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鐘薇 ]——(2012-4-16) / 已閱8359次
近年來，經濟繁榮帶動公民意識的快速蘇醒，在一定程度上進入了司法制度特別受關注的時代。隨著微博、博客等新興媒體的出現并盛行，越來越多案件在新興媒體上被廣泛傳播，隨后引起傳統媒體的關注與追蹤報道，社會各界在媒體上競相參與、發表評論，無數民眾參加了網絡、報紙、電臺、電視臺等媒體上的討論，逐步形成巨大的輿論聲勢，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案件的公正判決，例如著名的彭宇案、藥家鑫案、李昌奎案等。數月前在微博上被高度關注的上海“蟹媽”案，一方當事人便充分利用了網絡媒體，不斷通過微博公布案件進展、所掌握的案件信息、個人訴求等，通過多位知名律師的轉發及評論，案件全程受到極大的關注。與當事人隨時更新案件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整個法檢系統的悄無聲息，在無可映證的一面之辭下，當事人公布的信息形成一面倒的輿論局勢，招致社會各界對法檢系統的強烈不滿，充分暴露了在新興媒體形式下法檢系統的應對不足，影響了司法公信力、權威性。
一、當前形勢下司法與媒體的沖突關系
縱觀近年來司法與媒體關系的實踐與理論，目前二者的矛盾沖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部分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思想上對媒體監督有抵觸情緒，認為媒體介入是找茬、挑刺，設置種種障礙限制媒體報道，應當公開審判的沒有真正公開或公開不夠，這使媒體監督客觀上受到很大限制。這些認識與做法和當前強調的司法公開、輿論監督不相協調，妨礙了媒體監督作用的發揮。
其次，媒體監督存在范圍狹窄、內容不客觀等問題。目前，媒體對司法的監督大多著眼于極少數個案和極個別司法人員違法違紀或腐敗行為，而對司法機關的全面工作、辦案過程中的程序違法、外界對司法活動的不當干擾等等涉及很少。在報道內容上，部分媒體出于發行量和經濟利益、迎合大眾心理的考慮，或者在事實的選取上存在片面、不經證實的問題，對某一事件或某一司法人員的抨擊與事實出入很大，或者使用主觀、煽動、傾向性的語言對個別案件加以評論，或者對問題的揭露和評論只說其一，不講其二，把簡單問題復雜化，把小問題無限放大，人為制造影響，追求新聞刺激性。現實存在的司法腐敗與司法不公被強化甚至夸大,司法體制與法官被認為急需接受以新聞界為代表的“輿論監督”。此外，媒體在報道中常常冠以“學者評論”、“專家評論”、“律師說法”之類的“權威評價”，以引導輿論的價值取向。一旦案件審判結果與“權威評價”相左，公眾在其輿論誤導下就容易對法院的司法權威產生懷疑。這些媒體報道不僅干擾了司法活動的正常運行，而且使當事人遭受名譽上的侵害，對媒體監督自身形象也造成了很大破壞。
再次，由于我國媒體監督的機制尚未健全，加之目前司法人員的整體素質有待進一步提高，司法體制抗干擾能力弱，媒體監督極易演變成媒體介入審判，妨礙獨立審判權，造成司法不公。我國的司法機關是受到諸多權力擠壓的權力機構。法官在作出判決時,不僅依靠證據與法律規范,還要在上級領導、人大、行政機關的意見及民心所向之間作出平衡,以求判決能為各方接受,同時亦不能過于違背自己作為普通人的良知和作為法律專業人士的職業操守。司法本難以獨立,而媒體的報道又提高了案件的曝光度,并帶來各種力量對審判的介入,從而加大了法官的決策難度。媒體報道不但增加了法官更大的責任風險,而且使得已處處受制的司法機關又增添一層牽制與顧慮,媒體所帶來的“輿論監督”也就成為妨礙司法獨立的又一重要因素。媒體在行使監督權時，由于并不了解專業法律知識和司法邏輯推理，不能夠從法律的角度來分析社會問題，而是僅僅從道德、情感的角度來判斷，極易對司法施加不恰當的影響。簡單的是非判斷、強烈的憤怒情緒和狂熱的道德激情往往淹沒了對問題的深入分析和對法律規則的尊重，調動社會和公眾的情緒，形成巨大的輿論風潮，使得司法機關在做出裁判時也不得不考慮對抗輿論的巨大壓力，從而無法依照正常的法律思維邏輯公正審判。有的媒體報道忽視法官在當事人之間不偏不倚的中立角色，明顯傾向于一方當事人，有的對司法機關正在辦理的案件亂加評論，甚至冒下結論，干擾司法機關依法辦案，影響司法公正。即使是犯罪嫌疑人的前科、其有罪供述等客觀的事實報道，也可能對法官造成先入為主的影響，破壞其獨立性和理性。輿論干擾司法，其最終結果就是公眾對司法的不信任，法律權威性遭受損害，最終使人們喪失對法律的的信仰，至此，司法作為維系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閥門也就變得毫無意義。現在有些案件當事人在訴訟過程中不再訴諸正常司法途徑反映并解決問題，而是求助于媒體，期冀于通過輿論壓力干預審判進程、影響判決結果，實現其訴訟利益，這種現象值得我們認真反思。
二、司法與媒體的協調關系
雖然目前我國的司法與媒體兩者關系處于緊張、不和諧狀態，但我們也必須看到，媒體監督司法是民眾言論自由的需要，滿足公眾知情權的需要，公開審判的需要，司法公正的需要和建設民主政治的需要。媒體與司法的終極價值是近乎一致的，司法通過法律途徑來解決糾紛，媒體則是通過社會輿論層面追求道德公正，二者實現公正的方式雖有所不同，其深層目的均是圍繞社會公平、正義和道德的歸復與實現，都致力于我國的法治建設。媒體監督司法，通過對案件審理過程的報道和裁判結果的關注，揭開了司法的神秘面紗，滿足了公眾知情權的需求，普及了法律意識。尤其是媒體對案件的報道中經常反映了民眾對具體案件的評價，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眾對社會糾紛解決機制的參與意識，體現了我國法制觀念深入人心以及法制建設不斷完善的發展進程。
媒體監督的另一個重要功能體現在監督審判活動中。媒體作為公民輿論監督權的重要表現，對于司法審判的適度介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暗箱操作”，防止司法腐敗。媒體對有些涉及權力部門或地方豪強的個案監督有助于司法權的公正行使，維護司法公開，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司法不公。案件的公開討論和廣泛傳播有助于減少司法審判被非法干預的可能性，增強法官抵制干預的力量。當法官違背內心真實判斷，違法作出裁決，媒體言論也可以起到制約作用。媒體對案件審理情況和過程進行的客觀報道，可以遏制庭審不規范現象，促進審判人員不斷提升辦案水準、完善審判程序。媒體對訴訟結果所作的社會評價以及反映的民眾評價，可以促進再審等救濟程序的提起。自由的媒體言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司法體制的缺陷。
三、新媒體形勢下構建司法與媒體和諧關系的重要性
當前，我國進入全面的社會轉型期，隨著微博、博客、即時通訊工具等新興媒體的迅速崛起，司法與媒體之間沖突而復雜的關系更加突出。新興媒體時代是全民參與社會管理的時代，是民眾話語主導權的時代。在新興媒體上，一方面虛假信息滿天飛，任意宣泄質疑、悲憤等種種被壓抑的情緒；另一方面，由于新興媒體受眾呈現出年輕化、平民化、高學歷化等特征，新媒體時代的網民更加具有理性與反思精神，富于激情和擔當，對社會不公現象反應更加強烈，對司法審判高度關注。總體而言，新的媒體形勢對司法工作是機遇與挑戰并存。一方面，新媒體為司法審判工作提供了更為廣闊的舞臺，可以在更高層面以更大的規模、采取更加豐富的方式，宣傳人民法院和法官在服務社會、實現科學發展中創造的業績；另一方面，由于新興媒體自身所具有的空前時效性、高度互動性、海量存儲性等特點，任何具有爭議的案件，一旦觸及社會和民眾的神經，必將引發喧然大波，造成的社會影響將更為廣泛，負面效果更難消除，強大的網絡民意壓力也必將對司法審判工作產生不可低估的巨大影響。此外，由于我國對境外媒體的管理日益放開，某些外媒出于意識形態偏見，或者是在敵對勢力的操縱、策劃下，利用一些司法個案大肆炒作，將個別問題擴大化、簡單問題復雜化、一般問題政治化，對我國司法制度乃至政治制度惡意攻擊，這些都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四、如何構建司法與媒體的和諧關系
如何最大限度地發揮新聞自由的價值,同時又能在媒體報道同時實現公正的判決結果,這是媒體、法官、司法制度乃至整個社會都必須面對的兩難選擇。面對新興媒體的迅猛發展和強大的網絡民意，解決司法與媒體間沖突、構建輿論監督和獨立審判的和諧關系，媒體首先應規范自身的行為，提高自身監督水平及職業化程度，提升媒體工作者的素質，樹立良好的法律意識，從以評論為基礎的社論習慣轉向以事實為基礎的報道，尤其是批評性報道，應當盡力去揭示問題；其次，應注意維護法律的權威性，推動立法進程，實現司法公正，而不是貶低法律的作用和效果，降低公眾對法律的信仰。與此同時，司法機關首先應該學習的是包容，包容質疑、批評等。網絡輿論不是洪水猛獸，微博也不是恐怖雷區。以一種居高臨下的姿態發號施令或批評網友，以宣教式的方式回復質疑，只會招致更大、更猛烈的“網絡暴力”。只要對公眾以誠相待、耐心解釋，及時改正錯誤，公眾也會報以充分理解和支持。其次，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司法機關應給予媒體以特殊便利，配合媒體適時報道，對媒體正當履行職責的行為不予以過多限制與追究。
正確處理媒體與司法關系，還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開展工作：
（一）建立司法機關新聞發言人制度、記者招待會制度。
司法部門應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和訴訟的不同階段，確定可以公開或應予公開的內容，定期適時地發布司法活動的信息，使公眾和媒體及時地了解案件真相或訴訟進展，增進對法院工作的理解。尤其是網絡關注度高、民意輿論集中的案件，應主動迅速公開案件進展，主動維護民眾知情權、接受輿論監督，針對民眾呼聲高的疑問進行互動解答，通過報道加強對群眾的法制宣傳與教育，促進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機統一。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應依法公開有關案卷和裁判文書，供媒體自由查閱，以便媒體正確報道，避免因無法接近真相而導致的猜測和主觀性評價。一旦出現不實報道，要以快速的應急反應機制有力地予以反駁與澄清，通過客觀的宣傳等形式及時向公眾通報相關案件的進展情況，以削弱群眾對司法不信任的不良影響。
（二）制定媒體監督司法的法律規范，將媒體監督司法活動納入到法制化的軌道中來，切實保障媒體監督權的實現。
在設置這些法律體制時，應對媒體采用“保護為主、限制為輔”的原則，為媒體拓寬空間，使其享有的言論自由能最大限度得以實現，最大限度滿足媒體與公眾的知情權。同時，也應明確媒體的權利義務，避免監督不當。媒體行業主管部門也可以制訂若干的強制性規范,逐步完善新聞從業者的行業自律規則。
（三）強化對媒體工作者專門化、專業化培訓機制。
加強對從事司法報道和監督的媒體工作者在法律專業知識、司法運作過程、審判規定等方面知識的培訓，增強其法律意識和政策觀念，使之擺脫業外感性局限，加深法律理性修養，為司法與媒體相互契合、良性運作搭建平臺。媒體在報道時應遵循幾項原則：一是客觀、真實、公正。客觀，就是準確描述事件客觀存在的狀態，不作主觀的推測，任意夸大事實；真實，就是所報道的事實都有可靠的消息來源，并經過了核實；公正，就是對案件的報道要不偏不倚，兼顧雙方當事人情況，保障雙方權利，不能有傾向性；二是保持案件報道的連續性和完整性，根據訴訟進程對發生的變化進行全面及時的報道；三是樹立“無罪推定”的法律意識，防止預先歸罪、濫下結論的報道；四是要注意評論案件的時間和范圍。對正在進行的審判活動發表評論在時間上應受到一定限制。立案前、結案后，均可以從事實和法律的角度自由發表意見和評論，法院不應干涉。但立案后、結案前，一般不應對案件的實體問題隨意發表評論，此時的評論應當限于程序是否違法以及司法人員的辦案作風上。在有證據證明的前提下，無論在訴訟的任何階段，媒體都應該立即予以公開報道并發表評論，通過輿論監督促使有關部門追究枉法者的責任，以保障司法公正。五是在案件報道和評論時，應尊重他人權利，不得侵犯監督對象的合法權利，不得對偵查人員、檢察人員或者審判人員進行人身侮辱或人身攻擊。
（四）建立不當監督處罰機制。
為了防止媒體監督被濫用，必須對新聞監督規范化、法制化。媒體有權報道和評論審判活動，但如果報道失誤，媒體應承擔相關責任。鑒于我國新聞監督責任不明的情況，建議在新聞監督立法時，對新聞媒體濫用自由權損害司法公正的行為確立制裁性的法律制度，以維護法律權威并保障司法權力不受侵害。
（五）開拓司法宣傳新途徑、創新宣傳方式。
當前形勢下，盡管一些司法工作人員還不能適應新媒體時代的輿論新格局，但公眾通過微博等互動媒體介入公共事務、表達個人觀點，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現象。而目前各級司法機關主要采取的諸如召開新聞發布會、網絡庭審直播、公開發布裁判文書等單向宣傳形式，并不能實現真正意義的溝通與交流，無法滿足新形勢下公眾激增的需求，探索新形式、新方法已成必然之勢。為此，北京市懷柔區人民法院等各級法院已開通微博，實時發布審判信息，針對新出臺的法律規范進行解讀，及時解答博友疑問，受到公眾廣泛好評。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專門調研肇慶政法微博后也批示要求在全省政法系統推廣，現已形成完整的政法微博網絡問政的工作機制。大連市中級人民法院也在微博上實名亮相，通過對本地區高度關注的“史文才”案及時披露案情進展，公布執行新動態等方式，開創與民眾良好互動的新局面。另有部分法官雖然是以其個人名義開通的微博，但其在日常生活感悟之外發布的對審判工作的一些想法、評論，通過個案向“粉絲”普及基本的法律常識及維權方法等，這種有血有肉的、非官方化的微博不僅拉近了民眾與法官的距離，洗刷了法官高高在上、不近人情的負面形象，使得民眾有機會從另一個角度近距離了解到法官工作的艱辛與不易，而且，非正式化、程式化、結合個案的普法更容易為民眾所接受，取得了良好的社會評價及反響。
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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