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偉 ]——(2012-4-9) / 已閱9470次
筆者認為，單位累犯有自己的特殊性，單位之下的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是單位犯罪承擔刑事責任的方式，他們所受刑罰為有期徒刑以上時，同樣說明了單位有機體人身危險性趨大的情況，因而可以據此認為達到該刑度條件能夠成立單位累犯。有疑問的是，對單位罰金刑的數額可否作為累犯的刑度條件呢？根據前后犯罪的組合，這里有三種情形：其一，前后罪單位之下的自然人（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罰）與單位罰金刑的刑度條件都符合累犯的要求；其二，前罪單位罰金刑符合，而后罪單位之下的自然人的刑度條件不符合；其三，前罪單位之下自然人的刑度條件不符合，而后罪單位罰金刑的刑度條件符合。筆者認為，既然單位之下的自然人和對單位所判處的罰金都是單位社會危害性的直接體現，那么二者的刑度都顯現了單位人身危險性的程度，以此評判單位累犯的成立沒有任何問題。因此，在刑度條件上，單位前后罪會有如下組合：1．單位之下的自然人前后罪都是有期徒刑以上刑罰；2．單位之下的自然人為有期徒刑以上刑罰＋單位罰金刑；3．單位罰金刑＋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有期徒刑以上刑罰；4．單位罰金刑＋單位罰金刑。通過上面的組合方式可以得知，實際上還有二個問題沒有解決：第一，在單位犯罪之下怎么會只有單位罰金刑而無單位之下自然人的具體處罰，即上述四種情形是否只有第一種才可能在現實中客觀存在，而余下的情形都是偽命題？第二，以單位罰金刑為刑度， 罰金刑的具體數額又如何限定？
除了第一種情形，其他三種情形在現實中同樣存在可能性。原因在于，單位自身所受刑罰與單位之下的自然人所受刑罰是相對獨立的，因此在對單位判處一定量的罰金刑的情形下，單位之下的自然人因為個人的特殊情況，如屬于未成年人、初犯、偶犯、從犯或脅從犯，有自首、立功、積極賠償被害人、恢復相關損失以及由于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批準在法定刑以下判處等情形的，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有可能被減輕從而在有期徒刑以下處罰或免除處罰的可能，此時的自然人作為獨立于單位之外的個人因素呈現出來的人身危險性趨輕，但是單位的整體性人身危險性并未受到影響。因而，對單位人身危險性刑度條件的考察只能寄求于單位罰金刑，即盡管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有可能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下之刑罰，但是罰金刑達到限度要求的，同樣可以符合單位累犯的刑度條件。
關于單位罰金刑的具體數額為多少才符合累犯的刑度要求？根據法國刑法典第131-37條和131-38條之規定，法人犯重罪或輕罪的可以處罰金，適用于法人的罰金最高額為懲治犯罪之法律規定的對自然人罰金最高定額的5倍。在累犯的場合，對法人適用的罰金可以加倍。{23}有學者認為，“以自然人犯罪限額罰金制的最高限額50萬元作為單位犯罪構成累犯的刑度條件，比較適合我國現階段單位犯罪的特點和經濟現狀。”{24}筆者認為，單位罰金刑的數額只能進行浮動性的規定，不能用單純的數額加以籠統的概括。原因在于，如果只規定一個具體的數額，由于沒有靈活性，可能因為單位自身經營規模的差異而導致刑罰不公的現象。因此，為體現公正性和靈活性，筆者認為，以數額與比例的結合方式進行規定較為合理，即如果單位被判處50萬元以上之罰金或者所判罰金占公司所有資產10％以上罰金刑的，就達到了單位累犯的刑度條件。
（二）前罪刑罰執行完畢的時間界定
這個問題與上面刑度條件的標準密切相關，既然刑度條件是以單位之下的自然人或單位罰金刑為標準，那么在單位前次犯罪后，單位之下自然人的刑事責任與單位罰金刑的刑度條件都符合的情形下，就“刑罰執行完畢”而言，究竟是以單位之下自然人的有期徒刑為標準，還是以單位罰金刑執行完畢為標準呢？這一問題的回答，就是要考察究竟以哪一個刑度條件為參照系，如果以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的有期徒刑為刑度的，它的參照系就是有期徒刑，時間的起點就應該是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如果是以單位罰金刑為刑度的，其參照系就是罰金刑，時間的起點就應該是罰金刑執行完畢。
筆者認為，在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的有期徒刑與罰金刑都符合刑度條件的，應該優先考慮罰金刑的刑度條件，因為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的刑罰雖然是單位承擔刑事責任的部分，但是其行刑過程完全是與單位分開的，即服刑改造的效果是作為自然人主體獨立進行的，其提前（如減刑）或延后（服刑期間再犯而數罪并罰）服刑期滿是自然人人身危險性的變動性存在，與單位組織體的刑罰執行并不一一對應。何秉松教授首倡的“人格化社會系統責任論”也認為，“在法人犯罪中，實質上是一個犯罪（法人整體犯罪），兩個犯罪主體（法人和作為法人構成要素的自然人）和兩個刑罰主體（兩罰制）或者一個刑罰主體（單罰制）”。{25}可以說，這與筆者的看法極大程度上是契合的。{26}確實，法人犯罪中的法人責任與個人責任呈一體化，是彼此異質的兩部分組成的一個復合體。{27}我們既要看到單位組織體與自然人在犯罪成立上的整體性一面，又要看到二者在受刑層面上的分化特性。一如學者所言，“單位犯罪直接責任人員也具有獨立性，即其實施的單位行為也是在其自己的主觀意志支配之下實施的。”{28}因此，單位在罰金刑執行完畢，而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還未服刑完畢，如果單位再次犯罪的，同樣可以構成單位累犯。
（三）單位累犯成立之后緩刑與假釋的適用
我國刑法明確規定，累犯不適用緩刑（74條），也不適用于假釋（81條）。但是，“法官在適用刑罰制度時，不僅要考慮已然的罪行，也要考慮罪犯的人格狀況以及考慮如何有利于罪犯的再社會化”。{29}那么，根據筆者前述的單位累犯的特殊性結構來看，在成立單位累犯的前提下，單位之下的自然人可否適用緩刑與假釋呢？{30}對此，筆者認為，應該把單位累犯與自然人累犯區別對待、分別進行考察：
其一，單位累犯之下，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構成自然人累犯的，不適用緩刑。緩刑的實質條件是“不致再危害社會”，它屬于人身危險性方面的問題。{31}然而，累犯的根據恰恰在于其人身危險性較大。{32}因此，二者實質立場的悖反決定了累犯與緩刑不可互融共存。
其二，單位累犯之下，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不構成自然人累犯的，可以適用緩刑。單位之下的自然人不構成累犯，說明了其人格中的人身危險性尚未完全展開，或者說尚無充分證據證明行為人的人身危險性較大，據此就不能推定其有再次危害社會的客觀趨勢與現實可能。因此在單位構成累犯的條件下，只要自然人符合緩刑的形式與實質條件，適用緩刑不成問題。
其三，單位累犯之下，無論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構成累犯與否，原則上都應該適用假釋。理由在于，既然累犯的根基在于人身危險性，那么在具體刑罰適用過程中也要以此為基準進行衡量。“人的行為傾向或行為模式雖然內含于個體內心，但它總是隨著外界環境的變動而變動，而且在相應的環境中發展、變化著自己的人格。”{33}雖然累犯的定性說明了行為人人身危險性趨大的客觀性，但這只是定罪時的人格判定，是對行為人審判終結前人格狀態的回溯性說明。既然人身危險性不是固定、僵化的狀態，而是具有伸縮性的動態性過程，那么通過行刑的矯正、感化、教育、治療等多樣化措施，同樣可以達致“不致再危害社會”的效果，因而適用假釋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參考文獻】
{1}本文只考察單位普通累犯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因此文中所言的單位累犯均指單位普通累犯。 {2}參見陳興良：《走向哲學的刑法學》，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88頁。 {3}趙秉志：《單位犯罪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頁。 {4}沙君俊：《單位犯罪的定罪與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頁。 {5}何秉松：《法人犯罪與刑事責任》，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476頁。 {6}韓忠謨：《刑法原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69頁。 {7}[蘇]A. H．特拉伊寧：《犯罪構成的一般學說》，王作富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22 -23頁。 {8}白建軍教授創新性地提出了“罪行之罪”與“罪人之罪”。他認為，“罪刑均衡不能被簡單理解為刑與報應之罪相均衡，刑與罪行之罪相均衡—刑也需要與功利之罪相均衡，也可以與罪人之罪相均衡。”白建軍：《罪刑均衡實證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頁。因而，對傳統意義上罪刑均衡原則的重新解讀，為人身危險性契人刑法理論與司法實踐奠定了基礎。 {9}前引{5}，何秉松書，第473頁。 {10}婁云生：《法人犯罪》，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頁。 {11}石磊：《關于“單位累犯”問題的思考》，《刑事法學》2005年第6期，第58頁。 {12}比如，犯罪不是貪利性犯罪（如資助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活動罪）、并非為單位謀利益（如私分罰沒財物罪），或者可能損害無辜者的利益（如提供虛假財會報告罪）。 {13}就案前情節來說，其主要功能是征表自然人或單位主體有沒有人身危險性，由于在案發前的案前情節只有單獨存在的客觀性，沒有后續客觀情節的比照，所以很難評價與衡量犯罪主體人身危險性的量的變化。 {14}有學者明確認為，“無論從理論研究還是從制度實踐上看，將過失的行為人納入人身危險性視野之內都是沒有意義的。”苗有水：《人身危險性的刑法學研究》，載劉生榮、黃丁全主編：《刑法基礎理論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9頁。筆者一直對現行的通說持懷疑態度，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予以展開，具體內容可參見李永升、陳偉：《過失普通累犯問題研究》，《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7年第3期，第69頁。 {15}這里涉及到單位累犯與自然人累犯的交叉問題，由于各自的規范性條件不同，應當分別進行考察。 {16}有學者認為，即使單位法定代表人和責任人員被更換，仍應肯定單位累犯的成立。“因為該單位所犯前后罪的具體意思表現者和行為實施者雖然不同，但是他們都是在同一單位的意志支配下，在同一單位的職務范圍內，為同一單位謀利益實施的犯罪，他們的行為后果應由同一單位承擔。因此，有前科的單位并不因為它的具體意思表現者和行為實施者的改變而不構成累犯。”沙君俊：《單位犯罪的定罪與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40-141頁。顯然，這只看到了同一單位之下二次犯罪的形式聯系，而未看到單位前后犯罪實質關聯，因而會不當擴大單位累犯的成立范圍。 {17}是不是單位累犯對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累犯的構成有制約性，即單位不構成累犯就決定了自然人累犯的否定性？筆者認為，單位累犯與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除了重合性之外，還有差異性。單位不構成累犯是由單位有機體的要素組合缺乏人身危險性決定的，既然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除了作為單位的組合要素之外，還有獨立于單位之外作為個人的人身危險性，因此仍有自然人累犯成立的空間。 {18}參見楊凱：《新刑法中單位累犯之認定》，《云南大學學報》2001年第3期，第107頁。 {19}許章潤：《法律的實質理性—兼論法律從業者的職業倫理》，《中國社會科學》2003年第1期，第21頁。 {20}[美]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賀衛方等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頁。 {21}陳忠林：《刑法的解釋及其界限》，載趙秉志主編：《2003年中國刑法學年會文集（第一卷）》，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頁。 {22}陳興良：《法治的界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426頁。 {23}前引{10}，婁云生書，第141頁。 {24}蘇彩霞：《累犯制度比較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217頁。 {25}前引{5}，何秉松書，第486頁。 {26}雖然何秉松教授以“兩個犯罪主體”加以表述，但是從他所持的“人格化社會系統責任論”的立場與著作中的相關論述來看，并沒有承認單位與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是截然分開的兩個主體。因此，何秉松教授只是就單位特殊組合形式的外觀勾勒，并不是對單位犯罪人為分裂與機械組合的認同。 {27}前引{10}，婁云生書，第76頁。 {28}石磊：《單位犯罪關系論》，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頁。 {29}袁登明：《行刑社會化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28頁。 {30}單位累犯的緩刑與假釋問題，雖然不能簡單等同于自然人的緩刑與假釋問題，但是其實質上是單位主管人員或直接責任人員的緩刑與假釋問題，這是由單位主體承擔刑事責任的特殊刑罰適用方式決定了的。 {31}參見王炳寬：《緩刑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頁。 {32}參見王晨：《刑事責任的一般理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38頁。 {33}張文等：《人格刑法導論》，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40頁。
出處:《當代法學》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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