息與新信息的結合，但先驗信息的確定一直是理論研究的難點。就司法證明來說，證明的起點對被告人所做的是無罪推定，則概率賦值為零，隨著新證據的不斷涌入，相應的概率隨之發生變化。4如果我們以p和d分別代表原告和被告，P（p）代表原告事實主張為真的概率，P（d）代表被告事實主張為真的概率，而U（p，d）代表錯誤判決被告有罪的社會成本，U（d，p）代表錯判被告無罪的社會成本。在刑事案件中，既有的社會信念告訴我們錯判被告有罪的社會成本要遠遠超過了因此所得的收益，也就是說U（p，d）>（1-P）U（p，d），所以，證明標準應當是：
在民事案件中由于U（p，d）=U（d，p），所以我們對證明標準的設定界限為P=0.5�？傊�，在任何的案件中最佳的證明標準設定點的公式可以表達為：
在此，O（G）代表被告人有罪或應承擔責任的幾率；O（G/E）代表新證據引入后判定被告人有罪或應承擔責任的幾率；P（E/G）代表如果被告有罪或應承擔責任獲得解決案件爭議的關鍵證據的幾率；P（E/not-G）代表如果被告無罪或不應承擔責任獲得解決案件爭議的關鍵證據的幾率。
自1950年沃爾德（A.Wald）的判決統計理論產生后，貝葉斯定理開始成為證據學者進行分析判斷的重要工具，他們將貝葉斯定理主要用于分析證明責任、在證據信息不確定情形下的判決過程等，另外，貝葉斯定理最重要的貢獻在于它為諸如相關性規則等證據規則的分析開啟了另一扇視窗。根據貝葉斯定理，證據的相關性主要取決于該證據能在多大程度上改變預先的可能性，而這又取決于假定該證據所主張的事實確實存在，以及人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獲得該項證據。例如，欲證明留在犯罪現場的頭發源于被告，在基因匹配理論問世之前，事實判定者認為毛發來源于被告與非來源于被告的比率是2：1，但如果它引入了貝葉斯定理對上述問題進行分析，他就有可能運用“似然函數”乘以原先的2：1的比率，以此隨著新信息的引入不斷更新他對上述比率的判定。“似然函數”是由專家證言證實現場遺留毛發與被告的毛發相匹配的概率比上專家證實毛發與被告的毛發不匹配的概率，兩種概率相比之后得出的一個統計數據。如果專家證言證實相匹配的概率與不匹配的概率相比為10：1，則運用貝葉斯定理，事實判定者得出的毛發源于被告與非源于被告的比率就變成了20：1。
“貝葉斯定理”最突出的特征是將證據的形式與內容進行了二元分類，更多地關注證據的邏輯屬性而非內容本身，以此來凸現那些原本為我們所忽視的蓋然性推理的細節。但這種方法也有它的不足之處。以“貝葉斯精煉”為例，“貝葉斯精煉”強調“有條件的完全非獨立（conditionalnonindependence）”，并把它作為該理論的主要分析工具，用來捕捉和表征建立在證據基礎上的邏輯推理中的細節，但“有條件的完全非獨立”的前提假設是兩個或多個證據（即證據群）的證明力，顯然不同于這些證據個體所具有的證明力。然而我們無法斷言，人們將采取怎樣的推理路徑來對一堆證據中的單個證據進行組合，構成一個閉合的邏輯鏈條，即諸多證據組成證據群的排列組合是任意的，也就無法預計在這些證據個體間將產生怎樣的反應——或增強或削弱證據個體原有的證明力。顯然，上述前提假設也就難以成立。
所以，對貝葉斯定理，學者們也是褒貶不一。貝葉斯定理的重要倡導者、密歇根大學法學院的弗萊德曼教授（Friedman）認為，不確定性是訴訟的固有主觀特征，無論貝葉斯定理與我們在其他自然科學探索中所使用的方法有何不同，它都為我們分析司法證明過程提供了幫助。他還認為，任何一種其他的方法都不會得出與貝葉斯定理相反的結論，所以它的正確性毋庸置疑。正如一出好戲需要有具有一定欣賞能力的觀眾一樣，想讓作為數學外行的事實判定者掌握并運用復雜的統計學知識，著實是一件難事。[5]但耶魯大學的客座教授斯坦（Stein）則認為，貝葉斯理論的要素“主觀蓋然性”不具有合理性，缺乏現實、確定的判定標準。[6]貝葉斯定理的反對者認為，在司法證明中應用貝葉斯定理，由于計算的過于復雜而可能引起事實判定者產生不必要的混亂；另外概率的大小也不能成為對個體權利剝奪的依據。將貝葉斯定理應用到證明過程，并不是簡單地對統計學原理的移植，它還涉及心理學和社會學的層面。而結合心理學與社會學來分析司法證明過程已成為較為普遍的研究方法。近來，圍繞著貝葉斯定理展開的爭論不再如往常那般熾熱，兩大陣營的學者更愿意進行對話而不是爭吵，致力于開展怎樣能夠運用貝葉斯定理的某些優勢，幫助事實判定者做出準確結論的實證研究。
二、似真推理的發現
威格莫爾將基本的邏輯推理方法歸納為兩大類——歸納推理和演繹推理，他認為，司法證明中的論辯形式主要是歸納推理；而演繹推理則并非如先前亞里士多德經典三段論所預想的在司法證明過程中占據主要位置。這是因為，司法證明體系是一個相對開放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結論并不必然總是建立在經過嚴格邏輯定律驗證的基礎上，因為要在司法證明過程這樣一個相對無限開放的情境下挑出一個永恒為真的前提是不可能的，總會有這樣或那樣的例外或偶然，并且對案件背景的概括往往隱藏在論辯中，人人皆知不必挑明，如果硬要照搬經典三段論，無異于在眾目睽睽之下將本已被大家熟悉的東西翻出來再說一遍而已。[7]筆者認為，威氏如此說自有他的道理，在時間有限的法庭之上，將所有或者相當數量的相關前提概括并逐一陳述，未免過于冗長乏味而且不合時宜。同時，事實裁判者的使命僅在于對訟爭做個了斷，如果硬要板著一副懷疑主義的面孔對那些被我們視為知識的“共識”的自明性進行證成，則無異于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
西方最近的法律論證理論認為除了上述兩種推理之外，還存在第三種推理方法：似真推理（presumptive reasoning/plausible reasoning）。似真推理又被稱為溯因推理、推定推理或合情推理。對于似真推理目前尚無統一的定義，并且對上述三種稱謂間的區別也無明確界定。[8]“似真推理”的一般表達是：在一般情況下，如果x是F，那么x是G；由于，a是F；因此，a是G。如果出現了新的證據作為推理的前提，則原先的推論完全可被推翻。合情推理建立在概率理念的基礎上，之所以斷定某一命題為真，是因為它與該案的其他證據吻合不悖，并且根據事物出現的一般概率，這種推論也具有合理性。換句話說，根據特定的證據，某一命題具有可能性；根據其他的證據，它的反命題同樣具有可能性。庭審中兩造根據各自收集的不同證據對同一事實爭點提出不同版本的解說，就是這種情況的典型。合情推理總是與支持它的相關證據密切聯系，如果依賴的證據不同，則一切皆有可能。反之，這種可能性就不存在了。[9]當然，無論我們以怎樣的名稱來命名這種除歸納推理和演繹推理之外的第三種推理，它存在于法律論辯中都是不爭的事實。其實，威格莫爾在撰寫《司法證明原則》一書時已經認識到這種似真性問題的存在，但囿于當時邏輯學的發展，威格莫爾只能將它們列為歸納推理的一種類型。在他的書中列出了這樣一個例子：“A本欲殺死B，所以有可能A殺了B。雖然這種情況與傳統的三段論沒有任何相似性，但我們依然可以將它演變為歸納論證的形式：
大前提：具有特定意圖的人往往會采取行動實現他的意圖。
小前提：A具有殺B的意圖。
結論：A有可能實施了他的意圖，殺死了B。”
采用似真推理的角度來分析上述例證，已知B被殺害，根據A平時的言行得知A具有殺害B的企圖。根據上文所述，雖然如上前提的證明力大小可以轉移到結論中來，但這種推論是可變的，它本身并不足以證明A殺害了B，一旦有新的證據引入，上述結論就有可能被推翻。威格莫爾顯然也認識到了這種推理的特殊性，“對于作為證明基礎的事實的解說，除了目前提出的事實解釋版本，一定也還有其他的解釋版本。就某一案件而言，對于推論真偽的根本判定標準是：目前提出的事實解釋版本是否在諸多的解釋版本中是最佳的？”[10]
按照似真性理論，整個證明過程可以劃分為三大階段。與之相應，證據也被劃分了三種不同的類別。第一階段，證據材料的收集階段。這一階段所收集的證據材料是整個證據的根基，它由一個或幾個主張組成，這里的主張未必都是真的，它們只是對一種狀態的語言說明，這種說明只是把與結論相關的事實組合起來。第二階段，根據上述證據材料作出對案件的推論，并由推論形成初步的結論。這一階段中需要有目的地對證據進行歸類，判定它們是否具有足夠的證明力來證成或者證偽某個爭點。筆者把該階段稱為證據的對話層面，它與證據的運用目的有著密切的聯系，從而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相關性”概念。根據派特森（Patterson）在1965年提出的證據功能分析理論，“相關性是證據與欲證明的結論間的本質聯系，由證據得出的推論決定了證據的相關性。”[11]根據似真性理論，相關性不僅由推論間的緊密性決定，這些推論形成一條閉合的鏈條指向欲證明的結論，同時論辯所使用的對話類型也對相關性有著決定性的作用。自然科學對證據的定義顯然不同于司法證明中對證據的理解，根據似真性理論，所謂的證據就是那些與事實發現工作相聯系的東西，要完成事實發現的使命就不得不采用任何合理的手段來收集這些東西，并與這些東西發生對話，使它不單成為證明己方觀點的一種工具，同時也是反駁相反論調的經得起考驗的結論。所以，在似真性理論的視角下，證據不再是單一的反映事實的片斷，而是一種理性與欲求結論密切相關聯的、整個論辯推理鏈條的一部分。證據的核心并不限于反映事實，還在于契合整個論辯的邏輯需求，因而，由這種證據推導出的推論也可被視為證據的一種。在似真推理看來，證據是論辯必不可少的構成部分，它是一系列事實和事實主張的集合體，從中推導出的推論本身就可以用來證成或證偽某個論斷。第三階段是論辯主張的證成。那么，按照上文所言，證明某項主張的證據與論辯之間是否就可以劃上了等號呢？雖然兩者都是支撐主張的框架，但證據較之論辯則更具有證明力，它意味著存在一個前提具有似真性的論辯，它的前提在正常的理性人眼中具有真實性，如果沒有與上述前提相悖的信息引入，那么他的結論就是正確的。可見，證據對結論的證成具有限定性，隨著時間的流逝，原先被認定為具有真實性的證據有可能不再具有了證成效力。例如，當DNA作為證據被引入到法庭中時，建立在血型鑒定基礎上的證據有時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被證偽。所以說，證據的證明力是一個具有情境限制的概念，它與案件發生，審判的時間、地點，社會環境密切聯系。
三、似真推理的平臺——對話理論的應用
目前，似真證明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但是進行似真證明需要一個處理它的系統平臺，這就是理斯切爾（Rescher）提出的“對話系統”。所謂的“對話”，是指多方主體參與的、多目的性的推理過程，通過一問一答來實現論證過程。以司法證明為例，其中一方是負有證明責任的正方，正方通過似真推理來斷定自己的主張為真；而反方則通過對正方的詰問來質疑對方的主張，在這一過程中，雙方必須遵循對話規則。對對方主張的理性接受是對話理論的中心理念，如果接受了對方論辯的前提，并且對方論辯符合邏輯的結構要求，則必然要接受對方的結論，除非自己能提出恰如其分的質疑。于是，說服對方同時也說服事實判定者就成了法律論辯的中心，但這不是法庭論辯的惟一目的。現代論辯理論認為，在法庭論辯中存在著不同種的對話形式，不同的對話有不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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