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伯晉 ]——(2012-5-11) / 已閱6427次
2005年公司法修正以來，長期困擾公司案件審理的一些疑難問題從立法層面上得到解決。伴隨公司法的施行，法律適用中一些新問題又不斷涌現，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6年、2008年、2011年先后公布了《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之(一)、(二)、(三)。目前，公司法司法適用的許多問題仍有待深入研究。其中，股權轉讓合同問題既是公司法的基礎問題，又是多方認識難以統一的理論迷宮，需要不斷研討、更新理念、完善立法，以適應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需要。
5月5日，“第二屆公司法司法適用高端論壇”在京舉行。與會人員圍繞公司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認定、股權轉讓的權利變動、股東優先購買權等問題進行研討。
特定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認定存疑
股權轉讓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財產合同，其效力不但受到民法通則、合同法等民事法律的規制，有時還要受到行政許可法、礦產資源法、土地管理法等相關行政法律法規的制約。
來自法院系統的與會代表提出，實踐中一些從事礦業或土地開發的公司，轉讓其礦業權或土地使用權，為逃避相關稅費的繳納，并不直接轉讓礦業權或土地使用權，而采取股權轉讓合同的形式完成對上述權利的實際轉讓。此時，對該類特定股權轉讓合同的效力存在三種不同認識。
第一種觀點認為合同無效。持此觀點者認為，此時的股權轉讓合同性質屬于“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目的”，同時，合同違反了法律禁止性規定，破壞了國家土地、礦產的管理秩序等，應認定為無效。第二種觀點認為合同有效。理由是，股權轉讓行為是真實的。土地使用權和礦業權并未發生轉移，股權與前二者彼此獨立、互不關聯。通過股權轉讓合同達到合理避稅的目的，從行為性質上看，規避法律的行為并不等于違法行為，凡是立法未明確禁止的，應當留給當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間。實踐中，行政監管部門對股權受讓方繼續征收稅費，應視為對股權轉讓合同的認可。另外，礦業、土地開發公司的股權轉讓合同訴訟，大多因為經濟利益糾紛而起，確認合同無效，等于是變相鼓勵股權出讓方有違誠實信用原則。第三種觀點認為合同未生效。持此觀點者認為，該類合同自合同批準之日起生效，股權轉讓合同未經行政機關批準，屬于尚未生效。
針對特定股權合同效力的不同認識，對司法審判中如何正確適用法律，有重要決定意義。來自高校和公司企業界的與會代表提出，對股權轉讓合同可作為一種融資手段看待，不能因為缺少批準手續就一律認定無效。同時，壓縮市場自由空間、高稅負的正當性等等，都值得研究、值得深思。
股權轉讓的權利變動疑難問題
在我國，對于股權的變動模式存在兩種基本觀點，即形式主義與意思主義之分。從司法實踐上看，我國采取的是意思主義，即股權變動的效力發生于股權轉讓合同生效之時，合同生效直接發生股權變動效力。而形式主義是指，股權變動發生效力除股權轉讓合同生效后，還需特定的形式(如股東名冊變更登記)為要件。與會代表建議，應借鑒國外形式主義的做法，強調股權轉讓必須遵守相應的程序、遵守公司章程的規定，以保障公司的團體穩定。
在股權轉讓問題中，技術股權轉讓是一大疑難。公司法規定，股東可以知識產權進行出資。技術作為知識產權的主要形式之一，具有了入股資格與資本量化的法律依據。但是由于技術股出資的無形性與價值判定的不確定性，其在商事實踐中成為了“次級資本”，進而降低了權利流轉與資本置換的積極效用，制約了股權交易活動的完善與優化。
與會代表提出，無形財產權作為一種技術股權是不是可以自由轉讓?如果在法律上將之認定為一種絕對的所有權，它應該是可以自由轉讓的。但是在實踐中由于技術股的特點，其轉讓存在諸多障礙。技術往往與人相聯系，一旦轉讓了股權，技術人才(或管理人才)離開公司，就會對公司產生非常大的影響，進而導致認定技術股無形財產權的最大障礙。公司的資本確定原則，實際上受到了無形財產權的挑戰。因此，實踐中多將技術股權看做是一種收益權，對其轉讓多加限制。
有與會代表提出股權的某一項權能是否可以單獨轉讓?物的所有權人可以將占有、使用權能剝離，賣給承租方。債權人可以將利息請求權做成證券化產品出賣，自己保留本金取回權。那么，股東在保留股權的同時，可否將股東的表決權轉讓?通過分析表明，一旦允許表決權單獨轉讓，個別股東可能通過收購表決權的方式，影響公司決策，中飽私囊，造成對其他股東利益的侵害。因此，有觀點認為，股權既不是物權也不是債權，股權轉讓合同與其說是權利的轉讓，不如說是身份的繼受，受讓方同時接受了權利與義務。所以，在公司股東投票表決權上，有委托投票、信托投票和通過約定重新分配表決權的方式，但是不能對表決權進行單獨轉讓。
股東優先購買權的性質為形成權
股東優先購買權問題，主要圍繞我國公司法第72條第2、3款展開。我國關于優先購買權的法律規定相對復雜，引起了與會代表的爭論。
司法實踐中，有觀點認為股東轉讓股權時，將轉讓意思通知其他股東是發出要約，其他股東如果表示購買，就是承諾。有與會代表提出，要約承諾觀點不足以解釋股東優先購買權的性質。
例如，A股東向其他股東發出通知，其他股東表示不愿意購買，同意他對外轉讓。轉讓合同生效之后，其他股東發現其對外的條件和通知條件不符，額外約定了寬松的分期付款條件。此時有B股東到法院起訴，欲行使優先購買權，法院支持其訴求。A股東欲取消轉讓，法院判決強制執行B股東的優先購買權，轉讓不得撤銷。
此時，法院判決的理由即是將股東優先購買權認定為形成權。所謂形成權，是指法定條件成就時，單方意思表示即可形成一個法律關系。當股東出讓股權，對外轉讓合同生效時，即為法定條件成就之時，此時其他股東可行使優先購買權。當然，持此觀點的與會代表并非全部，亦有觀點認為，出讓人將出讓條件通知其他股東時或股權變動已經變更了記載和登記時，法定條件才成就。
優先購買權的價值在于維護公司的封閉性和穩定性。同時，立法亦應尊重公司章程的約定，如果公司章程限制或打破股東優先購買權，應優先適用公司章程的約定。
本次論壇由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共同主辦。本次論壇是紀念中國政法大學60周年校慶的一次學術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