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生貴 ]——(2012-3-9) / 已閱13092次
路見不平拍個照 被判聚眾參與犯
【案起維權】
成都市民鮑俊生、劉繼偉、曾理、楊久榮、曾榮康、徐崇麗、黃曉敏、嚴文漢、幸清賢、陸大春十人，被樂山法院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刑罰，樂山市市中區(qū)人民法院根據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的指定，公開審理后認為：被告人鮑俊生、劉繼偉、曾理、楊久榮、曾榮康、徐崇麗等人為實現(xiàn)個人利益，在地處交通要道的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大門前和成都“三友百貨”大樓頂實施了拴鐵鏈串連身體、呼喊口號，封堵法院大門、懸掛大型條幅、上演“跳樓秀”等方式實施擾亂社會秩序的行為，情節(jié)嚴重；被告人嚴文漢、黃曉敏、陸大春、幸清賢在得知鮑俊生等人的聚眾擾亂活動前后，以現(xiàn)場采訪、攝影攝像的方式積極配合、呼應，并借助境外相關媒體進行惡意歪曲炒作，擴大影響。以上被告人的行為均擾亂社會正常秩序，直接造成成都市中級人民法院的審判工作和成都“三友百貨”的經營活動無法正常進行，導致交通要道堵塞和周邊社會秩序的混亂，造成了嚴重損失和惡劣的社會影響，其行為均已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
2010年9月28日，一審法院依照刑法相關規(guī)定，判處被告人鮑俊生有期徒刑三年，曾理、黃曉敏有期徒刑各二年六個月，楊久榮、曾榮康、嚴文漢、幸清賢、陸大春各有期徒刑二年，劉繼偉管制二年，徐崇麗管制一年。各被告人不服不審判決，向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2011年5月，二審未經庭審，書式審查后維持原判決。
【路見不平】
2009年2月23日，黃曉敏、嚴文漢、幸清賢、陸大椿四人路經此地，發(fā)現(xiàn)有維權上訪人群，將了解的事端在網上報道，認為這本是因司法不獨立和監(jiān)督缺失導致的矛盾顯現(xiàn)，訪民們感覺對司法失去信心，導致當天的群體事件。
事后參與拍照的人員均被與當天事件的參加者一并定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的共犯論處，分別判處有期徒刑二年至二年零六個月。
據兩審查明的事實看，鮑俊生等人的經濟糾紛在法院長期未結，劉繼偉在庭審中陳述道案子已經長達十多年一直未果，直到2.23事件發(fā)生被曝光。
從情理看，鮑俊生等人的行為即便有過激，也屬事出有因，由于司法部門利用疏予履行職責，無故將案先錯后拖，一定意義上促成聚眾上訪。黃某、陸某等四人或口述或照相或寫成文章公布事件，司法部門不分清紅將其一并打成事前無通謀的共犯，實質上是用司法手段封堵客觀上確有正當訴求者維權的管道，讓更多當事人蒙受不白之冤，這一司法地方化和行政化的作法，深得廣泛質疑和批評。
【質疑審判】
法官作出裁判要嚴格依照法律和事實，而不是依政策和官員觀點以及其對政治和意識形態(tài)的忠誠為基礎。
世界是上有兩種斗爭方法，一種方法是運用法律，另一種方法是運用武力，第一種方法是人類特有的，文明的，受憲法保護的；而第二種方法是屬于野蠻的，是各國法律都禁止的。因為有些當權者眼里感覺到前者常常有所不足，所以訴諸后者，如果只用強判而缺乏法理透視，這樣的裁判將是冒天下之大不韙，也是經不起歷史考驗的。
路見不平的人其實是主動遵從了法律，對涉及群體事件的問題加以監(jiān)督報道，地方官員們應當懂得，這是人們普遍遵從法律的雛形，不僅不該打壓，而應當肯定。相反制造或引起群訪的失職官員們才是真正違反法律的，正因為他們漠視訪民長期生活疾苦的不作為，才使人們切實痛糾的。
如果訪民采用古老傳統(tǒng)或跪拜青天大老爺?shù)呐e動習俗之時，也正是他們喪失自己權力的開始。所以，我們認真建言，政府應當首先是法律的奴仆，不可以在高興時就相當然為所欲為，不高興時就強勢打壓，絲毫不及法律意念。
把路見不平者打成罪犯，其實等于當權者要廢除妨礙自己的法律約束。法律是循著理性、秩序、正義的名義來規(guī)制非正義，區(qū)分縱向比較和價值排序，從而將人與人之間、民與官之間、遠古與現(xiàn)在之間、先進與落后之間，這些區(qū)分排序在人們實踐中逐漸形成一種規(guī)則意識，這種意識在正常與反常、正確與謬誤、善與惡、好與壞之間作出界定和區(qū)分，并對反常、錯誤、邪惡行為予以譴責、排斥、監(jiān)視、禁錮。法律很大程度上就是確定、維護權利的手段和形式。民眾正是從法律的價值理念中走來，卻受到非法的待遇，其心痛之處令人酸楚。
【背離自由】
在法律框架下，民眾享有權利的要素之一是受法律保障的自由，作為權利內容的自由，是權利最為本質的屬性之一，自由則是權利的本質屬性或構成要素，是權利主體可以按個人意志去行使或放棄，且不受外來的干預或脅迫，如果某人被強迫去主張或放棄某種利益，那么就不是享有權利，路見不平正是普通民眾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規(guī)定，為了遏制以公共利益或社會利益為理由而限制或剝奪權利，必須從權利的主體的角度考慮某些脆弱群體或個人權利，并提出相應的保護權利的原則，成都當局打壓路見不平者的舉動，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相悖離。
【欲加之罪】
近年來，刑法理論研究和司法實踐中對聚眾犯罪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和探討，但仍存在著諸多疑難問題。“聚眾”的解析從字面上理解“聚”是糾集、召集之意；“眾”指多人，綜合起來聚眾就是糾集或召集三名以上的人。現(xiàn)行刑法中關于聚眾的犯罪規(guī)定有十四種之多，屬于實踐中常見多發(fā)的、帶有群體性的犯罪。由于刑法在聚眾犯罪中強調眾多人形成整體，因此聚眾犯罪中的聚眾不能等同于日常事務中的聚眾，不能因人多就自然而然地認定為有聚眾犯意，聚眾犯罪中的聚眾是以犯罪為目的為指向，如果沒有犯意的聚眾就不屬于刑法規(guī)定的犯罪，比如多人開會也是聚眾，但不能構成犯罪。
聚眾可以是事先糾集、召集，也可以是臨時糾集。對于臨時的聚眾，如果存在明確的糾集行為，當然可以認定其實行行為系以聚眾的方式實行，對于沒有明確召集行為的情況，不可一概認定其屬于聚眾。如本案當中的后四名被告，事前并無知情，也無被糾集，不應當認定他們行為屬聚眾。因為，前后兩眾不屬一個團伙，不具有共同的團體傾向和共同意識，他們之間沒有形成合作默契，因而不要通過推斷有拍照就形成聚眾犯意。聚眾不是聚眾犯罪的實行行為，僅是實施實行行為的一種形式。刑法將聚眾實行的行為規(guī)定為獨立犯罪，而未將非聚眾形式的行為規(guī)定為獨立犯罪，從立法精神上看，無外乎是以聚眾形式實行的行為，由于參與的人數(shù)多、規(guī)模大，對社會公共秩序危害達到作為犯罪予以嚴厲懲治的程度，除此之外恐怕無法解釋刑法對聚眾行為與單個行為作區(qū)分處理的理由。所以，刑法規(guī)定的“聚眾”強調的僅是實行犯罪的形式，而不是把聚眾作為犯罪實行行為，從聚眾行為的功能上來講，僅是為以聚眾的形式實行作準備的活動，這種糾集眾人的活動尚不會對公共秩序造成現(xiàn)實的直接損害。
【罪與非罪】
路見不平者不能成為聚眾犯罪的積極參與者，刑法將聚眾犯罪的主體規(guī)定為聚眾犯罪活動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積極參加者。
1、“積極參加者”的認定：
“積極參加者”中的“積極”帶有心理評價語義，因此，這里的積極強調的應該是行為人對聚眾犯罪活動須持一種熱心態(tài)度。這種態(tài)度上的要求表明刑法規(guī)定的精神在于對首要分子之外的其他參加者，只有具有較大主觀惡性才能對其參與的聚眾犯罪活動作為犯罪追究刑事責任。
在判定行為人是否為積極參加者時，首先應看行為人對參與的聚眾犯罪活動是自己主動要求參加的，還是經他人邀請或要求而參加的。如果是前者，就表明其對參與聚眾犯罪活動具有一定的積極性；如果是后者，通常就否定其對參與的聚眾犯罪活動具有積極性，但如果行為人在他人的邀請或要求下，愉快地接受了邀請或要求，也應當認定其對參與的聚眾犯罪活動具有積極性。積極參加者一般是指在主動參加聚眾犯罪并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的人，屬于在共同犯罪中“其他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主犯。從刑法規(guī)定“積極參加者”的立法精神上看，其對首要分子之外的其他參加者是否應負刑事責任，是根據他們在聚眾犯罪活動中體現(xiàn)出來的主觀惡性大小、所起的作用大小來考慮的。結合本案，黃、陸等四人即無主觀惡性，又無犯罪作用，因此，打成犯罪純屬法外裁判。
司法實踐中，分析認定聚眾犯罪的主體時，必須充分認識到由于犯罪活動是一個動態(tài)的發(fā)展過程，行為人也會隨著其在聚眾共同犯罪中的作用而發(fā)生身份的變化，可能存在著身份上的互相轉化或者包容的問題，如原來是“其他參加者”，而隨著犯罪活動的發(fā)展，他也可能成為“一般參與者”，應當本著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予以認定，對于由輕度行為實施者如一般參加者，就不能撥高按積極參加者對待。
2、聚眾犯罪共犯的認定：
刑法規(guī)定聚眾犯罪活動中的首要分子和其他積極參加者均應追究刑事責任的情況看，犯罪存在共同犯罪的情形。
在整個案件的罪行不太嚴重且首要分子只有一人的情況下，如果其他積極參加者的行為屬于刑法第13條規(guī)定的“情節(jié)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就不應認為犯罪。其他積極參加者構成犯罪時應當根據其實際所起作用的大小認定，不應當不加區(qū)別地一律認定為共同犯罪。
3、本罪客體要件的理解：
本罪侵犯的客體是各種依法成立的單位正常的工作、生產、營業(yè)和教學、科研秩序。侵犯其正常活動的行為情節(jié)嚴重，致使其活動無法正常進行，造成嚴重損失，但從本案的裁判理由看，似乎重在考量因黃、陸等四人的行為致使影響擴大，依據證據裁判原則查知，兩審以主觀斷定擴大了影響，則落判罪責，這分明是對刑法及聚眾擾序罪的錯誤解讀。
4、本罪客觀要件的認定：
本罪在客觀上表現(xiàn)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jié)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yè)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的行為。“聚眾擾亂社會秩序”、“情節(jié)嚴重”、“致使工作、生產、營業(yè)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分別是本罪客觀要件中的行為、情節(jié)和結果要素。但該四人的行為并無證據證明存在情節(jié)嚴重、損失嚴重等結果要素。
“情節(jié)嚴重”屬于本罪的客觀構成要素，“情節(jié)嚴重”與“致使工作、生產、營業(yè)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之間的關系，學者們則有不同的看法。擾亂社會秩序行為的情節(jié)是否嚴重，應當從行為人行為意志的堅決程度、動機是否惡劣或卑鄙、參與的人數(shù)、行為的手段、行為持續(xù)的時間、行為造成的影響等方面進行考察。
5、結果要素的認定：
致使工作、生產、營業(yè)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造成嚴重損失是構成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必須具備的結果要素。“致使工作、生產、營業(yè)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與“造成嚴重損失”之間存在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構成本罪兩者須同時具備。對于“致使工作、生產、營業(yè)和教學、科研無法進行”是指擾亂行為使有關單位的工作、生產、營業(yè)和教學、科研完全停止下來，而不能進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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