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白馬 ]——(2012-6-18) / 已閱28074次
這里的“主體”特指司法活動的主體。司法活動的主體與（通常被稱為司法主體的）司法行為的權力主體不同。前者包括后者，還包括司法活動的參與主體、司法活動的監督主體等。司法活動的參與主體，同時又是司法權力指向的行為對象，其中包括主要對象（當事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人和被害人等）和次要對象（其他訴訟參與人）。這里稱之為對象，是因為相對于權力指向而言；而稱之為主體是因為相對于司法活動的參與權而言。兩者并不矛盾，只是觀察角度不同而已。強調司法權的行為對象作為司法活動的參與者的主體地位，有利于更好地實現現代司法中的人權保障。另外，司法活動的監督主體包括內部監督主體（司法系統中的監督部門以及司法活動的參與主體）和外部監督主體（社會大眾、媒體、其他監督司法權的機構等）。需要指出的是，司法活動的參與主體同時也承擔了監督主體的重要使命。假如沒有參與主體，司法權力就無法在司法中獨自運行；假如沒有監督主體，司法活動就難以確保公正；又假如沒有外部監督主體，刑事司法活動就談不上具有現代司法意義上的公正。
2.主觀條件
它是指司法活動的主體具有追求司法公正（包含過程公正、結果公正等）的觀念、認識或者目的。倘若人們全無此等認識和追求，則難以想象會有公正的過程和結果。即使所謂有“歪打正著”的情形發生，司法活動的各類主體也不可能都同時出現此類情形。易言之，在司法活動的主體中肯定有些人具有追求司法公正的觀念、認識或者目的。作為必備條件中的主觀條件，并不要求每個司法活動的主體都必須具有追求司法公正的目的認識，但是應當要求他們普遍有追求司法公正的觀念、認識或者目的，盡管其中認識可以很不統一。否則，過度降低司法公正實現的門檻，不要求他們普遍有追求司法公正的各種觀念認識，則將使其主觀條件形同虛設且毫無討論的意義；而過度地抬高其門檻也有問題，會加劇法律信仰的危機，使普遍且真正地樹立司法權威和增強司法公信力的目標，變得遙遙無期。
3.客觀條件
這種條件是指司法活動的過程、結果、時空條件、外部環境以及法制條件等一切足以保證司法活動最低限度公正的客觀情況。傳統的司法公正往往只要求司法過程或者司法結果之一具有公正性。而現代司法公正則越來越要求至少應當具備（最低限度的）過程公正才能追求其結果公正，甚至對于英美法系國家而言，必須強調程序公正才能談得上司法公正。[42] 我國有學者認為，司法公正的“底線”就是司法辦案要具有的最起碼的程序標準。[43] 亦即，程序標準也是可以分等級的，高級別的標準就超過了其必備條件的要求。
（二）刑事司法公正的改善條件
所謂改善的條件，是指以改善為目標的條件，即人們為了提升司法公正的文明程度，提出了比司法公正的必備條件更高的要求。它們包括改善的主體條件、改善的主觀條件和改善的客觀條件等。而且，依據其改善的程度不同，它們都分別有一般改善的條件、良好改善的條件和優秀改善的條件三種等級。
1.改善的主體條件
如前所述，司法活動的主體包括司法行為的權力主體、司法活動的參與主體和司法活動的監督主體。因此，三種等級的條件均應涉及他們。一般改善的主體條件，要求司法行為的權力主體具備接近良好的業務素質和道德素養，要求司法活動的參與主體具備合法資格和合法參與的條件，甚至具有較好的參與意識，要求司法活動的監督主體具有接近良好的監督能力。這與必備條件的區別在于，一般改善的條件需要接近良好的條件，而必備條件只要達到合格水平就行。對良好改善的主體條件而言,它要求司法行為的權力主體具備良好的業務素質和道德素養，要求司法活動的參與主體具備合法資格和良好參與的條件，具有良好的參與意識，要求司法活動的監督主體具有良好的監督能力。而優秀改善的主體條件,是指要求司法行為的權力主體具備優秀的業務素質和道德素養，要求司法活動的參與主體具備合法資格和優秀參與的條件，具有優秀的參與意識，要求司法活動的監督主體具備優秀的監督能力。
2.改善的主觀條件
如前已述及，必備條件中的主觀條件，并不要求每個司法活動的主體都必須具有追求司法公正的目的認識。相對其必備條件而言，一般改善的主觀條件，應當要求司法活動的主體普遍有追求司法公正的觀念、認識或者目的，而且認識上明顯有更多的統一。而良好改善的主觀條件，要求人們有普遍認同的司法公正的觀念、認識或者目的，究竟持程序本位論、實體本位論還是并重論之立場，則在所不問。對于優秀改善的主觀條件來說，它要求絕大多數以上的人都有普遍認同的司法公正的觀念、認識或者目的，而且其內容應當為程序本位論或者（相對的）并重論。因為公平正義不僅應當得到實現，還應當以人們看得見的方式來實現。在一般情況下，公正的程序往往具有生成公正結果的內在品性，訴訟結果的公正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訴訟過程的公正性。[44] 另外，與程序公正有較強的確定性和可操作性不同的是，追求實體意義上的司法公正在實踐中可能有更多的局限性，實體公正本身在具體案件中也有一定的模糊性。[45] 特別是實體本位論有導致法院職權無限膨脹和人治主義的危險。[46] 所以，對現代司法而言，總體上實體本位論在可接受性方面不及程序本位論和（相對而非絕對的）并重論。
3.改善的客觀條件
如前所言，司法活動的過程、結果、時空條件、外部環境以及法制條件等一切足以保證司法活動最低限度公正的客觀情況，只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必備條件。然而，意圖改善的條件是要求更高的條件。就一般改善的客觀條件來看，它要求制度正義（法律制度的公正程度）為一般，要求司法的過程公正，在司法結果上其公正性與客觀事實符合程度應當達到60%以上。若此比例不足及格，則不宜認為其具備了一般改善的條件。對于司法的過程公正，它要求處于程序公正標準的底線上接近良好的程度，遵守訴訟法的規定，依法充分保障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訴訟權利，真正實現司法機關獨立行使職權，審判程序透明、公開、中立，依照法定期限辦案、結案等。[47] 對于前述結果公正的比例的考察和衡量，大致可從區分為個案結果的公正比例估算和某法域范圍之內案件總數的結果公正的比例統計兩方面來進行。那么，應該如何估算和如何判定呢？這主要是依靠綜合各方面具體情況來完成的。對此具體操作有待進一步認真研究。而良好改善的客觀條件是，法律制度的公正程度為良好，要求司法的過程公正，司法獨立和監督司法的狀況良好，在司法結果上其公正性與客觀事實符合程度大約達到75%以上。對于優秀改善的客觀條件來說，它要求法律制度的公正程度為優秀，要求司法的過程公正，在司法獨立和監督司法方面的狀況極佳，在司法結果上其公正性與客觀事實符合程度以及正確適用法律的程度均能夠大約達到85%以上。
值得指出的是，在上述三方面改善的條件和每一方面本身存在的三種改善等級之間，可能會發生某些排列組合的復雜關系，不同的組合將影響其改善條件的總體狀況。不過，等級高的客觀條件，通常是與等級高的主體條件和主觀條件相聯系的。
總之，司法公正的實現必須具備起碼的必備條件，否則就無公正可言。當然，具備了實現司法公正的必備條件，具有一定程度的公正性，這并不等于公正的實現將達到充分的程度。那么，司法活動的公正程度如何呢？在一國范圍內，整體上它取決于其各種改善條件的總體狀況。有學者認為，司法公正的程度取決于司法過程中對立法意圖貫徹的程度。[48] 筆者認為，該認識主要是從個案公正的角度而言的，但是仍然值得商榷，因為至少還要把制度正義的因素考慮進去。當前我國刑事法律在不斷地完善之中，使制度正義逐漸地向著更高的文明邁進。這將為促進司法公正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四、實現刑事司法公正的評判標準
司法公正與否？這是一種評價問題。其實，司法活動的監督主體往往又是評價主體。有評論者認為，近些年來，“司法公正”幾乎成為一句笑話。因為普通老百姓跟權勢分子打起了官司，十有八九會輸掉。其具體理由為：（1）你的請求如果在法律上站不住腳，你肯定會輸；（2）你的請求如果在法律上模糊，法官會做出傾向于權勢者的解釋，你也肯定輸；（3）你的請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腳，法官會挑其他的毛病，你也很可能會輸；（4）你的請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腳，法官又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他們會配合權勢者來調解，實際上是威脅性的調解，你可能會接受不公平的調解，可能會撤訴，也就是認輸；（5）你的請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腳，法官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你又不吃威脅那一套，那么法官就會拖，一個官司也許拖個幾年也不給你判，你相當于輸；（6）你的請求如果在法律上站得住腳，法官挑不出其他的毛病，你不吃威脅那一套，法官實在拖不下去了，可能會不得不判你贏，但判了之后無法執行，你還是得輸。[49] 應該說，這種認為“公正幾乎為笑話”的結論過于片面，幾乎走向極端。因為：其一，司法不等于老百姓跟權勢分子打官司；其二，其理由（1）正說明法律的公正；其三，其中后面5個理由所指的情形在一定范圍和程度上可能存在，但是它們不是我國司法的主要狀況。
那么，如何具體評判司法公正與否以及實現公正的程度呢？前文已述及實現司法公正的三個必備條件，它們實際上也可組合成一種評判標準或者評判依據。不過，成立條件（或者實現條件）與評判標準嚴格來講是有區別的，因為條件在前，評判在后。另外，這里的評判標準是指對司法過程和結果的公正價值進行評判的標尺與準繩（或者依據）。它不是僅僅限于對其實現條件的回溯性的檢查與評論，而是更側重于對司法效果進行的評價。因此，討論司法公正的評判標準，會涉及司法的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的問題。
關于司法公正的評判標準有哪些？目前法學界和實務界大致有三種代表性的觀點：（1）一個標準說（即“法律標準”說）。該說認為，司法公正要求司法主體在處理案件時只服從法律正義。[50] 司法公正是一種法律之內的正義，這意味著它是以合法性的形態存在著的正義。[51] 或者說，評判一個案件的公正與否，首先是注重它的法律性，即實體上的合法、程序上的合法、證據采用的合法和審判時限的合法，同時要允許它的內容的相對性存在，還要堅持裁判的專屬性和終局性，這樣才能在案件中把握公正。[52] 亦即，法律標準是指法院的裁判要符合法律的規定，違法裁判一定是司法不公正的裁判。法律標準派生出實體法的標準與程序法的標準。適用實體法是否公正，只能根據裁判結果做出判斷，法院只要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幅度內作出的裁判就是公正的。適用程序法是否公正，只能以適用程序法是否嚴格和正當作為標準，根據案件審理的過程和方式做出判斷。只要沒有違反程序法且程序正當，就是司法公正。[53] （2）兩個標準說。該說認為，司法應當追求法律標準與社會標準的統一性。[54] 法官不是辦案機器，可以運用自己的法治理念和法律智慧，在追求合法性時，同時追求合理性；在追求形式公正時，同時追求實質公正；在追求個案公正的法律效果時，同時追求普遍正義的社會效果。[55] 也就是說，一個完美的裁判既應符合法律標準，同時也應與一定的社會標準相符合。其中社會標準是以司法活動是否符合民意作為其評判標準的，它側重于從民俗、常理、倫理道德等角度來評判司法。司法公正的社會標準的表現形式主要是指廣大民眾以及社會輿論對法院裁判的態度是贊同還是反對。[56] 從刑事司法角度說，案件的處理是否有利于贏得人民群眾的支持和社會穩定，是否有利于瓦解犯罪，化解矛盾，是否有利于罪犯的教育改造和回歸社會，是否有利于減少社會對抗和促進社會和諧。[57]（3）三個標準說。目前它主要有兩種：①“法律標準、社會標準和政治標準”說。該說主張，司法應當追求法律標準、社會標準和政治標準的有機統一。要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確保所辦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程序合法、定性準確、寬嚴相濟、客觀公正，確保良好法律效果；必須堅持從有利于維護國家安全、維護社會大局穩定出發處理案件，確保良好政治效果；必須注意把握辦案時機，改進方式方法，注重化解社會矛盾，推進社會管理創新，爭取積極社會評價，確保良好社會效果。[58] ②“法律標準、社會標準和心理標準”說。該說認為，心理學研究中的公正感理論能夠為司法公正的評價標準提供更清晰的理解圖式及詮釋依據，也為司法公正的有效求得提供恰當的指引。據此，對司法公正的判斷，除法律標準、社會標準外，還要引入和兼顧一種心理標準。[59]
筆者認為，“法律標準”說盡管具有合理性，而且，法律是人民意志的根本體現，司法必須依法，法律標準也是司法公正的根本標準，但是，只有一個標準是不夠的。因為司法公正的法律標準以司法活動是否符合法律規定作為其評判標準，法官只要按照法定程序，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做出的裁判都是公正的。那么，在法律規則配套性規定不足之時，如何約束司法人員的自由裁量權呢？正如前文關于實現司法公正基本條件中的“嚴格制約”說所指出的那樣，司法自由裁量權的不當行使違背法治精神，如果對它沒有嚴格的制約就不可能真正遏制司法腐敗，更談不上實現更高層次的司法公正。另外，合法即公正嗎？在制度不正義的前提下，司法難言公正，充其量只是低級公正。還有，在合法卻明顯不合理甚至引發普遍民憤時，其中所謂的公正又值幾何呢？正如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指出，那種以法律專家自居，完全不顧及人民群眾的司法需求和實際感受的做法，千萬要不得。人民法院特別要重視辦案的社會效果，重視人民群眾對判決的認可和接受程度。[60] 的確，“一紙判決安萬民”的社會效果不可漠視。這也是兩個標準說的基本主張。然而，如何判斷社會效果呢？僅僅是以當事人鬧不鬧來判斷嗎？恐怕不行。因為還要考慮社會公眾對司法過程和結果所作出的（可能）反應，也就是說，必須考慮司法過程和結果的公眾可接受性。正所謂全社會都認為我們實現了公正，才叫真正的公正，這就是社會效果。[61] 既然社會標準很難有具體明確的標準，難以掌握和操作困難，那么，如何防止或者避免個別領導借兩個（或者后文所指的三個）效果的統一來實現地方或者個人的不正當利益或者不法利益呢？亦即，如何監督和約束他們的違法行為呢？或許可以從兩方面努力。其一，強調司法人員（業內和業外的）形象公正，以排除公眾的合理懷疑；其二，堅守法律的底線，即盡量在法律之內實現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一。當然，需要指出的是，雖然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往往是一致的，但是，在司法實踐中，法官有時會左右為難：若遵從法條，則因為有違民俗、道德、人情世故或者常理而使裁判得不到公眾的廣泛認同；若不拘泥于法律條文而過多考量法律目的和社會價值，則會于法無據或者枉法裁判。例如，大義滅親（故意殺人罪）和親親相隱（窩藏、包庇罪）等。對此，仍應依法對有刑事責任能力的行為人追究刑事責任，只是可以對其酌情從寬處罰以兼顧社會民情而已。甚至，當犯罪人不具有刑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依據現行刑法典第六十三條相關規定，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譬如，2008年作出終審裁判的許霆案就是一則實例。可是，若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發生沖突的情形，卻又無法直接在現行法的框架中妥善解決，則應該修正相關法律，以便使之有一定的余地才能靈活地應對將來的類似問題。建議在現行刑法典第六十三條中增設一款，補充規定“犯罪分子雖然不具有本法規定的免予刑事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報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也可以免予刑事處罰。”誠然，在作出此類修正之前，面對前述兩個效果沖突的情形，若依法可以（民事）調解或者和解的部分，爭取依法調解或者和解結案，依法不能調解或者和解的，則不能棄法于不顧，而應盡量在法律之內尋找更接近社會效果的變通辦法。甚至不妨考慮作出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對此類情況可以在判決中載明，建議在刑事執行階段減刑和假釋時予以特殊的從寬處理。
對于前述第二種三個標準說而言，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分類邏輯和討論意義上不及第一種三個標準說。然而，針對第一種三個標準說，也有人提出了質疑，認為社會效果、政治效果與法律效果的統一是一個偽命題。其主要理由是：只有各不相關，才需要統一。既然三者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談不上統一之說。另外，社會效果中的民眾是什么概念，一家一戶，某一上訪集體或者一區一縣的既得利益者，是否就代表了民眾？再者，政治效果絕不是某個領導所認為的效果，也不是地方保護主義情況下一地一市的效果，維護這樣的政治效果，當然必定與法律相違背。因此，追求法律效果本身，也就是最根本地、最大限度地維護了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正是由于人們人為地把社會效果、政治效果地方化和庸俗化，才造成了它們與法律效果的不相統一。地方某個領導對法官判案說一聲，要講政治呀，就會使法官不敢端平法律天平，法官要是過于理解所謂的“民憤”，將無法堅守自己的天職。正是由于這樣的理念，才導致司法能力建設步履維艱，才使本應理性、獨立的法官變為平庸的行政官員。[62] 筆者認為，對此質疑論值得商榷。其理由前后矛盾。前面說“各不相關才要統一，而三者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談不上統一”，后面說“（本來是統一的）因為人為地將之地方化和庸俗化了才造成了它們的不相統一”。其實，交叉關聯的事物也有統一與否的問題。例如，海峽兩岸人民頻繁地交往，對此不也有主張祖國統一論嗎？另外，對于民眾的概念，前文已指出不能僅限于當事人或者少數人，盡管應當保護每個人的合法利益，理應考慮當事人或者少數人的正當利益訴求，但是也要考慮到廣大群眾對司法過程和結果的可接受程度。還有，關于法官要不要講政治的問題，這里講的政治主要是指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而不是唯政治家之命是從。法官有政治使命，這是由法律本身就有政治上層建筑的屬性所決定的。的確，司法人員也不能聽命于違法的行政指令，只能服從正義的法律，在法律之內尋求達到（或者盡可能接近）三個效果統一的結果。因為任何人都沒有超越憲法法律的特權。
還要指出的是，有學者認為，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的實質就是法律效果與政治效果的統一。[63] 又有學者認為，政治性是司法工作追求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前提；社會效果是其最根本的追求目標，是實現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的最終目的；而法律效果則是最明顯的效果，是實現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有力手段。[64] 還有人認為，任何一部法律，當它制定出來后，它就已經體現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嚴格地依法司法，本身就是體現了“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相統一”。 [65] 由此看來，對三個效果的關系，人們認識不一。
筆者更傾向于認為，好的法律效果、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都是司法所追求的目的，它們之間有兩層目的關系。好的法律效果是司法追求的直接目的；好的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猶如豎立的一幣兩面，都是司法追求的終極目的。換言之，追求三個效果的高度統一，是在追求法律效果（法律公正）中所承載的社會效果（社會正義、公眾認同）和政治效果（社會秩序、社會穩定）的統一，也是追求正義和法秩序的統一。這一點和刑法目的是相契合的。[66] 最后，還要注意的是，三個效果統一的程度越高，意味著司法公正的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就越高。因為，三者中缺一都是遺憾的。這也是與實現司法公正的改善條件（包括制度正義的程度）的狀況相對應的。
五、小結
通過前文的初步論證，刑事司法公正，是要求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在刑事司法活動中，依法履行職責，正確適用刑事程序法和刑事實體法，能夠相對公平合理地處理刑事案件，做到各守其位，各司其職，使利害關系各方盡可能得其所應得。在刑事司法過程和結果中體現（一般）公開、相對公平、普遍公認的正義精神和原則。區分實現司法公正的必備條件和改善條件，不僅有利于深化關于司法公正的學術研究，而且，或許有助于更好地逐步提升司法公正的水平。具備了實現司法公正的必備條件，具有一定程度的公正性，這并不等于公正的實現將達到充分的程度。在一國范圍內，司法公正程度整體上取決于實現司法公正的各種改善條件的總體狀況。追求三個效果的高度統一，是在追求法律效果（法律公正）中所承載的社會效果（社會正義、公眾認同）和政治效果（社會秩序、社會穩定）的統一，也是追求正義和法秩序的統一。三個效果統一的程度越高，意味著司法公正的法治水平和文明程度就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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