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歌雅 ]——(2012-4-24) / 已閱11248次
關鍵詞: 離婚救濟；經濟幫助；損害賠償；家務貢獻補償
內容提要: 離婚救濟制度的實踐與反思，既是婚姻立法中的難點，也是司法實務中的熱點。對離婚救濟制度的實踐效果予以準確把握，是反思離婚救濟制度的有效路徑。通過反思，捕捉離婚救濟制度的立法設計局限和司法運行障礙，找尋離婚救濟制度的調適方案，為進一步完善我國的離婚救濟制度奠定基礎，進而實現我國離婚救濟制度的科學化、嚴謹化與適用化。
自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實施以來，離婚救濟制度已經歷了10年的實踐歷程。實踐中，有效化解了離婚當事人的人身關系糾紛和財產關系糾紛，發(fā)揮了保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的重要作用。為確保離婚救濟制度適用的科學化、高效化，對離婚救濟制度的實踐效果進行反思，有助于提升離婚救濟制度的嚴謹化和本土化。
一、實踐效果
離婚救濟，通常指對離婚當事人所實行的有關人身和財產的救濟措施。具體包括離婚后的經濟幫助、離婚損害賠償和家務勞動補償。離婚救濟制度的實踐效果，不僅關乎離婚當事人的人身權益和財產權益的保障，而且關乎離婚救濟制度的科學化與實效化。為準確把握離婚救濟制度的實踐效果，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民法典體系中的婚姻家庭法新架構研究》項目組進行了實踐調研活動。該調研活動主要在北京、上海和哈爾濱三個城市進行。北京市閱卷法院為海淀區(qū)人民法院，審閱2008年審結的離婚案卷143份。上海市閱卷法院為閩行區(qū)人民法院，審閱2008年審結的離婚案卷116份，哈爾濱市閱卷法院為南崗區(qū)人民法院，審閱2008年審結的離婚案卷120份。具體調研結果，可以幫助我們反思離婚救濟制度的適用情況，為完善我國的離婚救濟制度奠定基礎。
（一）離婚經濟幫助制度的適用
通過閱卷，離婚經濟幫助制度適用具有如下特點：一是請求經濟幫助制度的案件相對較少。在閱卷范圍內，北京市海淀區(qū)法院審結經濟幫助案件共3件，占案件總數的2.1%。上海市閩行區(qū)法院審結經濟幫助案件共2件，占案件總數的1.7%。哈爾濱市南崗區(qū)法院審結經濟幫助案件共6件，占案件總數的5%。二是請求經濟幫助的主體以女性為主。在上述11件要求經濟幫助的案件中，請求主體為男性的案件只有1件。三是請求經濟幫助的事由相對集中。主要為無業(yè)或失業(yè)、無房居住、收入低、撫養(yǎng)子女、身患重病或年逾60歲及其他原因。四是請求經濟幫助的方式相對單一。在上述11件要求經濟幫助的案件中，經濟幫助的方式均為給付金錢，其中請求給付數額1百元以下的3件;2千元以下的1件;6千元一8千元的1件;9千元-1萬元的1件;1.5萬元－2萬元的1件;3萬-5萬元的2件；其它2件。五是法院準予提供經濟幫助的方式多為調解。
（二）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適用
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適用具有以下特點：一是請求離婚損害賠償的案件比例不高。在閱卷范圍內，北京市海淀區(qū)法院審結的離婚損害賠償案件共9件，占案件總數的6.3%；上海市閩行區(qū)法院審結的離婚損害賠償案件共4件，占案件總數的3.4%；哈爾濱市南崗區(qū)法院審結的離婚損害賠償案件共5件，占案件總數的4.1%。二是請求離婚損害賠償的主體以女性為主。在上述18件離婚案件中，女性提出離婚損害賠償的案件共14件。三是離婚損害賠償的理由相對集中。其中，配偶一方與他人同居的共6件；配偶一方實施家庭暴力的共10件；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1件；其他事由2件。四是準予離婚損害賠償的案件相對較少。在有記載的案件中，北京市海淀區(qū)法院準予離婚損害賠償的案件僅有3件。
（三）家務貢獻補償制度的適用
家務貢獻補償制度的適用，在北京、上海、哈爾濱的案卷中沒有體現。有關家務承擔的特點：全部由女方承擔家務的比例相對較多；由女方承擔、男方協(xié)助以及由男方承擔、女方協(xié)助的比例位居第二。
二、制度反思
通過閱卷，我們深切地感受到離婚救濟制度適用的比例相對較低。除當事人自身的原因外，制度設計及司法適用的原因也不可忽視。為此，從理論與實踐的角度，探究離婚救濟制度的科學化與適用化，有助于保護離婚當事人的權益，促進程序正義與實質正義。
（一）離婚經濟幫助制度的調適
1、正視經濟幫助制度適用的局限性。經濟幫助制度適用的比例相對較低，除當事人不善于利用法律規(guī)范維護自己的權益外，還存在適用經濟幫助的條件較為苛刻，幫助的方式較為抽象等問題。最高人民法院的相關司法解釋將“生活困難”，界定為依靠離婚后分得的共同財產和個人財產無法維持當地基本生活水平，無疑是非常苛刻的，既不符合人均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現實國情，也忽略了當事人離婚時生活水平的下降情形。因而，對生活困難的界定，不僅應包括離婚后不能維持當地基本生活水平的情形，更應包括基于離婚前與離婚后的生活水平落差而引起的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形。為此，拓寬生活困難的涵義，既有助于放寬經濟幫助的適用標準，救濟離婚當事人；也有助于保障當事人在離婚后生活水平不下降，補償離婚當事人，貫徹離婚自由原則。
2、正視經濟幫助制度適用的必要性。調查表明，離婚經濟幫助制度在司法實踐中，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請求經濟幫助的主體以女性為主；二是請求經濟幫助的事由相對集中，即無業(yè)、無房、收人低、撫養(yǎng)子女、身患重病等。這是經濟幫助適用的前提條件。為此，進一步完善經濟幫助制度，將有助于經濟幫助制度的具體適用，保障當事人的離婚權益。除適當拓寬經濟幫助的適用條件外，還須細化經濟幫助的考量因素：首先，明確經濟幫助的情形。即離婚時一方生活確有困難，應包括無業(yè)、無房、收入低、撫養(yǎng)子女、患病、殘疾、喪失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等。其次，明確經濟幫助的期限。即以短期幫助為主、長期幫助為輔。如一方年輕有勞動能力、生活暫時有困難的，另一方應給予短期的或一次性的經濟幫助；結婚多年，一方年老病殘、失去了勞動能力又無生活來源的，另一方應在居住和生活方面，給予適當的安排。[1]短期幫助可在離婚后的2--5年以內，長期幫助可在離婚后的5-10年以內，或視具體情況給予無期限的幫助。再次，確定經濟幫助的數額。應兼顧需要和可能，同時參考相關因素：結婚時間的長短、對家庭的貢獻、雙方的經濟實力、健康狀況、是否撫育子女、有無職業(yè)與居所等。最后，確定經濟幫助的終止。當受幫助方另行結婚、經濟條件好轉、原定經濟幫助執(zhí)行完畢時，經濟幫助可終止。
3、正視經濟幫助制度適用的科學性。通過閱卷，可以感受到有些案件在處理時，往往將經濟幫助與家務貢獻補償以及夫妻共同財產的分割一并考慮，從而弱化了經濟幫助制度的適用價值。為此，審理離婚案件，必須正確處理以下問題：首先，要正確處理經濟幫助與家務貢獻補償的關系。對夫妻共同財產的積累與貢獻，既包括貨幣形式，也包括家務勞動形式。故對家務貢獻的補償，無異于對夫妻共同財產的分割，不能用離婚時家務貢獻的補償取代經濟幫助制度。然而，當離婚時男女雙方的個人財產總值出現差異時，就會引發(fā)離婚當事人在離婚前后生活水平的差異。為避免當事人離婚后生活質量的下降導致生活困難，有必要在夫妻財產分割及家務貢獻補償之后，給予適當的經濟幫助。其次，要正確處理夫妻財產分割與經濟幫助的關系。夫妻財產分割，是夫妻財產效力的體現，也是權利義務相一致原則的體現。而經濟幫助制度，則是夫妻財產效力在離婚時的延伸，是離婚后的一種善后措施，是實質正義的體現。故不能用夫妻財產分割制度取代經濟幫助制度。[2]
（二）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調適
1、關注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適用。離婚損害賠償制度適用難，已成為法學界和實務界的共識。離婚損害賠償制度適用難，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一是過錯事實難以認定。《婚姻法》第46條所列舉的請求損害賠償的事由有4項：重婚的；有配偶者與他人同居的；實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遺棄家庭成員的。在司法實踐中，除重婚行為相對較少外，其他3項事由，在離婚損害賠償的請求事由中多有體現。盡管如此，普遍存在舉證難的問題。有配偶與他人同居舉證難，是因為同居行為相對隱秘，舉證面臨摯肘。實施家庭暴力舉證難，是因為暴力行為發(fā)生后，當事人未及時報案或未到醫(yī)院出具傷情診斷證明。虐待、遺棄家庭成員舉證難，是因為家事往往不為外界所知，且知情者不愿出庭作證。上述現實問題的存在，使無過錯方難以舉證，過錯事實難以認定。二是離婚損害賠償情形的界定過于狹窄。在司法實踐中，可要求離婚損害賠償的情形絕非以上4項。如一方婚前隱瞞精神病史和生理缺陷，婚后經治不愈的；一方隱瞞傳染病史，婚后傳染給對方致其健康權受損害的，離婚時均可要求離婚損害。[3]三是精神損害賠償的數額難以確定。離婚損害賠償，包括物質損害賠償和精神損害賠償。前者容易確定，而后者確定較難，盡管最高人民法院確定了精神損害賠償的考量因素，但在司法實踐中，由于法官認知的差異，往往會導致同類案件在由不同法官審理時，會出現精神損害賠償數額的差異，影響當事人權益的保障。上述問題的存在，制約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適用，導致了離婚損害賠償制度適用的比例較低。
2、關注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完善。自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實施以來，有關完善我國離婚損害賠償制度的呼聲便不絕于耳。為此，完善這一制度，需要關注以下環(huán)節(jié)：一是適當拓寬離婚損害賠償的請求情形。即將通奸、賣淫、嫖娼；一方婚前隱瞞精神病史和生理缺陷，婚后經治不愈的；一方隱瞞傳染病史，婚后傳染給對方致其健康權受損害等情形，納入離婚損害賠償的請求范圍。二是加強對過錯行為的認定力度。鑒于舉證難的存在，法院在審理離婚損害賠償案件時，可適當加大對過錯行為的認定力度。首先，對無過錯方的舉證要求從寬。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訴訟證據規(guī)定》第70條第1款第3項規(guī)定，只要是視聽資料的取得，不違反社會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德，雖然未經對方同意，也應當采信并作為定案證據。對于無其他證據佐證的無疑點視聽資料，只要對方當事人沒有提供足以反駁的相關證據，結合案件情況，視聽資料證明的事實存在的蓋然性高，即可確認該視聽資料的證明力。其次，放寬法院調查取證的范圍。針對取證難，依據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訴訟證據規(guī)定》第17條第1款第3項的規(guī)定，法院可依職權或依當事人的申請，對知情人進行調查，再將調查筆錄當庭質證。[4]三是適當提高離婚精神損害賠償金的數額。從司法實踐看，大凡準予離婚損害賠償的案件，精神損害賠償金的數額相對較低。為體現懲罰和撫慰的原則，在過錯方的經濟承受能力范圍內，可適當提高精神損害賠償金的數額。
（三）家務貢獻補償制度的調適
家務貢獻補償，指在婚姻關系存續(xù)期間，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人、協(xié)助對方工作等承擔較多義務的，有權在離婚時要求對方予以補償。我國《婚姻法》第40條和《婦女權益保障法》第47條2款均有明確的規(guī)定。賦予女性以家務貢獻的補償權，是因為“妻之家務勞動，有用而不可或缺，應無疑問。因有妻之家事勞動，夫之勞動開始得以再生產，因此，夫以其勞務所得之收入，非夫一人勞動之結果，而是夫妻復合勞動之結果。”[5]對家務貢獻予以補償，有利于當事人利益的保障。
1、客觀評價家務貢獻補償制度的效用。家務貢獻補償制度，是2001年我國《婚姻法》修正案新增加的內容。其立法功效在于體現權利義務相一致的原則，但往往被誤讀為單純救濟女性權益的一項制度。這是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家務勞動絕大多數還是由女性承擔。在本次閱卷中，顯現家務勞動承擔的案件，北京共3件，占案件總數的2. 1%。其中全部由女方承擔的案件1件，主要由女方承擔、男方協(xié)助和主要由男方承擔、女方協(xié)助的案件各1件，分別占相關案件總數的0.7%。上海共5件，占案件總數的4.3%，主要由女方承擔、男方協(xié)助的案件3件，主要由男方承擔、女方協(xié)助的案件2件。分別占案件總數的2.4%,1.7%。哈爾濱共6件，占案件總數的5%。其中，全部由女方承擔的案件3件，全部由男方承擔的案件2件，主要由女方承擔、男方協(xié)助的案件1件。分別占案件總數的2.5%,1.7%,0.8%。上述數據表明，完全由女方承擔家務及主要由女方承擔家務的比例相對較高。女性承擔較多的家務，無疑是對婚姻家庭生活的巨大貢獻。然而，這份貢獻，并未包括到社會有效的勞動體系之內，即家務勞動無報酬。家務勞動無報酬，源于“公與私”的二元對立及“男女兩性”的性別分工。即在“西方的哲學體系中，公與私是兩個可以截然分離的領域，公領域是指公共事務領域，私領域是指私人事務領域。”當公領域和男人、理性聯(lián)系起來，私領域和女人、感情聯(lián)系起來，并且賦予它們不同的價值的時候，等級就產生了，不平等就產生了。[6]這種等級和不平等表現為男女兩性在公私兩個不同領域里的勞動價值的巨大落差—男性在公共領域中的勞動價值被社會承認且被賦予報酬；而女性在私人領域中的家務勞動價值則不被承認且不被賦予報酬。為此，將家務勞動補償制度納人婚姻立法中，有助于客觀評價家務勞動的貢獻價值，有助于體現權利義務相一致的精神。
2、客觀評價家務貢獻補償制度的價值。在閱卷過程中，沒有看到有關家務貢獻補償案件的相關記載。家務貢獻補償制度適用的空缺，耐人尋味。首先，女性家務勞動角色的刻板傳承，已成為社會中人的思維定勢。習慣化和道德化的角色分工，使社會中人淡忘了婚姻家庭領域的權益保障。同時，也使社會中人不習慣利用家務勞動的補償制度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其次，家務勞動價值計算存在盲點。關于家務勞動的價值如何計算，一直存在若干觀點。加拿大女權主義理論家本斯通和莫頓在1969年提出：婦女的縫補、漿洗、育兒做飯，雖具有使用價值，但卻從未進入過市場，沒有交換價值。[7]前蘇聯(lián)的經濟學家則認為，若用其他方式代替女性的家務勞動，全社會要付出約相當于每年雇傭1億名拿工資的工人，其報酬為一年1500億盧布（當時約合人民幣5000億元）的代價。中國的經濟學家也做過測算，如果將家務勞動轉化為固定工資支付，每年為420億元人民幣。[8]上述關于家務勞動價值的計算，其計算結果似不能真正體現家務勞動的價值。因為，家務勞動不僅有勞動的強度和質量為表征，而且有親情和精神的投入。所以，家務勞動的價值不能按家政服務員的報酬計算，而應融合情感與精神投入的價值。為此，客觀評價家務貢獻的價值，已成為有效推進家務貢獻補償制度實施的基礎和前提。
注釋: [1]參見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zhí)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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