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滿奎 ]——(2012-5-2) / 已閱6861次
近年來，我國頻頻出現因個人、媒體或者非政府組織批評實力雄厚的公司集團而被后者提起“天價賠償”訴訟的案件。盡管這些案件往往因大公司集團面臨的輿論壓力或道德譴責而以和解告終，但是它所產生的“司法威脅”和“寒蟬”效應卻非常明顯:很多公民和媒體不再敢公開批評大的公司集團、政府部門等，因為他們害怕因此惹上“昂貴”的官司。這一類新型訴訟的出現對傳統民事訴訟法律制度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我國正在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應當對這一類新型訴訟作出回應。
在傳統民事訴訟上，通常有兩項措施來保障訴訟程序的進行和正義的實現:一項是訴訟費用制度，即在訴訟開始前按照訴訟標的的大小向當事人收取一定的訴訟費用，目的是為了防止當事人濫訟和浪費司法資源;另一項是對于法無據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判決敗訴，目的是為了在具體案件中實現正義。然而，上述新型訴訟的出現使得這兩項措施的有效性受到了質疑。這類訴訟往往是由實力雄厚的公司集
團(也可能是政府機關等)以侵犯名譽權為由，對個人或者一些非政府組織提起訴訟，要求天價賠償。這些原告經濟實力雄厚，所以，訴訟費用對他們不是問題，他們甚至可以將其轉移到生產成本中，相反，高昂的訴訟費用特別是律師費用對被告來講反而成了一道巨大的障礙;最后的判決結果對他們無足輕重，他們在提起訴訟之前就知道勝訴的可能性很小，他們只不過是想利用繁瑣的訴訟程序向對方乃至社會大眾傳達某種信息。雖然許多國家有“惡意訴訟”侵權制度(我國學界亦有類似的建議)，但是由于“惡意訴訟”的認定門檻較高，上述新型訴訟很難構成“惡意”;并且即使最終被認定為“惡意訴訟”，也是在終局判決之后對受害人進行賠償，這在時間上對被告極為不利。這類訴訟的存在要求對傳統的訴訟機制進行變革。
這類訴訟被美國的學者稱為“針對公眾參與的策略性訴訟”(Strategic Lawsuit Against Public Participation，SLAPP)，并且這一術語后來在許多國家都獲得了認可，用來指那些因非政府主體就公共利益事項行使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權、公開發表了意見，而據此對其提起的請求損害賠償或者禁止令的民事訴訟。這類訴訟有以下幾個特征:在主體上，一方往
往是經濟實力強大的公司集團或者政府部門，而另一方則是經濟實力較弱的個體、非政府組織等;在起因上，往往是因為被告對原告進行了批評或者作出了其他不利的評論;在訴由上，通常都“偽裝”成名譽侵權之訴，但也有以商業侵權、侵犯隱私、滋擾等普通訴訟理由提起訴訟的;在訴訟金額上，通常都提出遠遠超出被告經濟承受能力的“天價”賠償額;并且這些訴訟通常都缺乏法律上的依據，最終敗訴的幾率非常大(80-90%)。這些特征同時也是判斷“針對公眾參與的策略性訴訟”的標準。
在明知最終敗訴的幾率非常大的情況下，這些大的公司集團等之所以仍然提起訴訟，目的顯然不是為了贏得訴訟，而是將起訴作為一種策略，達到警告被告不要行使言論自由權并且也阻止其他人進行類似活動的目的。這類訴訟的實質就是通過玩弄訴訟程序，來對被告進行“司法威脅”、“法律恐嚇”，使其不敢行使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言論自由、公眾參與等權利，最終達到自己的目的。這類訴訟所產生的巨大的“司法威脅”效應，可以從三個層面上來講:第一是對訴訟的被告所產生的“特殊威脅”作用，被告往往因為繁瑣冗長的訴訟程序而耗盡人力、物力、財力，即使最后獲得勝訴判決也無濟于事，通常都不敢再就類似的問題公開發表意見;第二是對一般公眾和公益組織所產生的“一般威脅”作用，其他公眾和組織也會出于對這類訴訟的恐懼而不再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公益組織會收縮或者撤回其在爭議問題上的教育、培訓項目以及公眾援助項目;第三是由于司法成了“威脅”弱勢群體和公眾的工具，這會嚴重危及到公眾對法律體系和司法機構的信心，最終危及到現代法治國家的基礎。
基于這類訴訟對社會所帶來的巨大危害，加拿大魁北克省經過3年的立法博弈，最終于2009年通過了第9號法案，對魁北克省《民事程序法典》進行修改，以“防止對法院的不適當利用并提升言論自由和公眾對于公共事務的參與”，這也使得魁北克省成為加拿大第一個禁止“針對公眾參與的策略性訴訟”的省份。而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早在1992年就通過修改《民事程序法典》禁止“針對公眾參與的策略性訴訟”，據不完全統計，至今美國已有29個以上的州通過了類似的立法，足以看出在這一問題上法律的發展趨勢。
禁止“針對公眾參與的策略性訴訟”立法的核心內容主要有兩點:第一是司法的提前干預。在原告提起訴訟以后，允許被告向法院提出駁回原告起訴的請求，當然被告應當提交相應的證據;除非原告證明了其獲得勝訴判決的合理可能性，否則法院將批準被告的請求，駁回起訴。并且一旦被告提出駁回原告起訴的請求，訴訟程序包括證據開示程序即行中止，防止原告通過繁瑣的證據開示程序達到“威脅”的效果。司法提前干預的實質是在審判開始前就對原告所提起的訴訟進行審查，有力地防止了原告通過繁瑣的訴訟程序威脅被告的情況發生。第二是新的訴訟費用分擔機制和懲罰性賠償金的創設。一旦原告提起的訴訟被認定為“針對公眾參與的策略性訴訟”而被駁回，那么法院將判決原告向被告支付其由于應訴而產生的律師費用及其他司法程序以外的費用，并且在特定情況下被告還可以提起訴訟要求原告支付懲罰性賠償金。這一機制能夠加大原告提起“針對公眾參與的策略性訴訟”的成本，并且避免被告因為此類訴訟而陷于經濟上的困頓。
我國民事訴訟法的修改應當充分借鑒域外經驗，在司法提前干預和訴訟費用分擔機制問題上有所創新，以防范“針對公眾參與的策略性訴訟”的出現。
(西南政法大學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