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立恒 ]——(2012-6-21) / 已閱22534次
在大陸法系國家當中，由國內法明確規定公開審判的典型國家是日本。根據1946年《日本憲法》第37條的規定，公開的審判是刑事公正審判權的標準。
根據《歐洲人權公約》第6條第1款的規定，“在決定某人的公民權利和義務或者在決定對某人確定任何刑事罪名時，任何人有權在合理的時間內受到依法設立的獨立而公正的法院的公平且公開的審判。判決應當公開宣布，但基于對民主社會中的道德、公共秩序或者國家安全的利益，以及對民主社會中的少年的利益或者是保護當事人的私生活權利的考慮，或者是法院認為，在特殊情況下，如果公開審判將損害公平利益的話，那么可以拒絕記者和公眾參與旁聽全部或者部分審判。”[32]
1966年12月16日聯合國大會通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這是迄今為止最為全面、集中規定國際刑事司法準則的規范。可以毫無夸張地說，《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關于公正審判權的規定可以成為衡量一個國家的審判程序是否公正的最權威和最容易接受的標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款第2句規定：“人人享有法庭進行公正審判和公開審判的權利。”
在《歐洲人權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之后，一些區域性的人權公約也對公正審判的標準作出了明確規定。比較典型的就是1969年通過的《美洲人權公約》和1981年通過的《非洲人權和民族權憲章》。根據《美洲人權公約》第8條第5款的規定，除非為了保護司法利益的需要，刑事訴訟應當公開進行。
（二）公開審判的內涵
公開審判包括如下幾層含義：第一，公開審判不僅包括審理過程公開，而且包括審理結果公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第13號一般性意見當中指出，即便拒絕民眾列席旁聽，作出的判決，除了嚴格規定的某些例外判決之外，應予公開。第二，公開審判不僅包括向當事人公開，而且包括向社會民眾以及新聞媒體公開。人權事務委員會在第13號一般性意見當中指出，第14條第1款還確認，法庭有權基于該款所述的理由拒絕所有或部分民眾列席旁聽。[33]第三，公開審判不僅要求審判過程向社會公開，而且要求法庭成員公開。在秘魯，盡管根據反恐怖主義法可以采取蒙面審判的方式，但在Poly訴秘魯案件和Arredondo訴秘魯案件中，人權事務委員均認為蒙面審判違反了公開審判原則。
值得說明的是，獲得公開審判既是訴訟當事人享有的一項權利，也是社會公眾所享有的一項權利。正因如此，在范·梅爾斯訴荷蘭案件中，人權事務委員會強調，公開審判是國家應該履行的一項義務，而不取決于當事方的任何請求；如果部分公眾有此希望，國內立法和司法實踐都必須提供公眾出席旁聽的可能性。在該案件中，人權事務委員會進一步指出，國家的公開審判包括如下義務：使口頭審訊的時間和地點的信息為公眾所知曉，并為感興趣的公眾提供出席旁聽的適足設施，在合理的限度內，考慮若干因素，如公眾對該案的潛在興趣，口頭審訊的持續時間，以及作出對公開性的正式請求的時間。[34]由此可見，公開審判應當采用口頭的方式進行。
公開審判原則并非絕對的，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也可以不公開。對此，《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4條第1款第3句規定，由于民主社會中道德的、公共秩序的或國家安全的理由，或當訴訟當事人的私生活的利益有此需要時，或在特殊情況下法庭認為公開審判會損害司法利益因而嚴格需要的限度下，可不使記者和公眾出席全部或部分審判；但對刑事案件或法律訴訟的任何判決應公開宣布，除非少年的利益另有要求或者訴訟系有關兒童監護權的婚姻爭端。此外，公開審判在一審程序當中比較嚴格，而在上訴審理當中并沒有那么嚴格。一般而言，除了例外情形之外，一審程序都應當實行公開審判，而在上訴審程序當中，可以實行書面審理。之所以允許上訴審程序實行書面審理，主要是因為，在上訴審理過程中，往往實行法律審理，不調查事實，沒有必要嚴格貫徹直接言詞原則。盡管上訴審程序可以實行書面審理，但是上訴審理結果應該公開。[35]
由上述可見，公開審判制度使得公民有權進入法庭旁聽審判，直觀地感知控辯雙方的舉證、質證、認證過程，從而能夠真切地了解案件事實與有關的法律適用問題，增強對法院裁判的認同感，從而有效避免民眾與法院裁判之間的沖突。這正如德國學者所言：“公開審判能夠加強公眾對司法的信賴。”[36]
四、基本經驗與啟示
上述治安法官、陪審、調解、法庭之友、公開審判等制度在不同程度上能夠緩解法院裁判與民意的沖突，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1．通過賦予公民審判權使得裁判能夠吸納民意以緩解法院裁判與民意之間的沖突。如前文所述，法院裁判與民意發生沖突的原因之一即是法官與普通公民之間由于知識背景與思維方式的差異而導致對刑事案件的不同認識。治安法官制度和陪審制度的建立，使得公民得以分享職業法官的審判權，這樣裁判本身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經融入了民眾的經驗、知識、觀念，實現了法院裁判與民意的融合，因而能夠實現法院裁判與民意沖突之間的緩解。
上述制度形式中，陪審制度與治安法官制度應當是這一經驗的集中體現。就陪審制度而言，通過陪審團的審判活動，公眾有了廣泛參與司法活動的機會，法院的裁判也能夠反映公眾的道德信念。
就治安法官制度而言，正如皇家委員會在闡釋治安法官相對于領薪法官的價值時所指出的，“如陪審團審判一樣，它給予了公民參與法律執行的機會。它強調這樣一個事實，即普通法原則，甚至法規的語言，都應當……可以被任何明智的未經專門訓練的人所理解。它的延續阻止了普通公眾意識中的疑慮的增長，他們認為法律是神秘的，應當留給專業階層，與非專業人士理解的正義并沒有多大關系。[37]非專業的參與者比專家更能代表地方社會公眾，他們建立起了法院和地方事務之間的聯系。普遍而言，非專業的參與者擁有取自法院當地社會環境的非正式的經驗知識。非專業人士的介入為作出判決注入了現實主義的因素和公眾的價值觀，從而使得法律和法律程序不再那么神秘。此外，非專業人士還被認為更易于接近，更靈活，那么嚴苛無情，而且他們的推理建立在理性、平等和公平的基礎之上。奧德·LJ在其《2001年英格蘭和威爾士刑事法院評論》中指出“治安法官對于非專業人士參與刑事司法體系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這一點不應被低估。和陪審團不同，他們是志愿者，他們把公眾意識中的偏好帶到他們的工作中，而且在招募方式和培訓方面，比陪審團更有助于在不同層面更好地反映社會公眾的觀念。[38]
治安法官和陪審制度通過在不同程度上吸納民眾從事審判工作，一方面能夠使得法院對案件事實的認定更能體現民意，從而更能夠為社會公眾所接受；另一方面也能夠制約法官擅權，這兩方面都有助于審判公正的實現。
2．通過賦予公民參與審判過程或結果并發表意見的權利以緩解法院裁判與民意的沖突。在一定時期內，有機會行使審判權的公民畢竟是少數。對于沒有機會行使審判權的公民，如果公民發現了與本案有關的情況、與本案的處理有一定的關系等情形，若能夠賦予其參與法院審判并發表意見的權利，也有助于緩解法院裁判與民意的沖突。
美國的VOM調解模式與“法庭之友”制度就是這一經驗的典型代表制度。
美國的VOM調解模式實際上實現了刑事審判過程從“國家主義”向“社會與國家分權”的轉變。“國家竊取了沖突”的傳統刑事司法是以國家壟斷刑罰權為表征的，不論在對抗式訴訟中，還是在辯訴交易等合作機制中，國家在刑事司法中占據壟斷地位，社會力量幾乎沒有發揮作用的余地。而在VOM模式中，社會力量在司法決策中的有效參與，顯露出刑事司法社會化的某些跡象。這表明，刑事司法已經不再是國家一統天下了，社會力量已經成功實現了與國家的分權。
法庭之友制度在這方面的積極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法庭之友”的參與將有關民眾對本案處理的某些觀點帶到了法庭中來，供法官作出裁判時參考，這樣其實際上將民主精神貫徹到法院的審判活動中來，避免了司法權運作的官僚化。
3．通過賦予公民對審判過程與結果的知情權以緩解法院裁判與民意的沖突。由于法院裁判與民意發生沖突有時是由于媒體報道的不全面、消息傳播過程中的失真以及公民對法律適用知識不足等原因所造成的，對于沒有行使審判權，也沒有機會或者意向在法庭上發表其意見的公民，賦予其旁聽法庭審判的權利，也有助于其準確了解案件事實與相關法律以及法官認定案件事實與適用法律的過程，從而避免或減少沖突的發生。
公開審判制度就是這一經驗的體現。公開審判制度使得公民有權進入法庭旁聽審判，直觀地感知控辯雙方的舉證、質證、認證過程，從而能夠真切地了解案件事實與有關的法律適用問題，增強對法院裁判的認同感，從而有效避免民眾與法院裁判之間的沖突。這正如德國學者所言：“公開審判能夠加強公眾對司法的信賴。”[39]
4．通過審判公開的制度保障緩解法院裁判與民意的沖突。增強審判的公正性，包括審判程序與審判結果的公正性，從而增強裁判過程與結果的可接受性，使得公眾對法院裁判滿意，當然能夠化解法院裁判與民意的沖突。
上述制度在促進審判公正方面都發揮著不同的作用。
公開審判制度本身就是公正審判的要素之一，公開審判可以保障政府和其機關在追溯犯罪時不違反有關正當法律程序的規定，保護被告人的基本權利，如享有辯護權、質證證人的權利等。暗箱操作已越來越多地被現代法治國家所抨擊和克服。因為一切骯臟的事情都是在暗箱作業中完成的，追求正義的法律程序必然是公開的、透明的。[40]正如杰里米·邊沁所言：“沒有公開就沒有正義，公開是正義的靈魂。它是對努力工作的最有利的鞭策，是對不當行為最有效地抵制，它使法官在審判時保持法官的形象。[41]
此外，如前文所述，除上述避免或者緩解法院裁判與民意沖突的典型制度外，建立健全其他制度形式，促進刑事審判的公正性，也是緩解法院裁判與民意沖突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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