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維永 ]——(2012-5-29) / 已閱5620次
目前，部分基層法院呈現調解率高，而“調解案件申請執行率”也高的“兩高”現象。究其原因，筆者調研發現，主要為以下問題所致：
一，片面追求調解率，是產生“兩高”現象的思想原因
采用調解手段化解社會矛盾糾紛，是我國人民司法工作的重要經驗，是人民司法工作具有強大生命力和戰斗力的重要標志，也是“馬錫五審判方式”等優良司法傳統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期的傳承、發揚和創新。2010年6月7日，最高法院頒布施行《關于進一步貫徹“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調解若干意見》），將全國各級人民法院的司法調解工作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在我國人民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如果說，司法調解制度在我國歷史上的首創之舉是拓荒的話，那么《調解若干意見》所確立的“調解優先，調判結合”工作原則，則標志著司法調解的精耕時代已經到來。
但是，由于我國自2006年4月1日開始施行《訴訟費用交納辦法》后，低成本訴訟催生了訴訟狂潮，大量社會矛盾糾紛涌入法院，使我國法院系統自2009年起連續突破千萬件大關，各級法院尤其是基層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始終無法獲得有效排解。重慶市法院系統2011年的司法統計數據顯示，該地區一般法官的年辦案數量人均都在120件以上，北京、上海等地法官人均辦案一般都在200件以上。為緩解案多人少的矛盾，各級法院都把調解結案作為主要辦案方式，貫穿于審判管理去要求每個法官；上級法院的年度考核指標都把調解結案率納入指標考核，作為“硬杠子”要求下級法院和辦案法官。在案件數量和調解結案率的雙重壓力之下，人們扭曲了審判思路，片面追求調解結案率。審判思路的走偏，首源于各級法院的驗收考核指標，貫穿于各級領導的層層加碼，反映于每個法官辦案實踐活動的過程與結果。因此筆者認為，法院系統尤其是基層法院片面追求調解率，表現在具體辦案法官身上，根子卻在上級和領導層，其后果不可避免地出現高調解結案率導致高申請強制執行率。建議上級法院重新設計年度驗收考核指標，因為，“調解優先”并不排斥“調判結合”，調解或者判決都屬于人民法院法定的辦案方式。所以，提高調解率應屬于一種導向，但不應當成為強制性考核指標。
二，調解宗旨貫徹走偏，是導致“案結事不了”的根本原因
“調解優先，調判結合”以“案結事了”為宗旨。無論貫徹“調解優先”，還是堅持“調判結合”，最終之目的在于實現“案結事了”。因此，強調“調解優先”，就要求法官必須把調解作為一種辦案理念、辦案程序或辦案方式，而不僅僅是一種結案方式，始終將調解手段置于案件審理、糾紛解決的首要位置，努力化解糾紛，達至“案結事了”之目的。強調“調判結合”，就要求法官科學把握適用調解或判決方式處理案件的基礎和條件，根據各類案件的不同性質、具體情況和當事人的利益訴求，靈活運用調解或判決的司法方式（參見江蘇高院司改辦《能動司法的實踐進程與制度構建》，載《法律適用》2010年第10期第24-25頁）。即使判決，也要讓當事人口服心服，從而避免或減少對抗性，為實現“案結事了”打下基礎。因此，“案結事了”是“調解優先，調判結合”的根本原則和法官行為的指導方針。法官要以實現“案結事了”和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為基點，正確選用兩種結案方法，而不能僅僅從方便自己、減少工作量出發去選擇結案方式。
筆者認為調解結案的大多數案件進入強制執行程序，這就叫“案結事未了，官了民不了”，屬典型的“兩高”現象。這樣的調解不但毫無價值，反而添亂，反而使當事人對法官的司法行為產生反感，并加重了執行機構的辦案負擔，而且將訴訟中的矛盾延伸到執行程序之中，增大了一系列不穩定因素。這樣的調解是不應當鼓勵和倡導的，必須予以堅決制止和糾正。
三，調解質量把握不嚴，是引發申請強制執行的內在原因
“調解優先”的根本要求在于調解這一辦案方法的“優先”適用；“調判結合”的根本要求在于調解與判決這兩種法定辦案方式的因案適用。但無論是“調解優先”還是“調判結合”，都必須把辦案的著力點放在化解當事人的糾紛矛盾上。離開這個著力點，調解質量將無法保障。事實上，調解和判決兩種辦案方式，如果運用得好，都可以化解糾紛和矛盾。調解，注重從根本上解決糾紛，體現程序的自治性和糾紛解決的協商性，同時避免上訴和再審，實現矛盾消除的徹底性，較之于判決易于被當事人接受，調解達成的協議易于理解并自覺履行。在營造訴訟環境上，調解能夠最大化地發揮其特有功效，從而使友情重聚，親情重合，愛情重圓。而判決，作為司法辦案的最后手段，則在承擔著解決糾紛職能的同時，更注重確定規則與程序維護，通過司法手段對糾紛是非分明的判決，來維系司法的公平、正義和權威，從而強調程序的正當性、審判的規范性和裁判的藝術性。集言之，調解柔性有余，而判決則剛性十足（參見《人民司法》2008年第7期載李方民《調判關系的司法定位與完善》）。
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而言，調解和判決都應當把重心放在力促矛盾的化解上，以達至兩種辦案方式之功能盡善盡美的發揮。應當說，這是“調判結合”的本意與指導思想所在。而就司法現實言，能夠認真踐行者也大有人在，且為世人矚目。比如“辯法析理、勝敗皆服”的宋魚水，“情灑農家、心系民眾”的金桂蘭和“以情動人，以理感人，以法服人”的陳燕萍等優秀法官，大都是因案而宜、重視過程、以心換心、關注弱者的調解高手和矛盾糾紛的化解能手。有心，才有解決辦法；重視過程，才有推進化解的力度。如果象現在的一些辦案法官，不找準糾紛的癥結，不設身處地為當事人的利益作考慮，不深入細致地循循善導，一味縮短調解過程，硬性催促當事人達成協議，甚至強迫調解、欺騙調解終結案件，表面上案件辦結了，但問題卻根本沒有解決，“反彈”即成必然，高調解結案率最終引發了高申請強制執行率。調解質量的低下，促成了終端申請執行的趨勢。因此，調解必須著力于矛盾的化解，重視調解質量，方能有效防止“兩高” 現象的發生。
作者單位：重慶市奉節縣人民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