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新宇 ]——(2012-2-16) / 已閱18287次
王新宇
關鍵詞: 女子財產繼承權 家制 夫妻財產制 權利能力
內容提要: 女子財產繼承權是近代法律變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民國時期這一立法上的變化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一種性別權利的突破。但女子財產繼承權體現的僅僅是一種權利能力，而不是行為能力;無論是未嫁還是已婚，女性都沒有真正的財產支配權。一方面是女性權利依然處在家長權、夫權之下，另一方面女性自身也不具有行為能力，甚至在債務繼承時家境貧寒之女反受繼承權之害。這場立法突變實則利弊各半，原因在于這項法律變革基于一場政治運動，而不是社會變遷的結果，這對現代法律變革極具啟示。
在中國法制史上，民國時期向被視作傳統與現代的分水嶺。在這一時期，近現代法律體系得以形成，基本法律制度得以確立。但“在以理性為主旋律的近現代社會之中，……家庭領域始終是制度理性需要占領但又難以攻克的最后一個堡壘。”①始于1926年的女子財產繼承權法律變革，也可謂是充滿艱辛。是年一月，民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婦女運動決議案》，并敦促國民政府，從速依據憲綱對內政策第十二條“于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之規定:一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二規定女子有財產繼承權［1］(P．317)。女子財產繼承權的法律確認，無疑代表著一種現代理性的勝利。然而這種理性的勝利，固然有其先進性，但其立法效果則不能僅憑一條一款來衡量。本文擬以法學方法論為視角，對該時期女子財產繼承權的真實狀況進行全面的解讀與闡釋。
一、家制之下的女子財產繼承權
(一)廢宗祧繼承，女子財產繼承權成為可能
宗祧制度，是近代法律變革以前的一項法律制度，以“承奉祖先祭祀，以綿血食”為標的。但是宗祧繼承有五大原則:一異姓不得亂宗;二限于男子有受繼權;三獨子兼祧，不限于兩支;四準許虛名待繼;五被繼承人亡故，該親屬會有主張應繼之權［2］。從宗祧繼承原則來看，宗祧繼承人的主體資格已經嚴格地限定為男性。不過，并不是每一個男性都能獲得繼承宗祧的資格，能夠得以繼承宗祧的，只有嫡長子和嗣子。嫡長子為妻所生，而嗣子是養子，必須通過立嗣取得合法身份。雖然“立嗣目的，厥在承宗”，“然實際上，宗祧繼承人，亦即遺產繼承人。爭繼實即爭產。”［1］(P．347)按中國舊制，“遺產之承受，除被繼承人有遺贈行為外，以宗祧繼承為先決問題”［2］，“家產由繼承祭祀之家族(男子)承繼。”［3］(P．11)但宗祧繼承，非嫡子，非長子，而是嫡長子［1］(P．817)。可見宗祧制度的存在，遺產繼承對于非嫡長子而言是一種限制，對女性而言，更是不得涉獵的禁區。因為“宗祧重在祭祀，故立后者惟限于男子，而女子無立后之權，為人后者亦限于男子，而女子亦無為后之權”［4］(P．788)。在宗祧繼承之下，女子不僅被剝奪了立嗣權，而且也沒有被立嗣的權利。
近代法律變革之始的《大清民律草案》，對于宗祧繼承的存廢是閃爍其詞的。②雖然在立法草案說明中提到“雖取家屬主義，須宗自為宗，家自為家”［1］(P．817)，但也說明“所謂繼承之身分權者，禮制所乖，毋容混淆”［1］(P．924)，對于女性繼承依然嚴格限制。雖然，《大清民律草案》將妻的繼承順序排在直系尊親屬之前，“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得承其夫應繼之分為繼承人”，“若其婦獨能守志，則其應繼之分應歸其婦”，但“后族中茍有可嗣之人，仍可立嗣”［1］(P．948)。從這一點來看，寡婦繼承所得財產只不過是暫為家族存留，因為立嗣是寡婦不能拒絕的行為，③其財產終必為嗣子所有，而且再嫁也不能隨其轉移。另一方面，《大清民律草案》將妻設置為限制行為能力人，即便其夫去世，也還是仍在家長的監護之下。而親女繼承，只能發生在戶絕，即同宗無可繼之人之時，條件之苛刻，有等同于無。可見遺產繼承，無論是“婦人”，還是“親女”，都掣制于宗祧繼承。
1915年法律編查會和1926年修訂法律館的《民律繼承編草案》都對宗祧繼承明確加以規定。1928年《繼承法草案》修訂時，盡管草案中依然可見嫡子、嗣子之詞，但明確廢除了宗祧繼承制度。因為在該草案修訂時，《婦女運動決議案》已獲通過，男女平等以及女子繼承權已成為法定原則。1930年立法委員會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審查的《親屬法繼承法立法原則》，再次明確廢除宗祧繼承，并舉出三大理由:一是社會發展，社會組織以家為本位，而不是以宗為本位，宗子主祭已成虛名;二是社會上長房未必大宗，且有長房兼祧次房之后，有違小宗可絕之古制，宗祧繼承已經有名無實;三是宗祧繼承惟限于男子，女子無為后之權，有悖男女平等原則［1］(P．591－592)。但是同時也說明，選立嗣子，是當事人的自由，立法無庸加以制止。此一特別說明，無疑為社會適應新的法律制度特設了一個過渡期。
從立法沿革來看，宗祧繼承的廢除，意味著男子在私法領域某些特權的廢除，也意味著對女性財產繼承的禁錮可能被解除，使得男女平等具備了一定的理論基礎。但男子特權的廢除，宗本位向家本位的轉變，并不必然會給女子財產繼承帶來實質的進展，而僅僅是一種可能。
(二)立家制，名至而實不歸
我國傳統社會，為男系血統宗法主義社會，強調男性血緣關系的延續和倫理秩序的建立。在宗法廢除之后，家制存廢問題，成為傳統與現代博弈的另一個焦點。家制存廢，涉及社會的基本構成能否由傳統的家庭本位轉向現代的個人本位。家本位之下，家庭單個成員不能成為獨立的主體，也就是說，家庭成員的獨立人格，會被家制所吸收。
《大清民律草案》明確設定家制，且“親屬法既采家屬主義，不采個人主義”。其原因在于“以家屬制度之社會，采用個人主義之法律，則可謂兩背”。并在起草說明中提到:編纂一國法典，必須是實際與理論兼顧，不能用理論長短來衡量法律之優劣。法律采用個人主義，必須是社會先于法律而以個人主義為本位，但這與中國當時社會所不符。因為“中國今日之社會實際情形，一身之外，人人皆有家之觀念存，”“而家長、家屬等稱謂散見于律例中頗多……數千年來;慣行家屬制度之習尚，是征諸實際”［1］(P．816－817)。“在中國宜從家之實際組織上著眼，即從家長、家屬之關系上著想，其系統上之關系”，“家長及家屬一節者，先規定家長之資格，繼以家長之權利，次及于家屬，不言家屬義務者，以家長權利，其對面即家屬義務存焉故也”，“家政統于家長”(第11條);1915年《親屬法草案》規定“家長，以一家中最尊長者為之”(第8條)，“家政，統于家長”(第11條);1926年《民律親屬編草案》除對家制做了相同規定，并專設家產一節［1］(P．833－834);1930年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副院長林森提請中央政治會議核定《民法》親屬、繼承兩編立法原則，親屬法立法原則中包括:家制應設專章規定。屆此，“已不承認前法制局所篡新親屬法草案為當，而欲恢復前清民法草案”。④
對于采取何種主義，立法當局認為“個人主義與家屬主義之在今日，孰得孰失，固尚有研究之余地，而我國家庭制度，為數千年來社會組織之基礎，一旦欲根本推翻之，恐窒礙難行，或影響社會太甚”［4］(P．786－787)。
家屬主義與個人主義之爭，一個重要的論點便是家屬主義是否助長了人民依賴之心。堅持個人主義列舉了中國不適合家屬主義的三大理由:“家人在共同生活之下，養成依賴性，長游惰之風，阻上進之路，減少生產，增加消費，此及于經濟上之惡影響也;重家輕國，勇于私斗，怯于公戰，此及于政治上之惡影響也;集素昧生平，情感違異之人，強相結合于一室，變起蕭墻，糾紛莫解，此及于社會上之惡影響也。”［5］堅持家屬主義的一派認為“個人主義”是西方社會的產物，但是“西方依賴他人之心思甚少之原因，實由工商業發達，人人皆有自食其力之路，至國家救濟，貧民保險制度，均極發達，故人民自無須依賴他人”［1］(P．817)。而個人主義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矧自農業經濟論之，耕作單位之小家庭，于種種方面實優于個人主義耶。以我地大物博，今后政策亦必重農。則對于大多數農民，生活基本上家庭尚不宜破壞也。”而且采用家屬主義，并不是為了保護家長權利，實際上是家長忍辱負重，因為“我國家制以男系的家庭制度而兼個人主義之精神，家長權與親權、夫權并立其特色也。家長對于家屬生計、教育職業之籌書、及未成年人無能力人之保護，皆負全責。俗語喻以為子女作為馬牛者，蓋幾乎只有義務而無權利。此人倫道德，涵濡已深之所致也。”［6］法學界一場理論論戰，終以家屬主義為勝而告終。
家制對于女子財產繼承權的影響，在于家長對于家產的管理。根據舊律，家長的權利之一就是“管理家產，子弟不得私有其財產，而當總攝于一家:故一切之所有，皆為家財”。立法院民事起草委員會在《民事親屬繼承起草說明書》中闡明設置家制是仿效瑞士民法［1］(P．643)，但“瑞士之家制，純為家產而設，故不標題曰家，而曰家屬的共同生活，家長之權義，僅及于家產而止。是即所謂家長者，即為管理家產之人，所謂家屬者，即為對于家產應受家長處分之人。”［7］在民國時期歷次草案中，只有1926年草案設定家產內容，其他草案均無涉獵。當立法出現空白，根據“法無禁止即為自由”的權利推定原則，家長對于子女乃至家屬的家產依然享有管理權。
家制之設定以共同生活為本位，社會組織以家為單位。家制之下，家庭內部成員必然聽命于家長，男人之間的平等都不是一件易事，男女平等更是缺乏體系上的完整性。女子財產繼承權雖然于法有據，但在家制之下，根據家屬主義原則，對外主體不獨立，對內其人格被家長所吸收，其繼承所得之財產，并不會掌控在自己手里。
二、司法解釋之下的女子財產繼承權
《婦女運動決議案》通過之后，該決議案在廣州政府時期曾作為轄內各省訴訟的準據予以實施，武漢政府期間還出臺過具體的議案和解釋，到了南京政府和寧漢合流之后，南京方面的保守立場卻逐步占了上風，開始嚴格限制婦女繼承權。⑤特別是女性婚姻狀態，成為女性能否繼承父家財產的先決條件。
在女子繼承權被確定為法律原則之后，各省在具體適用過程中產生了三個問題:“(一)已嫁女子，有沒有繼承財產權;(二)繼承財產與宗祧繼承，可否混合;(三)嗣子有沒有繼承權”。武漢政府司法部的答復是:
1.繼承限于親生子女與配偶;2．已嫁女有財產繼承權;3．宗祧繼承與財產繼承兩不相混;4．立嗣與否聽本人自由，但非被繼承人生前有合法遺囑，不得與親生女均分遺產;5．無人繼承或受贈的遺產，歸國庫為普及教育之用。⑥
但南京最高法院的意見，與武漢方面全然相反。1927年解字第七號武漢司法部先是規定女子獲得財產承繼權，但南京最高法院解釋第三四號認為:
查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婦女運動決議案，系前司法行政委員會會行廣東、廣西、湖南各省
高等審監庭在未制定頒布男女平等法律以前。關于婦女規定，根據上項決議案，法律方面之原則而為裁判。按上開會文，以財產論，應指出未嫁女子與男子同有繼承權，方符法律男女平等之本旨，否則女一出嫁無異于男已出繼，茲不適用上開之原則［8］(P．73)。
1928年解字第四七號進一步確定:女子繼承財產系指未出嫁之女子而言、不問有無胞兄弟、認為有同等承繼權;至出嫁之女子、對與所生父母財產、不得主張承繼權。1928年解字第九二號解釋(最高法院答復江蘇高等法院函)如下:
第一點，應分別情形解釋于下:(甲)女子未嫁前與同父兄弟分受之產應認為個人私產，如出嫁掣往夫家，除妝奩必需之限度外，須得父母許可，如父母俱亡，須取得同父兄弟同意;(乙)女子未嫁前父母俱亡并無同父兄弟，此項遺產自應酌留祀產及嗣子應繼之分，至此外承受之部分，如出嫁掣往夫家，除妝奩必需之限度外，仍須得嗣子同意。如嗣子尚未成年，須得其監護人或親族會同意;(丙)絕戶財產無論已未出嫁之親女，固得對于全部遺產有承繼權，但依權義對等之原則，仍須酌留祀產。如本生父母負有義務(如債務贍養義務之類)，亦應由承繼人負擔。第二點，女子被夫遺棄留養于母家，其本生父母既許其分產，自無禁止其與兄弟分受遺產之理。第三點，婦人夫亡無子守志者，不問其出嫁前有無承繼本生父家之財產，但既為守志之婦，自得承受夫分，希即查照飭遵［8］(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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